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后汉-北汉与南汉是否有交流，他们怎么称呼对方？

五代十国时期，华夏大地分裂，后汉与南汉作为割据政权，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交流，以及如何称呼对方，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细细梳理。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后汉和南汉各自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格局。

后汉（Later Han Dynasty），又称后晋、后周、后汉，这几个名字其实指的是同一时期，也就是五代十国后期，而我们这里说的“后汉”，特指以刘知远为开国皇帝的那个朝代。后汉主要占据了中原地区，是承接后晋、开创后周的过渡性政权。它的存在时间相对短暂，大约在公元947年至951年。

南汉（Southern Han Dynasty），则占据着岭南地区，由刘䶮建立。南汉的存在时间更长一些，从公元917年建立，直到公元971年被北宋所灭。

从地理位置上看，后汉与南汉之间隔着一片广阔的南方土地，其中包括了南唐、吴越等政权。这层地理上的阻隔，使得它们之间难以形成像中原王朝那样直接、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往来。

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有交流呢？

答案是：肯定有，但相对有限，且并非以官方、常态化的形式为主。

这种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间接的政治影响与信息传递：
后汉作为中原王朝，它的兴衰，它的对周边政权的政策，都会间接地影响到南汉。例如，后汉在北方与契丹等政权周旋，可能导致其无力顾及南方；后汉在中原的混乱，也可能让南汉君主感到有机可乘，或者警惕北方潜在的威胁。
信息传递是存在的。虽然没有直达的官方使节，但通过商旅、逃亡者、或者其他南方政权的使节，信息总会以各种方式传递。当时南唐、吴越等政权在中原和岭南之间扮演着某种“缓冲”或“中介”的角色。

2. 零星的军事试探或冲突：
历史记载中，并没有出现后汉大规模进军岭南，或者南汉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这和两者的主要战略方向不同有关。后汉的重点在于巩固中原、防御北方；南汉则相对偏安，主要以巩固岭南、偶尔向北方和周边南方政权试探性进攻为主。
但是，在五代十国这样混乱的时代，并不排除一些零星的军事冲突，可能是一些小的边境摩擦，或者在南方其他政权争夺中，后汉与南汉的利益产生交集，从而间接导致一些军事上的对峙。但这些都不是战略层面的大规模战争。

3. 文化和经济的间接联系：
虽然直接贸易不多，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即使在分裂时期，也并非完全中断。岭南地区虽然相对封闭，但也有其独特的经济作物和手工艺品，可以通过陆路或水路，经过其他南方政权，间接流入中原，反之亦然。
文化方面，汉字、儒家思想、佛教等都是贯穿整个华夏的文化载体。尽管政治上对立，但文化上的同源性使得信息和思想的传播难以完全阻断。

那么，他们怎么称呼对方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分裂而又讲究名分的时代，称呼往往带有政治倾向。

后汉称呼南汉：
作为中原王朝的继承者，后汉自然会倾向于将其他政权视为“僭伪”或“割据”。因此，他们很可能用相对轻蔑的称呼来指代南汉。
最直接、最符合当时政治语境的称呼可能是“南汉”，或者更强调其地域性和独立性，称之为“岭南刘氏”、“岭南伪政权”、“南蛮”（如果他们认为南汉的文化和制度不够“中原”的话）。
在官方文件中，如果提及南汉，大概率会使用“南汉”这个名称，并加上一些贬义性的形容词，如“叛乱”、“僭越”等。
如果出现一些外交（即使是间接的）场合，后汉可能会以一种“宗主国”的姿态，称南汉为“南汉之刘氏”，或者直接称呼其统治者为“刘䶮（当时南汉的皇帝）”，但不会承认其正统性。

南汉称呼后汉：
南汉的开国君主刘䶮，其家族也曾是南方的一股势力，也曾依附于北方政权。但一旦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它也会追求一定的独立性和正统性，但同时也会审慎处理与北方中原政权的关系。
南汉很有可能称后汉为“后汉”，或者“中原王朝”。
如果南汉想要表示一定程度的尊崇，或者是在外交上示好，他们可能会称后汉的皇帝为“陛下”，但这种称呼的真实意图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可能是一种策略。
更独立自主的称呼则可能是“后晋”、“后唐”（如果后汉还没建立，或者南汉还未独立时，可能还会提及更早的北方王朝），或者直接称呼其统治者。
南汉的自我定位，可能更倾向于视自己为一个独立王国，因此对北方的称呼，可能更侧重于“中原”，而不是全盘接受其“正统”地位。

