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为何提倡多生育，又要鼓励立贞节牌坊？
在古代，社会思潮和政策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多生育”和“鼓励立贞节牌坊”看似矛盾，实则都服务于当时社会的核心需求。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政治考量以及文化观念。
一、为何提倡多生育？—— 社会的基石与繁衍的动力
古代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人口被视为最宝贵的资源。提倡多生育，其原因根深蒂固且多层次：
1. 经济基础的支撑：劳动力的需求
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耕作、收割、灌溉等农活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子女人数多，意味着家庭劳动力充足，能够开垦更多土地，提高产量，从而养活更多人口。一个大家庭的兴旺，往往与人丁兴旺直接挂钩。
手工业和商业的补充： 虽然农业是基础，但手工业、商业也需要人力参与。多子女可以分担家庭劳务，甚至可以外出经商或从事手工业，为家庭带来额外的收入和资源。
2. 社会保障与养老的依赖
“养儿防老”的现实考量： 在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古代，子女是父母晚年生活的唯一依靠。子女越多，父母在年老体弱时得到照料和赡养的可能性就越大，也越能避免沦为乞讨者的命运。多子多女就像是一种社会保险。
家族延续的责任： 家族的繁衍和延续是宗法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人丁不旺的家族容易被视为衰败的象征，甚至可能面临被其他家族吞并或遗忘的危险。多生育是维系家族香火不断、扩大族群规模的重要途径。
3. 政治与军事的考量
兵源的补充： 国家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兵源数量。人口基数大，就能征召更多的士兵，维持军队的规模，抵御外敌入侵或发动战争。人口增长与国家军事实力往往是正相关的。
税收的来源： 人口是国家税收的重要基础。虽然小农经济下个体税负可能不高，但庞大的人口基数能够为国家提供稳定的税收收入，维持政府运转和公共事业（如水利建设、军事开支等）。
4. 文化观念的导向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 儒家思想对生育有着极高的重视。子孙满堂被视为福气和功德的象征，而无子无女则被视为最大的不孝。这种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成为生育的重要驱动力。
生命价值的体现： 在很多文化中，生育是生命延续的本能体现，也是个人价值和社会贡献的一种方式。
二、为何鼓励立贞节牌坊？—— 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的维护
贞节牌坊是对女性贞操的一种褒奖和肯定，鼓励女性坚守“夫死从夫”的观念。这看似与鼓励生育相悖，实则服务于另一层面的社会需求：
1. 维护宗法制度和家族血统的纯洁性
父权社会的逻辑：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贞操与家族的血统纯洁性直接相关。一个女性一旦与家族之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就可能导致血统“混杂”，这在讲究“嫡庶有别”的宗法制度下是难以接受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结婚后就属于夫家，其忠诚对象也应该是丈夫。如果女性在丈夫死后改嫁，她所生的子女的父亲就不是原配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原家族的血统传承和财产继承。鼓励寡妇守贞，就是为了确保原家族的血脉纯正，避免家族财产和地位被转移到其他家族。
2. 稳定社会秩序与家庭结构
防止社会混乱： 如果女性可以随意改嫁，特别是寡妇可以频繁改嫁，可能会导致婚姻关系的混乱，甚至引发家庭纠纷和财产争夺。鼓励贞节，有助于维系相对稳定的婚姻和家庭模式。
“男尊女卑”的强化： 贞节牌坊是对女性行为的一种严格规范，它也强化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观念。女性被要求在道德上达到更高的标准，而男性则相对宽松。这种道德上的不对等，是为了巩固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3. 经济层面的考量（间接影响）
减少社会负担： 寡妇守贞，意味着她不需要夫家或娘家再承担她的生计问题，也不需要再为她操办婚事。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可以减少社会资源消耗。
遗产的稳定： 如果寡妇改嫁，其原有的嫁妆、甚至部分遗产可能会随之转移，这对原家族的财产积累和稳定不利。守贞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4. 宗教和道德教化的作用
强化道德操守： 贞节被视为女性最重要的美德之一。立牌坊是官方和民间对这种美德的公开表彰，通过树立榜样，来教化社会大众，引导人们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
对鬼魂的敬畏（有时也包含在内）： 在一些民间信仰中，对亡夫的忠贞不渝，也能安抚其在阴间的灵魂，避免带来不祥。
矛盾的统一与社会现实
提倡多生育和鼓励立贞节牌坊，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矛盾：一个鼓励人口增长，一个限制女性的生育和婚姻自由。但它们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古代社会特定逻辑下的 “矛盾的统一”：
