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哲学系统为什么自春秋后再无建树？

中国的哲学史，如同奔腾的江河，在春秋战国时期汇聚成波澜壮阔的百家争鸣，留下了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的璀璨星河。然而，当我们审视春秋之后的哲学发展，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中国哲学在春秋之后便“无建树”了，或者说，其创造性与活力大不如前。这种论断未免过于简单化，但其中也确实反映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要理解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需要深入剖析春秋战国哲学为何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后来的哲学发展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春秋战国：哲学迸发的黄金时代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春秋战国时期哲学为何如此繁荣。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根源：

社会转型带来的思想解放： 周朝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在春秋时期逐渐瓦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这种政治格局的剧烈动荡，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思想禁锢。旧有的礼乐制度已经无法有效维系社会运转，人们对“何以治天下”、“何以立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焦虑。这种社会危机成为了思想家们探索新知的强大驱动力。
“士”阶层的崛起与活跃：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原本依附于贵族的“士”阶层得以独立，他们接受过教育，具备思辨能力，开始游走于各国之间，为诸侯出谋划策，也为社会提供思想指导。这些“士”成为了哲学思想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他们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敢于质疑、批判，形成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雏形。
思想传播的便利性： 虽然文字传播的范围有限，但诸子百家的著述通过口耳相传、弟子记述等方式得以流传。同时，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和交流也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发展。各国之间虽然战乱频仍，但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的跨地域传播。
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儒家强调仁爱与秩序，道家追求自然与逍遥，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墨家提倡兼爱与非攻，等等。这种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为哲学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孟子、荀子等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体系至今仍影响深远，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石。

春秋之后：哲学发展的转变与“无建树”的疑虑

那么，为什么会有“春秋后再无建树”的说法呢？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察和理解：

1. 汉代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无疑对中国后来的思想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儒家思想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了宋明理学等重要分支，但从“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转向以儒家为主导的局面，使得其他学派的独立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一些本可以继续探索的哲学领域，可能被儒家体系所整合或压制。

2. 哲学体系的“集大成”与“内向化”： 春秋战国之后，哲学家们更多地致力于对前代思想的整理、阐发和体系化，而不是开创全新的哲学范式。例如，汉代的经学便是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和注释，宋明理学则是在融合了佛道思想后，对儒家核心概念的重新解读和系统构建。这种“集大成”式的努力固然重要，因为它深化和完善了哲学思想，但也可能被误读为缺乏原创性。

3. 政治高度统一对思想的约束： 秦汉以后，中国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中央集权的加强对思想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并非完全禁止自由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官方认可的思想体系会更容易获得推广和支持，而离经叛道的思想则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不如春秋战国时期那样能够激发哲学的大规模、颠覆性的创新。

4. 哲学关注焦点的转移： 儒家思想本身的核心在于如何治国安邦、如何修身养性，它与政治实践和伦理道德紧密相连。当儒家成为显学后，哲学研究的重点很自然地会围绕这些核心议题展开。而诸如形而上的本体论、认识论等更偏向抽象思辨的哲学探索，在后来的哲学体系中，可能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突出，或者说其表达方式与前代有所不同。例如，道家的形而上学思考，在后来的哲学中更多地被融入到美学、养生学等领域。

5. 佛教的传入与影响：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对玄学和宋明理学。佛教带来的新的哲学概念、思辨方式和宇宙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的内涵。然而，佛教作为外来思想，它的引入和融合过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轨迹，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是一种“替代”而非“发展”，从而加深了对本土哲学“无建树”的印象。

并非“无建树”，而是形态的转变

然而，认为春秋后再无建树，其实是一种过于片面的理解。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哲学在春秋战国之后，并非没有发展，而是发展的形态发生了转变，其创造性体现在了不同的层面：

儒学的深化与发展： 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变。汉代的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解释儒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魏晋的玄学是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碰撞下的产物。宋明理学更是将儒家伦理道德与形而上学相结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些都是在原有的哲学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发展，是对人生、社会、宇宙认识的深化。
对前代思想的创新性解读： 很多后世的哲学家并非简单地重复前人，而是通过对前代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解读，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例如，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和“致良知”，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其强调主体意识和实践精神，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思想的融合与转化： 中国哲学史也是一部思想融合史。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思想相互影响，催生了新的哲学形态。宋明理学正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结晶。这种融合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它使得中国哲学更加丰富和多元。
关注点的差异化：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更侧重于解决社会危机和确立人生方向。而汉代以后的哲学，虽然也关注治国安邦，但也更加关注个体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例如，魏晋时期的玄学，虽然一定程度上回避现实政治，但其对生命本体、精神自由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结论：发展的连续性与形态的转换

总而言之，将中国哲学的发展简单地划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高峰”和之后的“停滞”，是一种过度简化。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中国哲学爆发力最强的时期，它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之后的哲学发展，并非没有建树，而是发展的形态发生了转变，创造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前代思想的深化、融合与创新性解读上，也体现在对不同时代社会问题的回应和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上。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独尊儒术”背后的历史原因和其对中国文化形成的长期影响。当一种思想成为主流时，其他思想的独立发展自然会受到一定制约。但即便如此，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儒学，也从未停止过自我革新和发展的步伐。

因此，与其说春秋后再无建树，不如说中国哲学在春秋战国之后，进入了一个更为注重体系化、融合化和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其创造性虽然不如早期那样惊天动地，但在内涵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对社会和人生的持续影响方面，仍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重要的哲学价值。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高峰”与“低谷”的二元划分，去感受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和多样的表现形态。

庄子、惠子、孟子、荀子、邹衍都是战国时期的人。

这涉及到海德格尔研究的神性深度：在将神性深度压为扁平化时，任何社科-人文领域的研究都只能按测量-表象来追求系统上的创新-变异，用这种标准来看春秋之后各朝哲学就会觉得没有太多的突破。但若考虑到神性深度，春秋时代是百家各种信仰建立最初系统的时代，而之后各朝的中哲则是在最初系统的基础上逐渐追求了更深的神性深度的，理论突破是同时体现在神性深度的境界上和深度神性的应用广度上的，也就是在神性领悟的历史性上进行了积累。而这种历史性的积累，让人们在阅读先秦古籍时能将更深更广的领悟反馈到先秦文本里（或许涉及到解释学循环和融贯的原理），从而看起来好像所有突破都归属于先秦文本本身。但这里须说明的是，什么是神性深度。根据海德格尔的研究，神性深度是以惊恐为开端的，是在经历或共情地感受负面事件引起的情绪情感的开裂来理解负面神性深度，再沿着这种深度来制造出正面神性领悟对负面进行安抚和消解，由此获得正面的神性深度，也就是要给出私爱或大爱来承担自己的或自己爱的人的命运。这种神性深度会依附在作品里：可以将神性作品称为格言，即典籍里的哲学格言和诗歌里的诗格言。春秋之后在系统上没有太多新的突破，但在格言的神性深度的领悟制造上却有持续的突破。例如陶诗的道家神性写作，杜诗的儒家神性写作，就是在格言应用上有深度和广度上的突破的。

很简单，按照生物学的知识，两性生殖比无性生殖基因变异概率越大，产生基因组合的可能性越大，而秦以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朝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学术思想狭隘化，他导致的变异可能性就减小。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互相交流导致的变异几率就会越多

其次哲学是与社会相关，社会的复杂性也小，社会越简单，他的哲学思想精度就会越弱。相反社会越复杂，产生问题的机会就会越多，他的学术方向就会越广，产生的精度就会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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