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能否阻止希特勒的出现？
首先，我们得明确“希特勒的出现”指的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崛起，更是指一个极具煽动性、民族主义、反民主、反犹太主义的领袖，能够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一步步掌握国家权力，并最终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考察美国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免疫力”：
1. 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
美国政治制度最核心的设计之一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以及联邦制。
立法权（国会）： 国会拥有立法、监督行政、审批财政等权力。如果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试图通过立法来削弱民主、压制异见，理论上国会中的多数议员，尤其是在野党，可以通过阻止法案通过、进行调查、甚至弹劾等方式来制衡。而且，美国国会是两院制，需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这增加了阻挠的可能性。
行政权（总统）： 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也受到国会和司法部门的制约。即使总统有煽动性的言论或试图越权，国会可以通过立法限制其权力，通过预算控制其行动，甚至通过弹劾程序将其罢免。
司法权（法院）： 美国的司法独立是重要的保障。如果总统或政府的行动违背宪法，法院可以宣布其无效。在希特勒上台初期，他采取了许多非法甚至违宪的手段来巩固权力，如煽动对犹太人的迫害、解散反对党等。理论上，美国的司法系统有能力对这些行为进行干预。
联邦制： 各州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即使联邦政府被一个威胁性的领袖控制，各州仍然可能成为民主的堡垒，提供庇护和反抗的基地。
但是，这些制衡并非万能，尤其是在面临系统性的危机或民众普遍被煽动时。 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在特殊时期，国会也可能因为党派斗争或民众压力而妥协，甚至通过一些有争议的法案。司法系统也可能面临政治任命的压力，虽然独立性强大，但并非完全不受影响。
2. 宪法与法律框架：
美国宪法是基石，它明确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并设定了权力运作的规则。
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 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希特勒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和群众集会。美国制度允许这些权利的行使，这是其危险之处，但同时也为反对者提供了发声的空间。
法律的适用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政府官员。理论上，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无论是领袖还是普通公民，都应受到追究。
然而，希特勒式的领袖往往擅长利用和操纵法律的漏洞，甚至在民众普遍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合法”途径来逐步侵蚀自由。 例如，通过《大权归一法》（Enabling Act）在德国合法地剥夺了议会权力，就是一种“合法”的“非法”行为。美国制度能否阻止这种“合法”的僭越，取决于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公民的警惕性以及制度本身的韧性。
3. 民众的参与与问责：
美国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民意和选票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选举制度： 定期的选举是清除不称职或危险领导人的主要途径。如果一个领袖行为失当或威胁民主，选民可以通过投票将其赶下台。
媒体自由与公众舆论： 自由的媒体和活跃的公众舆论是监督政府、揭露真相的重要力量。希特勒上台后，立即控制了媒体，压制了所有反对声音。美国的自由媒体和活跃的公民社会，理论上能够揭露和抵制这种行为。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各种社会团体、工会、教会等构成了强大的公民社会，它们能够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力量，对抗威胁。
但是，这同样是希特勒能够利用的方面。 他善于利用民粹主义、制造民族仇恨、攻击少数群体来赢得民心。如果一部分民众被仇恨和恐惧所裹挟，被虚假信息所蒙蔽，他们就可能投票给一个危险的领袖。而且，在高度两极化的社会中，媒体也可能被党派化，失去其客观监督的作用。
4. 历史教训与文化基因：
美国在建国之初就经历了独立战争，其政治文化中包含着对专制和暴政的警惕。宪法的设计者们也从历史上吸取了许多教训。
对中央集权的担忧： 美国建国时，对于强大的中央政府存在普遍的担忧，因此设计了三权分立和联邦制，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 尽管历史上有污点，但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尤其是后来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为少数群体提供了法律武器。
