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年明月一直强调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

给你们一个新的角度看明朝的灭亡

以前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觉得九阴真经的秘籍很神奇的存在，产生过程充满传奇，也一直都记得开头的第一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后来查了后，发现这句话来源于老子，这是上半句，还有下一句：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本来对老子很无感的，但是知道这两句话后，简直惊为天人。对老子的敬仰犹如江水滔滔连绵不绝，没想到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参透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敬仰的很。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在一个孤立的系统中，热量只能由温度高的物体自发流向低的物体，而不能自发的从温度低的流向高的。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存在，生命体的形成机制一定是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机制的存在，那么两个物体之间能量的落差一定会随着时间而被抹平，达到熵的最大值。没有了流动性，也形不成生命，如同死寂一般。就好比一个人在水中，待的太久慢慢失去热量而死去。因此，人在环境收集并输入能量（资源）是刻在基因里的，属于生命的本能，外在表现则是趋利避害。换种表达方式就是，在任何环境中，人永远都在寻找最轻松的路径（能量消耗最少），收集更多的资源（支配更多能量或资源）。这种基于本能的存在，是一种超脱于理性的存在。比如说，即便你赚足了一辈子够花的钱，但是你还会继续赚下去，这种根植于基因深处的本能，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有任何改变。所谓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无非是巴结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收割地位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不管是哪种。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

组织作为人性的汇总，当然不能脱离这个机制而存在。个体也许还有理性思考的存在，但组织的存在，则是人性极致的集中体现，而无理性可言。明朝末年，朝廷财政出现问题，对抗辽东的满清政权需要花钱，西北中原旱灾连连，赈灾也需要花钱。而朝廷已经没钱了，崇祯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但是关外打仗不能停呀，朝廷没钱怎么办，加税！向谁加税？天启的时候是向江南的地主和商人征税。但是东林党起来后，废除了江南的工商税，后来朝廷只能向农民加税。但是连连的旱灾加上地主和官僚系统剥削的太严重，农民已经没钱了，都没粮食吃饭了。还加税，那只有反了吧。好了，现在形成死循环了，加税导致更多活不下去的人起义，而平定越来越多的起义需要越来越多的钱，直到大明王朝的彻底崩盘。

研究明王朝的覆灭，不得不研究以东林党为依托的官僚系统。上中学时，我们学过《五人墓碑记》，当时还感叹了下读书人的气节，也唾骂了下魏忠贤。但是后来看的多了后，发现很多事情并非文人记录的那样。朝廷缺钱抵抗辽东，但是当时整个天下真的所有人都缺钱吗？失地的百姓遇到旱灾饥荒的百姓是真的缺钱，但是江南的地主和朝廷的官僚并不缺钱呀。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王朝国库只有十万两白银，但是从官员家里抄家却抄出七千万两。清朝入关后，江南地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发生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样的惨烈的抵抗。你能说江南的商人就希望朝廷灭亡吗？我看未必。京城的官员，江南的地主，这些人都是明王朝系统的一部分。明王朝如果覆灭了，对这些人没有任何好处，这些人肯定会跟着受损。农民军和清朝并不一定会接收这些人，甚至直接消灭肉体，如果这些人当时捐出一部分钱财用于抵抗辽东，救济灾民，也许崇祯时不会亡国，这些人的损失比亡国带来的损失小多了。但是没有如果，明王朝就是这么的灭亡了。

上面的讨论只是表象，接下来我们从微观角度分析一下一个组织里的行为逻辑，作为个体的行为逻辑。官僚系统作为皇帝管理国家的手段，其初衷是为了更有效率的管理国家，因为让皇帝直接对话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不现实的。一个组织，无论其成立的目的是什么，自其诞生之日起，其第一目标一定是活下去，第二目标是壮大，第三目标才是其使命或者其他什么的。如果没有第一目标和第二目标的存在，组织直接就灭亡了，就更谈不上其他使命什么的了。但是组织本身是虚构出来的形象，说白了组织的第一第二目标其实是组织里人意志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土地、钱财等等)。

官僚系统里的官员也是一样，我从不够用到够用了，但是我儿子还要用呀，我儿子够用了，我孙子还要用呀，反正越多越好，最好万世不竭。明朝据今天也就三百多年，但是肯定有人赚到了三十辈子都用不完的钱，但是将这个财富传递今天后代身上的，我估计一个也没有。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本能的体现，而非理性判断的结果。我通过官僚系统吃进去的东西，你想让我吐出来，怎么可能，我当官为什么而来的。同样，地主将地租给农民，是为了兼并更多的土地。但是，这里的但是非常重要，但是天下的财富（不是单纯货币的意思，而是和生存有关的资源）是有限的呀。但官僚系统和地主吞噬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大明王朝作为一个孤立系统的存在，农民手里的财富就只能越来越少呀。官员和地主手里积攒的财富越来越多，社会上流动的财富就越来越少。失去赖以生存的资源的农民就越来越多，活不下去的农民也就越来越多，在这个系统里无法存活的农民处于求生的本能，他能怎么选择？只能反抗明王朝系统，加入到覆灭明王朝的起义大军中去。同时，作为同一个体系内的存在，张三和李四都是千万银两的身价，张三和李四是有竞争关系的，如果张三为明王朝这个系统捐了全部身家，救了大明王朝，保住了这个系统，张三彻底是失势了，李四成了最后赢家。即便张三李四都出来谈论捐的事，双方肯定都希望对方多捐，自己少捐，最后的结论肯定大家都不捐或者敷衍下，所以这个问题无解。

