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周作人是汉奸？
关于周作人是否是“汉奸”这一评价，历史上有争议，也引发了长期的讨论。要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周作人自身的行为以及不同立场下的解读。
首先，我们得明确“汉奸”这个词的含义。在通常语境下，“汉奸”指的是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背叛国家、为敌方效力，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个词尤其与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联系在一起。
周作人之所以会被一些人指责为“汉奸”，主要集中在他抗日战争时期，留在了被日本占领的北平，并且担任了日伪政权下的职务。具体来说：
1. 担任职务与日伪政权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被日本侵略。华北地区很快被日本占领，并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并入汪精卫政权）。周作人在1938年之后，陆续在日伪政权下担任了一些职务，例如“新民会”的会长，以及后来汪伪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的委员等。
“新民会” 这是一个由日本人主导成立的组织，旨在“新民”即“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宣扬中日合作，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宣传和组织机构。周作人担任其会长，被认为是积极参与了日伪政权的活动。
北平“政务委员会” 这是汪伪政权在北平设立的行政机构。周作人作为委员，参与了日伪政权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2. 当时的诱因和周作人的解释： 理解周作人为何会走上这条道路，也需要看到他当时的处境和考量。
身体状况与家庭牵挂： 周作人当时身体多病，需要相对安定的环境休养。而且，他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也留在了北平。在战乱时期，家庭的安危和个人的生存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国民政府的失望： 周作人一向不喜暴力和政治斗争，他的思想中带有明显的“隐逸”和“闲适”情调。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一些政策可能也存在不满。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可能并未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投身抗日。
他本人的辩解和立场： 周作人后来在接受审判时，也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强调自己并非主动投靠日本人，而是“迫不得已”，并且其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维护普通民众的生活秩序。他认为自己只是在“维持一个表面上的正常”，避免更坏的情况发生。他也曾表示，自己并非真心拥护日本侵略，而是在一个“非常时期”里，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汉奸”的定罪与争议：
战后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汉奸进行了清算和审判。周作人在1945年被逮捕，并以“汉奸罪”受到审判。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这个判决本身就表明，当时的官方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了汉奸罪。
“汉奸”定义的模糊性与时代因素： 然而，“汉奸”的界定在历史上也并非一成不变。有些人认为，只要在敌占区生活、并接受敌伪政权的委任就构成汉奸。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需要考察其主观意图和具体行为是否直接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周作人的支持者认为，他只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其行为并没有积极地配合侵略者进行破坏活动。
对周作人文学和思想的区分：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将周作人的个人行为与其在抗战前的文学成就和思想贡献分开来看。他作为一位重要的文化人，其散文、文学评论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是否能抵消其抗战时期的行为，也存在争议。
4. 不同角度的解读：
批评者： 批评者认为，无论周作人是出于何种原因，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接受了敌伪政权的职务，并为其效力，就是背叛民族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洗脱“汉奸”的罪名。他们认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知识分子应当展现出坚定的民族气节，而不是选择“苟且偷生”。
辩护者/同情者： 辩护者则认为，在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简单地将所有在敌占区生活的人都扣上“汉奸”的帽子是不够公允的。他们强调周作人的身体状况、家庭因素，以及他所谓的“保护论”。他们认为，他并非主动投靠侵略者，而是在被动的环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其本意是想减少伤害。
