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强制剃发易服，没有像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样推行汉化政策，这是不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文明的倒退”这个说法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价值判断。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更倾向于描述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过程和影响，而不是轻易地给它贴上“进步”或“倒退”的标签。文明是多维度、动态发展的，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往往是复杂的，难以用简单的“好坏”来衡量。
清朝强制剃发易服：
清朝建立于17世纪，是一个由满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在征服和统治汉族为主的广大地区时，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触目惊心且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剃发令”。
核心内容： 颁布“剃发令”，要求所有汉族男性必须剃去前额的头发，编成辫子，其余的头发则向后梳并编成辫子垂在脑后。同时，服装也要求遵从满族样式，如马褂、旗袍等。
推行方式： 强制性是其显著特点。“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酷口号流传至今，各地发生了许多因拒绝剃发而导致的屠杀事件，例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这表明，剃发易服的推行并非循序渐进或以劝说为主，而是伴随着高压和暴力。
目的： 清朝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其最直接的目的在于“改满汉之服色，示满汉之异同”。通过改变汉族男性的发式和服装，强制他们“满化”，从而在视觉上和心理上消除满汉之间的界限，塑造一个统一的帝国形象，同时也象征着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更深层次的考量是为了削弱汉族原有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防止其成为反抗的潜在力量。
影响：
文化上的冲击和同化： 剃发令极大地触犯了汉族的传统习俗，头发在古代中国被视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道的重要体现。这种强制性的改变是对汉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直接挑战，引起了广泛的抵触和反抗。
政治上的巩固和压制： 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强制性地抹去民族差异，有助于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建立一种统一的政治认同。同时，通过严酷的执行手段，也有效地震慑了反抗者，巩固了满族的统治地位。
视觉上的统一和象征意义： 满族男子的辫子形象，成为了清朝帝国一个鲜明的视觉符号，标志着这是一个由满族统治的帝国。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在统治北方汉族地区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民族融合和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北魏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改革者。
核心内容： 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以汉化为核心的改革，包括：
迁都洛阳： 将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意图靠近中原文化中心，便于接受和推行汉族文化。
改汉姓： 鼓励鲜卑贵族改用汉族姓氏。
说汉语： 命令鲜卑官民必须使用汉语交流。
通婚姻： 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
改服饰： 提倡鲜卑贵族穿汉族服饰。
改革官制、法律等： 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典籍。
推行方式：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相对温和、循序渐进的。他通过诏令、鼓励和榜样作用来推行，虽然也有强制性成分，但并未像清朝那样采取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来强制执行。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学习汉文化，说汉语，穿汉服。
目的： 孝文帝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移风易俗，渐革旧弊，以兴王业”。他看到了鲜卑族文化相对于汉族文化的局限性，认为只有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才能使北魏政权长久稳固地统治中原，并实现国家的强大。他是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和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主动寻求与被统治者文化的融合。
影响：
民族融合的典范： 孝文帝改革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文化基础。鲜卑族逐渐汉化，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汉族文化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力，而北方文化也从中原汲取了文明的养分，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面貌都得到了提升。
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 通过汉化，北魏政权获得了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基础，避免了因民族隔阂而导致的统治危机。
两者对比与“文明的倒退”讨论：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清朝的剃发易服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 推行方式、目的和效果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推行方式： 北魏是“以汉化我”，主动学习和吸收汉族文化，推行方式相对温和；清朝是“以我化汉”，强制汉族接受满族文化，推行方式残酷。
