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贾平凹在采访中说「如果村子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被拐卖要怪女人太好骗」这种话？
一、 言论的背景与贾平凹的意图（尝试理解，但不为辩护）：
首先，理解贾平凹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评价。一种可能的解读是，他试图反映和揭示中国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在人口结构失衡、性别比例悬殊下的严峻现实。
“村子不买媳妇就消亡”： 这句话直指中国农村面临的“娶妻难”问题。由于大量年轻男性外出务工，农村性别比例失调严重，导致适龄男性难以找到配偶，进而影响到家庭繁衍和村落的延续。他可能想通过这种极端化的表达，来强调问题的紧迫性和残酷性，引起社会对农村人口问题的关注。 “买媳妇”这个词，在某些语境下可能是一种俗语，指代的是一种由经济和彩礼驱动的婚姻模式，并非全然否定婚姻本身的价值，而是指向了其在现实中的变形。
“被拐卖要怪女人太好骗”： 这句话的指向性则更为明确，是将拐卖妇女的责任推卸给了受害者本人。 这种说法可能源于他对某些被拐妇女在特定情境下的“选择”或“被动”的观察，但这种观察方式无疑是模糊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界限，并且带有严重的受害者有罪论的倾向。 也许，贾平凹是想说，一些女性由于贫困、信息闭塞或缺乏社会经验，容易受到诱骗，但这绝不等于“被拐卖”的责任在于“好骗”。
二、 言论的严重问题与批评的焦点：
尽管可能存在理解贾平凹意图的空间，但其言论本身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严重问题，也因此招致了广泛的批评。
1. 受害者有罪论（Victim Blaming）：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批评。无论“买媳妇”还是“被拐卖”，都是社会问题，背后涉及复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原因。将责任完全或主要归咎于女性个体，尤其是将“被拐卖”归咎于女性“好骗”，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意和施暴行为，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和不公。 这种说法为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是对社会公义的挑战。
2. 物化女性与侮辱人格： “买媳妇”这一说法，即使是为了反映现实，也带有强烈的物化女性的意味。 它将女性视为可以被买卖的商品，而非拥有独立人格和权利的主体。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性别平等、尊重女性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种言论不仅是对女性尊严的践踏，也暴露了说话者潜在的性别歧视观念。
3. 简化复杂社会问题： 将农村人口危机和妇女拐卖问题简化为女性“好骗”或农村“买不到媳妇”，是一种对复杂社会现实的粗暴化处理。 它回避了对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的探讨，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教育资源不均、法律法规执行不力、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等。这种简化的论调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误导公众，加剧社会矛盾。
4. 负面的社会示范效应： 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贾平凹的言论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的这种言论可能会被一些人效仿，强化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性认知，并可能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造成心理上的打击。对于农村地区的女性来说，这更是可能加剧她们本已艰难的处境。
5. 缺乏同情心与人文关怀： 从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任何形式的拐卖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对受害者进行指责而非表达同情和支持，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冷漠和道德上的缺失。 尤其是在面对被拐卖的女性，她们往往是受尽折磨的受害者，需要的是社会的帮助和支持，而不是被贴上“好骗”的标签。
三、 从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的角度审视：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贾平凹的言论，即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文学的现实主义关怀与界限： 很多作家倾向于通过作品揭示社会黑暗面，这是文学的价值所在。贾平凹的作品以其对农村生活的深入描绘而著称，他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反映现实的残酷。然而，反映现实不等于可以以不负责任、甚至伤害性的方式来表达。 作家在进行社会批判时，仍然需要遵循基本的道德底线和社会公德。
