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是如何令汉八旗为他们卖命打天下的？

贵萌将士开拔当天不开饭，到达当日不开饭。吃着青柿子和闯军作战，西军跋山涉水来北京勤王连顿热饭都不管。

对面是酒饭管饱装备精良的满洲重步兵，您这厢腹内空空，兵刃残钝，棉袄里塞的是芦花。身上的棉甲破了几十个洞，从库里领处来的时候还“漂没”了七成。百户千户以下有甲的都少。火器千奇百怪口径不一，火药配比一塌糊涂，放少了就算正中都打不穿，放多了炸膛。

打赢了未必有赏，打输了皇上不敢拿军头怎么办但是督师就该扑街了。

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爱新觉罗也是一群关外来的王八蛋，那么给老朱家这群王八蛋当兵，还是给野猪皮当兵，是不是看谁能给吃饱穿暖，为了老朱家饿死全家？呵呵

八旗汉军不是汉奸，满清以前也没有“汉奸”

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说法，「汉奸」一词出现在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卷三之中：「桧既陷此，无以自存，乃日侍于汉奸戚悟室之 门。」但是，查《玉照新志》以下的七种版本，就会发现该书并无「汉奸」一词：

1、明万历十四年秦四麟抄本《玉照新志》为：「张逊于虏之左戚悟室之门。」（卷五）；

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汪新森、朱菊如校点本《玉照新志》为：「托迹于金之左戚悟室之门。」（卷五）；

3、尚白斋镌陈眉公订正秘笈二十种四十八卷第十一册，沈士龙、沈德先、沉孚先同校本《玉照新志》为：「张逊于虏之左戚悟室之门。」（卷六)

4、清抄本《玉照新志》为：「托迹于虏之左戚悟室之门。」（卷六）；

5、《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中《玉照新志》为：「张逊于金之左戚乌舍之门。」（卷六）；

6、《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玉照新志》为：「托迹于金之左戚悟室之门。」（卷五）；

7、《钦定四库全书》中《玉照新志》卷六为：「张逊于金之左戚门。」（卷六）

4。

《汉语大辞典》所列出的内容出处也与各种版本有出入。 从同样一个人名却可以使用「悟室」与「乌舍」两种文字表达的现象可以看出，「悟室」显然是一个生活在汉字圈之外金朝的女真人皇亲国戚，中国历史 上根本不存在「戚悟室」此人。

王明清，南宋人。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记其「庆元（1195年）间寓居嘉禾，官泰州倅，有《挥麈三录》、《玉照新志》、《投辖录》、《清林诗话》」

5。 王明清另一代表作《挥麈录》与《玉照新志》同为笔记体杂文，其中也大量地记述秦桧之丑恶。 但是在汲古阁影宋抄本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内的穆公校点本《挥麈录》中，同样没有「汉奸」一词。 也就是说，秦桧这个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汉奸，很可能在宋代并没有被称作「汉奸」。

实际上，「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版）中，从《史记》到《明史》都找不到「汉奸」一词。 笔者看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元代胡震《周易衍义》卷六之中：

子突欲去卫朔而反遇四国之毒吝也。 然志在辅正，于义何咎？ 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 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

李固为东汉冲帝时的太尉，冲帝死，因不附大将军梁冀，建策立清河王被免官，桓帝即位后被捕，遂死于狱中。 很明显，此处的「汉奸」是「汉朝廷奸臣」之略称，并无「出卖民族利益予外国外族」之意。 换言之，这与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汉奸」并非同物。 这种用法只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词汇。

这种现象说明：从汉代到明代，「汉」一直没有成为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事实上，按照各种辞书给「汉奸」一词所下的定义，只有在「汉」成为一个民族集团概念和符号之后，「汉奸」之意才有可能成立。

当然，是不是民族集团符号，并不取决于「汉」字后是否冠上「族」字。 「汉人」、「汉民」、「汉儿」、「汉子」等词，都有可能成为民族集团的名称。 在《史记》中可以见到「汉人」一词：「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此处，指韩信在归楚还是归汉上的难题。 所以，《史记》中的「汉人」，并不是民族名称。

「汉」，最初不过是王室的符号。 例如：「丁，火，汉氏之德也」，说的是刘氏王朝的干支五行；「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说的是汉遣宗室女江都公主与乌孙和亲一事。 「汉家」一词也在《史记》与《汉书》中频频出现，前者十四次，后者五十四次。 如「汉家隆盛，百姓殷富」等，均指王室。

元朝将属民分为蒙古、色目、汉及南人四种。 但是，《元史》记载忽必烈提出以下的标准：

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 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

从「汉人」与「南人」之分、女直及契丹既可「同蒙古人」又可「同汉人」来看，可以知道忽必烈界定「汉人」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个人 属于哪个文化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

总之，到了明代，由于政权回到汉人统治者手中，「汉」字反而离民族共同体名称愈来愈远。 也就是说，尽管从《汉书》开始，「汉人」一词就被用作区别周边人士的共同体，然而直到《明史》为止，「汉」字一直没有越过政治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领域 ，而具备鲜明的民族共同体的意义。 所以直到明代为止，中国社会没有流行过「汉奸」一词。

体现出民族共同体意义的「汉奸」一词，最早出现于康熙中期。 田雯在《古欢堂集·黔书》中写道:

苗盗之患，起于汉奸。 或为之发纵指示于中，或为之补救弥缝于外，党援既植，心胆斯张，跋扈飞扬而不可复制。

这句说话的意思是，在清朝建立对于贵州苗族的统治体系的过程中，遇到了苗族的抵抗，而躲在幕后指使和组织抵抗的却是汉人。

田雯，字纶霞，山东德州人，清康熙三年（1664）进士，二十六年授贵州巡抚，三十年因丁母忧去职。 其《黔书》撰写于康熙二十九年，时为贵州巡抚任上。 田雯喜好标新立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曾在《古欢堂集·提要》中特地指出：

