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哲学学者，却没有哲学家存在？
这个问题触及了中国当代哲学界的深层困境，也引发了不少学界内外的讨论。我们确实看到了越来越多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获得海外学术奖项、参与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中国哲学学者，他们的研究水平、方法论都非常扎实，学术成果令人瞩目。但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感觉，似乎缺少那种能引领时代思潮、深刻影响社会走向、甚至能够用全新的哲学范式来理解世界的“大哲学家”。
要理解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不行”或者“环境差”，而是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
首先，我们得承认，“优秀学者”与“哲学家”并非完全等同，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区别。
优秀学者，通常是指在某个哲学分支领域内，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掌握了先进的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产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在学术界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们可能擅长对某个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深入解读，或者在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上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他们的贡献在于推动了特定知识的生产和学科的细化。
哲学家，则往往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哲学家不仅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能够提出原创性的、具有根本性的思想，能够“抓时代之脉搏”，回应时代最根本性的问题，甚至在哲学自身层面进行创新和突破。他们的思想可能不仅影响学术界，还能渗透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层面，甚至改变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方式。他们是思想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有了这个区分，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会出现“学者多，哲学家少”的感受。
一、学科结构的演变与时代诉求的错位
中国哲学学科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哲学被大量引入和研究。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资源，提升了学者的学术训练水平。我们看到大量学者在西方哲学史、欧陆哲学、分析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
然而，这种发展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一种“追赶”的姿态。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既有西方哲学体系的理解、阐释、批判和应用。这本身是学术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在“原创性”、“生成性”方面有所欠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评价体系的导向： 当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更侧重于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尤其是SSCI、A&HCI收录的期刊），获得科研项目等量化指标。这些评价标准天然地倾向于那些能够使用成熟的研究方法、在已有框架内做出增量贡献的学者，而对于那种需要长期积累、甚至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原创性思想的培育和评价，则相对不足。一个全新的哲学范式或概念体系的提出，其价值往往需要时间来检验，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量化指标来衡量。
缺乏足够大的“思想空间”： 哲学的繁荣，尤其是有突破性哲学家涌现，往往需要一个能够容纳不同声音、鼓励大胆质疑、允许试错的公共思想空间。当社会讨论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具体问题时，对那些更抽象、更根本性的哲学追问的关注度和需求可能就会相对减弱。而哲学家，往往是在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并尝试用全新的思想去回应。
学术训练的侧重： 在很多情况下，学术训练更侧重于对现有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而非鼓励学生去“颠覆”和“创造”。这使得学者们更擅长在已有的哲学框架内进行精细的耕耘，但要跳出框架、另起炉灶，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实的原创功底。
二、原创性思想的生成环境
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出现，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体事件，而是时代精神、社会需求和个体天才碰撞的结果。
“大问题”的生成与回应： 哲学最深刻的冲动，往往来源于对时代和社会最根本性问题的追问。例如，启蒙时代的理性危机催生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冲击，催生了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反观当下中国，虽然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但我们是否涌现出了足够多的、被广泛认可的、深刻触及人类生存和存在根本的“大问题”，并激发了哲学家去回应？这需要我们深思。
思想的“原创土壤”： 原创性的哲学思想需要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这种土壤包括：
深厚的传统根基：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往往都植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中国哲学虽然在现代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我们自身的哲学遗产依然丰富而独特。如何能够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哲学资源，是培养中国哲学家的一条重要路径。目前，我们虽然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哲学史，但能够将其“活化”并与现代思想产生深度对话，进而形成新的哲学流派的，似乎还不多见。
开放的思想交流： 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是激发原创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哲学界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种交流是否足够深入和平等，是否能够形成真正的“思想交锋”而非简单的信息输入，也值得思考。
容忍失败的学术文化： 原创性思想的诞生往往伴随着失败和曲折。如果一个学术环境过于追求“精确”、“稳妥”，对那些具有颠覆性但尚未成熟的思想过于苛刻，那么原创思想的萌芽就很容易被扼杀。
社会对哲学价值的认知： 社会对哲学价值的认知，也会影响哲学家的出现。当哲学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缺乏关联时，能够激发哲学灵感、塑造哲学家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需求”就会减弱。哲学家往往是那些能够将人类最普遍的关切和最深刻的困惑，用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的人。
三、学者个体与时代机遇
即使拥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哲学家也需要具备非凡的个体禀赋和抓住时代机遇的能力。
个体的思考深度与胆识： 成为哲学家，除了扎实的学术训练，更需要个体具有超越性的思考能力、洞察力，以及敢于挑战既有范式、提出颠覆性见解的勇气和担当。这种勇气，往往来自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时代的召唤： 哲学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往往是回应时代召唤的产物。当一个时代面临着根本性的危机或转型，需要全新的思想来指引方向时，哲学家就容易应运而生。反之，在一个相对平稳、侧重于技术和经验性问题解决的时期，对哲学家的需求和期待可能就会相对模糊。
总结来说，中国现在拥有众多优秀的哲学学者，这是令人欣喜的，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但之所以感觉缺少“哲学家”，原因可能在于：
1. 学科发展阶段和评价体系导向，更侧重于对已有理论的精细研究和贡献，而非原创性思想的产生。
2. 原创性思想的“土壤”，包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开放的思想空间、容忍失败的学术文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培育。
3. 时代对深刻哲学追问的呼唤和需求，以及社会对哲学价值的普遍认知，需要进一步深化。