言论的边界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言论不仅仅是个人观点，更可能被视为一种社会导向。因此，公共知识分子在表达观点时，理应更加审慎和负责，避免发表可能煽动歧视、加剧不公或伤害弱势群体的言论。
四、 总结评价：
总而言之，贾平凹在采访中关于“村子不买媳妇就消亡”和“被拐卖要怪女人太好骗”的言论，是极其不妥当的，并且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社会道义和人权角度来看， 他的言论将犯罪责任推卸给受害者，并带有强烈的性别歧视和物化女性的色彩，是对女性尊严的严重侮辱和对社会公义的挑战。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 这种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单化的说法，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反而可能加剧误解和对立。
尽管他可能意在揭示社会问题，但其表达方式和内容上的错误，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或社会现实反映的范畴，触碰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这种言论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也因此，对其的批评是必要且应当的。
我们期待的是，作家们在关注和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能够以更具人文关怀、更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表达，从而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是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推手。
网友意见
贾平凹之流其实是一群挺可悲的人，而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在这个采访中，他就表现了自己可恨的一面
说他们可悲的原因在于
他们这些作家
生于恶臭的环境之中
成为作家之后以写恶臭和鞭挞恶臭，寻找光明为出发点
然后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过去的那些恶臭逐渐越来越少
而新的问题第一不是他们的知识面所能触及的
第二不是他们的生活面所能经历的
所以他们的写作生涯还只能蜷缩在过去他们经历过的那些恶臭中
不断的在那些沉浮的恶臭中汲取影响
不断的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久而久之
他们与真实的文明社会越来越疏离
新时代文明社会的种种东西让他们陌生和紧张
过去的恶臭成了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和最鲜明的招牌
最后终于，他们和恶臭融为一体了
本该鞭挞恶臭的人
因着整个人类社会远离恶臭
而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开始美化恶臭，为恶臭寻找合理性
直至新社会中某一件极恶的事
跟他们过去经历的恶臭竟然是有相似性的
他们仿佛找到了自己梦中的故乡一样
开始褒扬那种恶
。。。
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
在时代与文明的进步中
他们像只屎壳郎一样始终专注于滚自己的屎球
而从未与时代共进步去提升自己的思维、良知和思想
大多数可悲的老人
都有这样的特点
怀念而褒扬流氓老炮儿的冯小刚
伸脚绊倒玩滑板车小孩的广场舞大爷
一屁股坐在女孩子身上的公交车大爷
都是在把过去的坏与恶，只因自己生存的时代是主色调，就想阐释为善与美的东西
并觉得整个现代社会应该接受他的人
出现了这些问题
唯一可表现出的迹象就是
这些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即使他们用秀下限的方式来宣誓自己的存在感
他们也与那些过去时代的丑与恶一样
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尽管他们手中那根又臭又长用以宣誓他们自己存在的搅屎棍
确实是又臭又长又与众不同
他们也不大可能因为这跟搅屎棍再获得社会的青睐了
可悲，可怜，亦可恨的
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又不愿意走，而始终想秀一下的人罢了
体现了贾平凹和贾樟柯的差距
--------------------------取消一些指向性攻击---------------------
唉，本来想抖个机灵就走了，但是看到一些激愤的答案我真是脑袋都疼起来了，有道是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你们断章取义看了一小段就这么激愤真的好吗？
我也不需要多用脑子，随便百度一下就能搜出这样的东西：
长江商报：《极花》取材于拐卖妇女事件。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您写作时压抑了最初的愤懑，转而选择温和的同情，并没有简单的批判。这种感情的变化又是怎么完成的？
