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是人为的吗？如果是，饥荒后苏联为什么不彻底灭绝乌克兰人？
乌克兰大饥荒的“人为性”体现在哪里？
首先要理解的是，在1932年至1933年的饥荒时期，乌克兰确实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然而，这场饥荒的残酷性和规模，远超出了自然灾害所能解释的范畴，其“人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强制集体化运动的破坏性推行：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推行了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这项政策旨在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Kolkhoz）中，以提高生产效率并实现粮食的集中控制。然而，在乌克兰，这一过程被粗暴且迅速地执行。许多富裕农民（Kulak）遭到迫害、流放甚至处决，他们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骨干力量。农民们对集体化普遍抵制，导致生产效率大幅下降，畜牧业遭受重创。
2. 不切实际的征粮指标与强制没收： 尽管集体化导致农业生产瘫痪，但苏联政府却设定了极其不切实际的粮食征收指标。为了完成这些指标，各地党委和国家安全机构（GPU）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搜刮。他们不仅征收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粮食，还搜走了农民家中储存的种子、牲畜饲料，甚至锅碗瓢盆和个人衣物。为了让农民无法食用，许多搜刮来的粮食被销毁或运往别处。
3. 封锁村庄与限制人口流动： 最关键的人为因素之一是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阻止饥饿的农民逃离乌克兰寻找食物。苏联政府下令封锁了乌克兰的边境，禁止任何人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离开该地区。同时，许多村庄也被隔离，不允许饥饿的村民进入城市或邻近地区寻找食物。这种封锁彻底切断了受饥荒影响地区居民的逃生之路，将他们困在绝境之中。
4. 宣传与信息封锁： 苏联政府刻意淡化甚至否认饥荒的存在，并将其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富农的抵抗。在国际上，苏联政府也阻止外国记者和援助进入乌克兰，以掩盖饥荒的真实情况。
5.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压制：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政权将集体化运动在乌克兰的推行与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乌克兰的农民在集体化面前表现出的抵抗，可能被斯大林视为对苏联中央统治的挑战。因此，部分学者认为，饥荒在一定程度上是斯大林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削弱乌克兰农民的力量，从而打击乌克兰民族意识和潜在的分离主义倾向。
为什么饥荒后苏联不彻底灭绝乌克兰人？
“彻底灭绝”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语，它意味着系统性地、大规模地屠杀一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尽管乌克兰大饥荒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乌克兰族人，但这与历史上一些被定义为种族灭绝的事件（如犹太人大屠杀）在策略和规模上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斯大林政权没有选择“彻底灭绝”乌克兰人呢？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1. “灭绝”策略的不现实性与成本过高：
规模与分布： 乌克兰人口众多，且遍布广阔的土地。要“彻底灭绝”数千万人口，需要动用极其庞大的军事和行政力量，并需要大规模的屠杀和清除行动。这在当时苏联的资源和管理能力下，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
潜在的反抗： 即使在饥荒的绝望中，苏联也曾面临各种形式的反抗。大规模的、公开的灭绝行动很可能引发更广泛、更激烈的抵抗，甚至可能导致地区性的起义，这将对苏联政权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国际压力： 尽管苏联实行信息封锁，但饥荒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不可能完全隐瞒。如果苏联公开实施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和谴责，这对于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苏联而言，是得不偿失的。