4. 个体层面，需要更多学者能够超越学术研究的边界，以更宏阔的视野、更深刻的洞察，去回应时代最根本性的问题，并具备提出原创性思想的胆识和魄力。
这并非是对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否定，而是对未来的期许。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成熟，以及学术环境的不断优化，能够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家，用他们独特的思想，为世界哲学贡献中国智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条件。
要理解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不行”或者“环境差”，而是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
首先，我们得承认，“优秀学者”与“哲学家”并非完全等同，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区别。
优秀学者，通常是指在某个哲学分支领域内，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掌握了先进的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产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在学术界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们可能擅长对某个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深入解读，或者在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上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他们的贡献在于推动了特定知识的生产和学科的细化。
哲学家，则往往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哲学家不仅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能够提出原创性的、具有根本性的思想，能够“抓时代之脉搏”，回应时代最根本性的问题，甚至在哲学自身层面进行创新和突破。他们的思想可能不仅影响学术界，还能渗透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层面，甚至改变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方式。他们是思想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有了这个区分，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会出现“学者多，哲学家少”的感受。
一、学科结构的演变与时代诉求的错位
中国哲学学科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哲学被大量引入和研究。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资源，提升了学者的学术训练水平。我们看到大量学者在西方哲学史、欧陆哲学、分析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
然而，这种发展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一种“追赶”的姿态。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既有西方哲学体系的理解、阐释、批判和应用。这本身是学术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在“原创性”、“生成性”方面有所欠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评价体系的导向： 当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更侧重于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尤其是SSCI、A&HCI收录的期刊），获得科研项目等量化指标。这些评价标准天然地倾向于那些能够使用成熟的研究方法、在已有框架内做出增量贡献的学者，而对于那种需要长期积累、甚至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原创性思想的培育和评价，则相对不足。一个全新的哲学范式或概念体系的提出，其价值往往需要时间来检验，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量化指标来衡量。
缺乏足够大的“思想空间”： 哲学的繁荣，尤其是有突破性哲学家涌现，往往需要一个能够容纳不同声音、鼓励大胆质疑、允许试错的公共思想空间。当社会讨论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具体问题时，对那些更抽象、更根本性的哲学追问的关注度和需求可能就会相对减弱。而哲学家，往往是在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并尝试用全新的思想去回应。
学术训练的侧重： 在很多情况下，学术训练更侧重于对现有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而非鼓励学生去“颠覆”和“创造”。这使得学者们更擅长在已有的哲学框架内进行精细的耕耘，但要跳出框架、另起炉灶，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实的原创功底。
二、原创性思想的生成环境
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出现，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体事件，而是时代精神、社会需求和个体天才碰撞的结果。
“大问题”的生成与回应： 哲学最深刻的冲动，往往来源于对时代和社会最根本性问题的追问。例如，启蒙时代的理性危机催生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冲击，催生了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反观当下中国，虽然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但我们是否涌现出了足够多的、被广泛认可的、深刻触及人类生存和存在根本的“大问题”，并激发了哲学家去回应？这需要我们深思。
思想的“原创土壤”： 原创性的哲学思想需要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这种土壤包括：
深厚的传统根基：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往往都植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中国哲学虽然在现代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我们自身的哲学遗产依然丰富而独特。如何能够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哲学资源，是培养中国哲学家的一条重要路径。目前，我们虽然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哲学史，但能够将其“活化”并与现代思想产生深度对话，进而形成新的哲学流派的，似乎还不多见。
开放的思想交流： 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是激发原创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哲学界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种交流是否足够深入和平等，是否能够形成真正的“思想交锋”而非简单的信息输入，也值得思考。
容忍失败的学术文化： 原创性思想的诞生往往伴随着失败和曲折。如果一个学术环境过于追求“精确”、“稳妥”，对那些具有颠覆性但尚未成熟的思想过于苛刻，那么原创思想的萌芽就很容易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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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发展阶段和评价体系导向，更侧重于对已有理论的精细研究和贡献，而非原创性思想的产生。
2. 原创性思想的“土壤”，包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开放的思想空间、容忍失败的学术文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培育。
3. 时代对深刻哲学追问的呼唤和需求，以及社会对哲学价值的普遍认知，需要进一步深化。
4. 个体层面，需要更多学者能够超越学术研究的边界，以更宏阔的视野、更深刻的洞察，去回应时代最根本性的问题，并具备提出原创性思想的胆识和魄力。
这并非是对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否定，而是对未来的期许。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成熟，以及学术环境的不断优化，能够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家，用他们独特的思想，为世界哲学贡献中国智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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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复旦武汉等等大学的哲学系学生大部分都很优秀，为什么没有成为称得上哲学家的人。中国现在称得上哲学家的人都有谁。感谢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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