贾平凹：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确实有很多感受。我平常不怎么进城，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农民的记忆还是比较重的。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这个是十年前发生在我的一个老乡身上的事，当时解救时，我多少参与过。那时，我对这件事极愤懑。过了十年，我去了许多偏远乡下，看到那里的衰败，想到十年前的那件事，就以拐卖妇女为切入口写了《极花》，面对乡下这种现实，我不知道该对谁去愤怒，该批判什么，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悲凉。
长江商报：您以往的作品展现了乡村生活的热闹与人情关系密如蛛网的复杂世界，但是《极花》所展示的乡村生活却是日趋封闭的，人物关系也相对简单。这种叙述结构是否符合您写作的初衷？
贾平凹：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主要想通过以拐卖人口作为切入口，来表现农村最底层的这群人的生活。《极花》的写法与以往不同，它是有意区别于以往，也是其内容决定的，因为它是一个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情节又相对简单的故事，而我又不愿仅仅写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所以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最开始写《极花》时，也想写成一个线型结构，后来写着就写成一团，有意地就以第一人称去写胡蝶在被拐卖到的村子里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这种唠唠叨叨的给人诉说的叙述方法，以前我很少运用过。
长江商报：您原以为小说要写40万字，结果写15万字就收笔了。读完后感觉故事的结尾其实也是另一个开头。从逃回城市到重回拐卖地，胡蝶的内心应该还会经历剧烈的挣扎，但是故事就这样结束。为什么不接着写呢？
贾平凹：是的，你说得对。结尾也是另一个开头，当下的乡村现实，我是无解的，或许走城市化道路是农村的最后出路。面对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去兴奋还是该去悲哀，我作为从乡下走出来的人，有着农民基因的人，我心里是一种痛，这种痛是隐痛，是无法说出来的痛。《极花》原本可以写另一种结构，正是有这一种考虑才处理成现在的结尾，而又大大缩减了字数。
关于乡土思考在这两难之间写那种说不出也说不清的痛
长江商报：关于被拐妇女重回被拐卖地，甚至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大爱故事。有网友说，如果说过去10年里，郜艳敏、阿霞还可以在某种叙事技巧之下，被演绎成大爱无疆，现在已经不行了。您对这样的现象怎么评判？
贾平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一定要看到社会的、人性的深处的东西。比如，《极花》中的胡蝶，她被拐卖，她被认同，她最后又回到被拐卖地，都是一种悲哀，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悲哀反思社会的、人性的东西。
长江商报：小说的后记里记录了您对乡村处境的一些思考。您但凡有长篇作品问世，就会写后记。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习惯？
贾平凹：这十几年才有很多人注意和研究我的后记。我写后记是从写长篇就开始的，那时候文学界新思潮很多，社会都是追逐新奇的东西，我的一些所思所想没人理会，干脆我就写成后记，它一方面记下我写那部作品的情况，一方面记下那一时期我的思考，包括对时代社会的看法，包括写作时的想法。还有一点，就是我给自己鼓劲。
长江商报：您曾说过，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的社会很复杂，但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在日渐萎缩。您觉得未来的乡土文学会日渐凋零吗？
贾平凹：中国的乡土文学有鲁迅式的，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式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乡土文学中批判的成分多，也曾遭受过一些质疑和批评。这十多年来，我走了相当多荒芜的村庄。面对这种情况，已经不是肯定与否定、保守与激进的问题，写什么都难，写什么都不对，两难呀。我慌张，无语，举了长矛要找敌人，不知道谁是敌人，是祥林嫂想给谁诉说，又似乎没有谁肯听诉说。我在这两难之间写那种说不出来也说不清的痛，这种痛是失恋了的人看到别人的婚车，失孤的人看到别人的孩子那种感觉。未来的中国乡土文学会日渐凋零而消亡的，时间终止于什么时候，这我不知道。
这段话你又能挑出什么大男子主义的东西来？还是说贾平凹精神分裂，不被人“故意诱导”就说不出那种话来？
要不要干脆找全文出来看看？