从宏观角度看，流动性是一切系统生命力的基础，没有流动性，系统就没有生命力。 一个失去流动性的系统，就是一个死的系统。人体流动的血液、河流里流动的水、股市的交易量、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太阳对地球源源不断能量的输送、以及一直在膨胀的宇宙。我们通常说运动会加快新陈代谢，提升生命活力就是这个意思。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尽头是死寂，而流动性是一切系统的基础，因此生命体的存在，一定是朝着热力学相反的方向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源源不断的收集更多的资源，才能更久的维持这样的流动性，来抵抗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在明王朝系统中，当官僚系统和地主阶层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之后，社会上流动的财富就越来越少，这个社会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弱。但是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存在，尤其是人意志的体现，系统为了活下去，会做出自损行为，以重新获得流动性，比如旧的王朝崩溃，将整个社会砸烂重新洗牌。至于这个系统中人的饿死战争失去生命什么的，并不是系统考虑的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封建生活的王朝更替，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财富分化到一定程度后，富人将财富攒着，从社会的流动体系中剥离出来，底层人民手里没有了财富。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危机，进而系统崩盘重新洗牌。这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固有缺陷，而且不可消除。即便历史的长河中，有个别人企图依靠自己力挽狂澜的能力和信仰的加持来对抗这条规律，最终也一定会以失败收场。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规律它就是规律。

因为明粉都会自觉带入到皇亲国戚的角色里。

站在皇亲国戚的角度，以东林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居然不肯乖乖的加税，也不肯全心全意为朱明去死，肯定把你黑到底。

小地主和士绅阶层，不管谁来都差不多，封建国家都要靠他们去治理，所以他们会保卫大明，但不会让整个阶层替大明陪葬。

而皇室和勋贵这个阶层完全是依附大明而存在的，更应该全力保卫大明。

可惜当时是反过来的，皇室和勋贵拥有了最大的权利，却不想付出一点义务，大明缺钱的时候，自己一毛不拔，还想着让士绅乖乖加税，士绅加不了就加到更底层的农民头上。

所以农民军到一地之后，首先就把民愤最大的皇亲国戚斩尽杀绝。

不是说魏忠贤有多好。

即使把魏公公扳倒了，国库还是空虚，饷银还是没有，辽东战事怎么办？魏公公起码还是心里有数的，知道这事很重要。

在绣春刀里，尤其是第二部，更体现出，那些人不是好东西。即使扳倒了魏公公，沈炼他们还是要面对各种腐败。

一个锦衣卫，堂堂特务机关的小官都快活不下去了，更何况普通百姓？

反而是魏公公说了一句，辽东平乱，你行吗？被这句话说的抬不起头的，恰恰是一个自诩为了大萌，诛灭阉党的人。

绣春刀2最后，往死里追杀主角一行人的，恰恰是那些喊着杀阉党的人。

李自成为什么要反？因为他也是个“公务员”啊，因为朝廷没钱，把他裁了。种地也得饿死，他只有造反一条路。

魏公公死后两年，李自成起义。怎么你把贪腐的头子弄死了，国库还没钱，还有人造反呢？

那只能说，那些人扳倒魏公公，自己上去贪。

回应一下某位先生对我的攻击吧，也想请各位同学好好看一看，这位坚决不允许为魏忠贤说公道话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位先生呢，我们称他为裘千丈好了。裘千丈先生看到我的回答，急不可待地拿了两份史料过来，据说要打在下的脸。不过在打到在下之前，他自己的脸先被自己抽肿了。当然无图无真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裘千丈先生都说了些啥。以下为截屏：

在讨论『滥典』与『辽左缺马』哪一个更紧急之前，我忽然发现，这位先生用了一个我不熟悉的词：『马豆』，所以很诧异地请教，问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位裘千丈先生很骄傲地告诉我：

好吧，那么请您出示《度支奏议》记载『刍豆就是专门买来给马吃的马豆』的证据吧？

于是，裘千丈先生将我拉黑了。本以为这事到此为止，没想到这位先生不甘心，在同一问题下，在新的回答中出示了他的『证据』，虽然因为已被拉黑，在下无法去他那里请教，但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证据是什么：

咦？『马豆』呢？刍豆我们知道啊？我问的是您创造的『马豆』，您把我早已知道的『刍豆』相关史料甩我一脸是肿么个意思呢？顾左右而言它么？另外『刍豆』这个词，经常看明末史料的人都很熟悉呀，比如这位同学：