目的： 北魏是为了长远发展和巩固统治，通过融合来增强国力；清朝更多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短期利益和加强统治的压制性，通过抹杀差异来消除潜在的反抗。
文化立场： 北魏是主动向更成熟的汉文化靠拢；清朝则是将自身文化强加于被征服民族。
那么，这是否是“文明的倒退”呢？
站在汉族文化的立场上，强制性的剃发易服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创伤和压迫。 汉族作为当时中国的主体民族，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在这次强制性改变中遭受了严重的践踏。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文化理念到象征身份认同的发式，这种粗暴的干涉，无疑让许多人感到尊严被剥夺，文化认同被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为了政治统治而强制性地摧毁和压制一种成熟的、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习俗，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明的倒退，因为它阻碍了文化本身的自由发展和传承。 它是一种强制的、单向的文化输出，而非健康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
1. 统治者的视角： 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在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帝国，需要一种能够团结帝国的象征和制度。强制性的剃发易服，虽然手段严厉，但在他们看来，是巩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之举。他们未必认为这是“倒退”，而是认为这是“进步”和“有效”的统治策略。
2. 文化融合的视角：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复杂的，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清朝的强制性推行，客观上确实改变了汉族的社会面貌，也促进了满汉之间一定程度的接触和了解。虽然这种融合是带着伤痛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也成为了中国多民族文化构成的一部分。不过，这种融合与孝文帝改革那种主动学习、相互尊重的融合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3. 对“文明”的定义： 什么是“文明”？如果文明是指文化传统的延续和丰富，那么强制性的改变无疑是一种破坏。但如果文明也包含着政治的统一、秩序的建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清朝的统治也带来了相对长期的稳定（尽管是通过高压手段）。
所以，与其说是“文明的倒退”，不如说是一种“文明的扭曲和压制”。
扭曲： 它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而非文化本身的内在逻辑来驱动的。文化的活力在于其自由的生长和发展，强制性的输出必然会扭曲其本来面貌。
压制： 它压制了汉族文化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压制了人们表达文化认同的自由。
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相比，清朝的剃发易服更像是一种“征服者文化”的强制输出，而非“被征服者文化”的主动学习和融合。 孝文帝改革是将鲜卑族打造成“汉族化”的统治者，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清朝则是将汉族打造成“满族化”的被统治者，目的是为了方便管理和防止反抗。前者是主动的文化吸收，后者是被动的文化接受，后者更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
因此，清朝强制剃发易服，从汉族文化传承和个体自由的角度来看，确实带有严重的负面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对原有文化生态的破坏。但将其简单地定性为“文明的倒退”，可能过于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不同视角下的解读。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以高压政治力量为主导的、对原有文化传统造成严重冲击和压制的行为，其结果是深刻的文化创伤与随后的被动融合，与北魏孝文帝改革那样积极主动的文化融合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它展现了统治权力在处理民族文化关系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和改变既有的文化生态，也暴露了强制性文化政策所带来的深刻矛盾和代价。
网友意见
在这里我觉得大家把儒家化和汉化混为一谈了。
儒家学说主要创始人虽然是汉人先祖，但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儒家世界观却是具有一种普世性。
如果我们用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儒家学说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学说本身其实民族特征很少（很少不代表没有），而且这些民族特征本身很模糊，可以做多种解释。
儒家学说更多还是类似于西方保守主义价值观，更强调父权和血缘，而正是因为这种普世性使得儒家学说在东亚传播非常广泛，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游牧民族很轻易的就能全盘接受。
总体而言，在缺少神学基础的东亚地区，儒家意识形态事实上是起到了天主教在欧洲的作用：把各族群都团结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下面。
但是这不代表接受儒家意识形态就要全盘接受汉人的生活方式，至少在理论上这是两件事。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西方的例子：
信奉了东正教的罗斯人经常指责生活习惯上比他们文明多了的马扎尔人是“野蛮人”，这些罗斯人并不觉得这种指责违心。
原因是这些罗斯人归顺了东罗马帝国，又信奉了东正教，于是以罗马人自居，而在罗马人看来，凡是不属于罗马帝国管辖的都是“野蛮人”。