总结来说，说周作人是“汉奸”，主要依据是他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政权下担任职务这一事实。 这个行为在当时被视为通敌叛国，因此受到审判和指责。然而，对于他行为的动机、性质以及是否构成“汉奸”的评价，至今仍存在争议。一部分人坚决认为他触犯了“汉奸罪”的标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他的处境、解释和可能存在的“不得已”之处。
理解周作人被指责为“汉奸”，就必须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为什么做，以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衡量和定义“汉奸”这一行为。这是一个牵涉到历史事实、个人选择、时代局限以及评价标准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问题。
首先，我们得明确“汉奸”这个词的含义。在通常语境下，“汉奸”指的是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背叛国家、为敌方效力，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个词尤其与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联系在一起。
周作人之所以会被一些人指责为“汉奸”，主要集中在他抗日战争时期，留在了被日本占领的北平，并且担任了日伪政权下的职务。具体来说：
1. 担任职务与日伪政权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被日本侵略。华北地区很快被日本占领，并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并入汪精卫政权）。周作人在1938年之后，陆续在日伪政权下担任了一些职务，例如“新民会”的会长，以及后来汪伪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的委员等。
“新民会” 这是一个由日本人主导成立的组织，旨在“新民”即“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宣扬中日合作，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宣传和组织机构。周作人担任其会长，被认为是积极参与了日伪政权的活动。
北平“政务委员会” 这是汪伪政权在北平设立的行政机构。周作人作为委员，参与了日伪政权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2. 当时的诱因和周作人的解释： 理解周作人为何会走上这条道路，也需要看到他当时的处境和考量。
身体状况与家庭牵挂： 周作人当时身体多病，需要相对安定的环境休养。而且，他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也留在了北平。在战乱时期，家庭的安危和个人的生存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国民政府的失望： 周作人一向不喜暴力和政治斗争，他的思想中带有明显的“隐逸”和“闲适”情调。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一些政策可能也存在不满。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可能并未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投身抗日。
他本人的辩解和立场： 周作人后来在接受审判时，也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强调自己并非主动投靠日本人，而是“迫不得已”，并且其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维护普通民众的生活秩序。他认为自己只是在“维持一个表面上的正常”，避免更坏的情况发生。他也曾表示，自己并非真心拥护日本侵略，而是在一个“非常时期”里，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汉奸”的定罪与争议：
战后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汉奸进行了清算和审判。周作人在1945年被逮捕，并以“汉奸罪”受到审判。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这个判决本身就表明，当时的官方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了汉奸罪。
“汉奸”定义的模糊性与时代因素： 然而，“汉奸”的界定在历史上也并非一成不变。有些人认为，只要在敌占区生活、并接受敌伪政权的委任就构成汉奸。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需要考察其主观意图和具体行为是否直接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周作人的支持者认为，他只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其行为并没有积极地配合侵略者进行破坏活动。
对周作人文学和思想的区分：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将周作人的个人行为与其在抗战前的文学成就和思想贡献分开来看。他作为一位重要的文化人，其散文、文学评论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是否能抵消其抗战时期的行为，也存在争议。
4. 不同角度的解读：
批评者： 批评者认为，无论周作人是出于何种原因，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接受了敌伪政权的职务，并为其效力，就是背叛民族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洗脱“汉奸”的罪名。他们认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知识分子应当展现出坚定的民族气节，而不是选择“苟且偷生”。