2. 目标并非完全消灭，而是“驯服”与控制：
削弱乌克兰的独立性与民族意识： 斯大林政权的首要目标可能不是物理上的消灭，而是要彻底摧毁乌克兰的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压制其民族意识和独立倾向，并确保其完全服从莫斯科的统治。饥荒作为一种工具，有效地打击了乌克兰的农村社会结构和抵抗力量。
清除“阶级敌人”： 从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来看，饥荒的受害者被描绘成“富农”或“反革命分子”。虽然实际上受害的大部分是普通农民，但官方宣传的逻辑是清除对集体化和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的社会阶层。这种逻辑并不支持“灭绝整个民族”。
为苏联输送粮食： 苏联政府在饥荒期间仍在继续向其他地区（如工业城市和军队）供应粮食，甚至继续出口粮食。这表明其目标是通过控制粮食资源来巩固中央集权，而不是彻底摧毁乌克兰的生产能力或人口。
3. 斯大林主义的手段： 斯大林主义的特点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大规模的镇压和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清洗。他使用恐怖手段来巩固权力，但这些手段往往具有一定的选择性，针对的是被视为政治上的“敌人”或威胁的群体。直接对整个民族进行“灭绝”，可能超出了他当时常用的策略范围，也并非他政治目标的最终体现。他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清洗、流放、劳改营（古拉格）等方式来改造或清除异己，而不是进行全面的种族屠杀。
4. 经济与政治重组： 在饥荒之后，苏联政府继续推行其计划经济，并对乌克兰的农业和政治结构进行了重组。新的集体农庄被建立起来，由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员管理。这种重组是为了将乌克兰更紧密地纳入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而非其消亡。
5. 对乌克兰的利用价值： 乌克兰是苏联重要的农业和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人口。彻底消灭乌克兰人将意味着失去这些宝贵的资源和劳动力。斯大林政权需要的是一个被驯服、被控制的乌克兰，而不是一个不存在的乌克兰。
总而言之，乌克兰大饥荒是一场由人为因素（尤其是苏联政府强制推行的集体化、过高的征粮指标、残酷的没收以及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造成的巨大灾难。其目的在于打击乌克兰农民的抵抗，压制民族意识，并巩固中央集权。而苏联之所以没有选择“彻底灭绝”乌克兰人，是因为这在操作上极度困难，成本过高，不符合其更深层级的政治目标（即控制而非消灭），并且可能招致难以承受的国际压力。斯大林政权采用的是一种更为“高效”（从其冷酷的角度看）的策略，即通过饥荒来摧毁乌克兰的抵抗力量和民族精神，将其彻底纳入苏联的统治之下。
网友意见
先说结论：是人为的，但是并不是种族灭绝。资料来自乌克兰饥荒纪念馆以及部分采访；
概述：关于苏联 1932-1933 年饥荒的原因、规模和后果，学者提出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苏联为了阻止乌克兰从苏联退出，而提出的“乌克兰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概念，另外一种则认为这场饥荒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强制集体化政策的误判导致的问题，与苏联工业现代化的密不可分，出口粮食换工业化沙皇世纪就有了。例如，1887-1891年，为了获得工业化的资源，从俄罗斯出口了大约1000万吨粮食，这导致了1891-1892年的“沙皇饥饿”。而1930 - 1933 年从苏联出口了近 1300 万吨。大量粮食出口，，只带来了 3.89 亿卢布，比毛皮的销售少，更不用说木材了（1931-1932 年， 7 亿卢布外汇收入）。 1931 年购买的所有世界机械和设备出口的三分之一， 1932 年的一半。
从斯大林政权在饥荒前夜和饥荒期间的行为来看，“饥荒种族灭绝”的理论没有说服力。如果种族灭绝，那么应该停止发送食物和其他物质资源到乌克兰，搜刮一切。
根据文献集第三卷“苏维埃村庄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中发表的资料分析，1933年乌克兰总共收到了50.1万吨粮食贷款，是 1932 年（6.56 万吨）的 7.5 倍。而俄罗斯所有地区（不包括哈萨克斯坦）接收99万吨，仅比1932年（65万吨）增加1.5倍。
粮食来源1933 年春天苏联停止大部分粮食出口，减少到了1/5（从 1932 年的 180 万吨到 1933 年的 35.4 万吨），这显然是一个纠错的过程。
