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五胡十六国多汉奸呢？
首先，让我们明确几个概念：
“汉奸”：这个词通常带有强烈的贬义，指代背叛自己民族利益、投靠敌对民族或政权的人。它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词语，在历史分析中应谨慎使用。
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04年—439年）：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北方由多个由非汉族建立的政权（“五胡”，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统治，南方则由汉族建立的政权（“十六国”中的部分，以及后来的东晋）统治。这个时期，中原汉族政权屡次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灭，汉族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压迫。
为什么会有“五胡十六国多汉奸”的这种感觉或说法呢？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叙事的视角与强调：
汉族为主体的史观： 传统的中国史书，如《晋书》、《魏书》等，很大程度上是以汉族王朝的视角来书写的。在这些史书中，那些帮助少数民族政权压迫汉族同胞，或者为少数民族政权效力的人，自然会被描绘成“汉奸”。
强调民族矛盾与斗争： 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冲突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历史书为了突出这种斗争的残酷性，也为了巩固后来的汉族王朝的正统性，往往会强化对“汉奸”的批判，以此来彰显民族气节和忠诚。
“汉奸”概念的演变： “汉奸”这个概念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汉奸”这个词汇，但那些为少数民族政权服务的汉族官员和士族，确实在客观上帮助了这些政权统治汉族人民，因此在后世的评价中容易被打上“汉奸”的烙印。
2. 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与生存策略：
政权更迭频繁，生存是第一位的：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一个政权可能存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灭亡了。在这种极端动荡的环境下，汉族士族和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当时掌握实权的统治者。
政治策略与权力结构： 少数民族政权在建立初期，往往缺乏成熟的政治制度和人才。为了能够有效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需要吸收和利用当地汉族士族的力量和经验。汉族士族为了在新的政权中获得地位、保护家族利益，不得不选择与新政权合作，甚至是积极参与政权建设。
“投降”与“合作”的界定模糊： 对于很多汉族官员和士族来说，他们可能并非主动背叛民族，而是处于一种不得不选择的境地。当自己的国家灭亡，民族被征服时，他们可能选择“归顺”新政权，继续为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民众的生计做出贡献。这种行为在当时的语境下，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策略，而非简单的“卖族求荣”。
3. 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现实：
并非所有汉族人都被压迫： 虽然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但并非所有汉族人都处于被奴役或迫害的状态。有些少数民族政权也试图推行一些相对开明的政策，吸引汉族士人参与治理。
有限的合作与共存： 在某些政权下，汉族士族甚至可以参与到行政、文化等领域，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族矛盾。这种有限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稀释了纯粹的“民族对抗”的叙事。
文化影响力的作用： 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在统治汉族占人口大多数的地区时，也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甚至主动吸收汉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
4. 少数汉族政权自身的局限性：
东晋的南迁与“偏安”： 东晋政权南渡后，失去了对北方的统治权。虽然名义上是汉族政权，但其本身的实力和影响力有限，无法有效抵抗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北方汉族人民自然会有“被遗弃”的感觉。
内部的政治斗争与分裂： 即便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派系分裂，这也会削弱其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间接导致汉族人民在面对少数民族政权时的无力感。
具体来说，为什么会让人产生“多汉奸”的感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细化：