总结来说：

后汉与南汉之间存在交流，但这种交流受到地理和政治格局的限制，主要体现在间接的信息传递、有限的经济文化往来，以及偶尔的间接军事影响。

关于称呼：

后汉倾向于以官方、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来指代南汉，如“南汉”、“岭南伪政权”。
南汉则可能根据外交需要，或直接称呼“后汉”、“中原王朝”，或在不承认其正统性的情况下，称呼其统治者。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个政权如何称呼另一个政权，往往是其政治立场和野心的直接体现。后汉作为一个努力维系中原正统性的政权，对南汉这样的南方割据势力，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而南汉则需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它既要维护自身的独立，又可能需要与北方保持某种程度的“默契”或“妥协”。因此，它们之间的称呼，更像是一种政治博弈的语言符号。

网友意见

嗯，这两个直接交流估计相当相当稀少，因为后汉满打满算也不够五年，而北汉一系基本上就更没得聊了。不过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倒是有几个其他类似南方政权面对五代的正统君王的例子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可以做一做类比。

首先还是以南汉为例，首先说明南汉虽然和后汉没怎么建立联系，但是和另外四个都是有过派遣使者和纳贡的，比如著名贡品荔枝干，所以也没少被高赖子打劫。而且在称帝前也接受过后梁的封王，这一点和他隔壁的闽地三王是很类似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南汉一开始也没计划用汉这类为国号，而是类似隔壁一样使用了本地化的大越皇帝的称号，而且即使是后来改用汉，越这个概念在南汉依然有很多特殊意义，这种本地非中原也可以看做后来越南地区南国山河南帝居的先兆，值得注意这类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三王开闽的称帝过程中，而且更严重。

但是在五代几个南方政权里面，南汉后来出现了几个比较特殊的情况，第一，虽然南方政权里面称帝者不少，但是一般来讲这种听说中原已经出现胜利者比如后唐后周，又不是接近中原的直接竞争者（吴南唐和前后蜀），大部分情况都是感觉乖乖做人，比如闽国的n次去帝号，尤其考虑到中原政权实际上对于他们还有着一些保护功能，比如威吓南唐使其不敢轻易南下，约束马楚。南汉是知道自己惹不起去纳贡，对着后唐也是来一句：大汉国主致大唐皇帝，然而其实并没有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去帝号，并且之后在听闻对面不稳后就立即挖苦为洛州刺史和manyi。

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南汉是也同时承认其他一些帝号，比如大长和，闽。并且还建立了较为平等的联姻关系。所以皇帝在五代虽然名位依然不可轻犯，但是也不是完全那么的神圣，毕竟天子兵强马壮为之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和借鉴的例子是闽地的王氏，相比较南汉来讲，王氏因为经常直面吴越和南唐的威胁，所以相比较起来比较乖巧，进贡干荔枝的次数明显变多，而且由于开船技术高明，偶尔还可以通过海陆逃离高赖子打劫。

但是值得注意，他的问题反而更大！因为按照我大闽皇帝王延翰的说法，我大闽帝统，非是来自三皇五帝，而是传自史记未记载的上古闽越瓯越诸王，呜呼，我大闽沉沦久矣，今天就是要驱除中原，还我大闽。（可明明三王开闽里面，你爹你叔全是河南人……）这甚至于比后来南国山河南帝居更加离谱。

所以综合一下，假如南汉和后汉碰上，考虑到945前几年闽国才被南唐所灭，南汉未必不存着依靠后汉的想法，但是考虑到他的地域特殊性和诸位南汉皇上奇怪的脑回路：结果可能在自称从汉越王到大汉或者越皇帝中间摇摆不定。而反过来作为后汉，遇上突然来朝贡的南汉，一定是比较欣喜的，考虑到后汉风雨漂泊，所能给的也就是承认南汉对于越南交州的正当性，加封交王会是没成本又好的方法。

主要参考书目：薛爱华老师的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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