然而，历史的教训并非自动延续。 仇恨和偏见是可以被重新点燃的。如果民众对宪法和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度下降，或者对历史教训产生了遗忘，那么制度的“防火墙”就会削弱。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能否阻止希特勒的出现？
我认为，美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从设计理念和制度框架上看，确实具备了相当强的“免疫力”来阻止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通过“合法”途径全面掌权并建立极权。 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联邦制、宪法保障的自由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这些都是强大的制约因素。
然而，它并非绝对不可逾越的。 希特勒式的威胁，如果真的发生，可能更多地会以一种“侵蚀性”的方式出现：
循序渐进的权力扩张： 领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而是通过多次选举，每次都利用民众的焦虑和不满，逐步削弱制衡机制，例如通过任命“忠诚”的法官，通过政治操纵来影响国会，或者利用行政命令来绕过立法。
操纵信息与煽动情绪：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利用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来制造分裂、煽动仇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如果民众无法辨别真伪，容易被情绪驱动，那么民意就可能被操纵。
利用社会撕裂： 当社会存在深刻的经济、文化或政治分歧时，一个善于煽动民族主义和“我们vs他们”的叙事方式的领袖，更容易找到支持者。
所以，更准确地说，美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出现的难度，并提供了多重阻止其彻底掌权的机制”。但它并不能完全保证“绝对不会发生”，因为制度的最终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包括政治家、法官、媒体从业者，以及最根本的，每一个美国公民对民主制度的坚持和捍卫。
当民众对民主制度本身产生怀疑，或者对宪法精神产生动摇时，即使是最坚固的制度，也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
简单来说，制度提供了“硬件”保障，但“软件”——即公民的警惕、知识和对价值观的捍卫——同样至关重要。没有后者，再好的硬件也可能被绕过或损坏。
网友意见
先说结论。确实无法完全阻止，但是危险并没有魏玛时期那么大。另外原则上同意
@理想的蘑菇说的，不相信任何制度能阻止希特勒，才能真正阻止希特勒。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Frank Underwood跟希特勒之间存在本质区别。Frank Underwood只是一个犯了谋杀罪的总统，希特勒则导致了大屠杀。如果有人认为一个人的生命跟数千万人的生命一样珍贵，任何对道德义务的违反都是不允许的，那我只能说抱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我要评论说这种人所期待的政治永远无法实现。
=====正文部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弄清楚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宪法在多大程度上要为希特勒的出现负责。
当然，这个问题已有定论：魏玛宪法的责任很大。可以说，正是因为魏玛宪法本身的脆弱性，才导致希特勒能以合法的手段终结魏玛共和国。
（P.S：尽管我不喜欢民主制，但我很讨厌那些“民主选了希特勒上台”的说法，真实的历史过程比这复杂得多。希特勒上台背后有很多历史因素，其中也隐含着政治科学中真正的规律。一味把希特勒上台说成是民主的后果，对于我们理解这些规律没有什么帮助。我希望通过此答案大致揭示其中部分规律。）
魏玛宪法的脆弱性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其一是魏玛宪法对自身定位不明：它名义上是一部人民主权的宪法，实际上却继承了德意志帝国时期宪法的君主制成分。
按照西耶斯和施米特的制宪权理论，宪法的权力只有两种来源，一是君主，二是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宪法是一种根本法，根本法要就这个社会中一切最极端的冲突作出明确规定，而不是回避这种冲突或者交给所谓“自由裁量权”——否则法治就失去了意义。
魏玛共和国是通过人民革命建立起来的，德国人民否定了帝制。但制订魏玛宪法的立法家们继承了帝制时期宪法的很多内容，试图用类似于君主的权力来制衡民主的权力。
按魏玛宪法制订者的设计，共和国的总统就是ErsatzKaiser（不是皇帝的皇帝），总统跟国会之间构成一个二元关系。我引用景德祥的论文来说明一下（声明，我并不完全同意他这篇文章的观点）：
在魏玛宪法设计的总统与国会之间,存在着严密的制衡机制:总统可以解散国会,但国会也可以罢免总统并且向国家法院控告他违宪与违法;总统有权任命总理与部长,但国会可以罢免总理与部长;国会享有立法权,但总统可以安排人民公决推翻国会立法;总统可以颁布紧急法令,但国会也可以取消其紧急法令。当国会与总统发生对抗时,宪法设计了一套政治决斗程序,试图通过决斗解决两者之间的对抗。每当一方对另一方作出了沉重乃至致命的打击后,如在国会罢免了总统或者在总统解散了国会以后,都必须转向人民,呼吁人民通过公决或者大选作出最后裁决。人民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获得胜利。要么是国会获得了与自己相一致的新总统,要么是总统获得了与自己相一致的新国会多数。决斗过后,两者又开始相处,直到下一场冲突与决斗。总之,魏玛宪法对国会或总统都没有明显的偏袒,它要确立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势均力敌、难分难解的二元制。
