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键史,直接键政,从“甩锅学”上看这个问题:
从官方立场上看,明确甩锅给满清,不利于民族团结;但完全不甩锅呢,等于否定了“中国有能力独立发展出现代性”的任何可能性。这种潜在的否定,就会使官方意识形态面对西化派,自由派,“河殇”叙事时,特别脆弱:既然中华文明根本不可能独立进化出现代性,那么中华文明本来就是有根本缺陷的,全盘西化就成了必然结论。(比如大河文明vs海洋文明的范式)既然官方历史叙述没有对大分流问题给一个明确解释(甩锅),许多讨论者又不愿意承认“中国不可能独立发展出现代性”,这就给各种键政和迫真键史在大分流问题上的活动空间,有甩锅给秦政大一统的,有甩锅给宋明理学的,还有就是甩锅给元清的,其实都是用历史给自己的政治诉求背书。
键政结束,开始键史。键史上讲,大分流不应该解释成“非西方文明有本质缺陷,所以根本不可能走向现代化”。从全球视角上看,近代西方的快速发展其实是异数,而不是普遍现象。所以,问题不应该是“近代中国为何落后”,而应该问“近代西方为何发达”,这样才能跳出“甩锅”的键政陷阱。中华文明根本不可能独立进化出现代性,这没什么好羞耻的,除西欧外绝大多数其他文明皆如此,这是一种常态。
如果非要YY一个汉人政权统治的近代中国的话,我不认为汉人政权就能独立发展出现代性,但像日本一样,在受到西方冲击后较快现代化,是有可能的。但同时有一点需要注意,汉人政权治理边疆的手腕,大概率是不如满清的。这个可能的近代汉人政权,很可能是以皇汉,种族主义的姿态统治边疆。因此,这一位面的中华民族主义,形态上很可能更接近巴尔干诸国的形式,而非我们今天看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此引发的各种纷争,会在“民族发明的年代”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就是个例子。
最后,上真大佬 @无端人口司马亮 的论述
若没有清军入关,明内阁制度和资本主义萌芽会进一步发展吗,中国可能跳过半殖半封过渡到君主立宪/共和吗?
简单来讲你的问题其实也是1980年代清史学科正规化当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清后期基本是节节衰落,这个大家争议性比较小(现在也有些别的看法,不过毕竟结果上到了甲午和庚子都是差不多的);但清前期的历史,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当初王思治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直到现在还是很有前瞻性:实际上欧洲帝国主义一定是会扩张到东亚的,在这时候它们在中国面对一个边疆压力较小、组织较为完备的政权,和面对一个四分五裂、内陆亚洲边疆疲于应付、对内统治无术的政权,这两种情况是很不一样的;而清前期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文明的意义,正在于它改变了明末的混乱状况,让中国以比较强健的状态来面对帝国主义的冲击。这三十来年海内外的清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也验证着王先生当初这个看法。这里当然包括许多具体的历史进程,例如官方层面上对蒙古高原、西域、西藏、西南边疆的征服和有效控制(解决了明代一直无法解决的内陆边疆问题),对财政制度的合理化改革(解决了明中叶以降一直困扰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问题),对中国空间范围内知识的全面收集和整理(官方支持之下的经史整理和纂修等),等等;非官方层面上,智识主义的兴起、经世学派对国计民生的筹划、西北史地学派对天文地理知识的收集和总结等等因素也都为这一历史进程贡献了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清兵入关时,在部分地区带来了带有强烈“断裂性”倾向的记忆,但事实上明清鼎革之中的连续性还是很强的,而且必须要在稍长一些的时期才能看到。只不过这些看法在教科书的范式里很难得到体现,大概这就是让您搞不大清楚清朝历史地位的原因吧。
19世纪最后几年,清朝在军事、边疆事务中均一败涂地,这种危机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恐慌与怀疑感。而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传,则把这种怀疑感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华南的会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启蒙思想演变为带有强烈反满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清末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满洲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彻底铲除满洲人(即革命)才能解决危机。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读过它的人恐怕都会对其中鼓吹对满人作肉体消灭的强烈仇恨心态记忆深刻。这部分历史展开来讲可以说很长很长,我们只说关键的部分:反满兴汉,与当时的“科学观念”如卫生观念、种族人类学等联系了起来,这让仇视满人带有了“进步”的“科学”意义(这方面情况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而当反满思想被赋予了“启蒙”、“进步”的科学意义以后,一些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便开始论证反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结果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清朝的历史地位长期处于负面评价之下。