详细的经过
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建国，波兰立陶宛联邦和莫斯科帝国于 17 世纪中叶后的两个世纪中分别占领乌克兰的一部分，乌克兰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地位。俄罗斯对乌克兰左岸进行了严格的殖民统治。到了在 1918 年，帝俄倒塌使得乌克兰看见了创建国家的可能性。 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只维持了几年时间，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其中包括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条约规定各共和国完全平等，国家稳定后，经济建设开始了。
1928年当局开始实行集体化政策，强制实行集体管理制度。国家将私人农场统一规划为国有集体农场。每个农民都有一定数量的工作日，但支付给他的报酬微薄，不足以养活家人。
习惯于私有制的乌克兰农民抵制新的制度。当时的乌克兰农民普遍种植粮食、经济作物（亚麻、大麻、啤酒花、甜菜）和畜产品。政策的执行导致了所谓的“粮食问题”，即产量下降。
当局还将农民分成不同的阶级：穷人、中产阶级和富农。1929 年 5 月，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对富农农场的官方定义，根据该定义将“人民的敌人”分为三种：
第一种农场经常使用雇佣劳动力，或磨坊、油厂、农业机械和房舍出租；
第二种亲属从事商业或高利贷，或有其他不劳而获的收入，尤其是神职人员的收入。
第三种没有自己农场但拒绝加入集体农场的农民。
在农村煽动斗争的手段之一是将“富农”没收的粮食的 25% 分配给穷人和雇佣工人。1929 年 12 月 27 日，宣布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1930 年 1 月 30 日，秘密决议“关于在继续集体化地区取缔富农农场的措施”指令颁布，根据类别，确定了对“富农”的惩罚：
第一类富农被认为是最危险的，登记在“在叛乱组织”，被关押 ；第二类富农被驱逐到苦寒之地地：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富农 - 在居住区域内部分剥夺财产并驱逐。
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根据集体农民、劳工和贫困人口会议的结果，编制了“富农农场”名单。没收财产是由村委会、集体农庄负责人和劳动贫困群体执行的。没收的财产（生产资料、财产、土地、住房）被转移到集体农场，没收的储蓄账簿和债券被转移到 NKF。
根据这项决议，到 1930 年底，550 名区级工作人员被派往苏联执行消灭富农农场的措施。下乡的工人和村产也积极参与了对富有地主财产的征用。仅从 1928 年到 1931 年底，个人农场户的数量就 减少了 35.2 万 （ 超过 160 万人）
随之而来的是配套设施，当局要求即使在小村庄也必须建设监狱（在10月革命之前，它们只存在于地区中心城市）。1930 年 8 月，开始发生小规模骚动，政令受到抵制，“大规模搜查”启动。在 1930 年登记的 记录 中，有 13,754 起农民暴动、 骚乱和起义——其中 4,098 起（超过 100 万参与者）发生在乌克兰。. 一些起义具有政治性质：参与者高呼口号“乌克兰万岁！” 并唱着“乌克兰还没有死……”
在集体农庄的第一年，由于 1930 年的天气条件有利，粮食丰产，乌克兰完成了粮食上缴计划。
随后的1931年，无视实际情况，发布了更多的粮食上缴计划，并在实施的同时， 尽可能的收缴粮食用于储备和出口。
不满逐渐发酵，随后乌克兰的集体化政策崩溃了。农民开始离开集体农庄，带着他们不多的财产：牛、设备、挣来的粮食。为了保护国家手中的集体农庄和财产， 1932 年 8 月 7 日通过了一项法令，俗称“五穗法”。
任何人未经许可，在集体农田上擅自收割几穗小麦，实际上就是犯了挪用国家财产罪。在实施的第一年，有 15 万人被定罪。该法律一直有效到 1947 年，但其应用的高峰恰好落在 1932-33 年。
现年87岁的妮娜轻声细语地描绘当年种种，一边往由劣质的麦片、麦糠、干荨麻叶和其他杂草等原料混合而成的“食材”里加入水和盐，然后揉搓成一块发绿的团子，再用它做成小小的馅饼—管这种东西叫“面包”，尽管它的形态像绿色的粪饼。 但在1932年冬至1933年春的乌克兰，有了这些，就意味着给自己留下了生的希望。
为了让她和她的弟弟妹妹活下来，母亲步行15公里，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最终，她用一对耳饰和一个整日挂在脖子上的金十字架换回了两公斤面粉。这位老妇人把“面粉”放入平底锅，再倒入一点油，在炉子上煎了一会儿，一顿饭就算做好了。采访她的记者试着尝了一口——“这‘面包’很硬，吃起来有青草的味道”。
当时根本没有油，为了不糊锅，加入的是蜡，惟一的办法。1932年严冬乌克兰大饥荒，全家老小整日以这种饲料般的东西度日，母亲还把马皮切成小块煮汤。尽管既没什么营养又难以下咽，妮娜一家靠着这么一点食物，捱到了开春，他们就可以到附近的森林里找吃的了，以上，就是他们的饥荒食谱。
