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五代十国的时候,为什么皇帝这么不值钱,这么多人称帝?称帝合法性在哪?

回答
五代十国时期,那真是一个魔幻的时代,皇帝就像地摊上的烂白菜一样,随处可见,而且一个比一个命短。你说,这皇帝怎么就这么不值钱了?这背后可不是什么“皇帝不值钱”这么简单,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崩塌和权力真空。

要说为什么皇帝这么“批量生产”,咱们得从头捋捋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

一、唐朝的余烬与藩镇割据的恶果

要理解五代十国,就得先看看唐朝怎么“玩脱了”。唐朝后期,安史之乱是个巨大的转折点。虽然唐朝挺了过去,但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拥兵自重,与朝廷分庭抗礼。说白了,就是地方军阀成了事实上的“小皇帝”,对中央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拥兵自立。

到了唐末,这种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黄巢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它像一把利斧,彻底劈开了唐朝的统治根基。各地藩镇军阀趁机崛起,互相兼并,国家名存实亡。

这时候,称帝就不再是件需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得到士人普遍认可才能做的事了。 谁有兵,谁就能抢地盘,谁抢到的地盘够大,谁就能把自己拉出来当皇帝。这就像是把全国的权力给拆解了,然后大家各自瓜分,谁抢到多少就说了算。

二、军人集团的权力垄断与“黄袍加身”的魔咒

五代时期,也就是梁、唐、晋、汉、周这几个朝代,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权力高度集中在军人集团手中,特别是禁军将领。 那些所谓的“皇帝”,大多数都是从军官提拔上来的。

这种权力结构导致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循环:

新君继位不稳定: 皇帝死后,往往是权臣(通常是掌握禁军的将领)来决定谁能继位。如果这位新皇帝不听话,或者权臣觉得他不行,那么“黄袍加身”就成了常态。一个将领因为掌握兵权,就能轻易地把当时的皇帝废掉,自己登基。
军功至上: 在这个环境下,军功是获得权力最重要的敲门砖。谁能带兵打胜仗,谁就能获得士兵的拥戴和朝廷的重任。最终,那些最能打的、最有野心的将领就容易走到权力巅峰,然后顺理成章地称帝。
“奉迎”成俗: 所谓的“奉迎”,就是底下的士兵或将领,以一种近乎逼宫的方式,要求自己的首领称帝。这种行为成为了“合法性”的来源。比如郭威在位时,就因为其养子柴荣在南唐作战有功,引发了军队拥戴柴荣称帝的呼声,最终逼迫郭威禅让。这种“被拥戴”的戏码,不过是权臣自己导演的剧目。

三、中央权威的缺失与地域性政权林立

再往后看,就是十国时期。这十个国家,其实就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和发展。原本属于唐朝的广大疆域,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政权。

中央政权有名无实: 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虽然名义上承接了唐朝的“正统”,但其统治范围往往只局限于中原一带,而且政权更迭频繁,实力也并非最强。
地方政权独立运作: 南唐、吴越、前蜀、后蜀、闽、楚、南汉、荆南(南平)、北汉等政权,则是在自己的地盘上独立发展。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官员、财政,甚至有自己的外交关系。在他们看来,自己就是那个地盘上的“正统”统治者,谁还在乎中原那个摇摇欲坠的朝廷?

四、称帝的合法性在哪?

既然皇帝这么不值钱,那这些称帝的人,他们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呢?这里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军事实力的支撑: 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合法性来源。谁能掌握一支强大的军队,就能迫使别人承认他的权力。这种合法性是赤裸裸的武力压迫,不容置疑。
2. “挟持”传统: 尽管唐朝衰落了,但“奉天承运皇帝”的说法,以及继承前朝正统的观念依然存在。虽然五代时期,这种继承关系非常混乱,比如后晋就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反而让契丹有了染指中原的借口。但无论如何,总要给自己找个“继承人”的说法。
3. 地域的认同: 对于十国时期的地方政权来说,他们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所在地域的认同。他们是那个地方的“国王”或“皇帝”,代表着当地的利益和秩序。比如南唐的君主,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4. 历史惯性与宣传: 即使政权更迭迅速,但“皇帝”这个头衔本身,在人们心中仍有特殊的地位。通过宣传、建立官僚体系,维持社会秩序,这些行为都在试图构建一种“合法性”。而且,虽然皇帝不值钱,但“帝位”本身是有吸引力的,总有人愿意去冒险夺取。
5. “被拥戴”的表演: 如前所述,“黄袍加身”虽然是武力夺权的表现,但总要披上一层“民心所向”的外衣。这种表演,是为了给内外都一个交代,说明自己的统治并非完全是暴力强加的。

