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良好」可以用来为做坏事的人辩护吗？
动机良好的辩护，为什么会存在？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动机良好”会被提出来作为辩护。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社会在评价一个人时，往往会同时考察“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的意图会被视为比实际结果更重要，尤其是在事情的初衷并非恶意的时候。
举个例子，一个医生为了拯救病人，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看起来“粗暴”或者“不近人情”的手段，比如紧急手术中的限制自由，甚至是被迫采取一些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从结果上看，病人可能遭受了痛苦，但如果医生的初衷是挽救生命，并且是在穷尽其他方法后做出的艰难决定，那么“动机良好”就成为了为这种行为辩护的关键。这里的“坏事”是相对于病人的痛苦而言的，但其背后的动机是崇高的。
再比如，一个朋友为了帮助另一个朋友摆脱困境，可能会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比如编造一个谎言来安慰对方，或者为了让对方振作而故意隐瞒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说谎或隐瞒本身是“坏事”，但如果其动机是为了保护对方的情感，避免其受到更大的打击，那么“动机良好”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动机良好”并非万能挡箭牌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动机良好”是否可以为做坏事的人辩护。这里的“坏事”通常指的是那些普遍被认为是不道德、违法甚至对他人造成直接伤害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但其直接和可预见的后果是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仅仅强调“动机良好”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想象一下，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拯救”某个人，于是采取了绑架、限制自由的手段，认为这是为了让对方“变好”。他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对方好”，但他实施的行为却是严重的犯罪，对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用“动机良好”来为绑架行为辩护的说法，都会被普遍认为是不恰当甚至荒谬的。因为这种行为的性质本身就非常恶劣，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已经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其造成的伤害是无法被“好意”抵消的。
原因分析：
结果导向的道德： 很多道德体系，尤其是功利主义，非常看重行为的实际结果。即使动机是好的，但如果行为导致了更大的痛苦或不幸，那么这个行为在道德上仍然是错误的。
“好意”的误用： 人类往往会高估自己动机的“善意”，并且低估自己行为的负面影响。一个人可能真心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但却因为缺乏认知、技能或同理心，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好意”往往是自我欺骗，或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狂妄。
对“坏事”的定义： “坏事”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律界限。有些行为，其本身就具有侵犯性、破坏性，无论其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其性质就已经被定性了。
“坏事”的界限： 即使动机是好的，但如果实现“好”的方式是“坏”的，并且这种“坏”是可避免的、是破坏性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问：为什么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不那么“坏”的方式去实现“好”？
“动机良好”的恰当角色
那么，“动机良好”在评价一个人行为时，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作为一种解释，而非辩护： “动机良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那样做，它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看到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善意，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标签化为“邪恶”。
作为一种量刑或评价的参考： 在法律和道德评价中，动机往往是量刑或最终评判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出于善意但失误造成的伤害，与一个出于恶意蓄意造成的伤害，在评价和处理上会有很大的区别。
作为一种鼓励或引导： 认识到并肯定人们的“动机良好”，可以鼓励他们继续以善意行事，并引导他们学习更有效、更负责任的方式来实现目标。
结论：
总而言之，“动机良好”不能用来为那些实施了严重“坏事”的人进行完全的辩护。尽管善意可以作为理解行为的起点，但行为的性质、实际后果以及其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是评估和评判行为的核心。
一个好的动机，不应该成为不计后果、不顾道德底线地去做“坏事”的通行证。相反，我们应该在追求“好”的过程中，更加谨慎地选择“如何做”，确保我们的行为本身也是良性的、负责任的，并且真正符合“善意”的初衷。否则，“动机良好”就只是一个虚伪的借口，而无法真正洗白那些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坏事”的行为。
网友意见
以“（违法者自认为）动机良好”作为违法犯罪行为的辩护，在美国的确有可能成功，
其中的一种方法，叫做“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不服从分为两种，
1. 直接的不服从，指为表达对某项法律的抗议而故意违反该项法律，或阻挠这项法律的执行；
例如，60年代黑人为抗议种族隔离法律而故意进入白人专属区域，在公交车上坐白人专座，在只接待白人的餐厅就餐等，就属于直接的不顾从。
2. 间接的不服从，指为抗议A法律而违反B法律，从而达到另A法律无法实施的效果；
例如，如有人认为政府的某项税收不合理，于是故意闯入税务部门的办公室毁坏办公用品和文件，这违反了禁止非法闯入的法律，但并未直接违反税收相关法律，因此属于间接的不服从。（参照United States v. Schoon一案）。在例如，环保分子为了抗议某地允许捕鲸的渔业法，驾冲锋舟撞击捕鲸船，这样做虽然没有直接违反渔业法，但属于为抗议渔业法而违反了其他航运相关的法律，也属于间接不服从。
在司法实践中，公民不服从这一辩护理由的确有不少成功的先例，
例如，在1988年，26名示威者为抗议美国在中美洲的军事与外交政策，闯入了芝加哥附近的Arlington Heights军事基地，随后被捕。法院最后认定，这些人擅闯军事禁区虽然违法，但动机是为了表达对公共政策不服从的抗议手段，因此并不构成犯罪。参见
http:// 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 /1988-05-18/news/8803180096_1_jurors-necessity-defense-trespass。 再例如，在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抗议示威中，相当一部分因非法集会或与警察发生冲突而被捕的抗议者，也成功采取“公民不服从”的理由进行辩护并被无罪释放。
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公民不服从这一辩护屡屡在诉讼中败北，但这一辩护手段依然存在。
在抗议者打杂税务部门办公室的United State v. Schoon一案中，法官列出了拒绝采纳该辩护手段的三点理由：
1. 抗议者权益个人并未受到直接，紧迫的损害；
2. 即使抗议者收到直接损害（例如被征不合理的税收），抗议活动也并不能直接终止这一损害；
3. 抗议者还有其他的合理选择，而并未被逼到走投无路只能进行暴力抗议的地步。
虽然被告在此案中输掉了官司，但这一判决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思路：
反过来说，如果有人的权益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非抗议不得应对这一威胁，是否就可以采取违法手段进行辩护呢？
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律师们主张“公民不服从”这一辩护手段的主要思路。
当然，这一辩护的成功还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违法行为不得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靠制造恐怖袭击杀害平民，来实现制止美国“霸权主义”的“良好动机”，在任何时候都不配得到公民不服从这一辩护。
另外，有时候违法的动机不一定是“良好”的，
有时，完全自私的动机也可以作为辩护依据。
例如，在People v. Unger 一案中，被告因遭受狱中其他囚犯威胁，担心自身生命安全（或菊花安全）而越狱。法院认定其越狱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生命安全，因此不因越狱而构成犯罪。（注意，这一辩护不同于“正当防卫”，此案中被告并未直接反抗其他囚犯的暴力行为，而是为了避免威胁而选择越狱）
再例如，在State v. Toscano一案中，被告即将在另一场诉讼中作为证人出庭，开庭前，被告家人遭到威胁，被告为保全家人性命不得不在法庭上做了伪证。法院认为被告作伪证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家人生命安全，因此不构成伪证罪。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法院都遵循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即如违法犯罪行为的动机是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危害，则违法者不应被判有罪。当然，这一类的辩护，一般也不适用于对他人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因答主知识水平和经验有限，故仅以美国举例，期待前辈同行们能分享类似辩护思路在国内的应用情况。）
免责声明：此回答仅仅是答主基于个人学习而发表的观点，不属于答主对任何阅读者提供的法律意见。如需寻求法律帮助，请联系当地有从业资质的律师建立正式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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