裘千丈先生，您被笑话啦，快快回答『马豆』的出处吧，『刍豆』没人问您，您那么费力提供刍豆的出处干嘛呢？难道您老眼晕花，分不清『刍』字和『马』字长得不一样么？

其实能细心看到这里的朋友都明白他耍的是什么手段了，他可能以为这只是辩论的技巧，但是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人品性的问题。错了可以选择认错，也可以选择不作声，都不干，非要自以为聪明地搞移花接木的把戏，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么？有理不在声高，对不对？这样的心性，你说的话有多少说服力呢？你是不是以为世界上的事，只要声音够大，装得够像，别人是分不出真假对错的，是这样么？

至那个所谓『滥典』的问题，我在回复中说得很清楚了，魏忠贤为辽左送马既然是事实，那么孙承泽如何评价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标准，并不以孙承泽的是非为是非。孙承泽把太监不能宫中骑马看得很重，我们把国家的边防军有马骑看得更重，对不对？

裘千丈先生呈送的史料中，还有一段讲这些马送到辽东之后，因为无『刍豆』而饿死并被军士分食的记载。裘千丈先生想用这个来说明魏忠贤为辽东输马是无益的，或者说更一步，是祸国？但这里面的逻辑让人难以理解。照这个说法，辽东根本就不应该有军马，因为有马也养不起嘛。而没有马匹，还打什么仗？难道哨探靠腿跑得快么？还是靠嘴能吹？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坚决维护东林党、贬低魏忠贤，且不论这位裘千丈先生历史水平究竟如何，其态度本身就引人反感，遑论其他？

以下为原帖：

没读过当年明月的书，不敢置评，就我看到的史实来讲，随便举两件事对比一下东林党与阉党。

第一、泰昌元年，熹宗圣谕谴责群臣，说发往辽东的饷银内帑，士卒未沾实惠。当时可是东林党把持朝政，正是所谓『众正盈朝』的美妙时刻，士卒没拿到的，谁拿了？

（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癸亥，上览户部请帑之奏曰：『辽饷缺乏，屡次请发帑金，朕岂不轸念边军劳苦，吝惜不发？朕思前项发过饷并助大工及登极赏赉军士银数百万两，见今内库缺乏。况朕大婚在迩，所费不赀。昨内帑发去，并该部累年发过辽饷，军士未沾实惠，皆贪将污吏侵克肥己，以致不敷。』《熹宗实录●卷四》

第二、同样的事，我们看看阉党头目魏忠贤是咋干的？辽东缺马，魏忠贤令各内臣献马，酬以宫内骑马，结果各太监争相贡献，数达千余匹。

逆贤以辽左缺马，凡中官力能办马者皆赐骑，一时数百人，有每次进十匹至五十匹，每岁传进十余次，其身顿加禄米一次至一千二百石，盖百级矣，皆滥典也。《春明梦余录●卷六》

不是说东林党都是坏蛋，阉党都是好人，而是在为国做实事这一点上，似乎阉党言而确实比东林党强一些。魏忠贤上台在天启四年，在这之后的三四年间，天启四、五、六、七年，辽东局势非常稳定。且不说魏忠贤是以何种手段制造这个稳定局面的，对比东林党当政的天启前三年，情况如何？天启元年失辽阳、沈阳，二年失广宁，辽东半壁已沦，残军龟缩山海之内。崇祯元年东林党翻身，结果崇祯二年后金入口，直取遵永，蹂躏畿辅，终崇祯一朝五次入犯。相比起来，谁当政对国家更有利还用辩么？

当然阉党为国做实事，未必是出于公心，但谁管这个？只要缺马你能弄来马，缺钱你能弄来钱，我管你是什么心？东林党在嘴上倒是一片公心，试问孙承宗为高阳县城包砖的钱是哪里来的？他的俸禄够用么？

当年明月未必是仇视东林党，只是在东林党的美德被过份夸大的今天，反复提醒一下读者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似乎亦无不可。

续一：

话说有位大能上来就指出说我的每一句话他都见过辟谣了，反复问他『比如天启元年失辽沈，二年失广宁』这话话谁给辟的谣？于是久久不见回应。这大脑门拍的叭叭响，就是不见蚊子尸体啊。

有一点争议的地方是『崇祯二年是否是东林党执政』的问题。反驳的人给了一个链接，我去扫了一眼，似乎其论证的出发点是『因为崇祯不喜欢党争，所以崇祯二年不是东林党执政』，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屏幕上——您见过特别喜欢党争的皇帝么？或者说这位以为天启朝党争剧烈的原因是天启喜欢党争？这逻辑不用在起点写玄幻小说，跑知乎来多耽误挣钱啊？

崇祯二年的首辅叫韩爌，认识他的人应该不少吧？这位是不是东林党？钱龙锡，是不是东林党？成基命，是不是东林党？当然成基命入阁时间很晚，咱就不算他了，就韩爌与钱龙锡而言，钱龙锡都能跟袁崇焕私下商量杀毛文龙这样大的事了，您还要说崇祯二年不是东林党执政，我觉得就有点过。首辅是东林党，还叫东林党没执政，都在家里抱孩子呢，我觉得就有点扯。

