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好，还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好？

2009年，新旧《五代史》修订的工作被交到了复旦大学手上。在经过数年苦战之后，眼瞅着新旧《五代史》就要修订完毕，然而在票拟《新五代史》点校前言时，大家却发生了分歧。

这个分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就是到底要不要取消掉《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的“史学家”身份。

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新旧《五代史》修订组成员唐雯老师。在被欧阳修折磨了数年之后，她终于忍无可忍，决定要拿下欧阳修的“史学家”头衔——这厮在修《新五代史》时胡改乱改，信口雌黄，张冠李戴，错误百出，职官不清、时间不明、地理不熟、人物不辨，严重缺乏一个史学家的必要素养！因此必须严惩，以儆效尤！

不过主持修订新旧《五代史》的陈尚君老师毕竟宅心仁厚，对唐老师再三开解，在定稿时又将“史学家”的头衔给欧阳修安了回去。后来同为修订组成员之一的仇鹿鸣老师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忍俊不禁，道是：“毕竟尚君师硕士论文研究欧阳修，对欧公的感情比我们深”，言外之意是若非如此，说不定陈老师也就同意了唐老师的观点，把欧阳修的史学家头衔拿掉了。

不过欧阳修本人若是泉下有知，必然会对这些人的做法嗤之以鼻——我修《新五代史》，本来抱定的打算就是褒贬义例,仰师《春秋》，“明善恶、别是非”。至于些许纰漏之处，无伤大雅，你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一、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整个二十四史中地位十分独特，它是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私修史书，上起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下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这部史书篇幅不长，仅有七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一般正史中必然会有的志被欧阳修砍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卷“考”，用欧阳修自己的话说，五代的典章制度毫无可取之处，不足为后世法，因此被他果断删掉。

《新五代史》篇幅虽短，但却谋杀了欧阳修的大量精力。按照《渑水燕谈录》中的说法，欧阳修在天圣年间便已经产生了重修五代史的念头，从他与友人的书信来推断，欧阳修大概在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前后开始动笔，到宝元元年(1038年)“粗若有成”，然后便开始了漫长的修改过程，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仍复精加考定,方敢投进”，直到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欧阳修依然在修改书中的内容。如此算下来，欧阳修写这部书竟然断断续续用了三十多年，功夫下得不可谓不深。

由于欧阳修本身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尤擅古文，这部《新五代史》又凝聚了他本人的无数心血，因此最后成书文采斐然，让人读罢拍案叫绝。其中的《伶官传序》更是被收录到教材之中，成为了无数学生少年时期“背诵并默写全文”的噩梦。后人对这部《新五代史》评价颇高，明代“三杨”之一的杨士奇就将《新五代史》与《史记》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太史公没，上下千余年间，所得太史公序事之文之髓者，惟欧阳子也。”

以常理来说，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时竭心尽力，功夫那肯定是下到位了；修纂这部史书的时间又在他编修《新唐书》的志和表等内容之后，经验上也必然不成问题，但偏偏这部史书中就留下了无数的低级错误，

以至于出现了本文篇首的那一幕，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事，真不能完全怪欧阳修。

欧阳修生于真宗景德年间，于仁宗天圣年间出仕，当时已经是北宋中期了。那段时间里宋代“祖宗家法”日趋成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不断发展、日后愈演愈烈的“三冗”问题彼时虽然已经露出了苗头，但尚未激烈到足以引发巨大变革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唐末五代通过肉体消灭的方式基本摧毁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北宋初期大开科举，为普通士子提供了难得的晋身之阶，儒家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第一次成为了主角，他们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和理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后人将这套新的思想与理念称为“宋学”。

所谓“宋学”，可以被理解为“宋代儒学”、或是“宋代学术”，其特点是强调儒学的实用价值，强调通经致用，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宋学的思路和观点与强调训诂的汉代儒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者们认为，宋学正是以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以来的章句之学。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宋儒不讲究寻章摘句、死扣字眼的笨功夫，他们追求的，是用文章来讲述道理，树立新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而欧阳修，正是宋学的创建者之一。

所以对欧阳修来说，《新五代史》中是否存在史实错误，关系并不是很大；但道理有没有讲到位，影响却很大。在欧阳修看来，所谓史实，应当为他的观点和道理服务，只要观点正确，那么就算有些许谬误之处，也是没关系的。反过来说，假如一部史书仅仅是记载了一些史实，而不能“垂劝戒，示后世”的话，那么这部史书——比如说，《旧五代史》——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二、