《极花》以近年来轰动社会的妇女拐卖为主题，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在讲述女孩胡蝶遭遇的同时，也关注农村男性婚姻问题。贾平凹介绍，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是10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被解救回来之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被拐卖的地方。在该书后记中，贾平凹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贾平凹称：“《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正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小说的结尾，被拐卖的女孩最终选择回到乡村，记者联想到去年曾轰动一时的“郜艳敏事件”。问及为何会这样安排，是否担心公众以所谓“正义”的标尺度量这个结局，贾平凹说：“我把胡蝶又写回乡村，实际上这是一个轮回，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未来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这是把结尾基本是当开头来写，这个故事写完了，下一个故事又要开始了。”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在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些截图的最后面的一段话是这样子的：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在谈一个作品，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才没有心情来管你家的什么女权问题，因为人家看到的社会现实比你蹲在城市里看到的要残酷黑暗深沉的多，你们只是坐在城市里看着新闻报道愤懑，在用逻辑和道理分析着世界，人家是从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滚出来的，用眼睛和感情在感受着社会。他在履行一个作家的历史使命，把一个时代最黑暗最残酷的地方记录下来给后人看！
与之相比，你们不管是格局还是见识，都太弱，太少了，陈老刚刚去了，你们转头就把炮火轰向了贾平凹，你们是真觉得西北文学无人了，可以任人欺负了，还是觉得自己真的堪得起批评一个文学大师的基础素养了？就算你觉得大师人人可批评——
起码，你先去把事情搞清楚再说好吗？
--------------------------------------------原答案------------------------------------
你们眼里的农村，大概是这样的
而贾平凹口中的农村，
是这样的
中国近现代乡村文学，无数的乡土男作家都写过对故乡的情愫与情怀，其中还不乏写成大家的；但似乎很少有女作家爱写乡村，写对乡村的深厚感情的。即使有萧红，丁玲等辈，其笔下的乡村则带着无穷无尽的寒冷和萧索的基调，作者的笔触也带有更多的批判。我还记得儿时读《呼兰河传》里那个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被毒打，生病后被按进滚开的水里，死了，这一段给我留的印象很深。此外，乡土男作家对女性的赞美更多像是一种对自己所有的美好的物品的赞美与凝视，就像赞美勤劳的老牛一样，但似乎忽略了她们的主体性。《平凡的世界》里田晓霞，贺秀莲都死了。“她的贤惠，她的忠诚，她的淳朴使她身上放射着中国传统妇女美丽的光彩。然而这个默默付出的女人，却没有机会享受生活，在奋斗多年苦尽甘来的时候，却因过度劳累患上了肺癌，为这个家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全部。”
乡村的生产结构和意识形态，还是以父权制为主要特征的，在这里女性更难找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父权制的规则及其弊端在我国的公共政策中，极少被意识到和纠正。它诞生于古老的农业社会。而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土地管理是双重管理结构：一重是国家管理机构，即相当一部分的管理权力掌握在国家手里，由国家来确认农村土地的性质、使用方式、承包的单位和时间、征地补偿标准以及土地的退出等公共政策，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内涵是以“户”为土地使用单位。 农地按照人口的“平均分配”和宅基地的“一户一宅” ，都力图体现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原则。所以尽管土地承包以来，男女同等享有耕地分配权利是规定好的，但是由于对于性别的盲视，存在着政策漏洞，如没有详细规定一户一宅必须男女平等，给家庭父权制留下漏洞。因为按照乡土社会父权制 的运作逻辑，只有男性在本村结婚娶妻，才有资格形成一户拥有一宅，女性结婚根本不能在娘家村落户，没有一户的资格，不能获得一宅， 当父权制文化与一户一宅的政策相结合就发生了化学变化，在农村宅基地的无偿分配中，就有了性别取向———只给儿子不给女儿。女性从来都不是不够勤劳、做的社会贡献不够大的问题，而是，她们被驯化了，没有话语权，又不想发声，所以她们的劳动成果被剥夺的问题。
复旦大学的教授梁永安讲到过：在这一百多年来，女性的发展比男性快。关键的因素是城市化。因为女性对城市化的接受比男性要好得多。比如常见电影中，一对男女进城后，女性飞速地投入城市生活，急切地想要获得城市身份；而男性的乡土情结、朴素的生活观念仍然很执着，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很深的痛苦和不适应。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分工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女性提供了适宜的就业岗位,从而为她们的消费活动打下了基础。随着女性消费能力的增强和消费空间的扩展,城市中的消费场所开始刻意迎合女性,社会中下层的女性消费群体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父权制的生产方式，塑造了新的更为灵活的性别分工模式，突破了父权制婚姻模式对于女性的束缚，增强了女性对于家庭收入和财产的支配权，进一步促进了两性平等。