“村里死一般寂静，今天是别人，明天可能就轮到我。”
逃难
1933 年春天，逃难到达顶峰。 当时，莫斯科向乌克兰提供种子（用于播种活动）和粮食援助（要还的）。粮食来到村里，以公共伙食的形式提供救济，只提供给那些集体农户。
收来的粮食去哪了？
苏联将乌克兰粮食出口到国外或者运送到他地区。1931年期间，世界小麦价格下跌。苏联从木材和石油产品的出口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不一定非要出口粮食。此外，国家粮仓还储藏了相当多的备份，所以1932到1933的悲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是人为的，但不是针对乌克兰人。造成饥荒有几个原因：第一是自然灾害，当然自然灾害经常会有，正常情况下应该有应对灾害的粮食储备，所以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不是自然灾害；第二是农业集体化，这个的因素更大些，俄国的农业集体化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尝试把农民组织起来，在推行过程中当然出现很多问题，具体到乌克兰地区，和沙俄的地主-农奴制的农村社会不同，乌克兰由于自然条件较好，且有一定自治权，大量存在着比较富裕的自耕农，这些人并不乐于甚至反对加入集体农庄。有些在集体化过程中很多人采用了消极对抗的方式，杀掉牲畜、卖掉或者吃掉自己的粮食储备等等方式。第三是斯大林推进的工业化速度非常的块，我们知道工业化开始阶段肯定要经历一个农业高剪刀差阶段，以便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和农产品，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以农机、化肥、兴修水利的方式反哺农业，但在这之前工业发展的越快，需要的粮食越多，进一步消减了乌克兰的粮食储备，英美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殖民地来消化这些负外部性因素，但苏联没有，只能自己消化。最后就是从斯大林角度看，工业化和集体化是两条不能碰触的政策红线，前者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否在未来的战争赢得胜利的关键，后者则是能否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物资的关键，和他的名字一样，斯大林以钢铁的意志推进了这两项政策的推进，凡是不赞成的在他眼里都是阶级敌人，很不幸很多反对集体化的乌克兰农民在懵懂中就成了斯大林眼里的阶级敌人，这些阶级敌人在饥荒来临时，就被率先放弃了。所以结论就是，乌克兰大饥荒很大程度是针对斯大林眼里的存在于乌克兰的拒绝集体化的主要是各种富农的阶级敌人，但不是针对乌克兰人。
显然不是人为的，因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朝鲜的苦难行军时期、柬埔寨等，都有饥荒现象，因此乌克兰大饥荒根本不是人为的，不要把苏联人想的那么邪恶。
你不理解苏联制订和执行政策的内在逻辑，所以才会提出这种错误的问题。
斯大林当然明白乌克兰农民是苏联的劳动力，是国力的一部分，乌克兰产出的粮食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想要粮食就必须有农民耕种。因此，苏联根本没有灭绝的动机，制订政策的出发点也根本不是灭绝，而是粮食。
但是，饥荒又是如何出现的？其逻辑和行为链条是怎样拼合的？具体的细节当然我也不知道，但是能讲出一点点非常粗浅的：在没有专人负责的官僚系统里，完成指标邀功有人去争——并且容易内卷，但是之后负担责任时无人会出头——都容易找到借口和理由逃避。饥荒当然是因为人为因素出现的，并且可以算作是官僚系统的必然bug，甚至还出现了不止一次，已经有很多学者以此去论证“控制/统治经济”的必然性灾难后果，我也不再赘述。
所以，当初为了某些目的（我查不到资料，在这样的回答里我永远都会说查不到资料）征集粮食相对比较容易就完成了目标，但是粮食收走之后，乌克兰农民吃什么却没人管，甚至种子都被征收走了。
整个官僚系统里，几乎没有人在自己的个人意愿当中希望出现饥荒，但是这些人组合成整个官僚系统之后，饥荒就成了必然结果。这个“博弈”的过程耐人寻味。
也有些人，他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好人，都说自己有伟大的理想，高尚的动机，光荣的目标……但是这些人汇聚到一起，组成某种系统之后……
怎么有这种反人类的问题？
抢了粮食饿死了人，还要再灭口？
这是什么地狱笑话？
人祸，和人为是不一样的
送犹太人去集中营这个才叫人为，乌克兰大饥荒叫人祸
人为是下命令的人邪恶导致的
人祸是下命令的人脑瘫/瞎导致的（在这里主要表现为瞎）
前面有答主说的很详细了，如果想看三句话解释就是这样：
实施集体农庄的第一年，年景好大丰收，乌克兰收获很多粮，但是乌克兰政府报告了说当地农民不想加入集体农庄
第二年，乌克兰报告收获的的粮食只有去年的一半，莫斯科以为是农民抵制不交粮食，所以按上一年的标准强行收粮，实际情况则是上是那年年景不好.....
于是出事了....