王士祯《居易录》尝称《黔书》篇不一格，有似《考工记》者，有似《公》、《谷》、《檀弓》者，有似《越绝书》者 ，如观偃师化人之戏。 然与《长河志籍考》，实皆祖郭宪《洞冥记》、王嘉《拾遗记》之体，是亦好奇之一证。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田雯处理贵州「苗人」问题时，他以「汉奸」一词谴责部分汉人「通敌」。 这说明他认为「汉」与「满」在苗民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反抗清朝就是损害汉人的利益。 当然，这与当时田雯所处地位有关。

清朝在南方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是为了集中精力处理北方的问题。 康熙中期，清朝统治者依然将「汉人中的坏人」称为「奸民」，这说明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与汉人王朝完全一致的王朝。 但是清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主要依靠汉人官僚。 尤其是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中，有更多汉人官僚被派进苗地，「苗区」也开始推行儒学教育。 尽管当时其他官僚没有说过「汉奸」一词，但可以肯定：「满洲人─汉人─苗人」这一民族等级模式的出现，开始使一部分汉人官僚有「满汉一体」的错觉，甚至以为清朝就是汉人王朝的延续。

清代首位使用「汉奸」一词的统治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力标榜清王朝即中国王朝，清的统治也给「汉人」带来巨大利益的雍正皇帝。

（雍正二年〔1724〕五月）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 ……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

（雍正五年）谕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督抚、提镇等：狆苗素称凶悍，加以汉奸贩棍，潜藏其中，引诱为恶………………

中国的辞书很少提及「汉奸」一词的词源。 日人诸桥辙次在1958年编定的巨著《大汉和辞典》卷七中说道：「汉奸，来自清代，谓汉人勾结满清之徒。」这个解释正符合清末刘道一式的「汉奸论」 ，但与「汉奸」的原义──不是勾结清王朝之汉人，却是妨碍了清朝利益之汉人──恰恰相反。 「汉奸」一词出现的社会背景，就是「满汉一体」意识的普及。 或者是满清统治者主张自己与汉人利害相通，或者是汉人认为满清的利益即汉人的利益，才有可能使用「汉奸」一词谴责他人「通敌」。

雍正时代，「汉奸」问题见于国内的民族关系。 《大义觉迷录附录》中有这样一段雍正六年的朱批：「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

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帝国主义的侵略让「汉奸」走出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圈子，变成了中外国际关系上的「通敌」问题。

钦差大臣林则徐一到广东，立即发下一道〈密拿汉奸札稿〉的指令，开门见山就说：「照得本部堂恭膺简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拿汉奸。缘外夷鸦片 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1841年，三元里抗英之时刊布的〈广东义民斥告夷说帖〉称：「尔勾通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狗之 能。」「尔所用汉奸，皆我天朝犯法之徒，或杀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极无本事，天朝所屏弃不用者，尔乃重用之。」

值得注意的是，从「无父无君」、「国人」、「朝」、「犯法」等词语中就可以看出，此处的「汉奸」一词毫无种族上的意义。 「汉奸」一词使「义民」感到愤怒的，不是出卖了「汉人」的利益，而是出卖了「天朝」的利益。

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在慈禧太后和刚毅等后党大臣的支持下，攻教堂使馆，杀「教民汉奸」。 反对使用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的汉族大臣袁爽秋、许竹筼，则被慈禧太后等目为「汉奸」遭到诛杀。 更有意思的是，同样反对攻击外国使馆的满族大臣内阁学士联元被加上「满族汉奸」的罪名，险遭毒手。 在慈禧后党把「汉奸」当作杀伐异己口实的背后，可以看出：此处的「汉奸」，是被当作「出卖满汉两族共同利益、满汉两族之公敌」。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刘道一等清末民初革命派又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汉奸」定义

甲午以后，虏廷不绝如线，而康、梁以痛哭流涕之妾态，倡伪维新之论，保皇之名。 种族之历史不通，国民之原理不晓，惟鳃鳃鼓其「开明专制」、「政治革命」之丑论，以作君王怜妾之宫怨词，……。

可以看出，革命派之所以祭起讨伐汉奸的大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与「汉族」一致的「国民」标准。 他们判断「汉奸」的标准，始终没有超越「种族」主义。 换言之，他们认为汉人在处理与清朝的关系上，必须导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否则就是「汉奸」，就是「革命」的对象：「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为汉族所当 排；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

甚至连革命派也承认：他们所说的「汉奸」，其性质与「改土归流」时期的「汉奸」、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义和团运动中的「汉奸」都已相去甚远：

汉人称汉奸者有之，外人称汉人为汉奸者亦有之。 积自二千年来，传至今日，汉奸名号，未有定评。 故往往有视爱同类为汉奸者，泾渭不分，殊甚痛叹！

尤其令他们感到愤懑的是，有「满洲人」也来用「汉奸」一词来攻击革命派。 为了摆脱这种语言的困惑，他们发明了一个「真汉奸」、「假汉奸」的说法：「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至满洲人之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