实际上《旧五代史》修纂的时间远早于《新五代史》，宋太祖开宝六年，赵匡胤下诏修《梁唐晋汉周书》,由薛居正监修。开宝七年闰十月，薛居正等人进表献书：修完了。

这么快？

没错，就是这么快。

《旧五代史》共计150卷，从数量上看，正好比《新五代史》多了一倍。由于《旧五代史》修纂时距后周灭国不久，五代各朝实录保存相对完好，根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初保存下来的各朝实录有后梁张衮等撰写《太祖实录》三十卷；后唐有赵凤、张昭远等撰写的《庄宗实录》三十卷，姚顗等撰写的《明宗实录》三十卷，张昭远等写的《愍帝实录》三卷、《废帝实录》十七卷；后晋有窦贞固等撰写的《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后汉有苏逢吉等撰写的《高祖实录》十卷、张昭远等撰写的《隐帝实录》十五卷；后周有张昭远等撰写的《太祖实录》三十卷，王溥等撰写的《世宗实录》四十卷。而宰相范质更是已经修成了三百六十卷的《五代实录》、以及其缩略版的《五代通录》。所以薛居正等人干脆搞了个“拿来主义”，以《五代通录》为蓝本，以各朝实录为底稿，摘抄裁剪之后形成了这部《旧五代史》。在修史时，薛居正他们参考了《三国志》的体例，对五代各自成书，分别有纪有传，其中《梁书》24卷，《唐书》50卷，《晋书》24卷，《汉书》11卷，《周书》22卷，至于其他地方割据政权，没有僭越称帝的统一放到《世袭列传》中，僭越称帝的都扔到了《僭伪列传》里，契丹、吐蕃、回鹘、党项这些地方等则丢到了《外国列传》里边，最后有志20卷，分为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十个部分，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五代时期的各种典章制度。

薛居正等人大多是五代遗臣，许多人甚至就是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而《旧五代史》又取材于五代各朝的实录，因此其史料价值非常之高。但问题在于五代是个“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特殊时期，因此宋初这些文臣的学问到底如何，其实一言难尽。再加上编纂时间甚短，因此考据失当、内容芜杂、体例不精等问题层出不穷，书中的各种封建迷信思想和帝王异相更是令人震撼，比如说朱温出生时赤气上腾，引得邻居震撼不已：

以唐大中六年岁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砀山县午沟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火发矣！”及至，则庐舍俨然。既入，邻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

又比如说李克用出世时“白气充庭，井水暴溢”

在妊十三月，载诞之际，母艰危者竟夕。族人忧骇，市药于雁门，遇神叟告曰：“非巫医所及，可驰归，尽率部人，被甲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无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

再比如说郭威出世时火光四射

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岁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尧山之旧宅。载诞之夕，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

反正这些皇帝出世的时候多少都得带点声光效果，你要是无声无息地就被生出来了，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这明显就是谶纬之学的残留思想在作祟。

而至于价值观问题，那就更大了，比如说历经五代十余朝皇帝，被誉为“不倒翁”的冯道，此人后来被司马光斥为“奸臣之尤”，却在《旧五代史》中落了个“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平生甚廉俭……史臣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的评价，这明显就是批评的不够深入具体！这样一个毫无廉耻之心的家伙，你不深入批判、当成反面典型，那以后人人都想做冯道，我大宋还能有忠臣了吗？

其实《旧五代史》中的史论内容本就不多，大多又来自前朝实录，乃是本朝人评价本朝事，难免会有“为尊者讳”的问题出现。所以史论文字简短，观点立场不一，前后矛盾之处在所难免。而这也让欧阳修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他看来，薛居正等人编纂的《旧五代史》是非不辨、善恶不明，繁猥失实，简直不堪入目，活脱脱就是一部劣史。因此必须重修《五代史》，从体例到内容，全部推倒重来！

三、

其实在欧阳修之前，已经陆续有人发现了《旧五代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着手进行修补了。比如说成书于真宗初年的《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等等，不过这些书大多只是对《旧五代史》的修补和勘误，欧阳修则决定，将旧史推到重来。

虽说是推倒重来，不过欧阳修在修纂《新五代史》时最大的参考书，竟然还是《旧五代史》。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旧五代史》中保存的史实，实在是太多了。而欧阳修虽然能接触到大宋官方保存的五代实录，可他的行为属于私人修史，又不可能将这些书带回家慢慢翻阅，所以修来修去，今天我们看到的《新五代史》其内容主干，竟然还来自于《旧五代史》。

