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何轻视商人？有哪些体现这一思想的文章或者是系统的理论？

古代社会之所以普遍存在轻视商人的现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一套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政治哲学以及经济考量。这种思想在古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并渗透到文化、文学以及官方政策的方方面面。

轻视商人的根源：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

首先，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建立了一套以“士农工商”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秩序。这套理论认为，社会的功能各不相同，其对社会的贡献也存在高低之分：

士（知识分子、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文化传承者，他们掌握知识，参与国家治理，是社会的“大脑”。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是维系社会秩序、教化民众、提供精神指导的根本。
农（农民）：耕种土地，提供最基本的食物来源，是社会生存的基石。他们被认为辛勤劳作，顺应天时，生产的是“民生之本”。
工（工匠）：制造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是社会运转的“手”。他们的劳动虽然重要，但被视为手工性质，不如士的智慧和农的根本来得高尚。
商（商人）：流通商品，获取利润，是社会财富的“末节”。商人被认为是通过“末业”——即非直接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活动——来获利，并且常常通过“倒买倒卖”的方式，在社会价值创造中扮演的是中间环节的角色。

在这套理论中，商人被置于等级的末端，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不事生产，居奇牟利：商人的主要活动是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而不是直接的生产。他们被认为是在别人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上进行“加价”，依靠信息的差价、时机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这种“不劳而获”或者说“以智巧获利”的方式，与“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成”的朴素观念格格不入。
2. 逐利而动，唯利是图：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核心动机。这在以道德伦理为重的古代社会，被视为一种贪婪和自私的表现，与“仁”、“义”、“礼”等儒家核心价值观相悖。他们可能为了利润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甚至扰乱市场秩序。
3. 流动性强，不利于统治：商人往往需要长途跋涉，进行跨区域的贸易。这种流动性使得他们不易被地方政府有效管理，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与安土重迁、效忠王土的农民和士人相比，商人的忠诚度更容易受到质疑。
4. 对农业经济的潜在威胁：农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础，任何可能动摇农业根基的因素都会受到警惕。如果商业过于发达，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和资本离开农业，可能会影响国家的粮食供应和军事力量。

体现这一思想的文章和理论

1. 《尚书·周官》中的“市井之法”和“九贡”：虽然这是关于如何管理市场和税收的记载，但其背后隐含的是国家对商业活动的规范和控制。国家需要从商业中获取税赋，但同时也要限制其过度发展，防止其影响农业。这种“管而不鼓励”的态度，本身就说明了商业地位的天然不高。

2. 儒家经典中的论述：
《论语》：孔子虽然不是直接抨击商人，但他所推崇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将“义”置于“利”之上的观念，自然会将趋利避害的商人划归到“小人”的范畴。孔子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统治者应以道德感化民众，而非依靠经济利益。
孟子：孟子在“王道乐土”的构想中，虽然没有绝对排斥商业，但他的重心始终放在发展农业、保障民生上。他批评那些“贱农而贵商”的统治者，认为这会扰乱社会秩序。他对于“非其有而取之”的行为持批判态度，间接指向了商人可能采取的某些手段。
董仲舒：《举贤才》：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他明确提出“农为天下之本，务本则草木茂，区处众庶蕃。若夫商贾，则不患其无货，而患其不得其所；不患其不远，而患其不忠。”。这句话直白地表达了对商人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如农民那样忠诚于土地和国家。

3. 《管子》：《管子》虽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思想著作，也讨论了商业、市场和价格，但它更多的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强调利用商业来增强国家实力。即使如此，《管子》也认识到“商贾者，国之血脉”，但同时又强调“轻重之术”，即国家要通过价格调控来引导商业活动，防止其失控。这说明即使在强调商业作用的著作中，也存在着将其纳入国家意志和管理的思想。

