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为何没有统一天下，中兴唐室？

非常感谢 @wuxxxxin 兄的回答和提出的不同意见，也感谢兄对我这个知乎小透明的抬举。

鉴于我的回复篇幅可能较长，我就不在兄回答下的评论区里刷屏了，单独在此处就兄的一些不同意见做个说明回复，冒昧唐突之处，望兄海涵。

兄此处可能对我的意思，有所误解。实际上我所想表达的是：高举“复唐”旗帜是晋国—后唐政权构建自身法理性的一种手段，至于抛开现实政治考虑，沙坨代北军人集体对李唐到底拥有多少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另一个问题，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虽然这样的“宗室”数不胜数，但像李克用这样时时不忘挂在嘴边给自己背书，且十分看重这个身份的军阀却并不多，甚至于李克用直接拿唐懿宗这个亲爹来压唐昭宗这个儿子。

臣之属籍，懿皇所赐；臣之师律，先帝所命。——《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列传一百二十九.张濬传》

兄所在意的，无非是这种手段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已。换句话说，兄在意的是这种构建自身法理方式的有效性。但我认为这难以成为否定晋国—后唐政权企图通过“复唐”构建起自身法理性的主观政治意图的理由。

一来后世史家和时人的态度显然认可晋国—后唐的继唐法理性，这点我原回答业已提及。

二来，不应当忽视张承业诸多的“复唐”言论。

张承业在晋阳闻之，诣魏州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馀年为王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资治通鉴.后梁纪六》

承业知不可止，恸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资治通鉴.后梁纪六》

第三更不该忽视庄宗利用李克用的“复唐”言行进行法理塑造的活动。

蜀主、吴主屡以书劝晋王称帝，晋王以书示僚佐曰：“昔王太师亦尝遗先王书，劝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语余云：‘昔天子幸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振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谁能禁我！顾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它日当务以复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言犹在耳，此议非所敢闻也。”——《资治通鉴.后梁纪六》

同样也不能忽视庄宗在继位后着力访求旧唐衣冠之后装点自身门面的行径。

庄宗将即位于魏州，时百官多缺，乃求访本朝衣冠，友谦令赴行台。——《旧五代史卷六十.唐书列传十二.苏循传》

这些显然说明晋国政权高层对“复唐社稷”的执着。

至于后唐制诏里多次把唐朝称呼为“本朝”，制度参照上也经常多依“本朝”律令旧制，当然也不是全盘继承，尽管后唐制度运作明明带着不少后梁制度的影子，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强调依“本朝”是耐人寻味的。

以上的很多行为或多或少夹杂着政治作秀，但这些也无一不是晋国—后唐政权努力通过比附“李唐”进一步强化构建自身法理性的明证。

至于兄后文似乎于庄宗为何对盗掘帝陵的温韬网开一面颇有微词，愚以为这并非不可理喻的咄咄怪事。

实际上庄宗在登基前后就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压制功臣宿将，巩固个人权势。比如同光元年三月，在登基前夕突然以需大将坐镇幽州备边为由将符存审调至幽州，甚至都没让他参加庄宗的登基大典，继位以后各种猜忌防备李嗣源，最后庄宗已经逐渐极端到将手握大权的心腹郭崇韬诛杀。庄宗还将目光放到了宦官和伶官这两个群体上，大量提拔伶官外任地方，逐步恢复宦官的影响力，令其参预朝政。又对较有影响力的几位后梁降将(多为后梁方面大员节度使)赐姓名(段凝、温韬、霍彦威、王晏球、康延孝、袁象先)。这显然是庄宗企图扶持新附的后梁降将，以期获得他们的效忠来对抗代北功臣宿将的权术手段。所以不对温韬秋后算账完全在情理之中，这是实在形势比人强导致的，这会儿如果还因为温韬盗掘帝陵有碍复唐法理而斤斤计较，是不符合庄宗当下的政治需求的。

(相比之下我觉得更应该吐槽庄宗拆毁邺都登基祭天台和派人祭拜朱温陵墓这种毫无帮助且自毁法理的行为 )