清末民初革命派如此费尽心机改造「汉奸」的思想背景，就是区别「同族」与「异族」、「同类」与「异类」、「同种」与「异种」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理论 。 这种「汉奸」理论，其实认定「中国是一个汉族国家」、「汉族等于国民」、「只有汉族才是中国国民」。 在这种革命派想像的中国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中，「汉」已经不再是往昔那种集政治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为一身的综合概念，「中国」也不再具备「大一统」 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只有处在现实中为多民族国家，而又不顾现实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怪圈中，才可能出现「汉奸」式的话语，因此发生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中国的鲜族 ，在翻译中文作品中的「汉奸」一词时，要么译为「卖国贼」，要么照葫芦画瓢音译成「朝奸」，要么生搬硬造「汉奸」（hangan），至今没有一个定例。 蒙古语中也没有「蒙奸」一词。 蒙古人将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人称为"olsaan Hodaldagqi"（卖国贼）或"olbagqi"（叛徒）。

1930年代，一部分蒙古人因为相信日本会帮他们实现民族自治，而与日本勾结。 这些人被中国党称为「蒙奸」，而「国民政府则用了一个更为奇妙的称呼：「蒙古汉奸」。

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汉奸」话语，其实是他们企图在多民族国家的母体上，人工催生一个「汉族」单一民族国家时出现的怪胎。 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义的目的，其实不在于确认「民族」，而在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民族国家」。 民族不过是手段，国家才是目的。 然而，因为现实的中国不可能成为单一民族国家，「汉奸」话语最终不过是强化了本来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识而已。 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国家为由表示不宜称岳飞为「民族英雄」。 对此国人表现出来的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义造成国人将自己的政治认同最终归结在民族，而不是国家的最好写照。

争夺土地、城池、财物固然重要，而争取辽官、辽将更为重要。如其上谕所云: “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到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基于这种认识，皇太极不惜代价积极争取明辽东的辽官、辽将。皇太极首先争取的是辽将毛文龙。

毛文龙虽是浙江人，但起家辽东。初为辽东巡抚王化贞部下的游击。天启元年( 1621) ，率兵从海上袭击金国的镇江( 今辽宁丹东) ，取得镇江大捷，被明廷授予总兵官，命其进驻皮岛。文龙募集辽东逃民十余万及溃散的辽兵辽将，组成数万人的武装力量。部下将官百余人，多数“皆冒毛姓，为其子弟裔孙”。这支“毛家军”，利用皮岛位于明、金、朝鲜三国之间的交通要冲，在努尔哈赤晚年，多次从背后袭击、威胁金国，成为钳制金国后方的一支力量。皇太极即位后，为解除毛文龙对金国后方的威胁，从天聪元年下半年开始，就派副将王子登去皮岛做争取毛文龙的工作。时逢明廷政局变化，天启帝去世，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失势。曾攀附魏忠贤并受其庇护的毛文龙深感处境危机，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亦欲密与金国交通。

朝鲜文献载: “毛将之心，凡三变，魏忠贤当权时，自结忠贤，及新皇帝即位，欲为自权之计，潜通于虏。”如毛文龙欲与皇太极联合行动:金国攻取山海关，他袭取山东登莱。然后各自独霸一方。就皇太极而言，想通过密约争取毛文龙及其所部，故对文龙的主张并未作出积极反应。天聪二年三月，文龙就此事催促皇太极: “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乃北京之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之大事乎?”

不久，刘兴祚叛金逃至皮岛，告知文龙，金国与之交往的真实意图是招抚其归顺金国。对此，毛文龙正中下怀，求之不得。他给皇太极信中谈及归附的条件时说: “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提出如归金国，其地位要高于此前归附的佟养性、李永芳等，要求皇太极封他为刘豫式傀儡王。

正当双方交往频繁、讨价还价之时，金国使者科廓突然被拘，皇太极怀疑毛文龙有诈，遂终止交往。不久，毛文龙竟被袁崇焕斩杀。《清实录》载此事云: “文龙欲与我国通好，屡遣使致书。因遣科廓等同从者四人，赉书答之，往来数次。文龙乃执科廓等，解送燕京。寻宁远巡抚袁崇焕，以文龙与我国私通杀之。”因文龙被斩杀，皇太极对其争取工作未能成功。但文龙之死，从战略上削弱了对金国的牵制力量。

天聪四年，在攻永平战役中，皇太极成功地争取了一批明官、明将。是年正月，金军攻永平城时，皇太极下令军中: “敌兵不降者杀之，归顺者毋妄杀。”金军攻下永平城，皇太极又派遣济尔哈朗率文臣达海等宣令: “毋杀城中官员，官民俱令剃发。”于是，城内明15 名文武官员及官兵400 人归降。皇太极大摆庆功宴，亲自以金卮酌酒敬归顺的明军将士。对其云: “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皇太极所言令归附明军将士深为感动，纷纷表示: “感皇上不杀之恩，自当竭力图报。”如副将孟乔芳归附后，隶汉军牛录额真。天聪五年，设六部，为刑部汉承政。皇太极对明永平文武官员的成功争取，产生极好的影响，附近州县的明文武官员皆来归降。如建昌参将马光远率部来降，皇太极赐马光远“貂裘、黑狐帽、玲珑带、玲珑刀、玲珑撒带、貂鞍马”等。光远归降后，为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建言献策，在征明作战中，多建战功。崇德年间，皇太极建八旗汉军，“分汉军为左右翼”，授光远为固山额真，辖汉军右翼

天聪五年，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又成功争取了“祖家军”。七月，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围困战。大凌河城为明对后金作战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朝为加强锦州防线，重修大小凌河城，并派辽东总兵祖大寿率重兵坚守。

