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是否存在底层或者基层失控，底层草根崛起，撕烂了君权神授的遮羞布，社会充满下克上风气？
一、 崩塌的秩序：君权神授的虚无
首先得明白，五代十国之前，隋唐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虽然也经历过动荡，但“君权神授”这套理论，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已经深入人心，给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皇帝是天子，代表上天来统治天下，这层“神圣光环”起码在理论上，是压制一切“僭越”行为的。
然而，五代十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和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脱不开干系。唐朝中央 authority 衰弱，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权力一步步侵蚀中央。当中央政权本身都成了被武力推翻的对象，而且是频繁地被推翻，谁还真信那套“天命所归”？
皇帝如走马灯： 五代十国，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中原地区换了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更迭的频率比走马观花还快。一个皇帝上台，还没坐稳多久，就被别人砍了脑袋，换了新的。这种现象本身就极大地消解了“君权神授”的神秘感和神圣感。皇帝不再是高高在上、天命所归的，而是靠枪杆子说话，随时可能被别人取代的“武夫”。
“神授”沦为笑柄： 哪个皇帝上台，不是给自己找点“天命所归”的理由？什么祥瑞频现，什么祖宗显灵，什么谶语应验。但当这些“证据”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一次次被事实推翻，甚至成为笑柄时，“君权神授”这块遮羞布也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容易被撕破。
二、 草根的狂欢与失控：底层崛起的力量
在这样一个政权不稳、合法性缺失的时代，谁能真正掌握力量，谁就能说话算数。而这种力量，往往就来自那些最底层、最草根的群体。
军阀的“平民化”： 当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几乎为零时，地方的军事力量就成了掌握当地命运的关键。这些军事力量的招募对象，很多都是来自农民、流浪汉、甚至罪犯。这些原本在社会底层的人，一旦获得了武器和一定的组织，就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
“勇者”的晋升通道： 在冷兵器时代，战场上的勇猛和冲杀是衡量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年代，那些在战场上杀出一条血路的普通士兵，甚至是低级军官，都有机会一步步晋升，最终掌握军权，甚至问鼎天下。朱温，就是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出身，最终建立了后梁；郭威，也曾是底层士兵，后来建立了后周。他们的崛起，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草根”力量的强大。
“绿林好汉”的政治化： 除了正规军队，各种民间的武装力量也层出不穷。盗匪、叛军、甚至是一些地方豪强，都可能在乱世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不受官方约束，行为模式往往是“弱肉强食”，这也加剧了社会的失控。当这些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它们就可以成为军事集团的一部分，或者直接与军阀合作，甚至自己成为一方势力。
三、 下克上的风气：尊卑秩序的颠覆
“下克上”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社会风气之一。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颠覆。
“忠君”的荡然无存： 以前，对皇帝效忠是天经地义。但在五代十国，皇帝可以被自己的部下废黜、杀死，甚至是被部下的部下杀死。这种情况下，你指望士兵和将领还对一个随时可能被砍头的皇帝有多忠诚？忠诚变成了可以随时交易的商品，取决于谁能提供更大的利益和更强的保护。
“臣欺君”的常态化： 许多将领拥兵自重，实际权力比皇帝还大。他们可以逼迫皇帝禅位，可以干预朝政，甚至直接干掉皇帝。这种“臣子”实际控制“君王”的情况，是对君臣关系的根本性颠覆。
“乱臣贼子”的堂皇正义： 过去被唾弃的“乱臣贼子”，在五代十国反而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敢动手，你就可以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人。这种“成王败寇”的逻辑，让社会失去了稳定和道德的底线。
社会观念的扭曲： 当底层的人通过武力可以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地位，甚至取代原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时，社会观念自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本的尊卑、名分，在刀剑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这种“草根”的胜利，虽然带来了短暂的权力分配，但同时也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和价值迷失。
四、 撕烂“遮羞布”的代价
五代十国时期，这种“底层崛起”、“下克上”的风气，确实是撕烂了“君权神授”的遮羞布，让权力回归到了最赤裸裸的武力层面。