续二：

又来了一位大能，搬上来一篇他自己也没看懂的史料，硬说打了在下的脸。在下很是惴惴，捐马的事被证明是假的了么？然而一看这位呈上来的史料，说的也是捐马这件事啊，数量都没有差啊？我说捐马是真，他拿来的史料也证明捐马是真，然而这打了我的脸？……恕在下鲁钝，打脸这个词似乎不是这么用的。

还创造出了一个『刍豆就是给马吃的马豆』，还推给毕自严老先生，硬说马豆是毕自严的发明，载在《度支奏议》。那很好啊，请这位先生出示一下截屏？或者给出卷数疏名也好方便大家查找嘛。毕竟《度支》也不算稀见史料了，很容易找到的咩。

又看了一下，这位大能秒速将在下拉黑，似乎也不必继续开启嘲讽模式了哈。不过『马豆』这个梗必须要截屏以享袁粉，哈哈哈。

因为当年明月在给士人阶层打掩护。

明朝当时的问题很多，但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士人阶层的堕落。换句话就是大部分功成名就的读书人自私自利，麻木不仁，将一己私利至于国家之上。

再重复一次关键词，是士人阶层，是阶层出了问题，是大部分读书人出了问题而不是几个有问题。有没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有，但是凤毛麟角。

东林党，是士人阶层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当年明月把东林党拉出来说，实际上进行了矛盾的转移，让东林党成为士人阶层的代表，进而把东林党转换成整个士人阶层，隐蔽的把对整个士人阶层的矛盾转向了东林党。

这样就会有各种关于东林党的争执，哪些人算东林党啊，东林党干了哪些具体事啊，等等。

这样，如果东林党立住了，那整个士人阶层也就立住了，得出“读书人尽力了，奈何皇帝宦官勋贵商贾都是烂泥扶不上墙”；如果东林党被打趴下了，可以瞬间被抛弃，得出“国朝上下忠贞之士不计其数，奈何奸臣当道蒙蔽视听，读书人报国无门”。

反正不管怎么说，读书人永远都是好人，坏事都是其他人干的。

认为东林党是善男信女的：

你们是不是傻？

你们是不是觉得东林党都特别君子，特别圣母？

这一点崇祯肯定深有体会。

知乎历史话题下回答的水平真是倒退了。不知道是不是太多问题磨光了干货输出者的耐心，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

千里开门曹化淳，这就是现在猛攻阉党替东林党侧面解围的最高赞的论据。

这个问题本来和阉党毫无关系，问的是也只是“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何来所谓“现在一群人因为他们骂东林党就认为阉党是好东西？”或者说，大骂阉党不是好东西，就能把东林党误国亡天下的责任洗干净了吗？

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发就投降的是京营；身负崇祯信任，负责守城却直截了当开门投降的是太监曹化淳；先投李自成，再投后金的是吴三桂。革鼎之际，事多难言，只盯在钱谦益，用一些子虚乌有的水太凉、头皮痒的段子来娱乐，没什么意义。

曹化淳在崇祯十二年就回天津老家了，崇祯十七年亦顺治元年再入北京，是为了崇祯帝身后的事情。他不顾当时局势敏感，连续三次上疏清顺治帝，请求清朝妥善对待崇祯皇帝与后妃陵寝，多方奔走，最后亲自为崇祯帝服侍入殓。

后来投降清朝的前明文官诬陷他迎降李自成，也就是所谓曹化淳开门的神话，曹化淳上书辩冤，顺治帝最后都亲自批示：“曹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琛，该部知道。”

可笑的是，明末的阉党一般是特指以魏忠贤、客氏为核心，在天启朝得势的政治集团，而曹化淳虽然也是太监，可他恰恰属于魏忠贤在内宫里的政治对立派的，为此一度被冷冻去了南京。在崇祯初年重新回到北京后，正是曹化淳在内廷负责直接主持大规模平反天启年间打击东林党案，史称其昭雪冤案两千余起。

然则，曹化淳对东林党、对文官阶层这么大的恩情，没有卵用！明朝灭亡后，正是这些文人连鹿都不需要，直接凭空污蔑他“开门迎贼，贼入城，挺身侍从，今清入都，又复侍从，此卖国乱臣，虽万斩不足服万民心。”

为啥呢？很简单，也很直接。曹化淳是个太监，太监不是坏人怎么可能？！怎能可以？！打开京师城门迎流贼入京逼死天子的，当然不能是一身正气的读书人，魏公公被崇祉爷早杀了人人都知道了，王恩化居然那么傻直接陪着天子挂景山树头上了，剩下谁让曹化淳曹公公的名气比较大呢。

最后直接回答一下原题。因为当年明月在天涯连载《明朝那些事》时，东林党在主流话语中还是伟光正的形象，和他们实际结党营私，党争误国的真面目完全不符。历史专业界早就有的发现被长期有意识的隔绝于对普遍人的历史介绍之外，所以当传达东林党绝不是什么文弱善良之辈，而是比历史上一向臭不可闻的阉党，至少也一般祸国殃民的存在时，自然必须要特别加强说明，免得被误以为故作狂言。