祖大寿，辽东宁远人，初为明宁远参将天命十年，协助袁崇焕守宁远，击败努尔哈赤的进攻，取得“宁远大捷”。天聪三年，任锦州总兵官，时已 60多岁，在明末辽将中是一位资历最深的将军。大凌河守城辽军将领多是祖大寿的兄弟子侄和亲信，号称“祖家 军”，有“骑 步 兵 及 工 役、商 贾 共 三 万 余人”。这支“祖家军”是明末辽东军事集团中最有战斗力和影响力的军事力量。皇太极深知，如能争取到祖大寿就等于争取到“祖家军”，争取到“祖家军”就等于争取到辽东的辽将。所以，皇太极对祖大寿的争取工作早在大凌河战役前就已开始。天聪三年十一月，皇太极入关围京，巧施反间计，袁崇焕蒙冤下狱，祖大寿率 部东奔，皇太极乘机对其进行争取。

攻下永平后，皇太极听说祖大寿族人在永平，便立即派人寻找。果然在永平城外一村落找到大寿一兄及兄子二人及亲戚数人。皇太极“俱给房屋居住，恩养之”。并通过大寿亲属几次致书大寿，希望其归降金国，共谋大业。翌年三月，皇太极又派大寿叔父以镇守永平贝勒阿巴泰的名义致书大寿，书云:

我汗前两次致书于将军，可曾阅乎? 如已见之，将军意下如何? 其书中之言，若与尔意不附，不妨以所欲言遣人告知于我。恐前书未达，故致此书。将军莫以为我将弃此地而归。天畀之地，岂有弃之而去之理耶? 宜熟计之。

由此可见，在此信之前，皇太极至少已两次致书大寿，而大寿都未回音。直至大凌河之战前，皇太极仍通过各种方式致书祖大寿，积极做争取工作。大凌河之战，皇太极改变以往八旗兵架云梯强攻的战术，采取围城打援的新战术。八旗众将士环大凌河城挖沟，筑成四道壕堑，将大凌河城围得水泄不通。至九月，大凌河外援断绝，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皇太极再次遣人致书祖大寿进行劝降。书曰

:金国汗致书于祖大将军: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耶? 即便获胜，岂若与妻孥与家安居之乐乎? 屡遣使议和，明朝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视我如鸟兽，竟无一言回报。遂忿而兴师焉。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议和既绝，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亲率长驱直入。幸遇将军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好，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仰慕将军，因我起自东陲，惟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战争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我曾向银柱言，安得闲暇，劝尔主与我同谋等语。将军若不信，问银柱可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惜哉，士马亡毙殆尽。惟将军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

此时被困在大凌河的“祖家军”已危在旦夕，但皇太极在信中仍十分诚恳地希望大寿弃明投金，共同合作，“休戚与共，富贵同享”

至十月，大凌河守城官兵及工役商贾由先前3 万人，因战死、饿死，存者止11682 人。祖大寿在与部下将领商议后，决定投降。杀死拒降的副将何可刚，遂派副将四员到金军大营商讨归降条件。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并举行盟誓。皇太极保证“祖家军”归降后，“官军人民家口，俱获保全”，祖大寿也保证部下归降后，不叛不逃。当晚，祖大寿亲赴金军御营拜见皇太极。皇太极以抱见礼相见，极表尊重之意。酒宴上，皇太极捧金卮酌酒敬大寿，并将身着黑狐帽、貂裘、金玲珑、缎靴等物赏给大寿，对大寿言:“出来归我，宜拜天地，以礼相见。因暮夜，不能成礼，且在戎行，携物无多，不能以嘉物相赠也。”大寿十分感激，答曰: “蒙皇上优待若此，夫复何言。我虽至愚，岂木石等耶”，遂定计取锦州之策。

大凌河战役后，皇太极对城内汉人及归附的“祖家军”均予以妥善安置。六年二月，皇太极谕户部贝勒德格类: “大凌河汉人，可分隶副将下各五十名，参将下各十五名，游击下各十名，尽令移居沈阳，以国中妇女千口分配之。其余令国中诸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室，善抚养之。”

对大凌河归降的辽将则给予优厚的待遇，按官职赏赐人口、牲畜。如一等副将祖泽洪、张存仁等6 人，赏男妇20 对，牛12 头;二等副将陈邦选、裴国珍等 5 人，赏男妇 16 对，牛 8头;参将刘士英、韩栋等8 人，赏男妇10 对，牛6 头;游击刘武元、窦承武等11 人，赏男妇8 对，牛4 头;都司张可范等14 人、守备李世魁等57 人，赏男妇4 对，牛2 头;署守备、都司顾昌武等56 人，赏男妇2 对，牛1 头。以上各官所赐人口、牲畜，俱编入庄屯，给以房地器用诸物。

大凌河之战，明辽东主力“祖家军”中除主帅祖大寿本人诈降脱出归明，迟至崇祯十五年才真正归降大清外，大多数将领都被皇太极所争取。

随后，皇太极又成功争取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辽将。崇祯二年( 1629) 六月，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其势力迅速瓦解。孔有德、耿仲明都是文龙亲信。文龙死后，他们转投登州巡抚孙元化部下，被授予参将。有德、仲明出身辽系，至山东后，受当地军官排挤，心中愤愤不平。崇祯五年，孔有德奉命率兵赴援大凌河城，师至吴桥( 今河北吴桥) ，因兵饷不济，哗变叛明。遂还军，连陷山东诸县，攻登州城。耿仲明作内应，内外夹攻，城被攻破。后孔有德称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攻城略地，一时间山东大乱。孔有德、耿仲明叛明，举朝震惊，崇祯帝调集重兵前往围剿。六年初，明总兵祖大弼率兵数万包围登州，双方相持五月有余，终因众寡悬殊，无法突破明军的围攻。有德、仲明决计突围投奔金国。

