各地法院对案情和性质基本相同的案件作出较大差距的判决是否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各地法院对案情和性质基本相同的案件作出较大差距的判决，是否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虽然判决差距本身不一定直接等同于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如果这种差距并非源于案件之间客观存在的、法律允许的差异，而是由于司法操作、地方保护主义、法官个人偏见等非法律因素造成的，那么它就构成了对这一核心原则的严重挑战。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内涵。它不仅仅意味着法律条文对所有人都适用，更强调的是在司法实践中，相同情况下的处理结果也应当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当案件的法律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条文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基本一致时，不同法院之间或者同一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在最终判决上的差异不应该过大。这种平等，是实质上的平等，而非形式上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判决差距，以及这些差距可能如何触碰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底线呢？
一、 表面上的“相同”与实质上的“不同”
首先，我们要警惕对“案情和性质基本相同”的简单判断。在法律领域，即便是微小的细节差异，也可能导致法律适用和判决结果的巨大不同。
证据的收集和采信： 即使案件的表面情节相似，但双方提供的证据质量、证据链的完整性、以及法官对证据的采信程度，都可能天差地别。一方可能搜集了详实的证据，另一方则证据薄弱，这自然会影响判决。
法律适用中的细微之处： 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并非总是机械的。对于同一条法律，不同法官在理解和把握上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尤其是在涉及自由裁量权的部分。例如，关于“情节是否严重”、“是否构成从轻处罚的情节”等判断，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个案的特殊情况： 即使是看起来相似的案件，也可能存在一些未被公开披露的、但对案件性质和判决有影响的特殊情况。比如，当事人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认罪悔罪的态度等，都可能在量刑时被考虑。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案情和性质基本相同”这个表面判断，而忽略了上述潜在的实质差异，就容易误判。
二、 导致判决差距的“非法律因素”：真正的“平等”杀手
真正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面临严峻挑战的，是那些源于非法律因素的、不合理的判决差距。 这些因素才是侵蚀司法公正的“毒瘤”。
1. 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指导意见的差异： 虽然我国有统一的法律体系，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最高人民法院会发布司法解释，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也会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如果这些解释和意见在实践中存在解释上的偏差，或者某些地方性规定与上位法精神不符，就可能导致判决尺度的不一致。
2.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潜在的滥用： 法律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为了让法官能够结合具体案情，做出最恰当的判决。但这种自由裁量权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可能被滥用，表现为：
个人偏见： 法官个人的成长经历、价值观念、甚至对某一类案件或人群的固有印象，都可能在不自觉中影响其判决。例如，对特定行业、特定群体，或者某个特定人物，法官可能存在先入为主的好恶，从而影响其对证据的判断和量刑的尺度。
“和稀泥”倾向： 尤其是在一些民事案件中，为了避免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或者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法官可能会倾向于做出一个“折中”的判决，但这可能与法律的明确规定相悖。
“求稳”心态： 有时，法官为了避免成为“出头鸟”，或者担心自己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推翻而承担责任，可能会选择一种“最安全”的判决方式，即使这种方式并非最符合法律精神。
3. 地方保护主义：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且严重的挑战。在一些案件中，当地法院可能为了保护当地企业、维护地方经济利益、或者出于地方官员的压力，而对本地当事人给予不当的倾斜，导致对外地当事人或本地“不受欢迎”的当事人作出不利判决。例如，在合同纠纷中，一个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发生纠纷，可能当地法院更倾向于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
4. 程序性因素的差异： 尽管程序法是统一的，但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可能存在差异。例如，证据的调取程序、庭审的规范程度、信息公开的透明度等，如果存在显著差异，也可能影响案件的最终走向。
5. “关系”和“人情”的影响： 这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因素。如果司法系统未能完全摆脱“人情”和“关系”的干扰，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形同虚设。即使案情再相似，背后的人脉关系不同，判决也可能大相径庭。
三、 判决差距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违反程度
那么，这些差距是否就直接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如果差距源于案件本身的客观差异，或者法律允许的审判灵活度，那么不能直接断定为违反。 法律需要有一定弹性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这种弹性的体现。
但如果差距源于上述的“非法律因素”，尤其是那些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因素，例如地方保护主义、法官偏见、以及“关系”的干预，那么这无疑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严重践踏。 这种差距扭曲了法律的本意，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让当事人丧失了对公平正义的信心。
四、 如何解决不合理的判决差距，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了减少不合理的判决差距，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统一法律适用尺度： 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强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及时出台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加强法官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 提高法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引导法官公正裁判，避免个人偏见和主观臆断。
强化审判监督和风险防控： 建立健全有效的审判监督机制，对可能出现量刑畸轻畸重、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的案件进行纠正。推进司法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加大对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跨区域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审理。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进一步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案件的审理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提高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通过公开透明的审判过程、公正独立的司法判决，逐步赢得公众的信任，减少对“关系”的过度依赖。
总而言之，各地法院对案情和性质基本相同的案件作出较大差距的判决，如果这种差距是基于非法律因素，而非案件本身的客观差异，那么它就严重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神圣的原则。这是对法治的否定，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 追求法律面前的实质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永恒的课题，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内涵。它不仅仅意味着法律条文对所有人都适用，更强调的是在司法实践中，相同情况下的处理结果也应当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当案件的法律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条文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基本一致时，不同法院之间或者同一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在最终判决上的差异不应该过大。这种平等，是实质上的平等，而非形式上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判决差距，以及这些差距可能如何触碰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底线呢？