忠唐和反唐确实只是表象立场，更深层的原因当然是汴晋两大集团的矛盾，但是当后梁通过禅让方式篡唐成为形式上新的中央政府的时候，此时的河东晋国政权在政治上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争霸战争里？是学桀燕狂犬吠日还是学前蜀自娱自乐，抑或学吴越国俯首称臣？是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而且我的表述是想说：晋国政权在政治上既没法像吴越国一样低头对后梁称臣纳贡，又失去了赖以“效忠”的唐室，要找到出路，仍然只能从“复唐社稷”上大做文章。高举复唐大旗，充分利用自己的“宗属”身份给自己政治张势便是不二的选择。

我原答只论述了晋国政权给自己争取法理性的政治逻辑，并未简单将二者矛盾归因为“忠唐”与“反唐”的立场。只不过通过这个政治逻辑推导出：晋国—后唐政权要想在政治上维护政权存在的法理性，就必然需要攻灭后梁。但是并未就此展开汴晋矛盾的本质论述，也没有打算归因于简单的法理构建。以至于令兄对我表述目的产生了误解。若给兄 @wuxxxxin 和其他知友造成的困扰，在此特地致歉。

另个人认为，李克用虽跋扈，但目前来看，并无过分的篡逆和僭越行径。

是，作为唐末典型的藩镇军阀，李克用确实有跋扈行径。印象里李克用在河东任上抗拒朝命主要体现在两个大事件上，第一次光启元年(885年)因为王重荣与田令孜争夺河中盐利，导致李克用出兵干涉进而与僖宗朝廷发生了摩擦。第二次是大顺元年(890年)唐昭宗在宰相张濬的鼓动下，应朱温、赫连铎等人的请求出兵讨伐李克用。

但作为北方藩镇里实力数一数二的存在，他的跋扈行为是最有限度、最为克制的，而且他多次参加了勤王行动，同时又未曾像朱温和关中藩镇一样动辄挟天子自重，这在唐末北方诸藩镇里实在是比较难得。

比如光启二年(886年)，李克用闻知朱玫另立中央并扶持嗣襄王李煴继位时，当即焚烧了朱玫给自己加官进爵的诏书，同时派人上表给正在兴元府的唐僖宗表示效忠和拥护，李克用的行为使得其余尚在观望的诸道藩镇立刻改变了态度，甚至引发朱玫的部下的倒戈，从而化解了唐僖宗出逃长安以后的政治危机。当然李克用自己也借此自洗前过，维护住了“忠臣”的身份。

再比如乾宁二年(895年)，李茂贞等因河中请帅事件未遂，就联合王行瑜、韩建密谋发兵长安逼宫，并东拒李克用干涉，后又打算劫持昭宗西奔。又是李克用站了出来，率蕃汉大军西入关中勤王，迫降韩建于华州，围攻王行瑜于邠州，派史俨带三千骑去石门镇保护出逃的唐昭宗和文武百官，并迎昭宗还京。

总体来看，比之李茂贞率兵逼宫贬杀宰相、朱玫另立中央扶持李煴、王行瑜动辄要挟甚至想劫持昭宗至邠州、韩建解散护驾朝廷的殿后四军并诛杀昭宗诸弟、朱温偷换禁军屠杀朝士乃至直接弑了昭宗等等军阀的行为，李克用的政治底线不知道高了多少个档次。

当然李克用有勤王之功，同样伴随着震主之威，但同其他跋扈藩镇的行径相比，李克用的跋扈程度与其自身所具备的实力极不相衬，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是要证明李克用是傻白甜，但我也绝不轻易否认李克用政治动机中“忠唐”观念所起到的政治约束作用。

对于朝廷，无论是政治作秀也好，感念朝廷恩德也罢，李克用在生前确实尽可能着力树立自己“朝廷忠臣”的形象。比如，诸道藩镇自己管内多是由节度使直接墨敕除官，李克用好歹还上个表，请朝廷在形式除授一下管内的官吏，这样的做法一直到唐朝被后梁篡灭的第二年为止。