大量的汉族官员和士族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担任要职： 例如，前秦时期，汉族官员如王猛、权翼、王秉等人在苻坚身边扮演了重要角色，帮助前秦统一北方。后赵时期，也有汉族官员如郭敷、张遇等人在政权中任职。虽然他们的动机复杂，有的是出于政治野心，有的是出于保护家族，有的是出于对统一的认同，但他们的存在确实让一些人认为他们背叛了汉族利益。
少数民族政权利用汉族士人的依附性： 许多少数民族君主懂得利用汉族士人的文化优势和管理经验，通过授予官职、给予优待等方式，拉拢他们为自己服务。这些汉族士人为了个人或家族的利益，自然会选择依附。
反抗失败后的无奈选择： 当汉族政权灭亡，反抗力量被镇压后，许多汉族人民只能选择“顺从”来维持生存。这种“顺从”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很容易被贴上“汉奸”的标签。
对“汉奸”定义的宽泛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对汉族王朝忠诚度不高的行为，或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少数民族政权效力的行为，都可能被后人套用“汉奸”这个词来评价。
总结：
“五胡十六国多汉奸”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简化和带有情绪化的历史解读。真实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个人和群体的选择也因时因地而异。大多数时候，汉族士族和民众的选择是出于生存的压力、政治的现实以及对混乱局面的应对。
与其简单地指责“汉奸”，不如更深入地理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认识到在极端环境下，个体和群体为了生存所做的各种努力和选择。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冲突并存的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与吸收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用简单的道德评判来衡量复杂的历史现象，往往会失之偏颇。
网友意见
是啊，很多人总是认为自己在主体民族统治下，就是人上人了。南渡过江的士族多是黄河以南和司马睿联系较深的世家大族；至于河北士族很难越过黄河长江去投奔你晋、你凉。王猛弱冠之年，恰好是公元345年，门阀政治蒸蒸日上之际，东晋政权寒素弟子比例仅仅占1.8％。作为一个单寒士人，没有门第可依靠，没有宗族乡里部曲佃客奴婢为资本，作为后赵人王猛凭什么要为东晋效力？
再说一句不是什么人都能过江的，东晋可不欢迎那么多的流民，即使郗鉴经历千辛万苦，带领宗族乡里佃客越河渡淮，然而又能怎么样呢？王师可不欢迎您，别自作多情了。这么多的流民让我晋老为难了，流民纪律性差，多打家劫舍、亡命之徒，大晋又难以掌控流民军队，况且富庶的三吴土地就那么多，凭啥要给流民？得罪了三吴豪强，大晋还要不要立足？别给大晋添乱，就是你们最大的功劳了，好好在北方抗胡吧。
“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大体上是屯驻合肥，未得过江。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而至建康，这在当时是通例。”——《东晋门阀政治》
有脸责怪北方士人么？
（荀）羡谓（贾）坚曰："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节！吾束脩自立，涉赵历燕，未尝易志，君何匆匆相谓降乎！"
牛晋之政
大较江东政，以伛儛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
南望王师又一年？？结果
时石季龙新死，其国大乱，遗户二十万口渡河，将归顺，乞师救援。会裒已旋，威势不接，莫能自拔，皆为慕容皝及苻健之众所掠，死亡咸尽。
很多人说我在这里不谈论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观念，我不了解宋以后的民族观念，但是魏晋南北朝是没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且不说华夷之辩也不等于近代的民族主义意识。
姚大力则认为从留下来的大量史料来看，大多数人对元的抵制，还是出于忠诚于旧王朝的动机；对他们从种族观念出发的民族主义意识，不应当想当然地予以过高的估价。至于个中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简单地讨论过了。有些学者现在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原民族主义”的萌发时期。在我看来，这种“原民族主义”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也是带有国家主义性质、而不是种族性质的“原民族主义”。
正如胡鸿先生在《能夏则大与渐慕风华》书中所说：“整个古代与中古时期，除了各级政治体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共同行动，其他的“群体”如阶级、性别、地域、职业群体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某些宗教成功地组织起大量人口，也只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教团性质的政治体，太平道、五斗米道的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族群”或族群意识即使存在，也绝无可能让全体成员像近代民族主义运动那样万众一心地行动。在古代，如果缺乏政治体，一个社会学分类意义上的群体无法发出共同的声音，也无法为...”
