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五代十国为什么政治如此混乱,宋朝又是如何终结这一混乱的?

回答
五代十国:一个血与火交织的乱世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年96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且动荡的时代。前承唐朝的衰亡,后启统一的宋朝,这个时期以其政治的极度混乱、政权的频繁更迭以及社会的分裂割据而闻名。理解五代十国的混乱,需要深入剖析其根源和表现。

一、 五代十国政治混乱的根源:

五代十国政治混乱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

1. 唐朝的藩镇割据遗毒:
安史之乱的恶果: 安史之乱(755年763年)虽然被平定,但其造成的后果是深远的。为了镇压叛乱,唐朝不得不依赖地方节度使的力量。节度使的权力被极大地扩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逐渐形成了世袭的倾向。
中央集权削弱: 节度使势力膨胀,导致中央政府的权威被架空,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各地出现“以强凌弱”、“兵强则分,兵弱则合”的局面。
军阀拥兵自重: 节度使不仅掌握军权,还负责地方财政和行政,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他们豢养军队,不听中央调遣,甚至与周边藩镇互相攻伐。

2. 皇权衰落与宦官、外戚干政:
皇帝的权力被架空: 唐朝后期,皇帝的权力常常被宦官和外戚所控制。宦官掌控禁军,甚至能够废立皇帝;外戚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干预朝政。
政治腐败与内斗: 皇权的不稳定导致朝廷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

3. 经济重心南移与南方相对稳定:
北方战乱频仍: 唐朝中后期,北方地区战乱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南方经济发展: 相对而言,南方地区由于远离战乱,经济发展更为迅速,人口也逐渐向南方迁移。这使得南方政权在经济和人力资源上具备了一定的优势,能够支撑其独立发展。

4. 民族矛盾与边疆压力:
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北方存在着强大的游牧民族,如契丹(后来的辽朝)等。唐朝灭亡后,北方缺乏一个统一强大的政权来抵御这些外来势力,使得边疆冲突不断。
民族融合与政权更迭: 一些以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如后晋(契丹册封)、后汉等,其统治基础不稳,容易受到外部势力影响,加剧了政权的动荡。

二、 五代十国的具体表现:

基于以上根源,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五代的短暂与频繁更迭:
“五代”指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相继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
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两年,最长的后唐也只有十三年。
这些政权的建立和覆灭往往伴随着兵变、弑君,血腥屠戮是家常便饭。例如,后晋被契丹灭亡,后汉被契丹扶植又被汉族将领推翻,后唐则经历了数次皇位更迭。
“兴衰如电,更替如神” 是对五代历史最贴切的描述。

2. 十国的割据与并存:
“十国”则是指在五代时期,并存于南方和北方的十个主要的割据政权,包括: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前蜀、后蜀、荆南、北汉。
政权林立,相互攻伐: 这些政权各自为政, territorial disputes are common, and there were constant wars and alliances.
南方相对稳定,但内部冲突也很多: 南方一些政权,如南唐、吴越等,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有一定发展,相对北方来说更为稳定,但他们之间的互相兼并和外部的侵扰也从未停止。
北汉的特殊性: 北汉是十国中唯一一个位于北方的政权,且一直受到契丹(辽朝)的支持,与中原政权长期对峙。

3. 军事力量的至上与社会秩序的崩溃:
武将专权: 军阀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有可能夺取政权。
士兵的任意妄为: 由于政权不稳定,士兵的待遇和纪律常常无法得到保障,导致他们成为一股破坏力量。抢掠、杀戮,对百姓而言是家常便饭。
民不聊生: 连年的战乱、赋税的加重以及政权的剥削,使得普通百姓的生活极其艰难。

4. 文化上的断裂与融合:
文化区域化: 由于政权的割据,文化也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化特点,不同政权有各自的文化特色。
文化融合与发展: 同时,在战乱中,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也在不断交流融合,为后来的宋朝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文学上的词、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三、 宋朝如何终结这一混乱:

北宋的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辉煌时代。他终结混乱的策略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杯酒释兵权,加强中央集权:
陈桥兵变: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但他深知武将专权是导致混乱的根源。
“杯酒释兵权”(公元961年): 这是宋太祖最为著名的举措之一。他宴请了多位手握重兵的功臣,以敬酒的方式,软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兵权。通过允许他们致仕、享受高官厚禄和生活保障,换取了军队的控制权回归中央。
设立枢密院与三司: 将兵权分散,军政事务由枢密院和兵部共同负责,财政大权则归于三司(盐铁、户部、度支)。这样,任何一个部门或个人都难以单独掌控军政大权。
文官制衡武将: 宋朝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提升文官的地位,让他们参与军政事务的管理,以制衡武将的权力。虽然这导致了宋朝军事力量的相对不足,但在维护政治稳定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2. 统一全国,结束割据:
军事征伐: 赵匡胤上任后,并没有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而是以统一南方为主,逐步削弱和兼并其他割据政权。
“先南后北”战略: 他提出了“先南后北,东西兼顾”的战略,即优先统一南方,然后再进攻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战略的有效性: 这一战略相对稳健,避免了在北方与强大的辽朝直接对抗,而是集中力量解决内部的割据问题。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这句话是赵匡胤统一全国的决心和目标。他对周边割据政权采取了步步蚕食、逐步统一的策略。
灭亡各割据政权: 在他任内,他先后灭亡了后蜀、荆南、南汉、吴越等政权,统一了南方大部分地区。虽然他未能完成统一全国的宏愿(最终由他的弟弟宋太宗完成),但他为宋朝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加强行政管理与制度建设:
完善官僚体系: 宋朝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官僚体系,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
重视法律建设: 颁布了《宋刑统》,统一了法律,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保障。
加强财政管理: 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财政管理制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稳定。