原答案只是整合了一些现有的观察和性别观点，论述上的确不够严谨，不能以偏概全。感谢各位指出不足，修改了一些不当之处。女性乡土写作往往被文学研究界所忽略，应当看到，女性乡土写作对于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它包含着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和建构女性文化的价值和内涵，也承载着总结中国乡土经验的历史责任。虽然不能断然将男女作家划分为两个研究群落，但对女性乡土写作的关注，对于发掘探寻历史的另一种眼光、模式、结论具有积极意义。结合这个回答，做了一些相关资料检索补充，附上参考文献：
《性别视阈中的百年乡土文学》郑斯扬 中国妇女报 2018年1月
《土地性别矛盾与乡村治理探究》 李慧英 《学习与探索》2016年 第12期
《当代农村家庭形式变异中的父权延续--基于浙北M村“两边开门”现象的考察》莫艳清 熊万胜 《理论观察》 (理论观察)2016年 第2期
首先说清楚，我并不喜欢贾平凹的作品，他的作品格局很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意思，看上两本就挺没劲的。
但是我并不准备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判他。站在道德高地批判一个人，固然容易得多，却也很容易被人无视掉——道德高地那么冷呢。
贾平凹先生的毛病，跟当代中国大部分作家的毛病是一样的——搞不懂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搞不懂自己究竟在经历着什么，搞不懂身边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搞不懂这些变化为什么发生，抓起笔稀里糊涂的写，莫名其妙的得罪人，情怀是自我的，共鸣是稀少的，观点是落伍的，笔触是片面的，因此其文字自然是疏离的，当代文学肯定就是衰败的。
《废都》也好，《秦腔》也罢，表达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描绘的并不是大多数人感受到的生活，既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见微知著，现在大多数人看了不疼不痒，说这些作品平庸都是夸奖，准确的说应该是拙劣。
说回这次采访中的奇谈怪论来，贾平凹先生恐怕已经搞不明白了，这个时代重点要强调的不是村子的存续，而是每个人的人权，是法制，是每个人公平自由的发展。他搞不懂而已，没搞清楚轻重缓急而已。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搞不清楚自己身处的时代”这个问题，对于以前的作家并不是一个很严重很紧迫的问题。以前的岁月悠闲而缓慢，不大可能出现一夜之间就落伍的情况。
我们这个时代，迅速变化而显得光怪陆离。昨天还是村子，今天已经是高楼大厦。村民们想尽一切办法多获得拆迁款，对村头的老黄葛树、村外的小河一丁点眷恋都没有。唯独远在天边的某个莫名其妙的作家在叽叽歪歪，没人听他的，也没有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这里是拉萨的柳梧新区。我刚来拉萨的时候还是一个村子，只有一条土路跟拉萨市区连接。那里以前是一片柳树林，里面有很多知了猴，我跑去挖过。挖回来油炸，非常香。前几天刚去找了，柳树没剩下几颗，挖了挖，连一根知了毛都没找到。
我要是贾平凹，我就会喟叹，知了猴没了。可是我不会，他是个66岁的老头子，我是个36岁的中年人。
这里是西子湖畔、白堤尽头的蒋经国故居，里面堂而皇之的开着金拱门餐厅和美人鱼咖啡馆。前几天也刚去了，一点金粉世家的感觉没找到，倒是旁边的熊孩子一点都不含糊。
我要是蒋经国，我肯定会愤慨，这么雅致的场所，怎么能拿来开平民餐厅？可是我不是，蒋经国的骨头都能拿来敲鼓了，我还活着。
就像溥仪回故宫被收门票一样，“我回我自己家还要钱？”真的要钱，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往日之中国。
中国就像一头刚刚醒来的巨兽，关节、肌肉乃至于骨头缝里，都在嘎巴嘎巴响。它蹲伏，起身，梦想着奔跑，正如一场雪崩，气势磅礴势不可挡。
贾平凹身为这场雪崩中的一片雪花，搞不清楚这场雪崩将要冲向哪里，是正常的，他是个普通人而已。
贾平凹作为这场雪崩中一种名叫“作家”的雪花，搞不懂雪崩要冲向哪里，冲毁什么，创造什么，最终在哪里停下来，却是个严重的问题。
我所爱之中国，是一头鲜活的巨兽，不可能像个标本一样静悄悄的摆在那里供你赏玩。你要是搞不懂它，你就不要当个作家。解决之道只有两种，要么闭嘴当一片无知的雪花，要么搞懂它。
这是上海自然博物馆里面一头狮子的标本，表情吊诡，仿佛在嘲笑妄图通过标本了解狮子这种动物的人。
贾平凹先生自然可以抱着他自己的标本欣赏把玩，他毕竟是个66岁的老人，他有权力泥古不化。
所以他不是作家，他是个“退休作家”。
而我们不行，中国需要记录这个时代的人，这些人将要成为中国这个国家的灵魂，我们不能搞不懂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降低姿态，拔高身段。
俯下身子，与劳动者一起劳动，与管理者一起管理，与生意人一起吆喝，与喧嚣者一起喧嚣。不要躲在象牙塔里把玩标本，不要怀念着自己的过去；
抬起头来，看这片光怪陆离，看这些风起云涌，看这场天翻地覆。
如此这般，恐怕就很难闹这种为了一个村子葬送一个人的笑话了吧。与贾平凹先生共勉。