初，晋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许其承制封拜。时方镇多行墨制，王耻与之同，每除吏必表闻。至是，晋王存勖始承制除吏。——《资治通鉴.后梁纪一.开平二年五月》

再比如乾宁二年(895年)李克用西入关中勤王，在逼杀王行瑜、迫降韩建、让李茂贞服软以后，李克用即率大军退出了关中，并未像其他藩镇一样在京师驻军挟持昭宗朝廷。而且在回师途径长安时，昭宗命李克用不必入觐，最终李克用在盖寓以忠臣之道的劝解下，率军离开渭北，没有强行学其他藩帅一样逼宫求见。

初，武皇既平王行瑜，还师渭北，暴雨六十日，诸将或请入觐，且云：“天颜咫尺，安得不行觐礼。” 武皇意未决，寓白曰：“车驾自石门还京，寝未安席，比为行瑜兄弟惊骇乘舆，今京师未宁，奸宄流议，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复动宸情。君臣始终，不必朝觐，但归藩守，姑务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盖寓尚阻吾入觐，况天下人哉！”即日班师。《旧五代史卷五十五.唐书列传七.盖寓传》

这至少说明李克用在政治上也是十分在乎自己的“忠臣”形象的。

至于兄对庄宗经营河朔的理解，某也有不同意见。

实际上庄宗经略河北，恰恰是在与后梁争夺河朔的主导权。否则庄宗为何要力排众议坚持增援王瑢并在柏乡与后梁大军鏖战？

实际上当时的河朔已经成为梁晋双方争夺的焦点，梁晋双方通过河朔打代理人战争而已。难道庄宗打算对亲晋的成德军王瑢下手吗？兄提到了张文礼事件则十分不妥，彼时庄宗并未对成德军进行兼并，反而是张文礼杀王瑢以后引起了符习等成德军将的离心，符习因替故主王瑢复仇坚请庄宗伐赵，庄宗才同意，而且破张氏之后，庄宗首先是打算让符习接替成德帅位，但成德军将推戴庄宗领成德节度使，庄宗接受，很难说庄宗在王瑢在世时有强行兼并成德的意思和行为。相反，镇压张文礼才符合成德当前的最高利益，这并非庄宗强行兼并成德镇，兄此处以果推因似有不妥。

所谓庄宗的首要敌人是河朔不如说是，庄宗首要打击对象是河朔亲梁的藩镇，说到底经营河朔仍然是为了剪除后梁在河朔的潜在羽翼。征服刘守光则是消除与梁争霸时的后顾之忧，当然也捎带替李克用了结第一桩遗愿。

更何况李克用临死前嘱托里，就有让庄宗一定灭梁复仇一条，而且还是放在首位。可见汴晋矛盾之深厚，非一日霜冻之寒。

对于首先打击或者征服河朔，只不过是完成“灭梁复唐”的必要步骤而已，兄何必因此否定灭梁的政治企图呢？

以上仅为个人愚见，不足浅薄之处，望兄赐教指正

最后再次感谢兄特意开答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也希望有想法的其他知友可另开一答或在评论区里自由表达看法(当然友善言辞是前提)

题主这问题问的……一言难尽。

首先要说明，中兴唐室和统一天下，在李存勖那个时代的语境里，含义是不同的。中兴唐室≠统一天下。

李存勖攻灭后梁，实际上已经标志着其完成了【中兴唐室】的政治目标。

这一点五代时人和众多后人包括宋代的史官均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史臣曰：庄宗以雄图而起河、汾，以力战而平汴洛，家仇既雪，国祚中兴，虽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图受命，亦无以加也。——《旧五代史卷三十四.唐书.庄宗本纪八.史臣赞语》

及庄宗之灭梁也，四方诸侯以为唐室复兴，奉琛为庆者相继。——《五代史补》

(诸道观察使上章论)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伪梁之弊，不可为法。今唐运中兴，愿还旧制。——《新五代史卷二十六.唐臣传第十四.孔谦传》