鉴于阉党的形象不佳，老百姓往往会本能地对与阉党作对的派系有好感，但这种好感是不应当的，阉党对面的往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大明版共济会，怎么可能是“善男信女”呢？

用当年明月的原话来说就是：东林党并不是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只会谈仁义道德的君子，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所谓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指的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而且不乏“党同伐异”的斗争手段；所谓有斗争意识，指的是东林党“掌控政权”的终极目标。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这个书院（东林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这就是当年明月笔下的顾宪成和东林党。作者说他看这段历史看得“毛骨悚然”，我读这几句话也读的毛骨悚然，历史的真相，恐怖如斯！

那么这个可怕的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叶向高）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顾宪成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的平民，他“在暗中操纵着一切”，与皇帝分庭抗礼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熟悉的味道驱散了我心中的恐惧——这不就是办公室政治么？

其实“会来事”“打招呼”“交朋友”在整本书里几乎就是每个大人物的必备技能，可以看出，作者更相信人情、关系、利益的力量，而不相信道德、正义的力量。

套用作者的口头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理解方式可能与他的现实身份和经历有关。（PS：刚发完这个回答就看到新闻说作者升官了，大概也算是一种毒奶了吧）不过抛开这种不必要的猜测，更合理也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是：

对大多数不满足于善恶二元对立史观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种最简单粗暴但能自圆其说的理解方式，或者叙述方式，当然想“自圆其说”就免不了要无视乃至篡改细节。

而明末党争这段历史可谓是一团乱麻，所以这一点体现的更加明显。

上周我给几位朋友聊“东林党与晚明党争”，本来打算先讲故事，再做分析，结果发现，在不触及制度和思想的前提下，不知不觉就快要把东林党描述成一个“人多势众”“特别能搞事”的形象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故事比较顺畅地讲下去。

• 不了解明代内阁权力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与六部之首吏部的权力斗争，就不能认识到万历二十一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阁部之争”的体现，也就无法理解顾宪成与他的同僚们为何前仆后继地一再与内阁作对，只能解释为顾宪成这个“幕后黑手”操纵他的上司；
• 不了解内阁与科道利用与反利用的博弈，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的局面，只能把言官视为一群疯子或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
• 不了解吏部各司的职掌和廷推内阁阁臣的具体流程，就不能理解五品郎中何以能够与皇帝过招，只能归结为所谓“深不可测的能量”；
• 不了解京察制度的诸多成例和阁臣“徇庇以挠察典”的泛滥，就不会理解京察制度的崩坏和沦为战场，只能把围绕京察的斗争视为公报私仇、党同伐异；
• 不了解嫡长子继承制对古代王朝政治稳定的重大作用和时人观念对此的重视，就会把立太子视为“皇帝家事”而把“争国本”视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甚至对皇帝报以同情；
• 不了解东林书院的规章制度，就会把讲学理解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把书院想象成一个反政府势力的基地，甚至脑补出“号令周边各县”的场景；
• 不了解东林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了解东林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就会把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归结为乡党势力和朝廷重臣的支持，把东林党人想象为只会嘴炮不通实务的喷子，甚至把“袖手谈心性”这种东林学派带头批判的王学流弊视为东林党的流毒。

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更关心人物冲突而不关心制度变迁和思想纷争，更喜欢跌宕起伏的故事而不喜欢枯燥无味的实录和年谱。

不过对当年明月来说，我倒很怀疑他是真的不懂，还是故意写成这样——因为书中能看到很多明显的“剪辑”痕迹。

顾宪成明明是作为吏部党在与内阁的战争中最后一个倒下的骨干，作者却用一段冗长的废话将几个月的时间暗示成几年的时间，从而将顾宪成渲染成坑完敌人坑队友的阴谋家；

顾宪成给李三才写信说“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是时隔几年之后对密揭之争的回顾，作者却说这是“确有把握”的遥控指挥，是“勾结”的铁证；

叶向高与郭正域是同年，前期的升迁也几乎同步。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升谕德叶向高左庶子郭正域右庶子”，几天之后，叶向高充任皇长子侍班官，但是当年明月说这是他的老朋友，“礼部侍郎”郭正域的功劳——大概是万历三十年升官以后的郭正域特意穿越回来帮忙的？要知道叶、郭二人私交不错，这可不是走马观花的爱好者能够发现的细节，清楚这一点却把两人的履历搞错了，这就有点奇怪了。

当然，他怎么写是他的自由，而且总的来说关于东林党的这部分内容，虽然语调夸张，不过基本未脱出“东林党争误国”的论调，对东林党人的气节还是承认的。细节值得商榷，大方向还不算离谱，这个锅东林党确实要背。

但是网络上随之而来的诸多神论，如“矿税利国利民”“东林党只加（西北）农业税不加（东南）工商税”“东林尽汉奸”，甚至于“魏公公收税理财小能手”“魏公不死明朝不灭”，就越来越离谱了，不知道当年明月看到这些言论，心里会怎么想。

