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饶毅教授文章《五十年来中国高校的考评方式：0次学术考评是否最佳？》?你更赞同哪种考评方式？
一、 对饶毅教授文章的评价
总的来说，饶毅教授的文章对中国高校考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洞察了核心问题：缺乏常态化、有意义的学术考评。 文章最核心的论点在于指出，中国高校过去五十年的考评方式存在严重缺失，即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贯穿学术生涯的常态化学术考评。这种“0次学术考评”的说法虽然可能带有一定的强调意味，但准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很多时候，所谓的“考评”仅仅是晋升或职称评定时的“一次性”或“阶段性”检验，而缺乏持续性的、对学者学术产出、质量、影响力的常态化评估。
2. 历史视角下的深刻剖析： 文章将问题置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回顾了不同时期考评方式的演变。这种历史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机制的形成原因，以及过去尝试中的经验教训。例如，对于文革时期“政治挂帅”的批判，以及改革开放后引入的以成果为导向的考评思路，文章都给予了相应的审视。
3. 批判性思维的体现： 饶毅教授敢于挑战现有的权威和惯例，对“0次学术考评”是否最佳提出质疑，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精神。他没有简单地接受现状，而是通过提问引发思考，促使人们反思现有机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4. 指出了“过度量化”的弊端： 虽然文章并未深入展开，但其对“0次学术考评”的质疑，也间接点出了当前考评机制中可能存在的另一个极端——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如SCI论文数量、影响因子、项目经费等）。这种过度量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考评”的问题，但往往会带来“唯SCI论”、“唯项目论”等弊端，扭曲了学术研究的导向，牺牲了研究的自由度和原创性。
5. 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 饶毅教授作为知名学者，其文章的影响力巨大，能够有效地将学术界内部的思考和问题带到公众面前，引发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和科研评价体系的关注和讨论，这对于推动改革至关重要。
当然，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提出一些进一步思考的方面：
“0次”的界定： 文章的“0次学术考评”可能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在实际操作中，博士答辩、硕导资格评审、晋升职称等环节，都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学者学术能力的评估。因此，更精确的说法可能是“缺乏系统性、常态化的、以提升学术水平为核心目标的学术考评机制”。
解决方案的深度： 文章更多的是提出问题和反思，对于如何构建更优的考评体系，提出了“需要定期、实质性的学术考评”这一方向，但具体的实施细则、如何避免新的弊端等，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和实践。
不同学科的差异： 学术考评在不同学科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人文社科、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的考评侧重点和指标体系可能不同，如何设计一套既普适又具备学科特色的考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二、 我更赞同哪种考评方式？
在评价了饶毅教授的文章之后，我更赞同一种“常态化、多维度、重质量与潜力并重、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度”的考评方式。 这种方式是对“0次学术考评”的否定，也是对“过度量化”的警惕。
具体来说，我认为理想的学术考评方式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1. 常态化与连续性 (Regular and Continuous Assessment):
意义： 学术研究是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考评不应是“一次性”的事件，而应是贯穿整个学术生涯的常态化过程。这有助于学者及时了解自身研究的进展、方向是否正确、存在哪些不足，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
具体体现：
导师/学术团队的日常指导与反馈： 对于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导师的评价是持续性的，应该包括研究方法、进展、创新性、独立思考能力等多个方面。
系/院层面的年度或半年度学术报告与评审： 组织定期的学术报告会，邀请同行进行评议，重点关注研究的进展、遇到的挑战、未来的计划以及初步成果的质量。
定期（如每35年）的学术发展评估： 由学术委员会或专门的评估小组对学者的学术产出、研究方向的持续性、对学科的贡献以及学术潜力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这可以作为晋升、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
2. 多维度与综合性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意义： 学术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应仅仅局限于发表论文的数量或引用次数。考评应涵盖研究的质量、原创性、方法论的创新、对学科的贡献、教学能力、学术诚信、学术道德以及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等多个维度。
具体体现：
质量优先于数量： 重点评价研究成果的深度、原创性、思想性，而不是简单地堆砌数量。例如，高质量的会议论文、被同行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等都应被重视。
考量研究方法与过程： 不仅看结果，也要看研究方法是否严谨、科学、创新。
教学与人才培养：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教学是其重要职责，应纳入考评体系。评估其教学内容、教学效果、学生评价以及指导学生的成就。
学术诚信与道德： 这是学术的基石，必须是零容忍的考评指标。
学术影响力： 包括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组织学术活动、作为评审专家的贡献、对青年学者的指导等。
3. 重质量与潜力并重 (Emphasis on Quality and Potential):
意义： 对于不同阶段的学者，考评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对于青年学者，其学术潜力、学习能力、创新思维和发展趋势比短期内的成果更重要。对于成熟学者，则更应看重其对学科的实质性贡献和影响力。
具体体现：
青年学者： 鼓励探索性研究，评估其研究思路的清晰度、方法的可行性、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潜力。不应过早地用“量化”指标卡住其发展。