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因总统艾伯特与国会多数党派都属于民主共和阵营,魏玛宪法设计的二元对抗并没有出现。总统与政府、国会的角色只是同一阵营中的不同分工,不可能因此就导致他们之间的对抗。 真正的二元对抗与制衡,在1930年3月底国会大联盟内阁在世界经济大危机压力下因失业保险问题破裂、兴登堡实行总统内阁制以后才开始。
魏玛宪法的设计者希望总统和国会之间进行制衡，如果双方争斗过分激烈，那就诉诸人民。但是，一部好的宪法，实际上要避免人民总是出场。
舒尔策认为,魏玛宪法设立的国会与总统二元制暗藏着一个政治智慧。其中的总统紧急令机制实际上是一部魏玛共和国的“预备宪法”( Reserveverfassung) 。宪法设计者的意图是, 在国会政党能够形成执政联盟时, 便实行议会民主制, 当国会失灵的时候, 总统便可以依仗第48 条单独执政, 挽救国家与民主制度。兴登堡总统内阁便是这一“预备宪法”的启动。
所以实际上，魏玛宪法既希望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又希望总统能够发挥对民主成分的制衡作用。其结果是，当两股权力真正互相制衡时，造成的后果是政治精英集团大撕裂。在平常时期，社会还能够承受这种撕裂的后果；但在德国遭受经济衰退，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时候，民众要求政治精英高度团结，你还玩撕裂，后果就是纳粹党上台。
1930年3月底成立的由原中央党议团主席布吕宁任总理的兴登堡总统内阁,在国会只拥有由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与部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议员组成的少数派的支持。在如何对付国会多数的问题上,总统派是胸有成竹的:一旦国会多数拒绝总统内阁的重要法案,总统便依仗宪法第48条以紧急令方式颁布被国会拒绝的法案。如果国会取消总统的紧急令,总统便再依据第25条解散国会并举行新的大选。7月16日,总统内阁成立不到4个月,双方就因1930年预算补救问题发生了第一场决斗。由社民党、德国共产党、纳粹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胡根堡派组成的国会多数拒绝了布吕宁内阁的预算补救法案。兴登堡便行使第48条第2款所规定的总统权力,以两道紧急令的方式颁布了被国会拒绝的财政补救措施。国会则依据第48条第3款取消了总统紧急令。兴登堡又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9月14日举行新国会大选。几日后,兴登堡再次以紧急令的方式颁布了被国会取消的紧急令。这次国会已经不存在,不能再次反击,总统派似乎胜利了。
总统派以为可以在9月14日举行的大选中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但是大选结果不仅使这一希望落空,而且打开了魏玛共和国的潘多拉之盒。纳粹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德国选举史上空前的成绩,它的选票从1928年大选的2.6%一举上升到18.3%,国会议席从12个增加到107个,成为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大党。一日之间,在总统派与国会派的权力斗争中出现了一个名义上还属于国会派的第三者。为了不让布吕宁内阁倒向纳粹党,并且保住社民党与中央党在普鲁士的执政联盟,社民党不得不容忍布吕宁内阁。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对抗由此暂停。在1932年春的总统大选中,为了阻止希特勒占据总统权位,社民党又与中右翼势力一起促成了兴登堡的连选连任。
其二是魏玛共和国为总统保留了一项可怕的权力，也是为希特勒开了一个可怕的口子：第四十八条紧急状态法案：
其第1款规定,如果某一州不履行国家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义务,总统可以借用武力强迫其履行。第2款规定,在国家公共安全与秩序受到干扰或威胁的时候,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重建公共安全与秩序。如果有必要,可以动用军队进行干涉。为此目的,总统还可以宣布宪法第114(人身自由)、115(住所的不受侵犯权)、117(通信秘密)、118(言论与新闻自由)、123(集会自由)、124(结社自由)以及153(财产权)条所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在一定时段内部分或全部失效。人们一般只强调上述授予总统近乎独裁权力的第1、2款,而忽视了第48条还有一个国会权力的第3款,它规定,总统在行使第1、2款的权力时,必须立刻通知国会,国会有权取消其紧急令。因此,针对总统最有力的武器,国会也有同等的对抗权力。
该条款被视为赋予了总统等同于独裁的权力，因为对它的唯一阻碍在于国会的取消权，而紧急状态法案本身就是总统拿来对付国会用的，所以国会的这一制衡权力经常无法发挥作用。
兴登堡在位期间，为了要支持自己指定的总统内阁，防止改革措施被议会否决，曾多次动用紧急法令。到后来希特勒上台，第一件事也是借“国会纵火案”实施紧急法令——关键问题就在这里：这些都是合宪的！后来的1933年授权法案形式上是一个紧急法令的延长，当然它实质上则取消了国会立法权，使希特勒获得了独裁地位。所以会有人说希特勒是通过共和国的宪法终结了共和国，因为这些手段真就是魏玛共和国赋予的。