冬十月，唐庄宗收复梁园，中兴唐祚。属当郊祀，无失职司。——《晋故竭诚匡定保乂功臣、特进、检校太保、右金吾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长沙郡开国公、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太傅罗公墓志铭并序》(罗周敬墓志铭并序)

如何理解唐室中兴呢？

我们理一理后唐政权法理性的内在政治逻辑。

朱耶执谊时代，沙坨部落东归内附唐朝，成为唐朝法律意义上的“王人”，并参加了唐宪宗讨伐藩镇成德军的行动。

朱耶赤心时代，沙坨部落以官军的身份参加了唐懿宗镇压庞勋之乱的军事行动，因功正式获得宗室属籍，并获赐李姓，取得了礼法上唐朝异姓“宗枝”的身份。

李克用时代，沙坨代北军人集团参加了唐僖宗镇压黄巢的战争，并因军功正式得到了唐朝龙兴之地——河东晋阳，拥有了藩臣＋宗枝的身份。随后在唐昭宗时代多次参加勤王行动，以唐室忠臣的身份巩固政治法理性。

紧接着后梁篡灭唐朝，作为“唐室忠臣”和“宗枝藩臣”双重身份的晋国自然也就最大程度继承了唐朝的政治法理，以“复唐”、“兴唐”为政治目标，与后梁进行争霸战争。

在以上过程，晋国的政治大义名分与唐朝紧密捆绑，晋国政权政治法理最大的来源也是唐室。故而当后梁“篡灭”了李唐，必然也就是在政治上站在了晋国的对立面(并不只是关乎李克用和朱温的个人矛盾)，所以晋国要图霸，只能以“复唐”为旗帜，而复唐关键在于，军事上必须消灭篡唐罪人—后梁政权，才能维持住晋国图霸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彰显晋国战争行为的正义性，所以当李存勖攻灭后梁政权时，已然在政治上完成了“复唐”的历史任务，自然也可谓之中兴，这是晋国——后唐政权法理性的内在政治逻辑，同样也是“中兴唐室”在那个时代下的政治内涵。

然而后唐虽然攻灭后梁，但彼时天下尚未一统，仍有僭号称帝的政权存在并割据一方，而这些政权又未曾参与篡唐行动，故而对他们的征讨，应当视为“复兴后的唐室”试图建立完全主导天下的新型政治秩序。而要达成这个企图，只能通过消灭剩余割据政权来完成，这就是“一统天下”的政治内涵。

这显然是一个比“中兴唐室”要求更高的政治目标。

所以一统天下必然伴随着中兴唐室，而中兴唐室则并不意味着一定完成了一统天下。

再来谈谈后唐为何没能一统天下的问题。

个人浅见，后唐虽然与后梁夹河苦战十年，战争打得尸山血海、流血漂橹，其进程不可谓不惨烈，但最终后唐仍然是通过一次巧妙的奇袭打掉了后梁的政治中枢，继而实现了形势的反转，顺利取得了中原的统治权。

我们应当清楚一个问题，即同光元年(923年)虽然庄宗成功入汴，但众多由后梁军将所控制的地方藩镇实力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失，更多只是因后梁中枢的崩溃而选择了降唐而已，这些新附降将对后唐朝廷和庄宗本人的忠诚度很值得推敲和商榷。

庄宗取汴州、帝洛阳以后，还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内部形势：一方面代北功臣宿将们随庄宗征战十余年，劳苦功高，如今庄宗奄有中原，如何安置这些人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另一方面，投降的后梁军将也是个庞大的群体，如何逐步将他们吸纳进新的后唐政权，并消弭梁晋军将双方数十年以来的积怨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

因此庄宗接手的天下，实际上还存在着相当多的政治隐患，在五代那种军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处理这种政治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乱，小者令地方割据自雄，大者颠覆皇位弑君杀主。

显然庄宗并不具备处理这种拥有极高难度政治问题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手腕，同光四年(926年)在河朔动乱和兴教门之变打击下“身死国灭”。