成熟学者： 评估其在该领域的引领作用、开创性工作、对学科发展方向的贡献、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传播等。
4. 鼓励学术自由与探索 (Encouraging Academic Freedom and Exploration):
意义： 真正的学术创新往往诞生于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这种探索需要一定的自由度，不受过多的功利性指标束缚。考评体系不应扼杀研究的自由性和原创性。
具体体现：
留有余地： 考评指标不应过于僵化，为研究者探索非主流、高风险、但可能带来重大突破的领域留出空间。
同行评审的权重： 在关键的评估环节，应充分依靠同行专家的独立判断，而非仅仅依赖量化数据。
保护探索性研究： 对于那些在早期阶段可能产出较少但具有重要探索价值的研究，应给予一定的支持和理解，避免过早“淘汰”。
5. 透明与公正的程序 (Transparent and Fair Procedures):
意义： 考评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评价标准清晰，评审过程公正无私，这样才能赢得学者的信任，并有效地激励学术发展。
具体体现：
明确的评价标准： 公布各级别、各阶段考评的具体标准和权重。
公正的评审队伍： 确保评审专家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并遵守回避原则。
申诉与反馈机制： 为被评价者提供申诉的渠道，并对评价结果给予充分的解释和反馈。
总结一下我的偏好：
我倾向于一种更具“人文关怀”和“长远眼光”的考评方式。它认识到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尊重学者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阶段，鼓励创新和探索，并致力于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学者。
与饶毅教授文章中提到的“0次学术考评”相对，我赞同的是一种“有温度、有深度、有持续性的学术考评”。它不是为了“考”而“考”，而是为了“评”以“促”，最终目的是促进学者自身的学术成长和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繁荣。当然，这种理想模式的实现需要制度设计上的不断优化和实践中的持续探索。
网友意见
谢邀，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人事制度问题，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职能关系问题。饶老师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谈这个核心的问题。
人事制度只不过是前面这个大问题的技术性细节而已
科研和高等教育的人事制度，是服务于科研和高教事业本身的，是被科研和高教政策决定的。
现在最拧巴的事情就在于，宏观上，科研和高教制度的顶层设计仍然保留着动员型发展模式的经典特征，但是在微观上，运行细节和逻辑已经开始市场化运作。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既然顶层设计保留着几乎全部的动员型发展模式的经典特征（公立，编制，岗位，计划，全国配套，细分专项），那么基层单位的运行逻辑也应当是动员化的，比如逐级确定编制数量，逐级确定研究方向，逐级确定招生指标，最后汇总成为一份五万到十万页的计划方案。如果人不够，按照紧缺方向加编制指标加招生指标加物资供应力度就完事了。怎么会有这么多phd找不到工作呢？博士招生指标的膨胀都是和科研计划的膨胀走的，最多就是不能保证每个phd都能进入科研序列罢了。
在这种制度下，人是跟项目走的。国家开了多少科研项目，就要配套开多少博士生招生指标，研究员指标，工勤人员指标。所以可以简单理解为项目驱动型模式。苏联全国上万个各种研究所，从搞种子的农技所到搞核武器的应用物理所，全都是根据科研需要逐步膨胀出来的。因为是项目驱动的，所以是先有项目，再有资源，抢的是给定的项目，不是资源。
苏联就是靠这么一套制度高速催化了核工业体系、航空工业体系和航天工业体系，一个在20世纪初扶着木犁（没错俄国到十月革命前都没有完全普及铁制农具）俄国强动员了几十年直接变成有望在2000年建造月球站的军工霸霸。
而如果是搞市场逻辑，那就极点应该是高校和科研单位转变成类似黑山这种科研集团，只对教育部分进行整体预算控制，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政府的科研订单交给各大科研集团竞争，最后搞进度和指标控制，达到结项标准就付全款，达不到就罚钱，知识产权基本都是政府（出资人）所有。至于亏不亏，赚不赚，活不活，那不是政府该过度关心的事情。
而最朋克的地方在于，一边保留着公立性质，保留着编制，保留着岗位，保留着计划，但是这些管理权要逐步下放给高校，破坏了科研计划全国一盘棋的部署；同时计划管理在高校又非常散漫而且变质，把下放的科研管理权限当作实现数值管理的工具，视完成数值为完成计划
所以这个时候科研是数值驱动，只要在数值竞赛里拔得头筹，就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就能继续扩大规模，继续冲击数值榜单，最终实现学科评估的“跨越式发展”。有没有感觉很熟悉？没错，某些高校无非就是把衡中钻空子那一套，引入到科研中来，钻科研管理制度的空子而已。所谓天天卷本子，就是这么回事。等榜单冲击完了，把烂摊子一丢，全社会埋单。
那么还有没有项目驱动型的科研机构呢？有啊，各大国企甚至超级国企的研究所研究院（当然也包括行业高校，比如北航南航西工大对航空航天），这些机构直接对接生产一线，几近完全的项目驱动。但是这些机构，在苏式科教模式下，是有博士生的招生权和学位授予权的。如果是项目驱动这条线，这些博士的培养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尖端工程实践中的新问题（所以才要求本科培养阶段基本功扎实，特别是数理基础扎实）。所以有人说苏联高教模式产学研结合很弱，我个人持保留意见，项目驱动型（特别是大型国防项目驱动）的科研管理模式，怎么可能产学研（当然我怀疑有些人可能把产学研和军转民的范畴混淆了）结合很弱？如果很弱，苏军这么多技术装备难道是充话费送的？
而中国当前的模式，几乎要完全剥夺了这些单位的招生权和学位授予权。所以就只能继续搞什么校企结合啊，什么校外企业导师啊，搞什么专业硕士啊，搞什么专业博士啊。完全就是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最后搞得整个体系臃肿不堪，自相矛盾。
而项目驱动型的科研模式本身就适合数值管理，因为是实践导向，一定会遇到问题，一定会解决一些问题，有成果是确定的（比如证明某问题在某种条件下无法解决也算是成果）。而把数值管理套在理论导向上，那必然会导致理论类的学科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为了保住饭碗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我觉得在讨论这个制度是不是合适之前，先应该把高校和研究所的职能关系理清了，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混乱且邪恶的混沌状态，用什么人事管理模式都是白搭。不要让高校拿着最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去干体力活，同时培养着基础不扎实的博士，搞de-education，最后浪费了一大堆宝贵的教育资源培养出一群决定不和科研事业发生关系的心灰意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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