十一月，有德、仲明携带家眷，率万余将士，分乘数百艘战船，从登州突围。在海上漂流数月，于翌年春，驶向旅顺。驻守旅顺明总兵黄龙严阵以待，率水师截击。有德、仲明等被迫退守双岛龙安暂住。时，有德、仲明已派亲信向金国联系投顺。皇太极得报，十分欣喜，立即令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赶赴镇江( 今辽宁丹东) 迎接，并带去2000 匹马，供其上岸乘骑。济尔哈朗等率军到镇江时，正遇明宁远、登州、旅顺口明军乘船从海上尾追而来，朝鲜也派军队助明截击。济尔哈朗率军与明军隔江立营，明军与朝军见金兵势盛不能敌，便慌忙退去。

仲明与有德部众顺利登陆。有德、仲明率部众来降，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离开镇江时，皇太极调拨马匹接应。到达辽阳后，皇太极又派人告知有德、仲明等云: “尔等身皆劳顿，宜暂休息，从容来见。”六月，有德、仲明率部抵达沈阳，皇太极率诸贝勒出德胜门十里迎接。皇太极与诸贝勒率有德、仲明部众先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就坐，讨论接见礼节。皇太极欲以满族最隆重的抱见礼接见。诸贝勒云: “皇上恐不宜抱见，但以礼相待可耳。”皇太极不允，曰: “昔张飞尊上而陵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今以恩遇下，岂不善乎。元帅、总兵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当强盛，而纳款输诚，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冲敌，来归于我，功孰大焉。朕意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议定后，有德、仲明率各官以次序立，两人先行汉族礼，复至御座前叩头，双手抱皇太极膝。接着与代善及诸贝勒一一抱见。有德、仲明行礼毕，各官上前行三跪九叩头礼。皇太极命有德、仲明坐在御座下。宴会开始，皇太极手捧金卮，向有德、仲明敬酒。结束时，又各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等物。十三日，皇太极正式册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赐敕印。

同年十月，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遣人与金国约降。尚可喜先世居山西，后迁至辽东海城( 今辽宁海城) 。以军功升至广鹿岛副将。文龙为袁崇焕斩杀，皮岛副将沈世魁乘机诱岛兵为乱，可喜闻变，率兵入岛平乱，奉黄龙为帅。不久，黄龙战殁，世魁得以任皮岛主帅。崇祯六年，皮岛中诸将受世魁指使，诬告可喜。世魁“即檄调可喜至岛，将加害，可喜不知也”。可喜奉命从广鹿岛出发前往皮岛。时海风大作，部队不得行，而世魁却再三传檄，可喜顿生疑心。派亲信侦得实情后，可喜拊膺叹曰: “吾世家捐躯殉国，娼嫉者反欲挤之死地。大丈夫安能俯首就戮乎?”遂决意投皇太极。尚可喜与孔有德皆为毛文龙的部下，彼此交往密切。皇太极对其归附的优礼，对尚可喜具有感召力。翌年正月，尚可喜携部下眷属男女老幼3500 余人及军器、辎重航海来归。皇太极令“安辑于海城，瞻给糗粮、牲畜”。四月，尚可喜来朝，皇太极率诸贝勒及满、蒙、汉各官出十里外迎接。皇太极命尚可喜坐于御座左侧，设宴款待，赐尚可喜蟒衣、帽靴、玄狐裘、雕鞍等物，并授尚可喜为总兵官，赐敕印。

至此，毛文龙属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都被皇太极成功争取。

皇太极即位后，迅速调整努尔哈赤时期对辽人的政策，赢得了辽东地区汉人的支持，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意义重大。首先，皇太极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意味着明廷“以辽人守辽土”的防御战略彻底失败。

萨尔浒战役后，明朝对后金的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防御的重点是构筑一条坚固的宁锦防线，守住辽西，以拱卫京师。关于辽西防御战略，明廷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是依靠谁防守辽西，恢复失地。王化贞等人主张借助蒙古势力以抗金兵，妄言朝廷只要“发帑金百万，亟款西人，则敌( 后金兵———引者) 顾忌不敢深入。”孙承宗、袁崇焕等坚决反对，主张依靠土生土长的辽人、辽将守卫家乡故地。这是切实可行的战略防御措施，这样可以有效地阻止金兵，使明廷由被动为主动，收复失去的辽东地区。天命十一年( 天启六年) ，努尔哈赤发动宁远之战，袁崇焕率辽军将士，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努尔哈赤惨败而归。〔58〕天聪元年，皇太极即位发动的宁锦战役又以失败而归，明廷取得“宁锦大捷”。〔59〕金国两次战役的惨败，雄辩地证明，只有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辽人”、“辽将”才是防御金兵的有生力量、然而，明廷自万历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党争激烈，收复失地的孙承宗被阉党高第所取代，敢言战守的袁崇焕遭离间冤死。

而皇太极汲取两次战役失败的教训，认识到:金国与明的战争，夺取城池、地土、财富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双方胜负是争取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辽人”、“辽将”。基于以上认识，皇太极积极争取“辽人”、“辽将”，并成功争取祖大寿的“祖家军”、毛文龙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的归降。至松锦决战祖大寿的归降，标志着辽东的“辽人”、“辽将”已被皇太极所争取，而明廷“以辽人守辽土”的防御战略彻底流产。其次，皇太极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使金国得以装备火器，组建操纵火器的军种，全面提高了金国的作战能力。金国的军事装备与明朝相比落后。努尔哈赤时代与明作战，军事装备基本是弓箭、刀枪、云梯小车、皮牌等。努尔哈赤之所以能连克明以火器设防的辽东数城，主要是金兵诱引明军出城野战。野战中，金国的骑兵和弓箭发挥了作战优势，而明军的火器却无法发挥作用。另外，攻城前金国多诱使城内明将叛降，以作为内应，从而顺利攻城略地，取得成功。“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明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撄城固守，充分发挥西洋大炮的威力，致使以骑兵、弓箭擅长的金军惨败而归。战后，皇太极汲取两次战役金国缺少火炮攻坚能力的教训，积极寻求先进火器和组建熟练使用火器的军种。天聪五年，皇太极依靠归抚的辽人、辽将终于铸成“红衣大将军炮”同时，积极组建熟悉使用火器的汉人军团。