4. 历代王朝的经济政策：
盐铁官营：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的盐铁官营政策，就是国家直接垄断重要的商品生产和销售，以获取财政收入，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商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
市面管理和户籍制度：商人需要遵守严格的市场管理规定，如固定经营场所、定时开市闭市等。户籍制度也常常将商人的社会地位列为较低等，限制其迁徙和职业选择。
重农抑商政策：历代王朝在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重农抑商”政策。这是一种明确的导向，鼓励发展农业，限制或打压商业。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不杂”，商人地位较低。唐朝虽然商业有所发展，但“工商杂居，庶人贵于士，工商贱于农”的观念依然存在。宋朝商业繁荣，但文官政治依然将士大夫的地位置于商人之上。明清时期，虽然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官方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并未根本改变，甚至出现了“末业”、“游食”等贬低商人的说法。

5. 文学作品的反映：
在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商人常常被描绘成奸诈、贪婪、狡猾的形象。例如，元杂剧中的“商山客”形象，常带有负面色彩。虽然也有一些描写富商的篇章，但往往伴随着对他们道德的质疑或最终的落魄结局。这种文学创作，无形中强化了社会对商人的普遍认知。

系统理论的缺乏与“道”的缺失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商业理论”或者“经济学”来为商人的地位辩护或提升其社会价值。儒家思想主导下的社会结构，将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商业活动被视为满足物质欲望的一种手段，而精神追求和政治抱负则被认为是更高的目标。

因此，可以说轻视商人是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政治哲学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思想并非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而是通过教育、法律、社会习俗以及文化作品，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中国人的社会认知，塑造了商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虽然商业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社会地位的提升，直到近代西方经济思想传入后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网友意见

首先，古人往往不是轻视商人，而是歧视商人，轻视和歧视是两码事；就好比你可能会歧视有犯罪前科的人，但不太可能会轻视他。

以先秦的管仲和韩非为例：

《韩非子·五蠹》：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韩非认为，“商工之民”会买取官爵来获取政治地位，会生产假冒伪劣、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会掠夺农民的财富；不对商工之民等“五蠹”进行打击和限制，国家就可能灭亡、王朝就可能更替。

《管子·轻重》：
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管仲认为，“商贾”并非君主可以依赖的、而是君主应该掠夺的，不然就会“一国二君”；因为商贾会在君主征税的时候趁机剥削，还会让贫困的人更加贫困、让农民失去存粮。

这是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一种是统治者应当打击商人、抑制商业和大部分手工业，重视农业和军事手工业；另一种则是统治者应当剥削商人，控制甚至垄断商业。

这两种思想都不轻视商人，反而很重视商人的力量；后者还非常强调统治者应该像商人一样，用商业手段来治理国家：

《管子·国蓄》：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其次，商人并非都是“风餐露宿辛苦经营凭借头脑和精力挣钱”的，假冒伪劣、囤积居奇之类的商业手段就不多说了，依附于统治者甚至统治者亲自下场，靠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垄断某些行业、剥削小民等也是很常见的。

以清朝的盐商为例：

《清史稿·食货四·盐法》：
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后多剥削侵蚀之弊，康熙、乾隆间，革之而未能去。
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

盐商中存在三类特殊的商人，一类名为“总商”，由都转盐运使司指定、可以代收盐课；另一类名为“窝商”或“引商”，手里垄断着盐引、可以靠出租盐引躺着赚钱；还有一类名为“场商”，垄断着部分盐场的购买权、想买盐去卖必须从他手里买。

而且清朝捐纳泛滥，仅文官捐一项、从乾隆年间开始平均每年能获取300万两白银左右的卖官收入，让商人更容易买取官爵、获得政治地位：

《清史稿·选举七·捐纳》：
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开，官吏乃以资进。其始固以蒐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淆杂矣。
文官捐，始康熙十三年，以用兵三藩、军需孔亟，暂开事例；十六年，左都御史宋德宜言：开例三载，知县捐至五百馀人......（雍正五年）帝曰：垦田事例，于地方有裨益。向因各捐例人多。难于铨选，降旨停止。年来捐纳应用之人，将次用完，越数年，必致无捐纳之人，而专用科目矣。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不许捐纳，其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丞等，酌议准捐......（乾隆三十九年）贡监纳道、府例，自雍正五年后，数十年无行者，至是复行......光绪初，议者谓乾隆间常例，每岁贡监封典、杂职捐收，约三百万。
同治元年，御史裘德俊请令商贾不得纳正印实官，以虚衔杂职为限。下部议行。寻部臣言捐生观望，有碍饷需，诏仍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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