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一向以恭顺中原著称的吴越国，为何敢于以"上国"的身份册封后百济，并介入其与高丽的战争？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各割据政权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需要审慎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素以恭顺中原、小心翼翼地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吴越国，却史无前例地以“上国”的身份册封了后百济，并因此卷入了后百济与高丽的战争，这无疑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吴越国的处境、其战略考量以及吴越王钱镠及其后继者的政治智慧。
一、 吴越国的“恭顺”并非无底线：生存的智慧与战略的灵活性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吴越国之所以“以恭顺中原著称”，并非因为它天生缺乏野心或独立意识，而是其地理位置和实力所决定的生存策略。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相对远离中原战乱的中心，同时其军事实力也无法与北方的强大政权抗衡。因此，在五代乱世中，奉中原正朔、避免正面冲突，成为吴越国维持自身稳定和独立的最优选择。这种“恭顺”是一种策略，是基于现实的考量，而非绝对的臣服。
然而，这种“恭顺”并非意味着吴越国放弃了在区域事务中发挥影响力的可能性。相反，当机会出现，并且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战略目标时，吴越国也绝不会犹豫。册封后百济，恰恰是这种战略灵活性的一次体现。
二、 东北亚的权力真空与后百济的困境：吴越国的机遇
在十世纪初，朝鲜半岛正经历剧烈的政治变动。新罗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最终分裂为后高句丽（后称高丽）、后百济和新罗（故土新罗）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战乱不断，彼此征伐。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更迭，局势动荡。然而，在后晋时期，为了换取契丹的军事援助，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这一举动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原王朝的军事防御能力，也间接为契丹（辽）的势力向南扩张打开了通道，进而影响到了周边地区的权力格局。
在这种背景下，朝鲜半岛三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北方与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为吴越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三、 册封后百济：“上国”身份的象征意义与现实利益
吴越国册封后百济，表面上看是吴越国以“上国”自居，但其背后有着更深远的战略考量：
巩固区域影响力，制衡高丽： 后百济当时与高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后百济的王位继承和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势力的承认和支持。吴越国通过册封后百济，相当于承认了后百济的合法性，并与之建立了一种政治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视为吴越国在东北亚地区争取战略纵深和影响力的重要一步。通过支持后百济，吴越国能够有效地制衡日益强大的高丽，防止高丽势力过于向南扩张，威胁到吴越国的海上贸易和沿海安全。
“以夷制夷”的战略： 钱镠及后继者深谙“以夷制夷”的道理。他们清楚，自己无法直接与北方强大的政权抗衡，但可以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身利益。通过支持后百济，吴越国将自己置于一个可以操纵区域力量平衡的位置，避免直接卷入与北方政权的直接冲突。
获取海上贸易利益： 吴越国以海上贸易立国，其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稳定的海外贸易路线。后百济作为朝鲜半岛的国家，与吴越国在海上贸易上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册封并建立联系，吴越国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其在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册封后百济，也是一种对后百济王权合法性的肯定，有助于稳定其国内局势，从而保证贸易往来的顺畅。
树立“大国”形象，提升国际地位： 尽管吴越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只是一个割据政权，但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通过册封后百济，吴越国能够以一种“上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提升了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声望和国际地位。这对于一个在分裂时期努力寻求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政权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四、 介入后百济与高丽的战争：有限的军事支援与战略平衡
吴越国册封后百济后，自然也就被卷入了后百济与高丽的战争。尽管吴越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非直接的征服者，更多的是以军事援助、外交支持等形式出现，但这足以说明其介入的决心。
有限的军事援助： 吴越国派遣的军队数量可能有限，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支援，或是提供技术、粮草等后勤援助。其目的并非要灭掉高丽，而是要帮助后百济抵御高丽的进攻，维持其独立性，从而实现吴越国制衡高丽的战略目标。
外交手段的运用： 除了军事援助，吴越国还会通过外交途径，试图调和后百济与高丽的冲突，或者利用冲突来获取自身利益。例如，可能试图促成某种和平协议，但前提是保障吴越国的战略利益。
风险评估与控制： 吴越国在介入这场战争时，也必然进行了审慎的风险评估。它不会投入过多的兵力，以免削弱自身实力，或者引起北方更强大政权的注意。其策略始终围绕着“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