然而,此时梁启超等人搞的“史学革命”还未发生,一般的作者尚无法从社会发展/变迁的高度来批判清朝,大多数人眼中的历史仍是“帝王将相”那一套(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这令这场“恶评清朝”的运动,在历史书写的范畴里,主要集中于两条线:其一是浓墨重彩地声讨明清鼎革之际的杀戮,其二是粗言恶语地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者便是“恶评雍正”的来由。
“在最后,我想进一步反思在“导言”中提到的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这个问题。简单来说,这个内在困境是由东方民族主义的双重使命(民族化与现代化)所决定的,因为东方民族主义的双重使命是要确立自身民族的主体性,同时要实现它的现代性。主体性的建构是通过东方民族主义者重新发现、重构和灌输自身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民族文化来完成的;而现代性则在西方,只能模仿和引进。因此,若要学习西方,又似乎将伤害到这个民族借以建构自我的那套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困境在于:一个努力学习西方的民族,还可能是它自己吗?”
摘录来自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民族主义研究
把康乾时代看作一成不变的传统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段,寻找其中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产生资本主义并走向近代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出发点。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费正清的观点受到开始新一代中国史研究者批评。一些学者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动力 。柯文将这种研究思潮归纳为 “中国中心观”。墨子刻认为,把中国当作停滞不前的社会,是因为学者们只想解释中国在近代的种种失败,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其成就会超过失败,就需要有一种新的解释,其基础是对中国传统做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这种走出 “西方中心论 ”的倾向不仅存在于历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是如此。例如,1979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西里尔·爱德华 ·布莱克教授主编了《比较现代化》一书。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方向转变的主要标志。“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视为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仿效的榜样,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因为对于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 ,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比如何对待外界的刺激更加重要。 “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 。” 〔35〕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
这一研究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20多年的时间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其研究主要特点是反对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他们认为从康乾时代能够看出中国有着自己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不缺少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不缺乏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动力,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和刺激,中国内部也有孕育资本主义的可能。所以这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去发现和论证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康乾时代不再被看作是与近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而是包含着众多近代因素的前近代时期。孔飞力在 《叫魂》一书中称康乾时代为 “镀金的时代 ”,史景迁在 《追寻现代中国》中把乾隆时期的中国看作 “如日中天 ”,曼速恩在 《缀珍录 — —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称之为 “盛清 ” 。具体而言,王国彬、魏丕信对康乾时代国家职能的讨论,罗威廉等对市民社会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分析,曼速恩对18世纪妇女的研究,曾小萍对康乾时代国家财政政策的探讨,等等,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论证了康乾时代的各个方面都充满潜力,产生了很多代表中国近代社会先声的因素,并对近代乃至20世纪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