而新继位的明宗李嗣源显然从庄宗得下场中吸取到了足够的政治教训，所以明宗的施政方针以稳为核心，一方面笼络代北功臣宿将，一方面将庄宗在位时的一些激进政策进行修正，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同时加紧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最高权力，当然这些做法都伴随着一些政治妥协。所以在明宗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和驾驭尚不理想的情况下，明宗并不打算大兴兵戈谋求统一。

至于明宗死后，又经历了两次不正常的易代，严重削弱了皇权和朝廷的政治权威，同时各种并未根除的政治隐患(禁军愈发骄纵、中枢执政者政治投机、朝廷对个别藩镇的控制仍不稳固、财政问题老大难)一齐爆发，把本就摇摇欲坠的后唐政权炸成了碎片，后唐在末帝和石敬塘的内讧中毁灭，统一大业不过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罢了。

最后，鸿茅药酒和豫章书院必须被惩戒。

看到大佬 @弄獐相公李哥奴 的回答，有点不同意见，写个回答交流一下。

其一是沙陀李家和李唐宗室的关系，没错，李克用家族确实是唐朝宗室，这毫无疑问。但是唐朝这种五服之外、没有血缘关系的宗室可是数不胜数啊，例如平卢淄青镇的李师道家族，那也是宗室。所以“法统”也许能成立，但是实际号召力又如何呢？南唐不也强行cosplay唐朝，结果被打脸嘛。

其二就是河东与汴梁之间的矛盾，也不能单纯解释为“忠唐”和“反唐”的矛盾。事实上朱温在入关中劫持唐昭宗（围困凤翔李茂贞）前与李克用在魏博、潞州大打出手，一度把李克用逼到绝境（汴军营于晋阳之西北，攻城西门，周德威、李嗣昭缘山保其余众而旋。武皇驱丁壮登陴拒守，汴军攻城日急；武皇召李嗣昭、周德威等谋将出奔云州，嗣昭以为不可），这恐怕是是政治军事上的矛盾了。

其三就是李家“忠于唐廷”的问题，朱耶氏和李唐的渊源、李克用协助镇压庞勋、黄巢起义的事迹，旧五代史都有记载。但也不能忽视李克用跋扈不臣的一面（武皇上章申理，其略曰：“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候圣裁。”天子寻就加守中书令），这也是残唐藩镇的普遍现象，大唐天子的名号在当时还有多少价值也很可疑。况且要说忠诚的藩镇，那也首推“亲邻畏法”的成德啊（黄巢反，帝西狩，伪使赍诏至，景崇斩以徇，因发兵驰檄诸道，合定州处存连师西入关，问行在，贡输相踵。每语及宗庙园陵，辄流涕）。

以上是讨论内容，下面说说梁晋争霸。

从河东视角上来看，汴梁并非首要敌人。李存勖统一北方的过程，第一步是兼并成德张文礼（付出了巨大代价），第二步是攻灭桀燕（赵匡胤他爹就是此时投降后唐），第三步是杨师厚死后招降魏博银枪效节都，然后才可以实现所谓的斩首行动。这一切符合先易后难、由近而远的战略方针，在统辖了河东、河北之后才正式建立后唐。比起灭梁兴唐，李存勖统合河朔的功绩也值得一说。

从汴梁视角上来看，朱温登基后诛杀氏叔琮、丁会跑路，后来逼反刘知俊，黄巢时期的同事也逐渐老迈，后梁将领人才出现问题，晚年数次大败于李存勖。朱友贞时期拆分魏博导致银枪军投敌，尽失河北。且重用段凝，试图“以文制武”，使得刘鄩、王彦章军事失利，后梁灭亡的内因不能不考虑。

关于后梁能不能统一天下，实际上灭梁后李茂贞入朝，又灭掉了前蜀，看起来南方政权实力也就那么回事。但是灭蜀后不久庄宗也兵败身死了，历史不能假设，没有统一天下更多的是后唐内因，就像“中兴唐室”也是因为后梁内因。再就是庄宗本人对“大唐”的认同也很可疑，挖掘李唐皇陵的温韬（后梁忠武节度使、治耀州）居然可以靠行贿逃过一劫，即使是作秀也应该处置他啊，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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