第三年（已经饿死很多人后）年景不错，可乌克兰依然没收上来多少粮食，为什么呢？莫斯科以为是第二年的大规模叛乱导致的农民纷纷抵制交粮；实际上是第二年收的粮食太多了，以至于去掉那些幸存的人吃的粮食之后，没种子了没法种地.....
第四年夏天莫斯科终于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加急送去了赈灾用种子..... 不过种地是在春天种的......
如果乌克兰饥荒是灭绝行为，那么该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那些饥荒呢？所以说，一旦战败了，就被羞辱性的定罪。
要知道全国范围内普遍吃饱饭的历史距今也就三十年而已。
今天给大家带来Andrei Markevich， Natalya Naumenko和 Nancy Qian的working paper。
这是一篇很严肃的计量经济学论文。单从学术角度看，这篇文章的因果识别也是做的很好的，可以作为范文学习。我本人现场听过Nancy Qian讲过这篇文章，也提过问题。我欢迎质疑，但是希望从学术角度批评，没有提供可靠文献的回答我都会屏蔽。念经的出门左转不谢。
这项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大型数据集，以考察在1932-33年苏联大饥荒期间，国家政策是否导致乌克兰少数民族经历了更高的死亡率。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饥荒(超额)死亡率与乌克兰族裔人口比例呈正相关。影响饥荒死亡率的是乌克兰种族，而不是乌克兰共和国的行政边界。这些结果有力地证明，乌克兰饥荒死亡率的上升是政策的结果，并暗示了镇压的政治经济驱动因素。粗略的计算表明，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三个共和国，77%的饥荒死亡人数是由对乌克兰人的偏见造成的。
1.介绍
仅在1932年和1933年这两年，就有1080万人死于苏联大饥荒。就死亡人数而言，这是20世纪第二严重的饥荒。至少30%到45%的受害者是乌克兰族人，他们占饥荒前苏联人口的21%。
乌克兰饥荒和高死亡率的原因一直备受争议。一方声称这场饥荒是苏联政府故意对乌克兰农民发动的一场“恐怖行动”（Conquest,1986)。乌克兰人是粮食生产地区最大的民族群体，他们有强烈的群体认同，在内战期间与布尔什维克对抗，抵抗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因此，苏联政权在控制农村生产的努力中把乌克兰人作为目标(Graziosi, 2015)。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场饥荒是为了消灭乌克兰少数民族。另一方则持相反的观点：对乌克兰人没有系统性的偏见。历史学家指出，乌克兰以外的地区也曾发生过饥荒(Kondrashin, 2008)。一些人承认，乌克兰人经历了更高的饥荒死亡率，但不相信这是由于国家的镇压。相反他们认为，恶劣的天气和饥荒前的政策导致了乌克兰人聚居地区遭遇了更严重的饥荒(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 Kotkin, 2017)。由于缺乏分类数据来评估相互竞争的假设，辩论陷入了僵局。
这项研究的主要贡献是通过构建全面的数据集（时间跨度在1922-1940）来为这一讨论提供新的证据。利用苏联档案资料，本文构建了省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包含了经济、政治、历史、地理和气候信息。这些数据覆盖了三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2.背景
1928年，大约一半的苏联GDP由农业组成，其中大部分是粮食的生产(Wheatcroft and Davies, 1994)。提高粮食产量对布尔什维克政权(1917-1991年)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生存至关重要。对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始于1929年末。以乌克兰为中心的农业高产地区集体化的时间较早，也较集中。到1932年夏天，苏联的集体化率超过了60%，乌克兰的集体化率接近70%((Davies and Wheatcroft，2004)。集体化的目的是清除私有财产，并将农民组织成大型集体农场，这些农场被认为比小型个人农场更有生产力，政府可以直接控制。政府禁止食品交易，而是直接从集体农场(以及剩余的个体农民)购买粮食。强制采购农产品，将其分发给城市工业人口或出口换取外汇的政策在农村地区不受欢迎。农民不愿无偿放弃自己的财产，他们宰杀、食用或干脆忽视集体化的牲畜。1929年至1932年间，马的数量下降了42%，牛的数量下降了40%(Viola，1996，第70页)。
解密的秘密警察报告显示，在农村地区有许多积极的抵抗行为，主要是纵火、杀害苏共官员、游行示威或散发反苏传单。更富有、或积极抵制集体化的农民，被当作富农而受到迫害。在去富农化运动中，大约200万农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其他偏远地区，其中大约50万人死亡(Viola, 2007)。1931年收获季节，第一个可能发生饥荒的消息开始流传。据官方估计，产量比去年下降了17%。饿死和可能发生饥荒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但苏共中央并没有像农民们认为的那样放松政策，反而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它将粮食采购目标提高了20%，从1930年的2210万吨增加到1931年的2660万吨(Wheatcroft, 2001)。种子库存的缺乏和劳动力的减少导致了1932年的低产量，但1932年的采购配额仍然很高(Davies, Harrison, and Wheatcroft, 1994)。1932年底，饿死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加，并在1933年冬春两季达到高峰。1934年，全国死亡率恢复到趋势水平，尽管有些地方的恢复时间较长。总的来说，大约有500万到1080万人死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府才承认1932-33年的饥荒的存在。