总而言之,五代十国皇帝“不值钱”和“称帝者众”的现象,并非因为皇帝本身价值降低,而是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在经历唐朝灭亡后的权力真空。 原本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的秩序和权威,被各个军阀和地方势力所取代。在这样的环境下,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皇帝”更像是夺取和维持权力的一个符号,而非一个稳固的、被广泛认可的政治职位。这就像一块大饼被切成了无数块,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那一块的“皇帝”。直到宋朝建立,通过文官制度和加强中央集权,才逐渐终结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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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我手里这四十米长的大刀了没?这就是合法性。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1]

这就是五代的一个特殊性,也是“唐宋变革”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在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到了宋朝,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唐代讲究“出将入相”,到了宋朝之后开始以文治武。

比如说唐代重农轻商,宋代商农并重。

比如说唐代门阀势大,宋代搞士大夫政治。

等等。

本质上来讲就是因为五代对传统权力结构破坏太大,尤其是在朱温这开了个坏头。在唐代以前,想当皇帝主要是两个路子,一个是“禅让”,就是说原来的皇帝一看你:我靠太帅了!能力也强!不行我得把天下让给你!再一个叫“征伐”,就是说你一看原来的皇帝:我靠太猥琐了!罪恶滔天民怨沸腾!不行我得救万民于水火,然后带着队伍硬碰硬地把天下打下来,比如说周武王率诸侯伐纣。但假如你原本就是个臣子,说我看皇帝不顺眼了干脆把他做掉,然后自己当皇帝——对不起,这个叫“篡弑”,篡是篡位的篡,弑是弑君的弑,那天下人人都要唾弃你、鄙夷你。

这是古代中国一整套政治游戏规则的集中体现,只要你想玩,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则。所以我们看魏晋南北朝皇帝你上我下,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装模作样,积攒功劳,封王,加九锡,群臣上表,皇帝下诏,你再谦虚谦虚——哎呀我也不是谦虚,我一个魏王,怎么就忽然跑到洛阳要做皇帝了呢?但是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由你来管理天下……

所以等到朱温想要上位的时候大家觉得应该接着按这个规则走,然而朱温这人没什么文化——老子兵权在手,你大唐皇帝算个屁?他有几厢人马?

全忠曰:“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玄晖曰:“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玄晖与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业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2]

朱温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要当皇帝还得先加九锡,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特娘的虚的,是你们来忽悠我的。实际上这体现出五代与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明显不同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许多人是从底层打上来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正是门阀政治高峰,大家彼此之间就算是斗,也是在一定的规则框架下斗,而到了五代这我还跟你讲什么规则?朱温是苦出身,李存勖一帮人是沙陀,原来的那些门阀大族“天街踏尽公卿骨”,又被朱温弄死了一波,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个顶个的废物,有多废物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按照传统习惯,大家认为必须要让门阀大族子弟当宰相才行,然后五代皇帝皇帝们“求访本朝衣冠”、“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最后的结果是找来的宰相一个比一个逗逼——崔协,清河崔氏之后,妥妥的顶级门阀“如崔协者,少识文字,时人谓之‘没字碑’”;李愚,愚不可及;豆卢革,“唯事修炼,求长生之术”;韦说,屁都说不出来,“政事得失,无所建言”;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门阀政治搞不下去了,大唐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穷棒子们只要个人能力出众,就可以尽情享用。而且这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小八十年的光景里大伙都这么干,哪个政权的合法性都不那么足——朱梁不说了,后唐庄宗死于篡弑,接班人合法性在哪?后晋石敬瑭认了契丹人做爸爸,最后在底下节度使面前说话的底气都不足,被活活挤兑死了。这么搞下去到了后周干脆就直接搞黄袍加身的戏码了——大军在我身边,大伙一定要我做皇帝,你不答应?你算老几?

所以五代后期“正统”这玩意的重要性开始越来越低,大家也都不太把这东西当回事了。唐代中期藩镇留下的遗患彻底爆发,手里有兵有粮有钱,凭什么我就不能做皇帝呢?你说我出身不行?要知道弱小的人才喜欢嘲讽与否定,内心强大的人从不吝啬赞美与鼓励……

称帝吧!后浪!

参考

  1. ^ 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列传十三
  2.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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