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标准下，阎锡山的”倒戈“次数不亚于冯玉祥，性质更为恶劣，为何网上没人骂他？

冯玉祥的倒戈要分开来看，网上到处流传什么冯玉祥八次九次倒戈的说法，很不靠谱，实际上冯的倒戈，在民国当时的社会上造成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三次，分别是武穴停兵、首都政变和国奉战争。而这其中，造成最大影响，给人们以“性质恶劣”印象的，主要就是首都政变。

要知道倒戈、变脸、反复横跳，这种做法在民国是司空见惯的，可以说没有变换过三次以上立场的军阀，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民国军阀，那么为什么，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也好，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也罢，这些人物都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横跳，可是为什么只有冯玉祥的横跳，在当时的社会上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多数人物，视其为一个虚伪之人？

重点强调：这里只讨论冯玉祥的横跳在20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舆论上造成的影响。

因此这里不讨论舆论上冯玉祥比较负面的形象，和他亲近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政权有无关系。因为本文讨论的时间背景，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或者是已经成立，但尚且处于萌芽的状态，对社会舆论基本没有太大的影响。

一、北洋集团作为清政府的看守政府，其独特的团体和道德概念

辛亥革命和民国的擎造，由于袁世凯所施展的手腕，使得“北洋记”的民国，其合法性不是由武昌起义赋予的，而是由清室授权于袁世凯及其所属的北洋军政集团的。

当袁世凯因称帝倒台后，接手过这个看守政府的皖系、直系两大军阀势力，在人员上，几乎都是由清政府的在职文官和军人构成。其中小站系的军人集团，后来者居上，其势力在袁世凯死后，已经大大超越了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形成的各支旧军派系，那些非小站出身，但资历深厚，甚至不下于袁世凯的人物，多数在皖直两派掌握中枢政权的时期，仅仅担任一些清贵的虚职而已。

小站系才是当时的社会舆论所公认的“北洋团体”，如今我们经常将张作霖也列入北洋人物当中，但在北洋执政的时代，很显然，出身于奉天巡防营的张作霖并不被小站系当做自己人，皖系的段祺瑞、徐树铮及直系的曹吴等人物，均在电文中不同程度的嘲笑过张作霖向北洋团体靠拢的做法，为冯玉祥谋划了首都政变的国民党元老黄郛亦曾在书信中提到过北洋正统的概念。

阎锡山也是如此，阎锡山很早投靠了北洋集团，但显然他的出身渊源和北洋集团并无太大的关系，与北洋正统的小站系更没有什么关联。因此当阎锡山在北伐战争时，突然以孙中山所谓十几年前交代的密令，以“深潜者”的身份骤然跳反的时候，这个作为北洋附庸军阀，已经割据山西几近二十年的人物，突然跃入革命军一方，却没有在社会上造成犹如冯玉祥那般重大的冲击。（与此类似的是郭松龄，郭松龄为张作霖急速提拔起来，按照旧道德观念来说，郭松龄背叛张作霖，严重性应该是高于冯玉祥背叛曹锟的，但在当时郭松龄起兵的影响没有造成旧派人物对其私德的强烈攻击）

而冯玉祥，作为陆建章的外甥，其武卫军、备补军的出身，当然是北洋团体正统之中正统。小站系的团体观念，不仅是本团体之间的观念，同样也影响着外界新旧人物对北洋军阀们的看法，因此冯玉祥在首都政变中的表现，在当时马上造成了极为重大的社会冲击。（小站系作为清政府看守政府的特性，使得他们不仅保有强烈的旧道德评价观念，而且在人物的关系、师承上表现较之清朝更加强烈，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张勋复辟后，小站系人物对于溥仪复辟小集团的做法，这本是一个清除清室复辟集团的绝佳时机，然而小站系人物不仅将溥仪放过，而且将其复辟集团相关的人物悉数放过，且进行了大力的营救和极高的礼遇，更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除了南方少数报纸以外，绝大多数报刊和社会知名人物对北洋军阀们营救复辟小集团并为其脱罪的做法，居然予以了赞赏和很高的评价，由此亦可见到20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舆论与如今我们的印象是有着绝大区别的。）

一般的旧派人物，对此当然是大为抨击的，如张謇、汤芗铭均在书信中称呼冯玉祥为倒戈将军，汤芗铭前往湖北会见吴佩孚的时候，在其电文中首次提到社会上开始以倒戈将军称呼冯玉祥，可见冯玉祥并不是由于滦州起义、反对帝制乃至于武穴停兵而被视为倒戈之人的，如汤芗铭所说，民国二十年代社会舆论，首次将冯玉祥视为倒戈将军，时间点是在首都政变之后。