综上。魏玛宪法没有规定作为行政权最高首脑的总统和作为人民主权代言人的国会之间的纠纷中，谁的决定具有最高权威，而是将决定权简单地留给了人民，其后果是导致了政治精英集团的撕裂，加重了社会危机。而魏玛宪法规定的紧急状态法令又恰恰赋予了总统在社会危机状态下拥有实质性的独裁权力，给了希特勒一个以合宪的手段终结宪法的机会。
明白了以上内容，我们来看美国宪法中是否有类似的漏洞存在？
首先，美国宪法序言明确了制宪主体是美国人民，因此在制宪权问题上不存在二元制的冲突。
其次，美国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确实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二元制问题，比如美国总统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全民普选产生，拥有合法性来源；但美国国会也由代议制原则产生，同样拥有合法性来源。那么总统与国会之间合法性孰高？
但美国宪政是三权，不像魏玛共和是二元，所以按照美国宪法的设计，三个权力分支中任意两个产生终极冲突时，由第三个分支作为裁定。所以上面那个例子中，如果真要讨论美国总统和国会谁的合法性地位高，那肯定要求最高法院对美国宪法进行解释。
最后，美国宪法关于紧急状态令的规定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牵涉的问题就比较多。
美国宪法并无关于紧急状态的明文规定，只是在第一条第九款中规定“不得中止人身保护状的特权（Habeas Corpus），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这项特权。”
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指的是美利坚公民有权向法庭提出申请，拒绝遭受不合法的囚禁（Imprisonment）。换句话说，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的规定涉及的内容只是在叛乱或入侵时，政府有权在没有提供合法依据的前提下逮捕并拘禁当事人。
除此之外，由于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因此总统在理论上有权发布紧急状态令。但是，由于宪法没有允许行政权干涉立法与司法权的范围，因此这些紧急状态令要受到（尤其是司法部门的）限制。
事实上，联邦和各州政府也经常发布紧急状态令，只是这些紧急状态令大部分情况下与自然灾害相关。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本世纪以来，紧急状态法案确实成为总统权力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总统一直在通过这种方式扩权。
1933年罗斯福因大危机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但1952年最高法院规定，总统在紧急状态期间行事不能违背国会法案。
1970年和1971年尼克松曾两次宣布紧急状态。
总统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通常会签署一系列的法令。1976年之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紧急状态何时结束，因此这些紧急状态其实一直在持续。
1973年参议院报告称：
These proclamations give force to over 470 provisions of Federal law. These hundreds of statutes delegate to the President extraordinary powers, ordinarily exercised by the Congress, which affect the lives of American citizens in a host of all-encompassing manners. This vast range of powers, taken together, confer enough authority to rule the country without reference to normal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1976年制订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在名义上终止了这些紧急状态，但紧急状态期间总统签署的法令实际上仍然在得到实施。
1977年又通过了一个《国际紧急经济限权法》（IEEPA），规定政府有权冻结、处理跟特定外国政府有关系的个人财产，比如跟恐怖组织有关联的。
今天美国依然处在大概三十多条紧急状态法案的管制下。最近影响比较大的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由小布什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法案，奥巴马在09、10、11、12、13年，每年都延长这一法案。
2012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基于战争法，有权使用军队拘留任何属于或暗中支持恐怖组织的个人，包括美国公民。这被视为对美国公民自由的最大侵犯，很多人宣称由于该法案，美国在实质上已经从一个共和国转变成了一个帝国。
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一条的内容已经离魏玛宪法第48条不远了。当然，好在它还不是宪法。
以上。
美国已经出现过很多希特勒式总统了，你没看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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