这些汇集为 “中国中心观 ”的研究在学术内在逻辑上是要对 “西欧中心论”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和解构,是学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看到康乾时代内部更加精彩的方方面面,但它还是无法真正突破 “西欧中心论”,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寻找到新的坐标。但正如夏明方所说 : “事实上,对绝大多数国外学者而言,不管18世纪的中国如何美好,也不管这美好时刻可以持续多长时间,最后还是落得个曲终筵散的结果 — —王国彬发现的 `斯密式经济增长 '并没有使中国最终走向工业资本主义,魏丕信的福利国家至19世纪几乎土崩瓦解,濮德培所设想的作为清帝国国家建设根本动力的西北政府行动在18世纪中期的完结,反过来又使帝国很快走向衰落。受彭慕兰赞誉的中国市场的 `自由度 ' 说到底没有敌得过英国的煤和海外殖民地,如此等等。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无论其与中国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或者有多少不如中国之处,毕竟还是出现了 `欧洲奇迹 ',还是在19世纪用武力洞穿了中国的边界。 ”因为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在“西欧中心论”下的一个问题,也是为韦伯、费正清等人一直探讨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近代化问题。他们与费正清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费正清主张中国只有在西方的挑战和刺激下才能突破传统,走向近代化,而中国中心观下要论证的是中国在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近代化,而无需外力的刺激。所以,“中国中心观 ”实际上还是一种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意识。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
相关回答
顺带发一个质疑的回答
以及关于大分流的各种解释的一个收藏夹
科学史的同学都知道,李约瑟问题被公认为是国内最没有意思的日经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是李约瑟问题的诸多变种之一。类似的变种还有“明清古代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壮大“、“为什么中国在明清以后落后了之类的”问题。而为什么这种问题会变为日经问题,这或许才是应该研究的关键。其实不光中国人独有一种“李约瑟情结”。实际上,世界各国任何人都有类似的李约瑟情结。倒也不值得去大张旗鼓去批判。
根据立场不同,对于此类问题,皇汉习惯把锅扣在满清身上,自由主义者则习惯把锅扣在中央集中的封建皇权上。西化学者则一般把锅扣在文化传统身上,也有扣在中国儒家思想上的。除此之外,也有从地理学人口上分析的,也从希腊哲学传统分析的,也有从基督教的理性传统分析的,还有从政治体制上分析的。20世纪来各种解释可谓是蔚为大观,五花八门。而认为只有民族主义者才会产生李约瑟难题,或是借着各种李约瑟问题的变种作意识形态发挥,黄伯韬兄弟还是受困于键政经验太浅薄了,没经历世道的诡谲。
键史和键政二分的问题,体现了黄伯韬兄弟在具有键政特色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道路成长很快。不过,显然还需要再进一步成长。这是因为其思维还局限在真假对立、主观与客观的二分之中。所以这才有了键史和键政的截然对立的二分。然而,实际上,离开键政,则键史则必不复存。键政的目的在于敌我划分,键史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敌我划分提供一个可以供想象的神话起源。而任何一种解释都服务于一种敌意性的目的。而这种解释的真假并不取决于已经发生的各种事实,而是在于当下故事的参与者的真实抉择,和他们抉择后的结果。
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十月革命暴发前,很多人都不同意列宁发起暴动的主张。议会内的议会外的人们都受制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如果列宁成功说服大家参与发起新的革命,而且如果这场革命成功了,那么新的解释就证明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如果列宁没有说法大家同意这场革命,列宁或者本身动摇了,再或者革命因为其他偶然事件而失败了,那么传统的意识形态就凭借这次事实继续获得了合法地位。这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真相永远在未终结之前处于一种叠加的状态。而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只要敌意还继续存在,解释权的争夺会伴随着实际的敌意斗争而持续下去。(比如苏联解体后,解释十月革命又变得比以往活跃起来)。