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并不歧视少数民族，然而，该政权对民族主义情绪持谨慎态度。内战(1918-20年)揭示了分裂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布尔什维克给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1923年，苏联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该政策旨在通过提供合法的“国家地位”来压制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在少数民族占当地多数的地区，它鼓励学校教育和出版本民族语言书籍，促进本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剧院、博物馆等)，要求用本民族语言管理地方政府事务，并提拔本民族进入党的领导岗位。本土化政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民族划分的加深，它导致同种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并强迫个人明确和正式定义他们的种族(Martin, 2001，第2章)。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心，本土化政策和日益突出的种族可能会给政权带来问题。早在1925年。斯大林认为“民族的民族问题本质上是农民的问题”(Stalin，2015年4月15日在Graziosi中引用)。当农民，特别是乌克兰农民强烈反对集体化时，这种关注就加剧了。到1932年秋天，对民族主义者反对该政权的担忧非常强烈，以至于本土化政策实际上终止了(Graziosi, 2015: Martin, 2001)。
根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乌克兰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占苏联人口的21%。俄罗斯人占多数，占人口的53%。2320万乌克兰族人生活在乌克兰，另外790万生活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乌克兰人是被官方指定为“谷物剩余”地区的最大民族(这些地区的产量远远超过了非饥荒时期的生存水平)。乌克兰人有着强烈的群体认同，包括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被迫关注“国家问题”，这是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强烈反对，这促成了本土化政策的出台。乌克兰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最大的国家分支。乌克兰共和国的苏联官员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整个苏联乌克兰少数民族利益的代表。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乌克兰少数民族对集体化的强烈抵制是他们遭受系统性迫害的关键原因。在饥荒前夕，当地方共产党官员开始向斯大林报告粮食短缺，并要求削减采购时，中央领导层认为粮食短缺是农民故意反抗造成的。斯大林领导的政府相信农民。包括乌克兰农民，应该因为他们的颠覆行为而受到惩罚。1932年夏末。当执行采购配额显然会导致严重的饥荒时，斯大林收到了许多报告，表明乌克兰各级党的领导人不愿意促成这么多农民的饥饿作为回应。斯大林派出了由他最亲密的副手领导的特别委员会，维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拉扎尔·卡加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他们都不是乌克兰族人。他们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严格执行苏共中央的政策。12月14日。1932.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发布了一项机密法令，其中政府坚持要完全完成对乌克兰的粮食征收，并要求逮捕在这一任务中失败的地方官员。在同一政令中，苏共领导人指责苏共内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地方官僚机构破坏粮食采购。该法令要求乌克兰地区当局(以及北高加索和西部地区)“粉碎”任何“反革命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抵抗，并完成采购配额(Danilov, Manning, and Viola, 1999-2006，卷3，文件226)。
3.数据
死亡率：样本包括苏联人口最多的三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19个省份。总的来说，样本包括1926年苏维埃人口的84%。所有数据都映射到1932年的省份边界。
人口：1926年的人口普查被普遍认为是苏联人口普查中质量最高的一次(Andreev, Darskij, and Kharkova, 1998)。这是农业集体化之前的最新一次人口普查。1926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人口比例在苏联分别为53.1%和21.3%，在我们的样本中分别为57.2%和23.1%，在“粮食生产”省份分别为41.9%和43.8%。
乌克兰对集体化的抵抗：从解密的秘密警察报告中，可以看到1931年1月到1932年3月衡量农民抵抗的几种方式。第一个是每1000人中反苏“暴力行为”的数量。这些行为包括谋杀或企图谋杀地方官员、纵火和破坏集体农场或国家财产。其次是农村地区大规模的不安定示威活动。三是秘密警察发现的反苏传单数量。
4. 乌克兰少数民族地区的饥荒死亡率
4.1基线估计
为了判断乌克兰族人比例较高的地区是否比其他民族群体的死亡率更高，估计以下模型：