血腥与暴力： 这种撕裂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无数的生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消逝，城市被洗劫，人民流离失所。
信任的崩塌： 当权力不再有稳定的合法性来源，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信任彻底崩塌。社会陷入一种普遍的恐惧和猜疑之中。
文明的倒退： 尽管有像后周的郭威、柴荣这样试图恢复秩序的君主，但整体而言，那个时代是一个文明相对倒退的时期。大量的文化典籍被毁，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总而言之，五代十国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代，它的混乱恰恰在于，传统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被彻底颠覆。底层人民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崛起机会，但这种崛起是通过血腥和暴力实现的，是以撕裂整个社会的信任和稳定为代价的。君权神授的遮羞布被撕烂，但随之而来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和无休止的暴力，这种“下克上”的风气，既是乱世的产物，也是加剧乱世的催化剂。
网友意见
城市的增多，底层阶级的崛起，题主难道问的是工业革命的历史么？五代十国的逻辑并不是这样的。相反，五代时期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减少，是生产力的大倒退。「下克上」习气的产生，要从安史之乱说起。
五代十国的发端，起于安史之乱之后的藩镇割据。当史朝义授首之后，唐廷也已经精疲力尽了，当时唐肃宗已经去世，新即位的唐代宗内有权宦，外有吐蕃，实在没有经历肃清河北，清算安史叛军，于是把投降的安史叛将都封为节度使，来获得其名义上对唐廷的承认。其中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这也就是后来让唐廷头疼不已的「河朔三镇」。
经历了后来德宗时期不成功的削藩之后，唐廷和河北藩镇已经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均衡。节度使这边要父子相承或者兄弟相继，唐廷就会拖延不给象征节度使专制一方的象征——节钺。因为节度使毕竟不是法理上的帝王，所以唐廷如果迟迟不给，藩镇内部往往就会起变故，于是内定的节度使就要对唐廷恭敬。而一旦拿到了象征节度使权威的节钺，那么往往唐廷和该藩镇的关系又微妙了起来。
这个时期，藩镇和唐廷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教皇和法国红衣主教。法国的大主教在没有成为大主教之前，会对梵蒂冈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讨好教皇，然而一旦从教皇手里拿到了他所能赐予的最高职位——法国大主教之后，就会立刻变成爱国者，处处维护法国的利益。
所以说，河北藩镇和唐廷之间，虽然有敌对，但是更多的还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河朔兵强马壮，有时候还能为天子所用，并且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这三镇就是想保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已。唐廷可以依靠河朔强兵守卫边疆，偶尔还可以征讨其他不听话的藩镇；而河朔藩镇也要依靠中央的权威保持权力顺畅的自我继承下去。在唐武宗平昭义节度使刘稹的时候，李德裕说的话已经非常露骨了：
河朔，稹所恃以唇齿也。如令魏、镇不与，则破矣。夫三镇世嗣，列圣许之。请使近臣明告：「以泽潞命帅，不得视三镇，今朕欲诛稹，其各以兵会。」
当时唐武宗要讨伐昭义，怕昭义联合河朔三镇。于是李德裕就说：「三镇世嗣，列圣许之」。这三个镇是历代皇帝都认可的世袭，一个唐朝，两种制度。但是昭义是内地藩镇，不能等同河朔。把这一点告诉河朔，让他们安心就行了，他们不但不会出兵，反而还会帮着攻打昭义。后来的故事发展，就是如李德裕所料。
祸起元和
到了雄才大略的唐宪宗继位之后，和裴度君臣合力，平了淮西吴元济。将淮西镇拆成了三个藩镇，彻底收归大唐直辖。而元和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归顺，彻底让河朔联盟成为了空谈。唐宪宗君臣也敏锐的把握了这个机会，在李绛的建议下：
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
迅速的赐给了田弘正节钺，顺带魏博的军士都领到了重赏。标准的胡萝卜加大棒。大棒，有吴元济身死族灭在前；胡萝卜有田弘正归顺之后种种好处。河朔三镇的镇将终于服软了，纷纷的归朝，献上了自己的土地和户口版籍。
元和中兴，一统河山。
但是，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可能被兴高采烈的元和君臣忽略了。河朔并没有真的被「打服」，事实上宪宗即位之初发动的对承德节度使的战役就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河朔的顺服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共同结果，并且胡萝卜的因素可能还更多一些。买来的忠诚，能维持多久呢？唐廷能提供胡萝卜一天，河朔就臣服一天，但是唐廷真的能无限制的维持这种赏赐维持下去吗？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捷径，如果彻底打服了河朔，那么后续的成本就不会怎么高——败军之将，能谈出多么好的条件？而现在这种赎买式的征服，想要真正的内化为令行禁止的大唐顺民，恐怕后续的工作之难度才是真正令人头疼的。
然而，唐宪宗没有这个心思，继位的唐穆宗没有这个本事。穆宗朝做了一件非常冒险，但是也非常有标志性的尝试，就是对调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尤其是调「起义标兵」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往成德，显示中央的控制权。如果成功了这毫无疑问就成为一个标志，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更好的一步步瓦解河朔的向心力。