同时，读者爱看什么也是读者的自由，只不过，选择了省脑子的理解方式，就不要意外于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越来越“省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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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已经退hu的大前提下，贵乎有些破事我也说两句:

有人说他不知道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但是他说他精通三国历史，你觉得可笑吗？

估计觉得可笑

但是有人说他不知道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左光斗，杨涟，反正被划入东林党的任何人，他都不知道，但是他说他精通东林历史。

你觉得可笑吗？你可能觉得不可笑。

而且下面还能一本正经的胡扯。

放眼全球，可能只有贵乎能如此玄幻了。

说几个事情:

有几个人知道那副所谓的东林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实是后人附会，并非顾宪成所作?

有几个人知道东林书院其实严禁论政。

有几个人知道东林党之名其实是对手附会，而且顾宪成等人还极力反驳过。

有几个人知道所谓的东林党魁叶向高其实和大部分东林人士都没交集。

有几个人知道复社和东林其实直接关系很小，更多是自我标榜。

有几个人知道左光斗是个水利专家，李三才深受百姓爱戴，所谓的东林党有很多实干人才。

有几个人知道崇祯朝东林党人入阁很难，首辅更是凤毛麟角。

有几个人知道，其实顾宪成那封信，什么婴儿玩偶，不过是书生意气而已。

有几个人知道水太凉是段子，钱谦益其实还干过间谍的活，而且还险些因此丧命。

反正都不知道，瞎黑呗。

谢邀！

唉，薛定谔的东林党再次出现了，请允许我先深深的叹一口气。

开宗明义：历史科普者当年明月，明史大家顾诚等人非议东林是因为觉得东林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有争议，所以他们作为创新点要来讲一讲；但是不骂阉党，是因为他们觉得阉党是垃圾这件事没争议，没有任何创新点可言，所以他们不讲。现在一群人因为他们骂东林党就认为阉党是好东西？估计顾诚等历史学家真的要哭笑不得了。

首先，我想问：什么是东林党，什么时阉党？

东林党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阉党就是皇帝的爪牙？抱歉，有明一朝，江南士子在朝人士一直数不胜数。阉党里面的江南士子不见得比东林党少，举两个例子，阉党里面官职最高的两个人，大学士顾秉谦、礼部尚书周应秋，一个是昆山人，一个是镇江府，都是根正苗红的江南人。甚至可以说，明朝末年无论东林党还是反东林党的人，主干大多数都是江南人。那么问题来了，一大群江南地主，凭什么阉党里面的江南地主就要反对江南财阀，东林党里的江南地主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动不动就是什么江南财阀的代言人，真以为东林党是蒋光头呢？

其次，我们捋一捋东林党是谁？

狭义的东林党指和东林书院有关的在野及当朝的人员，这是正统东林人比较认可的；

广义一点的东林党可以指齐、楚、浙三党主持京察下野的那些人，后世有些历史学家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再广义一点，可以说是反对阉党之人，广大网友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最最最最后，就出现了一种叫做薛定谔东林党的生物（此名词来源于 @临溪主人 ，我十分认同），只要对明朝灭亡产生了不利影响的明朝末年读书人都是东林党，例如我见过我有人说史可法是被东林党赶到扬州去的（麻烦查一下史可法老师是哪位东林大佬），还有人给我这么推断：万斯同的老师的爸爸是东林党，所以他也是东林党。这种历史演绎法可以说十分飘忽了。

言归正传，即使只按狭义和广义一点的说法，东林党人也是人数众多的，你要说这么多政治生物全部都是善男信女，不现实；你要说全部都是忠心烈士，不现实。但是，就明亡之后东林党殉国人数来说，并没有辱没读书人的称号。

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发就投降的是京营；身负崇祯信任，负责守城却直截了当开门投降的是太监曹化淳；先投李自成，再投后金的是吴三桂。革鼎之际，事多难言，只盯在钱谦益，用一些子虚乌有的水太凉、头皮痒的段子来娱乐，没什么意义。

最后，讲一讲为什么当年明月这种历史科普家、顾诚这种明史大家，对于东林党都颇多非词，对于阉党等批评得没那么痛心疾首。爱之深，责之切。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于东林党的一些行为非议颇多，是因为他们认为若是不天天党争来、党争去，东林党、齐党、楚党等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帮助明朝重新振作的。但是他们这些读书人没做好，所以恨铁不成钢，所以骂东林等一批人因为党争耽误了大局。

那为什么不骂阉党呢？因为懒得骂。你说顾诚在《南明史》里为什么对史可法几乎是指着鼻子骂，对于那些真正投降卖国之人（如四镇和左良玉部）言辞反而没那么激烈。不是顾诚要故作反动，而是他认为史可法可以拯救南明，但是他没做到，所以顾诚怒其不争、哀其无能。

东林党的确不全部是善男信女，但是因此就说来夸一波阉党，不是当年明月以及顾诚等人的本义。因此，再强调一下：他们非议东林是因为觉得东林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有争议，不骂阉党是因为他们觉得阉党是垃圾这件事没争议。