天聪七年，皇太极将分隶满洲各旗的汉人，每十丁抽出一人披甲入伍，共计1580 人，组成一支新的汉人军团(汉军旗)，由永平之战归附的汉将马光远统领，为汉军八旗创建之始。崇德二年( 1637) ，皇太极将这一旗汉军分隶左右翼两旗。左翼旗以汉将石廷柱为固山额真，右翼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依满洲八旗编审壮丁牛录。至崇德四年，又将这二旗汉军扩为四旗汉军。崇德七年，由于汉人军兵归附日众，又将四旗汉军扩编为八旗汉军。这次任命的八旗汉军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中除原四旗汉军首领外，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是将大凌河归顺的“祖家将”扩选进来。其中任固山额真的祖泽润、梅勒章京的祖可法、祖泽洪、祖泽远四人为祖大寿子侄;任梅勒章京的张存仁、裴国珍等是祖大寿部下。前此归顺、已封王加爵的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的部队也归属汉军建置，“一同行走”。可见，汉军八旗是以归顺的辽兵、辽将为基础组建而成的。这样，金国的军队在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汉军八旗。满洲、蒙古八旗擅长骑射、野战，汉军八旗擅长火器，优势互补，全方位提高了金国作战能力，使金国获得军事上的优势，而明朝在辽东的军事优势逐渐丧失。

第三，皇太极成功争取的辽官、辽将，在清入关统一全国、建立地方政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清入关征服各地武装力量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孔有德、耿仲明为例。顺治元年( 1644) ，有德、仲明率“天佑军”随多尔衮入山海关征李自成农民军，自成率军败退。〔66〕顺治二年，有德等随豫亲王多铎追击自成农民军至潼关，自成败走。随后，渡淮河，攻扬州，下江南。

三年，中南地区抗清势力方炽，清廷授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与仲明等率所部南下湖广等地征抗清势力。翌年二月，有德、仲明率部抵达湖南长沙，连克衡阳、祁阳。随后，率军围宝庆城( 今湖南邵阳市) ，克之。八月，攻取武冈，俘获明将刘肇基，湖南底定。五年正月，凯旋回师。叙平湖南功，清廷赐有德、仲明黄金200 两。六年五月，顺治帝特授有德、仲明金册、金印，改封有德为定南王，仲明为靖南王。遂命有德、仲明率旧部及新增兵及家眷分赴广西、广东驻防。

可见入关之初清廷对辽兵、辽将、辽官的依赖程度。这些辽兵、辽将在征服各地武装力量，统一全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辽官、辽将在清建立地方政权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如永平之战归降的孟乔芳，顺治二年，被清廷授予陕西总督。史载: “乔芳督陕西十年，破灭群盗，降其胁从，前后十七万六千有奇。奖拔诸将，不限资格”，西北大定。大凌河之役归降的张存仁于顺治初年被任命闽浙总督，继改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任内卓有政绩，屡遇恩诏。《清史稿·孟乔芳传》赞曰: “太宗拔用诸降将，从入关，出领方面，乔芳绩最显，张存仁亚焉。圣祖曾诫汉军官吏，因曰: ‘祖宗定鼎初，委任汉军诸官吏，与满洲一体。其间颇有宣猷效力，如乔芳、存仁辈，朝廷亦得其用。’”连康熙帝都称赞皇太极时所降辽官、辽将在清初地方政权建设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的失误所采取的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辽东汉人的支持与拥戴，皇太极对明辽东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使明朝在辽东军事上优势逐渐丧失，而金国则获得明清战争的主动权，“松锦大捷”金军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从而得以顺利入关，在清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切不能不归于皇太极对辽人、辽官、辽将争取政策的成功。

引自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

〔作者简介〕刁书仁，1954 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人看；给饭吃。

我之前也很纳闷，清代的新疆本土贵族们为什么那么拥护清廷，清廷统治者跟自己不同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宗教和文化，而且他们同时还普遍鄙视清廷的官员。（注意那个时候可没有现今的国家主义）

后来想明白了，古人没有民族主义情感，古人也很明白现实主义。清廷从入疆到灭国，一直坚定不移的保持跟地方贵族们的结盟互助，从来没有威胁到贵族们的地位、权力和经济利益，反而帮助他们巩固地位 扩大权力和经济政治上给予更多的优待。不仅全面承认他们的家族封地和种种特权，还每年不间断的发放薪水。

清廷不仅用实际利益满足了他们的贪心，在虚无的面子上也做足了工作。每次我疆伯克贵族们入京，沿途有军队的护送，各地官员的盛情接待和进献贵种礼品，谁都不敢怠慢他们，而且伯克们的品级普遍比他们高，这些官员们还需要向伯克们行大礼。

清廷皇帝又年年给进京的贵族们丰厚的赏赐，这些赏赐往往超过了他们在自己封地一年的收入，还给如骑马到什么门之类的特权，所以进京成为有些伯克们赚钱的途径。

我想汉八旗也跟这些维吾尔伯克贵族们想的一样吧。

对了，国家定义这些维吾尔伯克贵族们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英雄。

有钱分，工资给你翻十倍你干不干。其实翻了十倍都不止。相对于孙传庭军队没钱开饷银，最后兵败的悲剧。满清翻了几十倍的饷银。而且，顺治，康熙都重用包衣和汉八旗。

八旗汉军担任督抚最多的时间是在顺治初年到康熙20年，在这期间一共清朝任命了65个总督，其中有56人都出自八旗汉军，比例达到了86%；任命了131个巡抚，其中汉军巡抚人数是120人，比例占到九成。