不过欧阳修对《旧五代史》的“吸收利用”跟《旧五代史》对五代各朝实录的“吸收利用”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欧阳修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旧史中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力争不说废话，旧史中写李存勖继位后杀叔父李克宁，在《庄宗本纪》和《克宁传》中详细地讲了这事，前后内容近千字，大部分都是重复的；到了欧阳修这，《庄宗本纪》里只用了二十多个字对事件进行了简要地概述，详细经过被他放到了后边的《克宁传》中，可谓是“文约而事丰”。其次，欧阳修对旧史中的各种帝王异相和谶纬之言，尽数删去，他认为王朝是否正统，要看这个朝代能够修法守正、一统天下，靠那些神神叨叨的政治神学是不行的。最后，由于旧史成书时十国大多未灭，因此旧史对这些内容多半语焉不详，欧阳修则利用宋初这近百年时间里产生的新史料甚至是小说家言进行了补充，大大扩充了十国方面的相关内容。

除了这些以外，欧阳修还对史料进行了刻意地选择甚至是删改，好让史实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观点。这让欧阳修因此而毁誉参半：一方面，史实与史论的有机结合大大地增强了《新五代史》的可读性，但另一方面，书中的内容经过这么一删改，变得真假参半，完全失去了信服度。

以《死节传》中王彦章的传记为例，旧史中的《王彦章传》只是根据实录，对王彦章的生平经历进行了简单的堆砌——这怎么行！对欧阳修来说，王彦章乃是后梁重臣，国破之后以身死节，是五代浊世中不可多得的一股清流，必须大书特书，进行重点表彰！所以欧阳修完全摒弃了旧史中的叙事方式，千方百计地在滑州找到了王彦章的后代，根据他们手中的家传重写了相关传记。必须要说，欧阳修本身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修改《新五代史》又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文章水平那绝对是没的说，下笔如行云流水，说理似风卷残云，内容极其传神，将王彦章的英雄形象凸现得淋漓尽致：

龙德三年夏，晋取郓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顾事急，以绳内靴中，入见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强敌未灭，陛下弃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绳将自经。末帝使人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为招讨使，以段凝为副。末帝问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彦章受命而出，驰两日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数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盖三日矣。

这段文字从敬翔“以绳内靴中”逼梁末帝启用王彦章开始，到王彦章在众人面前夸口三日破敌时“左右皆失笑”引发读者悬念，最后收尾于“浮桥断，南城遂破，盖三日矣。”，在短短几百字内将敬翔的机智、王彦章的勇武、梁末群臣的懈怠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一个活生生的王彦章跃然纸上。当然，至于王彦章后代拿出的家传是否可信，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过有时候用力过猛，一味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而篡改史实，就难免贻笑大方：主持修订新旧《五代史》的陈尚君老师在接受《文汇学人》采访时分享过一个段子：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朱温宛若有“神足通”，经常是今天攻陷某州，明天又攻陷了千里之外的另一州，时人百思不得其解，便去问欧阳修为何朱温会有如此神通。欧阳修坦然答道，朱温罪大恶极，要为战争负责，所以每次梁军攻克某州，都必须让朱温亲自带队，以凸显其罪恶。所以也就难怪宋人有：“好个欧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的感慨了。

当然，欧阳修的大刀阔斧不仅体现在内容上，更体现在体例上。欧阳修几乎是全盘推倒了《旧五代史》的原有体例结构，将原本五代各自成书，分别有纪有传的体例改为五代各有本纪，然后将臣子拿出来分别纳入不同传记的体例。在欧阳修看来，忠臣良将与乱臣贼子不能一概而论，从一而终者与出仕数朝者自然也不好放到一起，因此必须要通过细致的分类，为每个人找到合适的定位。比如说某人仅在一朝出仕，那就要入《某臣传》，某人历仕多朝，那对不起，你就得进《杂臣传》；又如五代全节之士虽然仅有三人，但堪为百代楷模，必须要大加表彰，所以必须单独写一个《死节传》；再者五代时后唐太祖丐养义儿，亲疏之理逆反人伦，最后导致天下大乱，必须引以为戒，因此单有一个《义儿传》；再如唐末张文蔚等人不肯为大唐陪葬，在朱温夺权时助纣为虐，有必要严加批判，因此要单独搞一个《唐六臣》传。这种编排方式完全突破了传统传记体史书以人物生卒年限为顺序的排列方式，但欧阳修表示没问题，“不必以人死年月断于一代,但著功一，等等等等。多者,随代分之,所贵作传与纪相应”后世学者表示这种做法“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

除此之外，欧阳修还统一了《新五代史》褒贬人物的基本立场，加大了书中史论的力度，非常认真地将春秋笔法贯穿于整部《新五代史》之中。在几乎所有的“本纪”和“传”中，你都能见到他个人观点的强烈表达，而什么以古喻今、“恶意的政治隐喻”这种事自然也是少不了的，比如说《晋出帝本纪》中的这段史论，就属于映射时政的典型例子：