二、武穴停兵的影响，直皖集团由地域差异分化为政见差异的标志，陆建章突破北洋团体潜规则与民党的合作

（有空补）

三、冯玉祥在曹锟贿选中积极的劝进作用，作为直系津派的重要人物为曹锟贿选大总统所做的工作

（有空补）

四、首都政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形成的民国三十八年间最为恶劣的中国碎片化状态

（有空补）

五、冯玉祥促成郭松龄起兵反奉及冯在反奉战争中的失约

（有空补）

六、良莠不齐的国民军造成的严重破坏，与社会舆论对国民军印象的恶化

（有空补）

我来给 @深蓝Eva 宇文郡主补写一段。

二、武穴停兵的影响，直皖集团由地域差异分化为政见差异的标志，陆建章突破北洋团体潜规则与民党的合作

冯玉祥的第一次“倒戈”即武穴停兵。

1917年的中华民国发生了一个改变历史但很少被现代人所重视的重大事件：护法战争。本来是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个人政见的分歧，经过府院之争、参战争议（这期间又有美国和日本两个列强的幕后黑手）和张勋复辟之后，终于演变到了全国非北洋势力和北洋团体之间的全面冲突。

以民党为核心、代表了民元革命势力的国会议员们纷纷南下到达广州，联合在护国战争中成功脱离北洋团体控制的各省军阀，建立起护法军政府。这一松散联合而成的势力被人称为南方，其主力是在护国战争中彻底摆脱北洋团体控制的西南各省军阀，并且在民元发生武力革命的各省得到了普遍的支持。

另一方面，以段祺瑞为中心的就是北洋团体，控制了被称为北洋政府的中央政府，得到列强的普遍承认，并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北洋团体内部并不团结，督军团和张勋复辟的活动本身就说明他们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但是，在大部分北洋军人眼里，只有北洋才能统一中国，甚至于“北洋即中国”。当北洋团体的根本利益（=独占中国政权）受到威胁时，这一理念会迸发出极强的感召力，从而让北洋团体恢复高度凝聚力。北洋团体在当时又被称为北方。

南方的核心省份是华南和西南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这四个省，而且他们在四川、湖南、福建以及陕西省的影响力也要超过北方。

北方的核心省份是华北的直隶、山东、河南、安徽这四个省份特别是这四个省份的腹里部分（这里现在似乎已被姨粪们成功塑造为他者咧——不过我们如果观察历史可以发现，1927年以前高喊武力统一的人，到了1932年以后又往往沦为“华北国”的“凝结核”），通过袁世凯时期的扩张，它又控制住了满洲和长江流域的许多个省份。山西的督军阎锡山也作为民国史上第一名演员积极表达了对北方的忠诚。

中国近现代史里政治意义上的南北之分，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护法时代的政治站队来确定的。

但是，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初，北洋团体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

当时有力的督军们，特别是长江一线的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对于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事业并不感兴趣。这是因为同南方的战争会强化中央特别是段祺瑞个人的权力而造成他们这几个省的破坏。这些人在中央的代表，就是前江苏督军、现大总统冯国璋。由于冯国璋等人皆是直隶人，因此这一派又被称为“直系”，但实际上他们是“主和派”，主张通过联邦制之类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混一”。

由于这些人在北洋内部或明或暗的主和行动，护法战争初期形成了“南方对抗段祺瑞一人”之势。当时北洋军以吴佩孚、冯玉祥为首的九个旅长即公然在张锡元（曾任第九师师长，当时任第四混成旅旅长）朋友家聚会，相约主和，可见段氏之不得人心如此。

段祺瑞不顾北洋内部的分裂，一味任用自己的亲戚、侧近，如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司令等，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对北方而言）的恶化。1917年11月14日，北洋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在前线通电主和，不顾督军傅良佐而擅自撤军回鄂。南军以八十营靖国联军穷追不舍，11月20日南军轻取长沙。

由于南方在1927年以后主导了中国的政治，因此我们对于南方内部的情况比较了解。但实际上北军的这次失败，其内部分裂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1月14日两师长通电擅退后，11月18日长江三督即通电响应和平。11月20日南军攻占了长沙，11月22日北方大总统冯国璋即宣布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11月24日，南方最大的实力派人物、旧桂系总帅陆荣廷响应冯国璋的号召，主张停战谈判。11月25日，冯国璋颁布停战令。显然，11月下旬的变局是北方内部的主和派直系和南方内部的主和派旧桂系之间的政治交易。