一、 表面上的“相同”与实质上的“不同”
首先，我们要警惕对“案情和性质基本相同”的简单判断。在法律领域，即便是微小的细节差异，也可能导致法律适用和判决结果的巨大不同。
证据的收集和采信： 即使案件的表面情节相似，但双方提供的证据质量、证据链的完整性、以及法官对证据的采信程度，都可能天差地别。一方可能搜集了详实的证据，另一方则证据薄弱，这自然会影响判决。
法律适用中的细微之处： 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并非总是机械的。对于同一条法律，不同法官在理解和把握上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尤其是在涉及自由裁量权的部分。例如，关于“情节是否严重”、“是否构成从轻处罚的情节”等判断，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个案的特殊情况： 即使是看起来相似的案件，也可能存在一些未被公开披露的、但对案件性质和判决有影响的特殊情况。比如，当事人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认罪悔罪的态度等，都可能在量刑时被考虑。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案情和性质基本相同”这个表面判断，而忽略了上述潜在的实质差异，就容易误判。
二、 导致判决差距的“非法律因素”：真正的“平等”杀手
真正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面临严峻挑战的，是那些源于非法律因素的、不合理的判决差距。 这些因素才是侵蚀司法公正的“毒瘤”。
1. 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指导意见的差异： 虽然我国有统一的法律体系，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最高人民法院会发布司法解释，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也会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如果这些解释和意见在实践中存在解释上的偏差，或者某些地方性规定与上位法精神不符，就可能导致判决尺度的不一致。
2.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潜在的滥用： 法律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为了让法官能够结合具体案情，做出最恰当的判决。但这种自由裁量权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可能被滥用，表现为：
个人偏见： 法官个人的成长经历、价值观念、甚至对某一类案件或人群的固有印象，都可能在不自觉中影响其判决。例如，对特定行业、特定群体，或者某个特定人物，法官可能存在先入为主的好恶，从而影响其对证据的判断和量刑的尺度。
“和稀泥”倾向： 尤其是在一些民事案件中，为了避免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或者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法官可能会倾向于做出一个“折中”的判决，但这可能与法律的明确规定相悖。
“求稳”心态： 有时，法官为了避免成为“出头鸟”，或者担心自己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推翻而承担责任，可能会选择一种“最安全”的判决方式，即使这种方式并非最符合法律精神。
3. 地方保护主义：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且严重的挑战。在一些案件中，当地法院可能为了保护当地企业、维护地方经济利益、或者出于地方官员的压力，而对本地当事人给予不当的倾斜，导致对外地当事人或本地“不受欢迎”的当事人作出不利判决。例如，在合同纠纷中，一个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发生纠纷，可能当地法院更倾向于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
4. 程序性因素的差异： 尽管程序法是统一的，但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可能存在差异。例如，证据的调取程序、庭审的规范程度、信息公开的透明度等，如果存在显著差异，也可能影响案件的最终走向。
5. “关系”和“人情”的影响： 这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因素。如果司法系统未能完全摆脱“人情”和“关系”的干扰，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形同虚设。即使案情再相似，背后的人脉关系不同，判决也可能大相径庭。
三、 判决差距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违反程度
那么，这些差距是否就直接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如果差距源于案件本身的客观差异，或者法律允许的审判灵活度，那么不能直接断定为违反。 法律需要有一定弹性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这种弹性的体现。
但如果差距源于上述的“非法律因素”，尤其是那些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因素，例如地方保护主义、法官偏见、以及“关系”的干预，那么这无疑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严重践踏。 这种差距扭曲了法律的本意，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让当事人丧失了对公平正义的信心。
四、 如何解决不合理的判决差距，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了减少不合理的判决差距，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统一法律适用尺度： 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强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及时出台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加强法官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 提高法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引导法官公正裁判，避免个人偏见和主观臆断。
强化审判监督和风险防控： 建立健全有效的审判监督机制，对可能出现量刑畸轻畸重、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的案件进行纠正。推进司法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加大对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跨区域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审理。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进一步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案件的审理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提高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通过公开透明的审判过程、公正独立的司法判决，逐步赢得公众的信任，减少对“关系”的过度依赖。
总而言之，各地法院对案情和性质基本相同的案件作出较大差距的判决，如果这种差距是基于非法律因素，而非案件本身的客观差异，那么它就严重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神圣的原则。这是对法治的否定，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 追求法律面前的实质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永恒的课题，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
网友意见
在早年银行系统并不那么完善和繁琐，我市曾有一银行职员，以帮人办高息储蓄为诱饵，骗了很多人把储蓄款给了他。
这是基本案情。
这些钱自然是没到银行手里，后来受害者越来越多，也有些早期的大额储户要提款，嫌疑人资金流出现了问题，最后掩盖不住，嫌疑人自己跑去自首了。
嫌疑人自然是没钱还的了，受害者好几百，有律师出主意了，嫌疑人没钱，没事，我们追银行拿钱去。
诉讼这事看证据，所有原告统一提交的证据，只有一样，存折。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提交的是正规存折，有银行盖章，后来就都判胜诉了，除了一件。
这件的当事人姓马，姑且叫马先生，他就混在这些原告中间，是几百件系列案的其中一件，他没胜诉是因为我们调了公安卷，在供述中，嫌疑人谈到一个细节，马先生和他比较熟，马先生的存折并不是在营业部交给他的，是在马先生办公楼当面给他的。
其他的原告，是在营业部办的业务，领取银行派发的存折，有对应金额，有银行盖章，我们认为这构成了表见代理，银行承担责任。马先生并不是在正规场所交付金额和领取存折，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故不予支持的诉讼请求。
所以啊，不说不同法院不同判决，同一法院，案情基本相同证据一样也是有不同判的。
“基本”两个字就和我们说的“原则上”一样不靠谱。
当然不排除也有法院对法律理解不透彻和蠢的……
像上年6月，我们还收到因为没看过新的《民诉法》司法解释错误移送的案件……要知道这个司法解释在上年2月就开始施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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