五、 钱镠及后继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灵活应变
吴越国敢于以“上国”身份册封后百济，并介入其与高丽的战争，归根结底在于吴越王钱镠及其后继者卓越的政治智慧。他们深谙“韬光养晦”与“适时出击”的辩证关系。
洞察时代潮流： 他们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东北亚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看到了北方动荡以及朝鲜半岛政治分裂带来的机遇。
灵活的外交策略： 吴越国在奉事中原政权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自身的区域影响力，而非仅仅满足于“偏安一隅”。
战略的长期性： 册封后百济并非短期行为，而是吴越国一项长远的区域战略。通过这种方式，吴越国试图在东亚大陆和海洋的交汇点，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环境。
总结：
吴越国以“上国”身份册封后百济并介入其与高丽的战争，并非偶然，而是其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基于生存需求、战略考量和政治智慧所做出的明智选择。这体现了吴越国并非单纯的“恭顺”，而是在维护自身独立和发展的基础上，展现出的区域影响力投射和战略上的灵活性。通过这种方式，吴越国成功地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空间，并提升了其在东亚区域的政治地位。这恰恰证明了，即使是在一个以“分裂”为主旋律的时代，精明的统治者也能够抓住机遇，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一、 吴越国的“恭顺”并非无底线：生存的智慧与战略的灵活性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吴越国之所以“以恭顺中原著称”，并非因为它天生缺乏野心或独立意识，而是其地理位置和实力所决定的生存策略。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相对远离中原战乱的中心，同时其军事实力也无法与北方的强大政权抗衡。因此，在五代乱世中，奉中原正朔、避免正面冲突，成为吴越国维持自身稳定和独立的最优选择。这种“恭顺”是一种策略，是基于现实的考量，而非绝对的臣服。
然而，这种“恭顺”并非意味着吴越国放弃了在区域事务中发挥影响力的可能性。相反，当机会出现，并且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战略目标时，吴越国也绝不会犹豫。册封后百济，恰恰是这种战略灵活性的一次体现。
二、 东北亚的权力真空与后百济的困境：吴越国的机遇
在十世纪初，朝鲜半岛正经历剧烈的政治变动。新罗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最终分裂为后高句丽（后称高丽）、后百济和新罗（故土新罗）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战乱不断，彼此征伐。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更迭，局势动荡。然而，在后晋时期，为了换取契丹的军事援助，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这一举动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原王朝的军事防御能力，也间接为契丹（辽）的势力向南扩张打开了通道，进而影响到了周边地区的权力格局。
在这种背景下，朝鲜半岛三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北方与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为吴越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三、 册封后百济：“上国”身份的象征意义与现实利益
吴越国册封后百济，表面上看是吴越国以“上国”自居，但其背后有着更深远的战略考量：
巩固区域影响力，制衡高丽： 后百济当时与高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后百济的王位继承和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势力的承认和支持。吴越国通过册封后百济，相当于承认了后百济的合法性，并与之建立了一种政治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视为吴越国在东北亚地区争取战略纵深和影响力的重要一步。通过支持后百济，吴越国能够有效地制衡日益强大的高丽，防止高丽势力过于向南扩张，威胁到吴越国的海上贸易和沿海安全。
“以夷制夷”的战略： 钱镠及后继者深谙“以夷制夷”的道理。他们清楚，自己无法直接与北方强大的政权抗衡，但可以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身利益。通过支持后百济，吴越国将自己置于一个可以操纵区域力量平衡的位置，避免直接卷入与北方政权的直接冲突。
获取海上贸易利益： 吴越国以海上贸易立国，其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稳定的海外贸易路线。后百济作为朝鲜半岛的国家，与吴越国在海上贸易上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册封并建立联系，吴越国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其在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册封后百济，也是一种对后百济王权合法性的肯定，有助于稳定其国内局势，从而保证贸易往来的顺畅。
树立“大国”形象，提升国际地位： 尽管吴越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只是一个割据政权，但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通过册封后百济，吴越国能够以一种“上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提升了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声望和国际地位。这对于一个在分裂时期努力寻求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政权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四、 介入后百济与高丽的战争：有限的军事支援与战略平衡