当你觉得，上海欠了你一个户口，李嘉诚欠了你一笔钱，村里承包户欠了你鱼或者水果时，这个社会欠了光棍村一些老婆，不是顺理成章的吗？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次“公平”中，是你拿了别人东西，还是别人拿了你东西。要讲道理？当你有我没有的时候，道理我可以给你现编一个。什么，我们穷村的补贴是你们富村的税？那我们为什么还比你们穷呢？明摆着你们的富有是我们的钱堆出来的。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在你鱼塘里捞点鱼怎么啦，你们想独立吗？何况往上数三代这鱼塘也不是你的。你们富村的女儿，最看不起我们穷村，个个都是坏女人，所以被骗来也是活该。对，这就是理由，理直气壮的。
我最喜欢的三部韩国电影之一，叫《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
一个农村妇女，受到整个岛上的人的奸淫，欺压，殴打。警察，闺蜜，妓女都救不了她。自己的女儿，也被她的丈夫诱奸。
于是她把整个岛上的人都杀了。
这个结局挺好的
这么臭的村子，有存在的必要么？消亡，请（无慈悲）
等他女儿被拐了再来说这句话
贾平凹之流居然还口口声声说要揭露城乡问题么？好！我们就来看看真实的情况。
………………………………
这种偏远的农村，始终保持几百年以来的小农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是那种男尊女卑的最传统方式，女性就是发泄性欲，生育孩子操劳家务的工具，着奴隶一样的生活。所谓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只是某些人的意淫。
由于女性地位低下，那里的家庭普遍不愿意抚养女孩，现代医疗设备更是让家庭可以直接选择堕胎！
即使生育下来，女性侥幸长大成人，她们也不愿意在嫁在当地受压迫。她们的父母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在当地受苦。于是在家庭的帮助下，远嫁外地。
现在问题来了，当地男人娶不到媳妇，怎么办？
第一条出路，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接受严格的劳动纪律。这对对他们来说太苦了。传统农业只有在农忙季节忙一阵子，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清闲的。虽然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温饱还是不成问题的，要比外出打工安逸的多，当地男人不愿意出这个力。
第二条出路，发展当地经济。由于地理过于偏僻，不但要担很大的经济风险，而且要付出更大精力和力气，他们更不愿意干。
经济上无法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就要动歪脑筋了。
第三条出路，强娶别人家女子。但是，人家父母兄弟就在身边，会引起械斗，代价太大，也行不通。
第四条出路，拐卖外地妇女。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公安系统执法不便，拐进来的女性也很难逃走。由于这种村落的家庭普遍需要拐卖妇女以繁衍后代，他们之间相互包庇，共同对抗公安系统执法，共同防止被拐卖妇女逃走。
是的，这是一个邪恶的乡村。
这些村落选择拐卖妇女是经过一番权衡的。要知道买媳妇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村民不用这笔钱去外面闯，也不发发展当地经济，因为他们知道，得益于公安系统的渎职，买媳妇最划算。
买来的媳妇当然不愿意在这里沦为生育工具了，那就强奸殴打威胁，强迫她们生下孩子。
一旦生下孩子，女性为了孩子往往忍辱下去，母性成为这些乡村控制被拐卖妇女的最有效工具。
……………………………
你们不是要真相么？这就是真相。
贾平凹写极花为什么要从女性视角写，因为从乡村的视角写很容易就暴露真相。
我曾经生活过的的农村，过去也很苦，现在也很困难。成年男女劳动力普遍外出打工，乡村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社会问题一大堆。
但是，没有拐卖妇女的情况！这是因为人们思想普遍开化，不能接受这种邪恶的方式。大约十来年前，也曾经有家庭买外地媳妇的事，但是公安很快就查了，从此再无类似的事。(关键在于平原地区公安好执法，没人敢犯事)
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和农民工都是这样，他她们为了生存，背井离乡，用劳动谋生。有很多当地男子迎娶外地女农民工的的，也有当地女子嫁给外地男农民工的，但这都是自由的结合。
大家都知道，由于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也无法落户，农村社会问题很多。但只要不是拐卖妇女，这些问题都属于经济问题范畴，都可以解决，都存在希望解决。
贾平凹所描述的山区农村，在全国属于极少数。中国几亿农民工，他们都有家乡，初了贾平凹老家，你看哪个乡村道德沦丧到拐卖妇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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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加强执法力度，不仅贩卖人口要判重罪，购买人口也要判重罪。强奸 凌辱 殴打 拘禁 阻挠执法 ，没有一项不是重罪的。
不能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要用法律的方法让这些村民不敢买媳妇，让他们被迫走出乡村，改变当地风俗。只有这样，这种乡村才能重生。
立论