mortality是t + 1阶段的死亡率；Ukrainian是1926年乌克兰少数民族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famine是饥荒的虚拟变量，在饥荒年等于1。基准回归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未交互项被省份固定效应吸收。Xit是额外的控制变量，包括t年期间i省人均粮食产量及其与Faminet的交互项，t年期间i省城市人口份额及其与Faminet的交互项。我们的基线假设t年的粮食产量主要用于喂养t + 1年的人口。将饥荒年定为1932年的1，因为1933年是死亡率最高的一年，饥荒在所有地区都很明显。我们所有的估计都控制了人均粮食产量。虽然官方的区域粮食产量数据中没有提及计量误差，但我们利用Matsuura和Willmott(2014)的月温度和降水数据谨慎地预测了粮食产量，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前数年的省级粮食产量（1901年到1915年）。
表2(1)列估计了各省粮食产量与随后的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如果饥荒是由当地的天气冲击和食物短缺引起的，那么粮食产量和饥荒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负的(更多的食物应该导致更少的死亡)。然而，与当地的天气冲击解释不一致的是，预测的粮食产量和饥荒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是正的，尽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乌克兰人口份额和饥荒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是正的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从字面上看，在一个100%乌克兰族人的省份，饥荒死亡率比没有乌克兰族人的省份高出51 / 1000人。为了评估结果的大小，请注意，我们样本中1933年死亡率的一个标准差为0.013，乌克兰人口份额的一个标准差为0.216。因此，在饥荒期间，乌克兰人口份额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导致死亡率增加0.825个标准差。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正在控制由天气决定的粮食生产，这一事实意味着，乌克兰少数民族地区较高的饥荒死亡率并不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天气条件或粮食生产不同。在表2的列(3)和(4)中。我们控制了非富农化和由于集体化而导致的牲畜的消耗，这发生在饥荒之前。富裕多产的农民和牲畜数量的减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产量的减少，而这并没有完全反映在我们预测的粮食计量中。此外，牲畜的消耗意味着苏联农民无法使用传统的避免饥荒的方法——屠宰和食用牲畜。为了检验利益交互系数的敏感性，我们控制了1930-31年每个地区被驱逐的富农家庭数量除以1930年的人口和1929年至1931年7月间人均牲畜数量的下降。由于这些变量是时间不变的，我们控制了它们与饥荒指标的相互作用。(3)和(4)列中乌克兰人口份额和饥荒虚拟变量的交互作用与基线结果相似。
列(5)用一个不相互作用的乌克兰人口共享变量替换基线规范中的省固定影响。这使我们能够观察在非饥荒年份乌克兰人口份额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吸收相关的横断面变化来解决省份固定效应过度控制的问题。交互作用系数与列(2)中的基线一致，说明实际中省固定效应没有过度控制。有趣的是，未相互作用的乌克兰系数是-0.007，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在非饥荒年份，乌克兰人口比例与死亡率呈负相关。只有在饥荒期间，死亡率才与乌克兰人口比例呈正相关。表底端的交互系数与非交互系数之和在1%的水平上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4.1动态估计
为了观察乌克兰民族地区内外死亡率差异的时间，估计了一个类似于基线的方程，将乌克兰人口份额(和所有对照)与所有年份的虚拟变量交互作用，而不是仅在1932年。表A6显示了一个明显的时间模式。在饥荒之前。乌克兰的人口比例与各区域的死亡率无关。然而，相关系数在1932年变为正，并在1933年达到峰值。这种模式与1931年丰收后出现一些饥荒的历史记载相一致。1932年大丰收后，这场饥荒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饥荒。1933年以后，乌克兰人比例较高的地区的死亡率与其他地区相似这一明显的时间模式表明乌克兰的高死亡率是饥荒造成的。
4.2 稳健性检验
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将城市死亡人口和农村死亡人口分开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出生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增加地理信息作为控制变量。限于篇幅不在此详述。
4.3区级分析
地区一级的数据由1928年和1933年两年组成。这些数据显示了强烈的边境效应，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乌克兰一侧的饥荒明显更为严重。
4.4 替代解释
天气：早期的研究发现，饥荒死亡率和恶劣天气有关(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但在本文中，天气不是研究结果的驱动因素，因为基线估计值控制了由天气变量预测的同期人均粮食产量。在附录表A.4中，用原始天气变量替换了预测的粮食产量和饥荒假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乌克兰人口份额和饥荒虚拟变量的交互作用依然稳健。
