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唐汉奸少？宋明汉奸多如牛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剖析，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归咎于人的道德品质。这其中涉及到国家体制、民族认同、文化观念、军事实力乃至于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一、 汉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大一统”的政治遗产
汉唐时期，尤其是汉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帝国。这种“大一统”不仅仅是疆域上的统一，更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合。
强大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 汉朝奠定了汉民族的主体地位，汉文化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象征。儒家思想强调“君臣父子”的忠义观念，对国家和君主的效忠被视为最高道德。汉武帝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唐朝则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文化自信，开放包容的唐文化吸引了无数周边民族，汉族主体意识更加牢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背叛国家，投靠外族，是一种被普遍唾弃的罪行，不仅违背政治伦理，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异端”。
“大一统”政权的强大执行力和威慑力： 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国家能够有效地动员和调配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一旦出现“汉奸”，强大的国家机器会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和制裁，这种威慑力无疑会减少潜在的投敌行为。想想汉朝对匈奴的战争，虽然屡次失败，但汉朝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北部边疆的控制，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汉族士族投降匈奴的事件。唐朝更是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边疆治理能力，将“胡人”挡在长城之外，或者通过册封、羁縻等方式将其纳入统治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汉族与外族的直接、激烈的冲突，从而也减少了“投靠”的可能性。
“汉奸”的定义与当时社会观念： 在汉唐时期，能够被称为“汉奸”的，更多的是指那些背叛汉族政权，投靠到与汉族有明显文化和政治差异的强大外族（如匈奴、突厥）的官员或将领。对于那些被征服的地区，特别是汉族人口占比较高的地区，如果因为战败而归附新的统治者，其性质和动机与主动投靠、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有所不同。当时的社会对此的区分可能更加复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汉奸”行为，在当时更多地体现在主动的、以损害本民族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上。
军事力量和边疆策略： 汉朝通过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反击，将匈奴赶到漠北，大大缓解了北方的威胁。唐朝更是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将疆域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突厥、吐蕃等外族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强大的军事实力，意味着汉唐政权能够有效抵御外族入侵，也使得那些可能想要投靠外族的汉族人，在看到本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时，有所顾忌。
二、 宋明：外患频仍与内忧外患下的艰难抉择
相比之下，宋明时期，中国经历了更为频繁和残酷的外族入侵，尤其是在北方。这些入侵者往往在文化和政治上与汉族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且在某些时期，其军事实力甚至一度压倒宋明。
生存危机与“保境安民”的压力： 宋朝自建立以来，就面临着辽、西夏、金、蒙古等强邻的威胁。尤其是北宋，长期处于“积弱”状态，与辽、金签订屈辱性的“澶渊之盟”和“绍兴和议”，付出了高额的岁币。南宋时期，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偏安一隅，最终还是被蒙古所灭。明朝虽然驱逐了蒙古，建立了汉族王朝，但其北境始终受到蒙古残余势力和后来的女真（满洲）的骚扰。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方官员、将领，甚至是一些文人，面对强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为了“保境安民”，为了维护当地百姓的生存，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甚至归降。
“汉奸”定义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在宋明时期，“汉奸”的定义也变得更加复杂。
政治制度的差异： 辽、金、元、清等政权，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文化习俗上与宋明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政权内部的统治方式，往往需要拉拢、收编原有的汉族官僚士大夫阶层来维持统治。因此，对于那些在旧王朝灭亡后，选择在新王朝任职的汉族官员，其行为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但其动机可能更为复杂，既有 survival（生存）的考量，也有对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认可。
民族冲突与文化隔阂： 辽、金、元、清的统治者，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吸收了汉文化，但其民族属性和统治策略，在许多时期都表现出对汉族的压迫和歧视。这使得投靠这些政权的汉族人，往往会背负更沉重的道德谴责。同时，这些入侵政权的统治者，也倾向于笼络那些有能力、有地位的汉族士人，以巩固其统治。