儒家意识形态最初和中原民众生活方式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要全盘接受儒家意识形态就要同时接受中原生活方式，所以魏孝文帝要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儒家化，就必须同时进行汉化。此时，汉化和儒家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但是随着唐朝的建立，中原和内亚地区交流日益频繁，深受儒家意识形态影响的游牧族群精英分子开始觉得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是可以分开的，也应该分开，因为他们觉得接受了中原生活方式、发行服饰有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感觉。这种感觉让这些游牧族群精英分子感到屈辱。
这有点像奥匈帝国把马扎尔人贵族送进维也纳大学学习，初衷是想他们产生帝国认同，可没想到这些马扎尔贵族反而是匈牙利第一批觉醒了“民族意识”的马扎尔人，匈牙利第一篇马扎尔文的诗歌就诞生在这些维也纳大学的马扎尔人贵族手里。
当然，这种觉醒是和中原地区武力衰弱密不可分的。
说一句大白话，你都不厉害了，为什么别人还要模仿你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在辽国对“中国”认识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辽国最初如刘浦江教授所说“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
但是逐渐就变成对“夷”、“藩”特别敏感，比如辽国人刘辉得知宋人欧阳修遵循汉人的夷夏观念修撰《新五代史》，将契丹列入《四夷附录》，十分不满，特上书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
发展到最后就是干脆以“中国”自居：
“大安末，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
这里“中国”说的是契丹人，而“西边诸番”则是指的臣服契丹的游牧民族。
到了辽圣宗时期辽国皇帝干脆以“中华正统”自居，反而根据“五德终始”学说认为北宋是“非正统”。
要注意，此时辽国契丹人并没有在所谓生活习惯上汉化，不但没有汉化，契丹服饰反而传到了北宋，不少北宋居民喜欢穿戴契丹服饰，这股“契丹风”甚至传到了北宋首都开封，迫使北宋朝廷一再下令，禁止宋人穿戴契丹服饰，可是屡禁不止。
一直到宋徽宗年间，皇帝还继续下旨禁止汉人穿戴契丹服饰：
“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而取代辽的金，在比契丹人更拥抱儒家意识形态的同时又远比契丹人更抗拒“汉化”。
一开始，金国人是严禁汉人打扮成女真人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容易混淆，不方便辨识“敌我”。
等到金国占领了开封，彻底稳定黄河以北的局势后，金国上层女真人逐渐同意为金朝效力并且获得一定政治地位的汉人留金人发型，穿戴金人服饰，这在当时被视作女真人一种“赏赐”。
等到金国与南宋签订“南自南、北自北”的合约后，也随着金国上层女真人进一步儒家化，金国开始要求国境内的汉人统一做女真打扮。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时金国所命官刘陶守代州，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后韩常守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大金国志》）
而金国这种行政命令实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金国范围内的汉人反而习惯了这种“女真式”服饰和发型。
“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揽辔录》）
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儒家化，本身熟练掌握儒家学说的金国女真贵族相比在学术上不那么“儒家”的辽国契丹人更讲究生活习惯上的“尚同”，当然，“尚”的是女真的“同”。
但是生活习惯上拒绝汉化绝对不能简单等同于意识形态上拒绝儒家化。
以北元为例，传统说法里蒙古人被朱元璋赶回草原后就迅速的“草原化”或者“蒙古化”了，但是最近不少历史学者都指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相反，尽管“黄金家族”被赶回到了草原，但是这些“可汗”依旧以大元国皇帝自居，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可汗”，可见意识形态上儒家化的成功。
《明英宗实录》里就记载了当时蒙古可汗脱脱不花对明朝国书上称呼他为可汗的不满：
“‘去岁书内，写我作达达可汗，缘故不知如何？’可汗自我先朝通好朝廷，其所称名号亦有定体，自朕即位重念可汗和好至诚，以其管治迤北人民，特以达达可汗称之，亦尔俗至美之号，且朕与可汗和好在有诚意，不必论此虚文也。”
明英宗落入蒙古人之手后，根据当时明英宗蒙古翻译记载，蒙古人在讨论时也依然称自己的首领为皇帝：
也先聚会大小头目，说道：“我每（们）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今得了大明皇帝到我每手里，你每头目怎么计较？”数中有一达子名唤乃公，言说：“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雠人，今上天可怜见，那颜上恩赐与了到手里。”口发恶言伤害。当有伯颜帖木儿忿怒言说：“那颜要这等反狗似的人在眼前开口说话！”当时，把乃公面上搥了两拳……（哈铭《正统临戎录》）
最后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清军入关时强制剃发易服，没有像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样推行汉化政策，这实在说不上“文明的倒退”。
因为发型和服饰很难区分文明与非文明，举一个最简单例子，现在汉服和我们日常穿戴偏西式的服装，哪个代表文明，哪个代表野蛮？
莫西干头和板寸发型，哪个文明？
当然，我这里也绝不是为清军下达剃发令后对江南血腥屠杀开脱，不管从任何角度出发，清军在江南的大屠杀都是必须谴责的，是无可辩驳的暴行。
但是这种罪行和剃发易服是否属于“文明倒退”完全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以生活习惯而言，清朝入主中原后确实强迫中原人必须完全服从满人的发型和服饰，这确实是罪行，但不属于“文明倒退”，道理我们前面说了。
而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清朝统治者所秉持的儒家“天下观”和明朝朱家皇帝所秉持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明太祖朱元璋还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他们看待“天下”的视角和态度是完全相同的，爱新觉罗家族是全盘接受了儒家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没有学习北魏孝文帝那样全盘“汉化”并不是文明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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