当时，冯玉祥在岳父（他在北洋内部真正的“主公”）陆建章的撺掇下，当然也参加了直系的和平活动。他受命率领第十六混成旅南下援助闽督李厚基，却先是借口募兵而在河南一带逗留不进；继而到达江苏浦口，又托词修改行军路线而停兵不前，与最大的主和派督军李纯一唱一和。然而，在此期间局势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南方内部的主战派势力孙文、程潜等人在1917年11月18日公开发电拒绝跟北方妥协，要求北方恢复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与此同时，之前被迫下野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了东山再起，也在图谋积极活动。因此南北之间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1917年12月3日，南军攻占重庆，将北方势力逐出四川。1918年1月27日，南军击破北军第二、八、十一、二十等师的防御，攻占了湖南的门户岳阳。更为重要的是，1917年12月1日、6日，驻湖北襄阳的北军中央第九师黎天才部、驻湖北荆州的北军湖北第一师石星川部相继宣布“自主”，之后更成立“湖北靖国军”，加入了南方。护法运动达到了其高潮。

荆襄的自主和岳阳的失陷，对北方内部的主和派（即所谓直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二次革命中获得的长江流域各省，被北洋团体认为是不可让给南方的“底线”；更何况，湖北还是直系自己的地盘。主和的结果是“开门揖盗”，这当然只能削弱主和派自己在北洋内部的合法性。

荆襄自主后的1917年12月2日，北方的十三督军在天津召开会议。这个会议被主战派（皖系）所掌握，成了主和派的批判大会。12月15日，冯国璋被迫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为征湘第一、第二路军总司令，率部南下“讨伐”南方。12月18日，冯国璋又被迫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重新掌握军权，并编练段家亲卫军性质的参战军。1918年1月5日，北方又举行了第二次天津会议，主战派彻底压倒了主和派。1月10日，冯国璋被迫下达对荆襄的讨伐令。吴佩孚等人率北军第三师等后来新直军主力部队参战，在1月14日攻陷荆襄，将湖北靖国军赶入了湘鄂西的大山之中。

1918年1月27日，南军攻陷岳阳，南方内部主战派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主和派的势力占据了绝对的上风，随即向北军提出“南不攻鄂，北不攻岳”的谈判条件。但此时北方内部已被段祺瑞为首的主战派（皖系）彻底控制，因此反而在1月30日下达了对整个南方的总讨伐令，命令曹锟、张怀芝和张敬尧等分路进军，集结了十余万大军准备和南方决战。

此时，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亦沿长江，被调到湖北武穴，准备参加攻湘作战。然而，就在1918年2月14日，冯玉祥忽然在武穴通电主和：

民国肇基，甫经七载，内部争斗，于今三年。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既无不共戴天之私仇，又无非我族类之公怨，兄弟阋墙，全球腾笑。于是将领有悔祸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溃退，足为昭鉴。王、范曾请停战，四督连电调停，痛陈外辱之既深，急言内争之非计，稍有人心，皆为感动。玉祥奉命援闽，不欲冒昧南渡驻军于浦口者，实为促成和局起见也。停战令下，私心欣喜，以为化险为夷，庶几有望。河图荆襄启衅，岳州不守，战祸重开，讨伐又起。职旅改道援鄂，何敢妄参末议，惟自问天良，实有未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忿，成败得失，不难立辩。年来天灾迭降，日昨地震复发，默观天意，无非爱我中华，使知醒悟而悔祸，息争而宁人也。现岳州虽归湘有，荆襄已为鄂得，各守疆圻，两不相犯，挽回补救，易如反掌，何仇何怨，必欲相残。窃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惟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昔庚子拳匪之乱，清廷力主以拳匪灭洋，许景澄及袁昶上书谏阻，有曰：明知触犯忌讳，万无生理，然爱清廷，虽死亦不敢不言。玉祥人微言轻，以明知必触当轴主战者之怒，然区区天良，爱我国家，爱我总统，即有所见，不忍不言。多日欲言而未敢言者，今敢披沥痛陈于我大总统、总理及全国有道诸公之前，如以国家为可怜也，则请迅速罢兵，以全和局。如以国家为不足惜，则请先杀玉祥，以谢天下。热情所激，不暇择词，临颍垂涕，不知所云。

2月18日又发一电：

战祸重开，江汉潮沸，我总统总理息事宁人之苦心，暨全国诸公排难解纷之寸效，一举而付诸东流。如豆自煎，如瓜自剖，国将不国，良切杞忧。寒日通电，略布区区，敢申前情，惟乞鉴察。夫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忿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冯玉祥逆北洋潮流而动，忽然通电主和，引起舆论一定的反响。段祺瑞闻讯勃然大怒，通过陆军部下令免去冯玉祥旅长职务，交由曹锟“查办”。然而军阀的部队都是私兵，冯玉祥自己不去职，周围曹锟所属的各部又不以武力“查办”，则段祺瑞亦对其无可奈何。