救济不足：造成饥荒死亡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救济不足。如果一些地区的收成下降(由于饥荒前的政策或自然因素)，而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救济，那么饥荒就可能发生。如果减产和救济不足是造成饥荒的唯一原因，那么在粮食产量较低的地区，饥荒死亡率将更高。由于我们的主要估计控制了预测的人均粮食产量，这一机制无法解释我们得出乌克兰死亡率较高的结果。此外，预测的人均粮食产量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是正的，这是对不充分的救援解释的否定。
中央计划体制的僵化：Meng，Oian和Yared(2015)提供的证据表明，粮食生产率和饥荒死亡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中国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个特征。由于中国体脂设计是基于苏联的，类似的模式出现在苏联饥荒中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表2列（2）的结果显示，粮食和饥荒对死亡率的正交互作用在数量上很小，在统计学上不显著。乌克兰交互作用系数(0.825)的标准化系数要比粮食生产交互作用系数(0.017)的标准化系数大得多。这些估计表明，尽管有体脂问题，但对乌克兰的偏见主导了饥荒。
文化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在生存饥荒中发挥重要作用(Durante和Buggle，即将出版)。因此，乌克兰少数民族地区较高的饥荒死亡率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导致。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研究了1892年的俄国饥荒。使用从1885年到1913年的省级死亡率数据，表4列(6)的结果显示1892年饥荒死亡率与乌克兰人口比例无关。这表明我们的主要结果不太可能用乌克兰文化的特征来解释。
4.5 粗略的计算
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粗略计算，以理解如果没有乌克兰偏见，饥荒死亡率会是多少。如果式(1)中乌克兰人口份额与饥荒虚拟变量的交互系数为零。根据表2(2)栏中方程(1)的估计，我们预测非饥荒年份的死亡人数平均为270万人，1933年为497万人227万(497 - 270 = 227万)是因饥荒而多死的人数。如果我们把乌克兰的相互作用系数设为零，那么1933年的预期死亡人数将是322万。由于非饥荒年份死亡人数和死亡人数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种族偏见的饥荒交易数量将为5200万卢比(3.22- 2.7 = 5200万卢比)。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样本中，种族偏见占饥荒死亡人数的77% (1- 0.52 /2.27 = 0.77)。
5. 额外的结果
本节提供了将乌克兰饥荒死亡率较高与该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动机联系起来的其他描述性事实。它还将这些动机与已知导致饥荒死亡的中央计划体制联系起来。限于篇幅不在此详述。
6.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乌克兰饥荒死亡率较高是国家政策造成的。种族偏见在苏联的背景下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一点特别有趣，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并不包含种族成分。所有种族都应该被平等对待。要确切地说明该政权为什么要镇压乌克兰人，这超出了我们实证分析的范围。然而，实证结果与历史事实一起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个问题源于政府控制农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农民对其政策的抵制。在1933年5月6日给肖洛霍夫的信中，斯大林声称农民“破坏”了他的政策，并指责他们参与了一场反对苏联的“无声战争”(Murin. 1997)。正如Graziosi(2015)所解释的那样，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农民需要一个难忘的教训”。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乌克兰族人是问题最大的群体。他们是农业生产土地上最大的民族，具有明确的群体认同，对苏联农业政策的抵制较强。乌克兰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因此，苏联很有可能在饥荒期间系统地镇压乌克兰人，以加强他们对农业的控制。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途径。我们的研究强调了未来研究的另外两个主题。首先是要更全面地了解饥荒对东欧的长期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饥荒导致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种族紧张关系，影响了乌克兰当前的政治(Rozenas和Zhukov, 2019)和经济结果(Korovkin和Makarin. 2019)。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影响没有被记录下来。第二，要了解哈萨克人的饥荒经历。在饥荒时期，大多数哈萨克族人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可能已经因饥荒失去了22%的人口。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无法研究这一重要事件。
本论文在SSRN上挂出，网址：The Political-Economic Causes of the Soviet Great Famine, 1932–33 (nb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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