清朝前半截，包衣控制国企和经济，承担明朝矿捐太监的责任。汉八旗控制行政和军务。满族仅能解决三千多个好职务。剩下的都是汉八旗。就问你干不干。到了后半截，湘军，淮军，楚军又崛起。

按时发饷，

再困难都按时发饷，

为了按时发饷，不惜追比明朝欠税，把一票江南大儒抄家夷族。

让汉八旗那群武夫丘八们感受到“老子们的饷钱都比那群文人的命重要”，没受过两百多年“以文制武”鸟气的人理解不了这种舒坦和感动。

大清不得士人心，不得民心，但它颇得军心。

之后屠刀开路，得了天下。

满人（✘）

皇太极（✔）

人懒，不想打太多字，就举两个例子吧，不说汉人将官，只说对普通军民。

天聪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召集满汉蒙大臣开会，是为了安抚来降的长山、石岛二地明朝军民，一共3871名。皇太极让诸大臣出粮纳捐，并命八贝勒先出粮四千石作为表率。

还是天聪八年，皇太极出征宣府大同之战，明军陆续俘获了几十个汉军，审问时问他们为啥给奴虏卖命，他们如此回答——

每人发老婆一个牛羊八只驴一头…

皇太极时期可以说是鞑清汉人待遇最好的时期，全靠他整合，是认真的在搞民族融合，虽然说完全平等还差点。

八旗能入关逐鹿全靠他，多尔衮就是个弟弟

且不说八旗汉军，谈下晚清裁撤绿营时的离职补偿金。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清廷决定大规模裁撤早不堪用的绿营兵。1895年6月，户部上奏：“拟令各省裁留精壮三成，其余老弱一概裁撤”。光绪下达指示“至所裁兵勇，应酌给遣饷银米之处，并著该将军督抚等体察情形，奏明办理”。具体的经济补偿，各省根据其财政状况高低不一。

两江地区经济发达，经济补偿也最为丰厚，所有被裁兵丁均补偿12个月饷银、恩米 （其中银19.2两）；山东补偿9个月；河南补偿6个月；山西、陕西、甘肃各补偿3个月；福建根据不同情况，补偿1到2个月（即1.8或3.6两）。

督抚的调动也直接影响着补偿金标准，如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时，就把之前张之洞制定的补偿12个月饷银的标准减为8个月。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又将湖北、湖南的补偿标准调高至12个月。可见，张之洞还是比较大方的。

上面是普通兵丁的补偿金，难度较大的是绿营军官。各地督抚担心，将他们与兵丁一样推向社会，恐影响军心。为此，张之洞给出了几种安置（PIP）方案，一、年纪大不能统兵的开缺，赏赐荣誉军衔，工资照领；二、不能统兵但通晓文字的，可以降级使用，改文职官；三、不能改文职，但办事勤勉的，可改为杂差，如缉捕、转运等职；四、副将级别官员可到地方任职，如出任知府；五、最后，实在不能改文职，但又没有可用之处的，一律发放补偿金遣送回籍。

对于彻底裁撤劝退的，各地补偿多有不同，通常来说，直到宣统年间，普通绿营兵丁最少补偿1个月，最多1年，以补偿3个月的最多。对于军官，最少补偿3个月，补偿1年的最为普遍。两江地区甚至出现了补偿10年基本工资的现象。结果，没领两年，清朝就灭亡了。

给钱给粮，

或许那些军官依旧克扣军饷。

但通过劫掠屠城总能清粉汉人让人振奋。

滚雪球

早期是养寇自重，因为明代的儒家大师们喜欢杀武将玩儿，武将为了保命，只好养寇自重

然后灭寇要钱，朝廷拨款一百万，自己再掏五十万孝敬给儒家大师们，放可保命

寇没了，戚继光都保不住自己不是

比如努尔哈赤其实是李尔哈赤····

这时候，寇是没多少汉人的

然后这时候儒家大师们也不把他们当一会儿事儿

于是想赚一波，就开始派军队去打，朝廷拨五百万，他们贪污四百五十万，剩下五十万让大军出发去打

然后萨尔浒了

然后万历想查查怎么回事儿，然后驾崩了

当然这时候明朝还是攻势，儒家大师们也没当回事儿

也就是接着忽悠泰昌皇帝把万历留下的私房钱送到户部去

然后一个月后，钱花完了，泰昌皇帝就可以驾崩了，天启登基

这时候大师们又想到一个赚钱的方法，就是把孙承宗的堡垒站进行改进

就是我们运两块砖头过去，然后有一个八旗兵过来就跑

回来上报;我们修建的堡垒被八旗毁了，损失多少多少

然后把这些钱和大师们三七分，美滋滋

这时候，被遗弃在东北的汉人，就几乎丧失了任何希望了，毛文龙带着几个贴身侍卫开辟了根据地，《李氏朝鲜》里边有一段记录，就是毛文龙除了几个侍卫之外，剩下的十几万人都是剃头归附之人···也就是那时还有一个希望

满文老档里有一个记载，是黑毛文龙的，大概是毛文龙夜晚来袭，然后被几个妇人打退，努尔哈赤很开心，封了大官。但是这个真假我们不论，这个从侧面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满清那里成年男性，其实已经很稀缺了····