那么，冯玉祥此时为何要冒北洋团体内部之大不韪，突然通电主和呢？从文中看，似乎都是冠冕堂皇的爱国道理。但审视之不难发现，这是北洋主和派中的硬核分子试图翻转局面的一次尝试，而其幕后主使正是陆建章。

陆建章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被陕西的革命党人驱走，丧失了地盘和军队，可谓狼狈不堪。然而他并不甘心寂寞，先是参与了张勋复辟的闹剧，然后又投机于反对段祺瑞的事业。1917年底，陆建章在北洋团体内部积极活动，提倡主和，与主战派的段祺瑞、安徽督军倪嗣冲等已势成水火。1918年1月26日，冯国璋以南下岳阳前线督战为名，率领卫队旅趁火车南下，先是到保定与曹锟密谈，随后又沿津浦路南下，似有返回南京老巢团结直系、在南北之间组建第三势力之势。不过冯国璋终究未能到达南京，而是在蚌埠被主战派大将、安徽督军倪嗣冲所拦截，被迫北归。而陆建章、冯玉祥显然是对冯国璋仍心存幻想，在自上而下不成的情况下，希望能够自下而上推动冯国璋振作，与南方合作推倒段祺瑞。

事实上，比较两份通电还可以看出，第二封通电比第一封更赤裸裸地倾向于南方。第一封电报中在怒斥北方主战派（皖系）“胁迫”元首（冯国璋）的同时还不忘谴责南方主战派“启衅”，寄希望于“大总统”和“四督”等主和派（直系）人物，并赞成南方主和派（旧桂系）所谓“北不攻岳，南不攻鄂”的方案，突显出自身北洋团体内部主和派的立场。到了第二封通电中就直接说“夫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等等，几乎完全是站在南方甚至是南方主战派（孙文一派）的立场上来讲话了。这一立场上的差异，实际上也反映出陆建章、冯玉祥集团作为北洋硬核主和派在当时的政治动向。

然而，事与愿违。冯国璋被困北京，曹锟又为段祺瑞的名位所收买而转向主战，连李纯都不敢再提主和之议。直皖之间迅速走向妥协，武穴通电没有掀起一丝浪花，相反北洋团体倒是重新团结了起来：1918年3月17日，倪嗣冲电徐树铮，暂勿免李纯职，曹锟、张怀芝亦代李疏通。3月18日，北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众攻陷岳阳。3月19日，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十五省督军电请冯国璋再用段祺瑞组阁。3月23日，段祺瑞复总理职。3月26日，吴佩孚攻陷长沙。4月24日，吴佩孚率北军主力攻陷衡阳；同日，湘军悍将赵恒惕（未来的湖南自治省省长）率湘军主力击溃北军张怀芝、施从滨、张宗昌等部，收复攸县。5月5日，北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收拢张怀芝第二路军溃兵，在株洲逆袭穷追而来的湘军刘建藩部，击杀刘建藩。至此双方均无力再战，南北战争基本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陆建章仍不甘心失败，反而越走越远，完全走上了与南方合作谋取地盘以求打开和平局面的道路。1918年3月初，陆建章、柏文蔚、孙毓筠（以上柏孙二人均为民党骨干）等三十四名皖籍名人联名发出驱倪嗣冲出皖的通电，并推举陆建章为救皖军总司令。3月12日，安徽含山救皖军占领县城，但旋即失败。靠历史上那些零零散散的民军（况且这些民军也不受自己的指挥）自然是不可能让救皖军夺取安徽一省作为地盘，陆建章对此当然不可能天真到这种程度。他之所以就任救皖军总司令，是将驻军于鄂皖边的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当成了自己的基本部队。

然而，冯玉祥审时度势，发现自己被陆建章忽悠、在北洋团体内部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而倪嗣冲又已经有所防备，因此并不愿意进行这种成功概率很低的军事冒险，遂托病不出，之后更是在1918年4月入湘参战。救皖军遂告失败。

嗣后，陆建章无功北返天津，在1918年6月15日遭徐树铮的诱杀。而冯玉祥则接受了曹锟的安排，攻入湘西，在6月22日夺取常德作为地盘，以此“战功”及闭口坐视陆建章被杀这一“识大体而顾大局”的表现而被段祺瑞政府开复旅长职务，更加委为湘西镇守使。

陆建章勾结南方图谋北洋僚友（甚至是前辈）倪嗣冲的地盘安徽，而徐树铮又在这一计划失败后将其公开杀害，这两件事都打破了北洋团体内部的游戏规则。随后由于在战后地盘、名位安排问题上段祺瑞的一再食言，导致曹锟倒向直系并逐渐成为直系的新首领，北洋团体内部的直皖裂痕越来越大，最终诱发了直皖战争、北洋团体彻底瓦解以及徐树铮本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