我以为,在今天对于李约瑟问题以及各种变种的李约瑟问题的解释之所以没有突破意识形态的框架,是因为面对西方优势的时候,人们往往潜意识里首先假定了西方社会存在某种根本的决定因,导致西方会领先东方。认为西方凭借某个独特的X超越了所有非西方势力,或是东方丢失了某个独特的X因而落后于西方。大家说白了,是先假定这个X的存在,然后再去做填空题。而对于这个X到底存在不存在,我认为才是真正应该被质疑的。
反对@黄伯韬 的错谬观点
用一堆史学界的形而上学来捣糨糊是毫无意义的。
“非西方文明有本质缺陷,所以根本不可能走向现代化”——这点根本不成立,也不存在什么西方特殊论。西方准确地说是英国为什么能开启工业革命?这不过是东学西渐使其可以站在东方巨人的肩膀上,而又有适合早期工业化的丰富煤铁资源。而中国为什么没有?也仅仅是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经历明末战乱,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暂时落后了。清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重新发展起来后又在19世纪被鸦片战争打断,半殖民地化使得本土工商业破产,丧失了自发发展的条件。没有不代表不可能,任何中国特殊论或者西方特殊论都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史观。所谓的“大分流”根本是一个先射箭后立靶子的伪命题,没有任何拿出来讨论的价值(学术圈内骗论文,骗研究经费另说)。
对于所谓的满清构建了中国民族国家边疆的观点,这也是很奇葩无厘头的。满清多元天下格局中对各族是分而治之的,不存在形成民族概念(哪怕是文化上的认同的)。那么换一个汉族政权会有什么区别呢?不会有任何区别,现代意义上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要到20世纪30-40年代。而中国最终形成的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并不依靠民族主义凝聚起来,更多的是形成于经济上的联系,那么观察中国边疆地区,这些地方本身并不是地区经济中心,也远离其它经济中心,而地理和交通上离它们最近的地区经济中心是中国内地,试问即便换一个汉族政权,这些地方又能独立到什么地方去呢?这跟巴尔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固然,近代史的悲剧,并不是100%都是满洲政权的责任。
但是,你满洲政权干了什么事情,大家心里也都有数。1840年到1912年的72年间,光是不平等条约就签了1175件,蓄意卖国的滔天罪行是不可能洗脱的。毕竟这些条约都是你满洲政权亲笔签下的,而且还炮制“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汉人强满人亡”“保大清不保中国”这类令人发指的歪理邪说来理直气壮地论证祸国殃民、叛国投敌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近代史的黑锅你满洲政权不背谁背?难道是朱明王朝背?还是秦汉唐宋背?
一些人说如果是汉族政权也会卖国,我只能说假设历史毫无意义,用假设的历史去否认真实的历史更是无比荒唐。对于这种人我认为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592-1598年的明朝抗倭战争,同样是王朝末期的反侵略战争,明朝打赢了,而你满洲政权的甲午战争打成什么样子大家有目共睹。
满洲政权在近代史的所作所为,就是把持着中华文明的大巴车在通往悬崖的绝路上大力踩油门,然后极力阻止汉族乘客给大巴车制动,最后还妄图把车开到日本人那里。满洲政权的最可恶之处就在于它具有殖民者本性,这种殖民者本性使得满洲政权为了维系其反动透顶的邪恶统治而绝不惜和帝国主义勾结镇压中国人民、绝不惜大量出卖中国人民的一切利益、绝不惜把整个中国和她的主体民族推入无底深渊永世不得翻身。
附:一些布尔什维克人士很有意思,一方面把民国描绘成一团漆黑,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给比民国更黑暗更反动的满洲政权洗地,什么“历史局限性”“挑拨民族关系”“中华文明劣根性”,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在此刻全部消失了。我想大概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人士对民族主义是如此的痛恨,以至于其绝不惜勾结一切最为反动的势力。
明朝有传教士来华。带来“西书七千部”,和当时的徐光启等人翻译
后来我大清入关,重用保守的儒家大师,也是,进步的儒家大师都披发入山或者殉国了,保守的裹小脚列女传的儒家大师们跪舔的比谁都快……
翻译西书自然就停止了。
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其实明朝儒家自己,对改良的王阳明,打压的他一辈子回不了京,泰州学派更是杀的几乎是干干净净,但是。好歹还有机会
到了我大清被保守的儒家忽悠成哈士奇以后
就真的
没有任何机会了
就是说,明朝还能产生泰州学派,到了清朝,任何新的流派都不会有了,不过也有好处,不管是洪秀全还是孙中山,造反都得学国外了。如果没有洋人入侵,儒家万万年到太阳寿命结束然后一起死在地球还是没问题的。
讲真,要是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伽利略都学的儒家,那欧洲也没大航海了,哥伦布的海图就被儒家大师牛文正公给烧了不是···咱们也没百年国耻了
不过人类就被锁死在地球圈等太阳寿命结束然后大家默念孔子曰一起完蛋!
所有鸦片战争,洋大人来了之后,这儒家大师们请妓女摆阴门阵,撒狗血,洋人腿不会弯····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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