辩护者/同情者： 辩护者则认为，在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简单地将所有在敌占区生活的人都扣上“汉奸”的帽子是不够公允的。他们强调周作人的身体状况、家庭因素，以及他所谓的“保护论”。他们认为，他并非主动投靠侵略者，而是在被动的环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其本意是想减少伤害。
总结来说，说周作人是“汉奸”，主要依据是他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政权下担任职务这一事实。 这个行为在当时被视为通敌叛国，因此受到审判和指责。然而，对于他行为的动机、性质以及是否构成“汉奸”的评价，至今仍存在争议。一部分人坚决认为他触犯了“汉奸罪”的标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他的处境、解释和可能存在的“不得已”之处。
理解周作人被指责为“汉奸”，就必须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为什么做，以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衡量和定义“汉奸”这一行为。这是一个牵涉到历史事实、个人选择、时代局限以及评价标准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问题。
网友意见
他去日本以后就成汉奸了
1941年，周作人发表《华北教育一年来之回顾》，对其主持华北教育的“功绩”自我评定，其中包括：
奖励日本语文之研究，各省市早经设有日文专修学校，长期短期日语讲习听训练班，每省市约六七处或十余处不等，使学校职员及一般人均负研究日本语文之机会，且不时举办日语观摩竞赛等会，以资鼓励而增强其研讨之兴趣。……举行日本语文检定试验。
1941年12月16日，周作人发表广播演说《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指出：
自从中日事变以来，我东亚已结成一环，共荣共存，以建设新秩序。……我们身为东亚民族的人，应当在此时特别紧密联络，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以求本身的解放，这是东亚民族最紧要的时期。……总之，现在东亚已步入严重时期，只要全东亚民族能够一心一德的向前迈进，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1942年，日军攻占新加坡，周作人发表大作《东亚解放之证明》，指出：
新加坡的陷落是东亚解放之一个具体的证明。
1942年12月26日伪《申报》报道，周作人发表《新年感想》：
光阴荏再，岁聿云新，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特发表「新年感想」一文，兹节志于后。回忆过去一年间，举世悉在风云险恶惊涛骇浪之中，然而我东亚民族仍毅然排除万难，向解放东亚，复兴东亚之大道迈进。因大东亚战争之目的，极光明正大，故必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此时吾人所应注意者，厥在今后之建设工作。战争虽为破坏工作，但同时亦为建设工作，盖若不捣毁腐败之旧秩序，则无从建设正确巩同之新秩序，因此对已往之一切障碍必须澈底予以破坏。今日吾人首要之图，即在对于如何从事战后之建设，如何使东亚复兴诸端，加以缜密之检讨。关于建设工作其内容实至为复杂，要而言之，可分为有形的建设与无形的建设二种，前者为军事经济等，后者则为精神建设，亦即关于文化思想方面之建设是也。此两者其重要性实无分轩轾，更须相辅进行，始可期其结果之圆满。现阶段大东亚建设之复杂困难，决不应仅委之于一部份人担任，而必须全东亚民族一致奋起，共同分担不可。古语有云「风雨同舟」，正可为大东亚现势之写照。当兹旧岁即除新年将临之际，吾人更应坚定意志，以同甘共苦之精神，为巩固东亚各民族盘石之基及获得将来之幸福，并树立东亚永久之和平而努力。
当谈及周作人的时候，默认的定性就是汉奸，这个是民国政府立过案，过过堂，判了刑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辩白自己的历史问题，被直接要求反省并登报悔过自己罪状。因此，周某的行为是板上钉钉两代政权官方认证的汉奸罪行为，而不是什么“有人说”之类虚无缥缈软弱无力的谩骂。
所以这个问题应当问，“为什么有人说周作人不是汉奸？”。说实话，你要是这么问的话，我倒是还真有点好奇答案怎么回答。
当然，光说上面那些众所周知的片汤话也没啥信息含量。我理解题主可能想要了解周某的具体犯罪事实。我特地查阅了当年的起诉书，总结周某的犯罪事实如下：
1.民国28年8月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任伪文学院院长。配合日本人侵略计划推行奴化教育，编修伪教科书。
2.民国30年10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推行为日本人服务的政令，成立日伪青少年团，为敌伪培训青少年干部。
3.民国32年6月出任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调查华北资源，便利日本人其开采矿产，搜索物资。
4.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 , 藉文字宣传 , 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 , 遂行近卫三 原则之计划 ; 希图淆惑人心 , 沮丧士气 , 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
以上罪状，周某均供认不讳。
一开始判了周某14年，后来周某给北大老校长蒋梦麟写信，蒋梦麟证明当年七七事变后留周作人在北京不南撤是他的意思，为的是看管校产。在胡适（低调俱乐部成员，非常同情周某）的努力下，第一条罪状就被取消了，但是其他罪状仍然洗不脱，最终改判10年有期徒刑。
到此为止，周作人为什么是个板上钉钉的汉奸已经说明清楚了，下面的问题就是，周作人为啥要当汉奸，这个问题就比题主的问题值得研究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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