生育是第一位的，但生育必须是“正统”的： 鼓励生育是为了人口的“数量”和“劳动力”，而鼓励贞节是为了保证生育的“质量”和“血统的纯洁性”。在古代人看来，多生育的是“自己家族”的子孙，而改嫁后生的孩子则是“别人的”。因此，确保生育的孩子是家族血脉的延续者，是更优先的考虑。
女性的价值被工具化： 无论是多生育，还是立贞节牌坊，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工具化理解。女性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家庭的劳动力、是国家的兵源补充，同时也是家族血统的守护者。这些角色都服务于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而不是个体女性的自由和幸福。
时代局限性： 这种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下的必然选择。
总而言之，古代社会提倡多生育，是为了满足经济、军事和养老等多方面的资源需求，是社会繁衍和稳定的基础。而鼓励立贞节牌坊，则是为了维护父权宗法制度下的血统纯洁、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这两者在看似矛盾中，实则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家族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社会运转逻辑。理解这两点，就是理解古代社会如何构建其人口结构和道德体系的关键。
一、为何提倡多生育？—— 社会的基石与繁衍的动力
古代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人口被视为最宝贵的资源。提倡多生育，其原因根深蒂固且多层次：
1. 经济基础的支撑：劳动力的需求
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耕作、收割、灌溉等农活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子女人数多，意味着家庭劳动力充足，能够开垦更多土地，提高产量，从而养活更多人口。一个大家庭的兴旺，往往与人丁兴旺直接挂钩。
手工业和商业的补充： 虽然农业是基础，但手工业、商业也需要人力参与。多子女可以分担家庭劳务，甚至可以外出经商或从事手工业，为家庭带来额外的收入和资源。
2. 社会保障与养老的依赖
“养儿防老”的现实考量： 在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古代，子女是父母晚年生活的唯一依靠。子女越多，父母在年老体弱时得到照料和赡养的可能性就越大，也越能避免沦为乞讨者的命运。多子多女就像是一种社会保险。
家族延续的责任： 家族的繁衍和延续是宗法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人丁不旺的家族容易被视为衰败的象征，甚至可能面临被其他家族吞并或遗忘的危险。多生育是维系家族香火不断、扩大族群规模的重要途径。
3. 政治与军事的考量
兵源的补充： 国家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兵源数量。人口基数大，就能征召更多的士兵，维持军队的规模，抵御外敌入侵或发动战争。人口增长与国家军事实力往往是正相关的。
税收的来源： 人口是国家税收的重要基础。虽然小农经济下个体税负可能不高，但庞大的人口基数能够为国家提供稳定的税收收入，维持政府运转和公共事业（如水利建设、军事开支等）。
4. 文化观念的导向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 儒家思想对生育有着极高的重视。子孙满堂被视为福气和功德的象征，而无子无女则被视为最大的不孝。这种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成为生育的重要驱动力。
生命价值的体现： 在很多文化中，生育是生命延续的本能体现，也是个人价值和社会贡献的一种方式。
二、为何鼓励立贞节牌坊？—— 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的维护
贞节牌坊是对女性贞操的一种褒奖和肯定，鼓励女性坚守“夫死从夫”的观念。这看似与鼓励生育相悖，实则服务于另一层面的社会需求：
1. 维护宗法制度和家族血统的纯洁性
父权社会的逻辑：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贞操与家族的血统纯洁性直接相关。一个女性一旦与家族之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就可能导致血统“混杂”，这在讲究“嫡庶有别”的宗法制度下是难以接受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结婚后就属于夫家，其忠诚对象也应该是丈夫。如果女性在丈夫死后改嫁，她所生的子女的父亲就不是原配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原家族的血统传承和财产继承。鼓励寡妇守贞，就是为了确保原家族的血脉纯正，避免家族财产和地位被转移到其他家族。
2. 稳定社会秩序与家庭结构
防止社会混乱： 如果女性可以随意改嫁，特别是寡妇可以频繁改嫁，可能会导致婚姻关系的混乱，甚至引发家庭纠纷和财产争夺。鼓励贞节，有助于维系相对稳定的婚姻和家庭模式。
“男尊女卑”的强化： 贞节牌坊是对女性行为的一种严格规范，它也强化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观念。女性被要求在道德上达到更高的标准，而男性则相对宽松。这种道德上的不对等，是为了巩固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3. 经济层面的考量（间接影响）