然而，此时的唐朝经济，已经无力支持无底洞一般的「赎买式臣服」了。原先承诺给田弘正的赏赐迟迟不至，田弘正无奈遣返三千亲兵回魏博，而失去了亲兵的田弘正不久就被成德将领王庭凑所害。一时间风云突变，唐廷无奈把田弘正的儿子田布派遣回魏博做节度使，然而田布的威信远远不是田弘正可比，尽管他竭力的拉拢部属，但是还是被部将所逼迫，要魏博做回独立的藩镇，最终田布绝望自刎而死。史宪诚成为了魏博的新主人，河北三镇重新回到了独立的状态。其实唐宪宗幸亏死的早，如果还活着，恐怕他也不免面临梁武帝的困境「得之在我，失之也在我」。
权力的下移
赏赐这个东西，常了就没有激励了，但是短缺了一定会有怨气。河朔士兵的胃口已经被唐廷吊起来了。再想由奢入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的发展，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早期将帅的威信还比较管用，而后来则变成了：谁能够满足士兵越来越大的赏赐要求，士兵就拥戴谁做节度使。
而随着唐廷的不断衰落，节度使求取节钺能起到的作用也在降低，于是又进一步的增加了士兵们肆意妄为的本钱。这也就是藩镇的牙兵时代。牙兵时代的藩镇，变得更加的没有政治追求，但是也同时更加的桀骜不驯，不听话了。典型的比如李德裕平定的昭义镇。
在昭义镇前期，昭义镇「素称忠义」，作为朝廷嵌入河朔的一把尖刀，承担着替朝廷牵制河朔的功能。然而在平灭了昭义之后，朝廷的控制确实增加了，乃至于派文官做节度使都行，但是昭义军之后就经常出现兵变、反叛了。仇鹿鸣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藩镇分成「经济性反叛」和「政治性反叛」，而在穆宗之后，藩镇反叛兵变更多的，但是像德宗时期泾原兵变那样动辄称王称帝的却减少了，也就是「政治性反叛」减少了，而「经济性反叛」——要钱要粮要赏赐的反叛增加了。这本身是权力下移的体现——因为只有将领世家，才会有进一步的政治需求；同时也加强了权力的下移——节度使只有满足牙兵的需求才能生存，牙兵索求无度，节帅只能用更多的经济上的好处来平息牙兵的躁动。
这也造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唐廷明明已经很衰弱了，但是很长时间却没有藩镇，包括河朔三镇，能有挑战唐廷的地位的，其实它们反而更加的顺服了。因为节帅们威望不够，不得不在安抚内部势力上花费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自顾不暇，如何能有远图？当年纵横天下，能够单挑神策军的魏博兵居然都能得到「怯于格斗」的评价，不得不令人感叹时移世易。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黄巢之乱，唐廷和藩镇之间这种比弱的均衡，应该还可以继续一段时间。
在晚唐黄巢之乱前的诡异平静下，就是这样的暗流涌动。节帅的控制力大大下降，牙兵的意志不断增加。而节帅的空心化，事实上造成了唐廷名义控制力的增加——除了河朔之外，像山南东道、昭义、宣武这样的节镇，朝廷都可以用文官来做。唐宣宗时代的「大中之治」，就是这暗流湍急、骄兵遍地的大唐最后的平静。
五代习气
这种「不开心就兵变」的风格，延续五代始终。拿后唐末帝李从珂为例，李从珂被闵帝派兵围攻，因为围攻自己的士兵很多都是自己带过的兵，李从珂在城楼上亮出自己的伤疤，痛苦自己无罪，让下面的兵倒戈拥护自己。然后发生了什么？
十七日，率居民家财以赏军士。是日，帝整众而东。二十日，次长安，副 留守刘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财犒军。
然后到了京城继位之后：
丙子，诏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赏军。丁丑，又诏预借居民五个月房课， 不问士庶，一概施行。帝素轻财好施，自岐下为诸军推戴，告军士曰：“候入洛， 人赏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匮，于是有配率之令，京城庶士自绝者相继。
轻轻一句话：率居民家财以赏军士。其实就是纵容士兵抢劫百姓，来收买军心了。李从珂入京的过程，就是不断的「犒」军的过程。
而即便如此高的赏赐，士兵们又是怎么回报李从珂的呢？当石敬瑭大军逼过来的时候：
己卯，帝遣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率千余骑 至白马坡，言踏阵地，时诸将谓审虔曰：“何地不堪交战，谁人肯立于此？”审虔 乃请帝还宫。
反正换一个人做头领，也少不了自己的赏赐，死战又是为什么？这种重赏赐、轻拥立的习气，在宋太宗伐辽的时候，依然有残余：
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有谋立德昭者,帝不悦。及还,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
宋朝也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其实宋朝最终就是用持续的胡萝卜加大棒解决的问题。胡萝卜方面，宋朝的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六七成。而犒赏在宋代军费中的支出也非常的高，甚至于高出了军器和马匹的采购。除了例赐——也就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必然有的：银鞋钱，月头银等之外。像其余只要有任何国家大典，包括阅兵、郊祀，祭天等等都有赏钱。而皇帝登基更是厚赐。到了南宋，有时候打败仗都有赏：
官军败于建康江中, 督将尚奏功, 云其四太子几乎捉获, 亦谓之推赏, 时谓以省记条推几乎赏。
「几乎要赢了」也有赏，不可谓不是一绝。
大棒方面，宋朝也是制定了各种复杂的制度，把权力分割细化，让骄兵无法找到造反的主心骨，这让宋朝确实长治久安了下来，但是客观上对军队的战斗力也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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