百度找到的，发在明朝吧的。原文如下：

‘’《清史稿·张存仁传》：六年八月，起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盗发榆园，为大名诸县害。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

清初所谓的榆园盗是什么呢？

顺治元年(1644年)榆园军围攻东平县城，继尔破邹县，杀知县莫俦，遂又北攻高唐，南围成武。顺治四年(1647年)，义军一部破寿张，取张秋，迸泰安是年十月，破阳谷，克开州，再次攻取范县。顺治五年(1648年)，连破曹州、定陶，杀兖西接之围攻濮州、巨野、东明、长垣，直逼大振，“饥民归之号百万”。进而北伐大名，南下海州，12月攻占徐州、日照等地，势卷直、鲁、豫、苏4省。

这分明就是抗清骨干，斩获颇丰。

可惜遇到了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由于侯方域的神奇镇压方案，榆园军悲惨收场。至于具体细节不可知，但根据台前县档案信息网，最终被执行的方案是顺治七年，张存仁掘开荆隆口黄河大堤，水灌榆园，林遭浩劫，树木尽枯，义军总部人马趋向高埠，困于尖蝈堆、甘草蜘堆诸丘，有一部分转到金堤以北，又被围困。义军英勇抵抗，后诸将多战死。

作为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一不为明朝打农民军做贡献，二不为抗清做贡献，等到投了清，居然能打仗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位明末文人典范，没有军事才能呢。

崇祯朝都养了些什么人啊。‘’

侯方域作为东林大佬侯恂的儿子，祖父都是东林党。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成为孔尚任《桃花扇》的男主角，他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让人津津乐道，其中他是一个爱国青年，有点懦弱。可是实际上，他是害死几百万人的元凶之一，决黄河这种丧尽天良的主意，他都敢出，对付的还是汉文明的捍卫者，自己的同胞。你说东林党那一群人的道德底线能有多高。

那些说江南抵抗激烈的，实际上是高层军队大部分投降，底层的人在抵抗。江左四镇不战而降，直接导致扬州失手。四镇之一高杰的部下李成栋是嘉定三屠的主要刽子手，估计好多人只知道嘉定三屠，实际上它完全是汉人干的。左良玉的部下投降，金声桓搞了赣州大屠杀。尚可喜，耿继茂搞了广州大屠杀，你跟我说有几个是满清鞑子。满清兵力不足，主要兵力是用来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打下江南的基本都是汉军和绿营，这恰恰都是明朝投降的军队，光一个李成栋就搞死两个南明皇帝。

可笑的是满清打来，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在内斗，结果打的昏天黑地，连后方都不防守，李成栋几百人就骗开广州城，大开杀戒，绍武皇帝称帝四十天完蛋，永历皇帝丢了地盘跑到广西。

抵抗激烈的阎典史是啥官，一个不足七品的小官，就是这小官造成的杀伤超过明朝官军几十倍。他是东林党吗？复社君子吗？不是，那些君子不是他死了，根本不知道有他们这个人，拿他来吹文人，吹东林党真是够无耻。陈名夏，吴梅村，钱谦益哪个没降。

南明打出血性的，要么是从来没被世人听过的芝麻绿豆小官，如阎典史。要么是被文人痛骂的流贼部队，如两撅名王的李定国是张献忠义子，孤守茅麓山，失败全家自焚的李来亨是李自成的过继的孙子。要么是上岸没多少年的海匪后代，如郑成功是大海盗郑芝龙的后人，他以后抗清也是靠的他老爸多年经营的海盗武装。明朝正规军和官员是大规模投降，为敌前驱，其中东林党，阉党都不少，可笑的是东林和阉党的政治斗争，在满清那里还再斗。

内斗亡国的典型分子，再怎么吹，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本质。包括吹嘘很久的黄宗羲，他是抗清几天混个名声，然后跑回老家，儿子亲戚都当清廷的官，和康熙来往书信一口一个圣主。他的门生万斯同更是明史的底稿撰写者，明史的倾向难道还不清楚吗？我就想说黄宗羲你的《明夷待访录》是咋骂君主的，说君主是天下大害，害天下私一人。那么你一口一个康熙圣主咋回事，难道你的理论都是屁话。这种摇摆的投机者真没啥说的，鄙视 。

自干五毛小红粉魏忠贤被杀以后......