减少社会负担： 寡妇守贞，意味着她不需要夫家或娘家再承担她的生计问题，也不需要再为她操办婚事。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可以减少社会资源消耗。
遗产的稳定： 如果寡妇改嫁，其原有的嫁妆、甚至部分遗产可能会随之转移，这对原家族的财产积累和稳定不利。守贞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4. 宗教和道德教化的作用
强化道德操守： 贞节被视为女性最重要的美德之一。立牌坊是官方和民间对这种美德的公开表彰，通过树立榜样，来教化社会大众，引导人们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
对鬼魂的敬畏（有时也包含在内）： 在一些民间信仰中，对亡夫的忠贞不渝，也能安抚其在阴间的灵魂，避免带来不祥。
矛盾的统一与社会现实
提倡多生育和鼓励立贞节牌坊，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矛盾：一个鼓励人口增长，一个限制女性的生育和婚姻自由。但它们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古代社会特定逻辑下的 “矛盾的统一”：
生育是第一位的，但生育必须是“正统”的： 鼓励生育是为了人口的“数量”和“劳动力”，而鼓励贞节是为了保证生育的“质量”和“血统的纯洁性”。在古代人看来，多生育的是“自己家族”的子孙，而改嫁后生的孩子则是“别人的”。因此，确保生育的孩子是家族血脉的延续者，是更优先的考虑。
女性的价值被工具化： 无论是多生育，还是立贞节牌坊，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工具化理解。女性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家庭的劳动力、是国家的兵源补充，同时也是家族血统的守护者。这些角色都服务于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而不是个体女性的自由和幸福。
时代局限性： 这种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下的必然选择。
总而言之，古代社会提倡多生育，是为了满足经济、军事和养老等多方面的资源需求，是社会繁衍和稳定的基础。而鼓励立贞节牌坊，则是为了维护父权宗法制度下的血统纯洁、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这两者在看似矛盾中，实则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家族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社会运转逻辑。理解这两点，就是理解古代社会如何构建其人口结构和道德体系的关键。
网友意见
如果非说古代的话，那我建议把这个时间范围扩展到包括现代在内的整个历史。
一切都是人的行为，哪分什么古代和现代。
因为社会风气容易极端化，所以导致出现了很多和初衷矛盾的结果。
贞节牌坊就是社会风气极端化的产物。
一个女人死了丈夫，她再难以爱上别人，发誓不再嫁人。
其实这就是个人的行为，并且令人感动。但是风气一旦形成，那就不是个人的事儿了。
加上政治环境的鼓励，再从某圣贤的文章中断章取义，事件往往就会向着畸形发展。
至于提倡多生育，那是劳动力需求，和贞节牌坊是两码事。
按现在的理解，一个经济建设、一个是精神文明建设。
这两个建设其实就一直是有一点点矛盾的，就如同又要大力发展工业，又不能污染环境。
回到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政治环境和主流文化是分不开的。
拿汉朝举例，为什么汉朝的二婚女人特别有市场，别说二婚，你丈夫死的越多，你就越抢手。
因为这个时候的风气就这样，大家认为你死丈夫不是你的问题，是你丈夫命寡承担不了你的福气，所以不牛逼的男人不能娶你。
追溯这种源头，应该和刘邦有点关系，你看他后来那些女人，不是寡妇就是二婚女，加上薄夫人一个魏豹的老婆，最后居然成了汉文帝的母亲。其实本身也没什么关系，可一旦形成风气就不一样了，大家就会觉得是这女人太富贵了，前边的男人hold不住。
除了明清以外，历史上大部分朝代主流政治很少说鼓励贞节牌坊的，只能说是表尊重。
好比说秦始皇给巴清发贞节牌坊，本神人家巴清做了贡献的，给人发一个奖状很正常。大部分朝代也都这样，尊重但没那么极端，而且普通老百姓你守贞洁国家也不搭理你。
再说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刻意强调的绝对性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对节操比较看重的表达而已，人家要求自己又不要求别人。宋朝压根没当回事，老百姓女子改嫁很正常的行为。
明朝朱元璋确实把这个贞洁牌坊当回事了，他本身就那种对道德有着过于极端的偏好的人，想要的是至清至明的社会风气，理想没什么错，但和政治绑定的太深了。
清朝就不值一提，就彻底把这个发展成了礼教了。
但总体来说还是老百姓认可了这种社会风气，在极端中感受不到极端。
没有提倡多生育，古人娱乐项目少，基本就是夫妻生活了，而这有了就得生，这样生育率就会比较高。
古代女人可以改嫁，但就像现在一样，二婚依旧是被人看不起的。再婚的夫家多半是不如一婚的，而且二婚的丈夫绝对会看不起自己的老婆，生活不一定比守寡强多少。
另外，朝廷一定是出于好心而不是维护什么子虚乌有的纲常伦理之类的。一个女子自愿守节伺候公婆很苦的，政府给些扶持是很正常而且正确的行为。至于这个自愿有多大水分，那得思量思量了。
多说几句，真的别把古代统治者想的太坏太蠢，他们不至于把精力放在欺负女人身上。同时期一样会有无数的男性光棍和鳏夫，有点家产的人不会要二婚，没有家产的人家嫁过去可能更惨。有政府支持和保护的当个烈妇，真的比再嫁要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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