吴越国册封后百济后，自然也就被卷入了后百济与高丽的战争。尽管吴越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非直接的征服者，更多的是以军事援助、外交支持等形式出现，但这足以说明其介入的决心。
有限的军事援助： 吴越国派遣的军队数量可能有限，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支援，或是提供技术、粮草等后勤援助。其目的并非要灭掉高丽，而是要帮助后百济抵御高丽的进攻，维持其独立性，从而实现吴越国制衡高丽的战略目标。
外交手段的运用： 除了军事援助，吴越国还会通过外交途径，试图调和后百济与高丽的冲突，或者利用冲突来获取自身利益。例如，可能试图促成某种和平协议，但前提是保障吴越国的战略利益。
风险评估与控制： 吴越国在介入这场战争时，也必然进行了审慎的风险评估。它不会投入过多的兵力，以免削弱自身实力，或者引起北方更强大政权的注意。其策略始终围绕着“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
五、 钱镠及后继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灵活应变
吴越国敢于以“上国”身份册封后百济，并介入其与高丽的战争，归根结底在于吴越王钱镠及其后继者卓越的政治智慧。他们深谙“韬光养晦”与“适时出击”的辩证关系。
洞察时代潮流： 他们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东北亚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看到了北方动荡以及朝鲜半岛政治分裂带来的机遇。
灵活的外交策略： 吴越国在奉事中原政权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自身的区域影响力，而非仅仅满足于“偏安一隅”。
战略的长期性： 册封后百济并非短期行为，而是吴越国一项长远的区域战略。通过这种方式，吴越国试图在东亚大陆和海洋的交汇点，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环境。
总结：
吴越国以“上国”身份册封后百济并介入其与高丽的战争，并非偶然，而是其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基于生存需求、战略考量和政治智慧所做出的明智选择。这体现了吴越国并非单纯的“恭顺”，而是在维护自身独立和发展的基础上，展现出的区域影响力投射和战略上的灵活性。通过这种方式，吴越国成功地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空间，并提升了其在东亚区域的政治地位。这恰恰证明了，即使是在一个以“分裂”为主旋律的时代，精明的统治者也能够抓住机遇，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网友意见
首阳想侧重高丽方面，但因为文献不足征，这个问题没有正解，只能推测。在928年王建致甄萱书中，高丽对吴越使用的语句是“伏奉吴越国通和使班尚书所传诏书一道”、“上国之仁恩”，并对钱镠使用“殿下”的尊称（在古代是“以卑达尊”的用语，跟“殿下”敌体或更高级的人不会用），很明显就是称臣了。为什么要称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建此前受过吴越国册封，缔结了君臣关系，还有一种就是像11世纪后期以后高丽对宋朝那样，在不具备君臣关系的情况下执臣礼。
第一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史载钱镠虽然称臣中原王朝，但对内采用帝制，自建天宝、宝大、宝正等年号，并且“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韩国庆尚南道晋州矗石楼（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名妓论介在此抱着倭将跳下此楼，在朝鲜半岛家喻户晓）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宝正十二……”铭文的瓦当，可知当地奉用吴越正朔甚至到了937年，足见吴越国对海东政治影响力之大。既然吴越国能册封新罗、渤海还有后百济，册封高丽自然不在话下，王建也有可能是钱镠“封拜”过的“海中诸国”“君长”之一。
不过，个人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此前甄萱致王建书中所录的吴越国诏书原文是：
前月七日，吴越国使班尚书至，传王诏旨：“知卿与高丽，久通欢好，共契邻盟。比因质子之两亡，遂失和亲之旧好，互侵疆境，不戢干戈，今专发使臣，赴卿本道，又移文高丽，宜相亲比，永孚于休。”仆义笃尊王，情深事大，及闻诏谕，即欲祗承。但虑足下欲罢不能，困而犹斗，今录诏书寄呈，请留心详悉。
从上引史料来看，吴越国是给甄萱下“诏”，甄萱受过吴越官爵是有明确记载的，这不奇怪；而吴越给高丽则是“移文”，在用词规范极其严格的古代公文体系中，这个词汇很值得注意。《旧唐书》载“诸司自相质问，其义有三，曰关、刺、移”，是行用于互不统属的机构之间的文书，也就是说吴越和高丽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而是王建如此客气地执臣礼。王建所“伏奉”的“诏书”，可能未必是吴越国给他的“移文”，而是甄萱“今录诏书寄呈”中的“诏书”。
那么王建为什么要对吴越国毕恭毕敬呢？一来，这个书信不是给吴越国的，而是给后百济甄萱的，他和甄萱既然是敌体，吴越国又来调停两国冲突，那他在给甄萱的书信中将吴越国尊称为“上国”也算正常。二来可能就是考虑到与吴越国的友好关系。吴越国派人来调停，不可能白来，肯定要得到结果，说不定通和使班尚书还没走。高丽假如在回信中不接受吴越调停，甚至出言不逊，那等于与吴越为敌，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门就彻底关上了。所以，在回信中对吴越恭敬一点，也是为了保持对吴越友好的姿态，防止到处树敌的不利局面，以后还能继续交流。
这跟后来11世纪后高丽和宋朝的交往差不多是同一个道理，当时与高丽有君臣关系的是辽，高丽当时的“上国”、“陛下”应该是辽朝和辽朝皇帝，但不妨碍高丽每每以“上国”来称呼宋朝，“陛下”来称呼宋朝皇帝。如朴寅亮所撰高丽文宗哀册写道：“比盛上国，称小中华。”高丽睿宗亲自写给宋徽宗的表文中也说“伏惟皇帝陛下，虞舜聪明而稽古，商汤勇智以济时”。这也是因为首先宋辽是平等的兄弟之国，高丽也算低宋一等；其次就是高丽与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如马端临论及宋丽关系所言，高丽之所以肯对宋朝执臣礼，“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
当然，正如本答案开头所说，这方面史料太少，尤其是没有高丽和吴越往来文书流传下来，除非发现新史料，否则这个问题目前无解。以上所说都是推测，大家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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