然后毛文龙死了

然后没希望了

就都跟着八旗干了，这时候，开始入侵中原，那么，新抢来的奴隶，是要分给原来的奴隶来管理的···

这是中期

滚雪球一样的扩大

满清入关后，这边是起码的功劳可以保证，。那边是儒家子弟们瞎指挥打赢了大师们升官，打输了当兵的倒霉，粮食军饷大师们要扣一多半···

你说怎么打？

比如秦良玉认为要带白杆兵野战打掉张献忠的主力，儒家大师们表示不可不可，硬把白杆兵分散到各个关口不许出门等着挨打

然后就没有以后了············

其实满清打下北京之后，就是指望汉奸部队了·······而南明，很好的向大家展现了什么叫猪对手·····

其实比如秦朝法家治国，汉朝黄老之学，但是法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兵家甚至阴阳家农家等等都活的不错，都能当官，都能宣扬自己的学说

独尊儒术之后，其他的学说就都活不下来了。

因为任何学说都有高潮都有低谷，儒家很明确的在自己高潮的时候直接灭了其他学说（比如少正卯不会杀孔丘，孔丘当官就杀了少正卯）

这样就剩我一个了，你李渊再想杀李世民也不能杀了，因为就剩这一个了···

然后就开始儒家用人文科学指导一切科学的时候

比如汉代的曲辕犁一抗就是两年前，比如张衡之后再无天如鸡子

比如再也没有人心脏多大胃多大的记载了，因为身体发肤了（中医直接吐血·····）

你说让儒家子弟学了四书五经然后用来指导怎么打仗怎么判案子怎么种地怎么外交··········呵呵····

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 挑别人错立功

对于官僚而言，儒家这种务虚不务实的玩意儿，实在是太合适了·······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后来发现的秦良玉将军的衣服推断出来，秦将军起码一米八七······

随手贴点手头正好有的干货，皇太极给孔有德耿仲明盖大别墅。

这样的老板你要不要跟着干？

从如狼似虎的秦军到见利忘义的土地开发商

读中国历史,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昔日不战而降的明军，剃头换装投靠清朝之后,顿时如同换了人一样，勇猛无比，纷纷成为满清平定江南、两广地区的得力干将;而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一旦被俘加入解放军之后,也顿时变得生龙活虎,成为了我军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力量.

同样的军队,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

如果像以前宣传的那样,把国民党军的变化归功于我党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归功于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么明朝军队呢?难道300多年前,满清贵族已经有了党支部和政委,有了战无不胜的努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主义多尔衮思想?

一些网友认为,明王朝的军队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对改朝换代的预期,二是对杀身成仁这种道德高标的反动,三是中华历代帝王实行连坐酷法逼得国人极易走向极端，不反则已，一反则“义无返顾，没有退路”。

这些分析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认为,这些网友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满清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是靠实际利益来维持的,对投降过来的明军,满清王朝开出的条件更为优厚:除了圈地的特权之外,还有封王封侯的许诺,而且这里的王侯并不是有名无实的摆设,而是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并能为子孙永久继承的藩镇.至于后来的三藩之乱,那是康熙皇帝为增强君主专制毁约造成的.而这种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毁约行为,也一次又一次地增强了君主专制.

面对这些实际利益和优厚的条件,所谓的春秋大义根本不堪一击,正如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经常不堪一击一样.在明王朝手里受够了窝囊气,甚至连袁崇焕这样优秀的将帅都被千刀万剐的明军,马上和满清贵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对南明王朝和农民起义军发动了摧枯拉朽般的攻势,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其实这种封王封侯的激励手段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少见,落后而野蛮的西周用这种办法战胜了拥有高度文明的大邦殷;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汉唐,也是用这种方法开疆拓土的,那个浪漫诗人李白,一辈子就做的是这个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梦;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是用这种方法建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汗国.只是从宋朝开始,当西方殖民者用类似的办法向全世界扩张之时,汉族却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片面总结藩镇之乱的教训,不但封王封侯的事儿几乎绝迹,而且连正常的兵权都受到极大的削减和制约,致使边患不断,政权两次 沦于少数民族之手.

满清统一全国用的激励手段是圈地和封王封侯,那么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用的又是什么激励手段?答案就在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上.

斗地主，分田地，开罪了1%的人，却得到了99%的人心。那些家里分了田地的士兵就铁了心要为共产党玩命，不然，国民党胜了，家里人也铁定要遭殃，而那些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大多数也是穷苦人,也能分到一亩三分地,还有拥军优属的待遇,再加上三查三整,挖穷根，诉苦水，哭成一团。在悲惨气氛的感召下，一时间也觉得国民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全军同仇敌忾，红了眼睛要去干仗.

其实,除过一些剧场化的因素,这种政策并不新鲜.早在春秋战国商秧变法的时候起,秦国就开始使用这种激励手段.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商秧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变井田制为土地私有制,但是,根据最近出土的云梦秦简,秦国废除井田制后,实行的并不是土地私有制,而是授田制,即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根据个人的军功进行授田(有点像是文革结束之后的土地承包制):虽然土地并非私有,只具有使用权和继承权,像小产权房一样没有完整的产权,但仅仅凭这一点,如狼似虎的秦军就被锻造出来了.据记载,当时在战场上的秦军士兵左携人头,右夹生虏,所向披靡,如虎入羊群,甚至于为抢军功,赤膊上阵厮杀。土地的魔力竟至于此.

历史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所谓的GDP总量马上要进入世界前三强,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于世界首位的时刻,在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等现代仁政的掩护下,在各类经济开发区争相扩展的背景下,在房地产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有多少市民被迫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甚至于弄的流离失所,又有多少农民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土地……在圈地拆迁的过程中,致死人命的事件时有发生,每年的上访事件许多与此有关,冒着被镇压的危险,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也不鲜见.土地又一次显示了他'神奇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