民族本身就是个舶来品，从历史研究寻找建立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依据已成为历史研究的常态。然而“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引入的概念，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对民族的理解都有所差异。梁启超较早意识到欧美国家的民族-国家模式与中国传统的不和及可能带来的危害，可以解决的一般有以下两种方法，一是：证明中国也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二是：反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普世性，强调中国自有“天下主义”的传统，多民族可以和谐共存。现在看来，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第一种思路并进行发挥。革命派看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在于保满、保皇，革命派采取【强调血缘】的种族民族主义立场，通过重新塑造“黄帝”这一个符号，将“国族”抟成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整体。辛亥革命后，革命者遂放弃种族民族主义观念，转而提倡五族共和，宣扬【中华民族】的观念。经过孙中山的发挥，“中华民族”开始具有现代的中华民族的意义。终究还是政治大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仅有一个符号是不行的，还需要通过追溯历史来证明其由来，从而使“中华民族”成为可信而且无可置疑的“知识”。从而引发了二十世纪民族史研究的热潮。在历史研究中，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可以建立起一一对应的谱系关系，【华夏-汉族-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发展的主线。尽管研究遭遇了种种危机，都不肯放弃【华夏-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观点，因为他担负着为新生的中华民族寻找悠久绵长的历史渊源的使命，从而证明为基础建立的国家所具有的合法性。这是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即使遭遇斯大林学说的直接否定，也没有放弃。古代华夏是不是民族，是一个涉及国族构建的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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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十六国那些汉人是打工仔，其实人家算是股东……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富,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洛阳伽蓝记，陈庆之
说起来，我很怀疑，北朝的老百姓，可能比南朝的要好一点点。
上又问：“初渡江有几人？” 景曰：“千人。”
“围台城几人？” 曰：“十万。”
“今有几人？” 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
上俯首不言。
那个时候，北方有个鲜卑人，带着八百人跑路到南朝，
几个月后，壮大到十万，灭了南朝，
所以，那个时代的南朝，可能还属于奴隶制社会呢。
石勒：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石勒这样的大英雄，哪怕是异族，也是个汉子，南朝那些奴隶主算什么东西。
如果让我从石勒和司马家选，你说我选谁当老大？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按照“汉奸论”的逻辑，五胡十六国”汉奸“多吗？分和哪个时代比了。要是和南北朝比，我看不多。
大”汉奸“王肃，投奔外国积极参与统战事业。
大”汉奸“陈庆之，跪舔外国首都，在意识形态上瓦解祖国。
大”汉奸“苏绰，为外国人“尽地利”劝课农桑、“擢贤良”提拔人才、“均赋役”打击豪强。
大”汉奸“杨忠，勾结突厥进攻东方汉家王朝。
大”汉奸“高欢及诸子，明明是汉人却以鲜卑自居。
大”汉奸“颜之仪，好不容易”汉民族拯救者“、”汉奸“杨忠之子普六茹那罗延要掌权了，这厮非要把辅政大臣之位给胡人。
但他们都不如鲜卑奸尉迟迥。北连突厥，南连汉陈，卖我鲜卑国土，侵我鲜卑主权。
无论是汉奸还是鲜卑奸，都比不过于谨的子子孙孙。这帮人明明是汉人，非说自己是鲜卑人，明明是鲜卑人，又非说自己是汉人！
正经答案看越石暮年扶风赋和关毛的吧。
评价一个统治者，有两个维度，每一个维度又分为三个档次。
第一，有没有屠杀过老百姓。
是以有预谋的系统性屠杀作为统治手段，还是在征战过程中因饥而掠或报复过滥，还是从来不做这样的事。
第二，能不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
是搞得民不聊生，还是凑合维持着不出大乱子，还是让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或恢复。
用这两个维度，就可以将所有统治者分成九个档次。
上上：从不屠杀，经济进步。
中上：从不屠杀，维持局面。
下上：刑杀失当，经济进步。
上中：刑杀失当，维持局面。
中中：从不屠杀，民不聊生。
下中：刑杀失当，民不聊生。
上下：疯狂屠杀，经济进步。
中下：疯狂屠杀，维持局面。
下下：疯狂屠杀，民不聊生。
每个档次具体都是谁我就不说了，因为每个人心中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对于追随后三种君王，而君王又恰好是异族出身的人，我也不排斥用“汉奸”来称呼他们，哪怕是还没有“汉奸”这个概念时的人也一样。毕竟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后世真正的汉奸也没有多少分别。但即便他们追随的君主是汉人，这些人也同样是败类，只不过是换一个称呼而已。
对于追随中间三种君王的人，就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辩证看待了。
而对于追随前三种君王的人，不管他们追随的君王是哪个民族出身，都是再合理、再正当不过的，都是对国家和百姓有益的。
至于指的是谁，请自行在心里默默对号入座。
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僣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尫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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