士族阶层及其影响力： 宋明时期，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对国家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当王朝走向衰落，面临灭亡危机时，这个阶层的命运也与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一些士大夫，在经历政治动荡后，为了仕途，为了延续家族的荣耀，选择了在新王朝效力。他们的行为，很容易被后世视为“汉奸”。例如，南宋灭亡后，许多南宋遗臣选择在新朝仕官，虽然他们认为自己只是顺应潮流，但很多人也被后世的史书定性为“汉奸”。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 辽、金、元、清等政权，其文化和意识形态与汉族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蒙古族和满族有着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与汉族的农耕文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一些汉族士人可能会因为不适应或者被同化，而出现“文化汉奸”的现象，即在思想、言行上背离汉族传统文化。
“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无奈： 战争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一些情况下，一些汉族人投靠外族，可能是出于对战乱的恐惧，对生命安全的担忧，以及对重建秩序的渴望。在一些地区，外族统治者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统治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恢复生产，保障百姓生活，这使得一些人会选择“胳 schafft ein ruhiges Leben”，而不是继续在战乱中挣扎。
三、 总结
总而言之，汉唐时期“汉奸”相对较少，并非简单地因为汉族人道德水平更高，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更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 汉唐时期，汉民族主体意识和文化凝聚力更强，汉文化具有更高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2. 更稳固的“大一统”政权： 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有效的国家机器，提供了更强的抵御外侮和内部稳定的能力。
3. 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汉唐时期，虽然也有外族威胁，但整体而言，汉朝成功地将主要威胁推到了塞外，唐朝更是建立了强大的边疆控制体系。
4. “汉奸”定义的严苛性： 在汉唐时期，投靠与汉族文化、政治差异巨大的外族，且行为恶劣者，才会被视为真正的“汉奸”。
而宋明时期，“汉奸”的出现则更为普遍，原因在于：
1. 长期的外患和生存压力： 宋明时期，中国屡次面临强大的外族入侵，国家生存受到严峻考验。
2. 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 入侵政权与宋明政权在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上存在显著差异，增加了“投靠”的道德和文化上的隔阂。
3. 社会动荡和“保境安民”的考量： 战乱频仍，一些地方官员和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妥协和归顺。
4. 士大夫阶层的复杂心态： 在王朝更迭之际，士大夫阶层的选择往往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政治考量、家族利益以及个人前途。
当然，历史的评价是复杂的，简单地将某些行为定性为“汉奸”也可能忽略了当时的具体情境和当事人的无奈。然而，从宏观的历史趋势和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汉唐时期更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实力，确实使得“汉奸”现象相对不那么突出。而宋明时期，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历史的洪流裹挟了更多人的身不由己，也让“汉奸”的身影在历史的长卷中显得更为密集。
网友意见
因为日本在汉唐的时候还是几十万几百万人口的野蛮小邦，到宋明已经是一两千万人口的文明大国，到清民更了不得，所以汉奸一代比一代多。
唐朝的汉人可以投靠吐蕃当汉奸，汉朝的汉人就没这个条件。
汉朝的汉奸是什么情况？例如汉朝开国功臣燕王卢绾，因看到刘邦诛杀异姓王发牢骚被告发而造反，然后跑路匈奴，甚至到此时卢绾还不死心，还在长城边等着刘邦的大赦，后来是因为刘邦死了他才死心。
《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
……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於是上曰：“卢绾果反矣！”
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赦燕吏民与反者。使樊哙击燕。
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侯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馀，死胡中。
再例如宦官中行说，人家本来就不想去匈奴，但是汉文帝非让他去出使匈奴，进而惹恼了他，索性当了汉奸。
《史记卷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室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后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而中行说复事之。
又如将军李陵他是因为被传错名字，汉朝人把李绪误传为李陵而将其家族灭，之后李陵杀死仇人李绪后又因为匈奴单于的厚待而当了汉奸。
《汉书》：……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
……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余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人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然后在东汉时期就更是谁当汉奸谁傻逼了（北匈奴远遁，南匈奴日常被刷经验，西域大部分是班超这样的猛男，羌人也是不停被刷经验）
所以汉朝一是够强，大部分时间确实不值得当汉奸。二是汉朝当汉奸的那些人也都多少有点正经原因，像李陵这样的后世还得到了不少同情，三是汉朝的这些汉奸对汉朝的负面影响有限。而宋朝的刘豫，赵构，秦桧。明朝的朱祁镇，洪承畴，吴三桂等人。一是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二是宋明此时太拉胯，三是这些人当汉奸的原因也太低级了，太恶心人了，那自然就会让人觉得宋明汉奸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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