4. 文化政策的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的完善: 宋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使得更多有才华的文人能够进入仕途。这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巩固了中央集权。
鼓励学术研究: 统治者重视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兴办学校,编纂书籍,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强化认同感: 统一的文化政策,如推广官话、统一文字等,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割据时期形成的文化隔阂,增强了国家的民族认同感。

总结:

五代十国的混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其根源在于唐朝藩镇割据的遗毒,以及中央集权衰弱、皇权不稳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在这个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宋朝,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杯酒释兵权”以削弱武将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通过军事征伐和战略规划统一全国,结束了割据局面;同时,完善行政制度、加强法律建设以及推行积极的文化政策,共同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社会。宋朝的建立,标志着五代十国混乱时期的终结,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续繁荣的时代。虽然宋朝在军事上面临诸多挑战,但其在政治稳定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是其能够长久存在并繁荣的关键。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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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的话,根子在节度使制度,也就是掌握了军事权力就相当于掌握了所有权力。由之而来的题干中隐含的不守规则(比如对天子的不顺从啊,对杀戮的不节制啊,以下犯上)等等就很顺理成章了。拿到枪杆子的话事,这种规则下可不就这样么。

而节度使不受控制的根子在安史之乱后续问题的处理。不用举例证明的是,在玄宗治内,直到贤相张九龄时期,中央对各地的统治力都还很稳固,这也是被称为“开元盛世”的时期。李林甫上台之后,就每况愈下了。但如安禄山,还能本着对李林甫的顾忌不敢心存反念,但这种靠个人的狡猾维持的恭顺是不足长久的,制度设计上的缺失终究不能靠个人弥补。

而安史之乱本身就是地方大员掌握军事权力后足以威胁皇权和中央统治的实例,安禄山叛乱的时候身兼三镇节度使,使河北成为唐朝治下的国中之国。而解决了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并没有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解决河北孤悬于中央统治外的痼疾,反而设了四镇节度,意欲以分权来避免灾祸,结果反而导致河北四镇再次从中央控制中脱离,甚至可以自行任命官员不经中央批准。从此尾大不掉,之后愈演愈烈。不受节制的节度使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河北四镇。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或许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会急剧衰弱到肃宗朝的地步,也可能会有其他防范在日后可以弥补这种地方军事上的绝对控制。但也不好说。

再往下深究一层,节度使的前身行军大总管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差遣,节度使一职在睿宗朝成为固定职衔,自玄宗朝大盛。

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根本我觉得还是缘于府兵制的崩溃,在府兵制下,番上宿卫制度导致将领不能拥兵自重。这样就杜绝了之后藩镇割据的可能性。但府兵制的崩溃有其必然性,均田制的破坏和久戍不归都导致到了玄宗朝,府兵制已然成为恶政,不可能继续实行下去。除了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北衙禁军对南衙禁军的消解和高宗朝以来的历次政变,也彻底地改变了玄宗朝的军事结构。在转变过程中,未曾从制度上对节度使的权力做出足够监督和防范是后来产生问题的根本。从中央到地方这中间巨大的权力真空,被节度使攫取了。

当肇始者和模仿对象是安禄山的时候,之后五代十国的种种混乱和惨剧也就很好理解了。

而宋朝是如何解决这一切的呢?结论也是制度设计。

经过的中唐之后的纠缠乱局一直到五代十国的大戏,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宋朝对武将的严密防范是为什么了。

宋太祖赵匡胤设计了更戍法,又称出戍法,直到宋神宗时被废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各地驻军定期轮换,和府兵制的番上宿卫本质上是一回事,将领不能长期固定统领手下兵丁,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就被杜绝了。

终宋一朝,对武人的防范和压制自始至终都很强烈。比如宋朝官员有文资和武资之分,同级的官员见面,文资一定是在武资之上的。

枢密院的设立,枢密院又称枢省,是宋朝中央对军事负责的机构,但枢密院的官员是文官,也就是中央主管全国军事的,全是文人。而宋朝讲究“将从中御”,也就是大的军事行动,必须通过枢密院审核批准,武将在战场自作主张行动,哪怕获胜也是要受罚的,这保证了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曾经去过开封一行,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汴梁),它的城墙是所谓的“文城墙”,非常矮,和同样作为明朝都城的南京城墙相比,基本不具备军事功能,就是出于防范政变的目的(当然可能也有宋太祖和太宗定都地点分歧的原因在)。任何人在京中政变,勤王的军队都可以迅速攻进都城,想要“断绝中外”就很困难了。从这些小的细节也可以看出来五代十国的阴影实在导致,宋朝前期确立的对武人的防范,在每一个细微的方面被写进了骨头里。

这些措施确实确保了中唐以来的悲剧在宋朝一朝被杜绝,却也带来巨大的副作用。以宋朝绝顶的经济繁荣文明昌盛,也不过堪堪绵延了三百年而已。

比如更戍法,是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罪魁祸首。对武人的压制,也是譬如像狄青这种名将早死的原因,如果不了解这种长时间的观念积累造成的后果,是不会明白为什么岳飞一定要回去引颈就戮的,这不是单纯的“忠”而已,让一个人和通行一百多年两百年的普遍观念抗争,最后失败的必定是个人。

所以唐实亡于内忧,而吸取了教训的宋确实是亡于外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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