呜呼，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礼》：“兄弟之子，犹子也。”重贵书子可也，敬儒出帝父也，书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盖出帝于高祖，得为子而不得为后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出帝岂得立邪？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以谓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使高祖无子，出帝得为后而立以正，则不待绝其所生以为欺也。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正，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晋出帝石重贵乃是晋高祖石敬瑭的侄子，他亲爹石敬儒没得早，所以就把他过继给了石敬瑭。但问题石敬瑭是有亲生儿子的，但他一生七子，大多早夭，去世前膝下仅有幼子石重睿一人，石敬瑭死前曾向宰相冯道托孤，希望他能扶石重睿登基。结果石敬瑭一死，冯道马上就以国家多事为理由，议立长君，把石重贵给扶正了。而石重贵也毫不含糊，上来之后就给自己的亲爹石敬儒安了个“皇伯”的名头——皇，是盛大美好之意；伯，当然就是伯父的意思。算是从根上跟自己的亲爹划清了界限。这让欧阳修感慨万千，认为晋出帝这么干，就是为了欺骗天下，让大家以为他是石敬瑭的亲儿子，这简直是灭绝天性，欺骗世人啊！

可欧阳修为什么忽然在这件事上感慨这么大呢？原来北宋英宗一朝的大事乃是“濮议”——仁宗无子，因此在死前将濮王之子赵宗实过继了过来，是为宋英宗。英宗继位之后遇到了跟晋出帝差不多的问题，那就是要如何优雅地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朝中大臣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以欧阳修、韩琦等人为代表的宰执班子坚定地认为，濮王是您亲爹，因此您尊其为“皇考”是没有问题的；而以司马光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代表的台谏系统则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坚持认为应该尊濮王为“皇伯”，他们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晋出帝曾尊自己的生父为“皇伯”。双方前后论战了十八个月，欧阳修自然在论战中以笔做刀枪，向司马光等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评价晋出帝行为时语言如此系列的主要原因——晋出帝得位不正，意图欺瞒天下，因此尊自己生父为皇伯，灭绝天性。我们大宋英宗得位很正，干嘛要学晋出帝，玩这种鬼蜮伎俩？后世学者认为，欧阳修在《晋出帝本纪》和《晋家人传》中的两段史论不仅是有感而发，更是欧阳修对自己在“濮议”过程中所写文章的系统性总结。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的一生走到了终点，而新五代史则成为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在他死后朝廷下诏求书，将这部私修史书刊刻天下，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大家惊讶地发现这部书在刊刻的时候上边就已经有了注释！原来是欧阳修怕自己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别人看不出来，因此专门请自己的学生徐无党为《新五代史》做了注，跟原文放在了一起，好方便大家更加透彻地理解他修史的意图，这也让一些人深刻地怀疑这事乃是欧阳修假托自己学生名义干出来的。

不过欧阳修担心是多余的，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宋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这部《新五代史》问世之后就迅速打垮了《旧五代史》，大行于世。此后宋代学人多重《新五代史》而轻《旧五代史》，因此市面上的《旧五代史》越来越少。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旧五代史》几乎已经不行于世，而金章宗更是下诏废除旧史，独尊新史，因此到了元明两代，市面上几乎是彻底找不到《旧五代史》的踪迹了。

它如同从未出现过一样。

尾声

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了《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以此为引，轰轰烈烈的《四库全书》编修工程开始了。经过数年的努力，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数百种散佚图书，而《旧五代史》赫然在列——这让它成为了二十四史中最特别的一部史书：它是唯一一部散佚后又被重新辑出的正史。

在欧阳修死后几百年，历史跟他开了个大玩笑，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在经过了宋、元、明三代之后，清朝的考据之风盛行，大家开始逐渐发现了《新五代史》中的各种疏漏之处，同时也意识到了《旧五代史》所具备的重要史学价值。因此批评欧阳修胡乱修史、肯定《旧五代史》史学价值的言论，也逐渐多了起来。

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旧五代史》对史实的记述远较《新五代史》更准确，因此其史学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了《新五代史》。薛居正的这部《旧五代史》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终于被历史赋予了正确的地位。

只是不知道欧阳修对这样的结局，是否会感到满意呢？

本文首见于《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1月上第1期。本期《国家人文历史》为二十四史选读专题，其中新旧五代史、宋史两篇由我撰稿，建议购买。（疯狂暗示）

另我的极简五代史已经决定重制出版（撒花），老文成于2016年，颇多疏漏之处，在此感谢诸君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