中国政治就是这样设计的，修改他的人，有种可能一种是天纵英才，另外一种是纯傻叉。

汉朝亡于张让被杀，明朝亡于魏忠贤挂。

我们对照阉党和东林党或者说何进与袁绍组成的外戚集团。阉党什么人？好人啊。何进什么人？蠢货啊。袁绍是什么人？连蠢货都不如啊。你说说袁绍居然三分河北，本来统一天下的必将是他老袁家，现在自己送人头上门。阉党他们要干的是什么？是捍卫皇权。而外戚和东林党要干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篡夺皇帝手中的权利。自古蠢货出外戚，比如说王莽。你看王莽和东林党是不是超级像，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双胞胎？政治就是冰冷的自然法则，狼起床的时候就要想一定要比跑得最慢的那只羊跑得快，不然就要饿死。羊起床的时候，就要热热身，往自己身上撒点孜然，以免羊村其他朋友代劳。于是游戏开始了，羊开始奔跑，狼开始追逐，这才是最大的善良，捍卫自然的秩序。

曾几何时，魏忠贤执政的时候风光无限，反倒是东林党上台迫害异己搞得天下民不聊生。先看魏厂是如何执政的。首先是革除弊政。魏忠贤掌权，当然要先收拾太监们，那些年没给我打洗脚水的，倒茶不及时的一律整死。干坏事，当然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头。比如说：以前太监向京官还有外地进京办事人员收过路费、好处费、过桥费、小费等。魏忠贤掌权，你们谁收了？一律打死。当然死的是他看不顺眼的人。但规矩就此立下了，你东林党再上台，你能动的了大明帝国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提督宝和三殿、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膳监印务、总督南海子、宣付史馆、进本部尚书、叙门功、加恩三等、荫都督同知、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督大工、三殿成、进上公、加恩三等、冒宁、锦功、加太子太傅、俄叙三殿功、加少傅、世荫锦衣指挥佥事、迁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并绾两篆、九千岁魏忠贤同志定下的得民心、官心的政策？

你再看看东林党执政的时候是个什么德性，大地主明朝政府不敢征税，因为那是东林党的产业。矿业明朝政府不敢征税，因为那是东南士人的产业。商业税明朝政府还是不能征，因为那还是东南士人的产业。于是乎，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白银相对最充裕的帝国居然灭于银荒。然后你看魏忠贤同志一上台，手起刀落，征税。东林党欠下九边兵镇多少年的饷银？答：五年。魏忠贤同志一上台，分分钟饷银到位。杨涟：“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你说东林党连这样出身的小人都干不过，你说你们的纲常礼教是不是并无卵用？

然后我们反思，为什么魏忠贤可以一路爬上帝国的最高位？就是凭着溜须拍马？都说信息不对称，你看看魏忠贤的情报工作。有四人夜里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个人喝醉了，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人吓得不敢出声。那个人还未骂完，东厂番子将四人押到魏忠贤的住所，立即将骂的人处寸磔，而另外三个人则赏金遣回。皇太极急攻锦州，怂货袁崇焕下令不准救援，锦州危如累卵，还是阉宦与满贵这些不懂军事和政治的野蛮人从铁桶一样的锦州救出了赵率教。然后你看大明铁骑的指挥官满贵，假如是在汉朝早就封候，在明东林党手里屁都不算一个。袁崇焕在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干什么？拍魏厂的马屁啊，而毛文龙却在保东林党人。对于此，魏忠贤尚能容之。反倒是东林党上台，要急着杀毛文龙。就魏忠贤起用孙承宗来看，魏厂也算是知人善用。即使是党争，魏忠贤也没有把东林党一耙子打死，双方始终在融洽的政治环境中博弈。反倒是东林党上台要急着杀张让，让天下崩坏。以至于西匪、北贼竞相出争，都说魏忠贤强取豪夺。那么问题来了，魏忠贤合理合法收大地主、大矿主、大商人的税，是对还是错？魏忠贤便宜行事，为帝国征集军马、物资用于抗战，是对是错？难不成明帝国士人骑马，叫帝国骑兵步行？叫才子嫖娼，叫戍边士兵冻饿致死就合理了？所以崇祯皇帝说：诸官误我，皆可杀之。

在周奎治下的大明朝，魏忠贤作为一个出身卑微，没有财产的自干五毛，他要面对的是明朝无耻的文官系统。尽管他盲人骑瞎马，还想努力、努力，以过人的勤奋和勇气尝试成为拯救大明朝的英雄，但他不懂王侯将相真的有种，你一旦失败，他们就会彻底否定你，然后给你泼脏水。魏忠贤不死，大明朝何至于此。哈哈哈哈。我呸。

这就是中心化组织带来的问题。朱元璋、李世民、刘邦之后，皇帝的德性和能力实际并不能控制朝局，而阉党作为国家政治的一个变量，他会迅速的填补皇权旁落的真空地带。阉党、文官集团、地方割据形成一个帝国的三个足，只有三足鼎力，这个国家才能存在。想当年，何进要杀张让。王允不赦免李傕。

历史就像一块狼吃过羊后撒满鲜血的玄铁石，他冰冷而又血腥。中国的双通缩是从2016年3月耶伦宣布加息开始的。人类的近代史是源于突厥中心攻灭君士坦丁堡开始的。明朝的灭亡是从魏厂被人踩在脚下开始的。道德它只约束人，政治没有道德，国家没有道德，社会没有道德，或者说魏厂作威作福就是最大的道德，因为程序就是这么设计的。

崇祯皇帝向他的臣下乞饷，臣下说：没有。假如魏厂还在，崇祯皇帝需要乞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