鲁迅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彩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
Hehe！he，hehehehe！’”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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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完成了高中教育，就一定听过著名的西北农村文化作家：贾平凹。
他在《废都》、《秦腔》中展现出来对荒诞人性的刻画，让他声名鹊起，不仅荣获国内各种文学奖，更是让他当上了省作家协会一把手、中国作家协会二把手。
哪怕她的女儿，贾浅浅，写出来的尿体诗，让外界怀疑她在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的职称，是因为父亲的关系而得来，引发的社会关注声浪，也没有今天这么大。
如果不是因为江苏省某地，在虎年春节前后，爆发出了数亿人围观的重大社会事件，贾平凹在2016年出版的新书《极花》，以及他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问答的内容，不会沉渣泛起，再度引发我们的强烈关注。
《极花》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
一个从农村进城的女孩胡蝶，在她的城市梦想还没有展开时，就被人口贩子诱骗到了西北某省深山里的圪梁村。
起初，她对圪梁村极尽鄙夷，常常在窑里肆意破坏物件，对买主男人恶言相向、百般讥讽，坚决拒绝与之同房，每天在墙上刻道，心心念念着要回到城市，伺机想要逃跑。
但是，随着孩子的孕育、出生，与强奸她的男人日久生情，与村民接触交往增多，她的反抗意识慢慢被腐蚀，越来越屈从于既定处境，对男人及其家人的态度渐趋温和，感情升温，主动融入当地生活，甚至进行自我思想的剖析和奴化，将对现状的不满归因于内心对男人、圪梁村的「不爱」和自己「心太大」。
小说中的女主角胡蝶，最终完成了思想上的「接纳」，找到了「情感归宿」。
贾平凹通过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不够，在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时，进一步阐释了创作的初衷。
贾平凹：作家是男性，也有男性的视角……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胡蝶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法了解的。
北青报：你有和被拐卖的女人接触过吗？
贾平凹：这个用不着我和这个女人接触，别人和我讲过这个女孩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当事人带有自己的义愤。作为局外人，可能能更客观一些。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责任。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北青报：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
贾平凹：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
《极花》整部作品传递出来的思想，充满着对大西北地区典型的圪梁村农民的同情，哪怕他们从人口贩子手里，把被欺骗过来的外地女孩，买了下来，拘禁、威胁、强迫同房、生育。
在贾平凹的笔下，男主角一家意识不到是在犯罪，人性丧失，反而是为了维持宗族和农村的香火延续，是有着朴素、崇高的人性，对被骗的胡蝶尚存最后一丝关怀，被作家升华成为了胡蝶最后「良心发现」、情感归宿的动力、催化剂。
2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乡土作家，作品早就从农村受众走向了大众文学读者的作家，为何在人类文明之轮驶入2016年，还要写出这样一部作品？
在贾平凹的记忆里，他从小在这片土地上成长，一草一木、一村一农，他都能解读出人性和岁月的深意出来。
在他刻骨的情怀里，乡愁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家老小挤在炕上、围着小桌吃饭、热热闹闹的炊烟下，充满了淳朴的西北农村的人情味……
他为什么看不到终日劳作、任劳任怨的母亲和妻子？
吃饭上不了桌、被丈夫辱骂和殴打成为家常便饭、沦为了生育机器的女性，
家中无子就被乡村恶霸欺凌、无处申冤、势单力孤的小家庭，
长幼尊卑有序、宗族规矩繁多、对下一代强迫和控制的巨婴父母……
在贾平凹的《极花》里，统统看不见，仿佛从来没有在那片土地上存在过一样。
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一部分乡土作家，从写农村人的故事而声名鹊起，以至于大西北的农村图景，成为了他创造的素材源泉、精神上把玩围观的盆景，声望和名气的载体。
所以，他从内心深处将自己和大西北的农村绑定在一起，如果这些农村消亡了，代表了他的创造时代和小说作品的消亡，代表了他的精神世界的崩塌。
哪怕在他笔下的农村，各个角落里，都充斥着落后、封建、野蛮、暴力和犯罪，也不妨碍成为他心中的世外桃源、田园牧歌，是需要外界理解的，是需要作家来歌颂的。
对他来说，被压迫的妻子和母亲、被遗弃的女婴、没有受过教育而被迫接受苦难为文化秩序的人，只是这片热土上朦胧的剪影，身影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于乡土作家文字构造的图景之中。
贾平凹依靠农村素材而成就知名小说，事实上成为了乡村道德体系的书写者、传递者、既得利益者。
他高高在上，俯视着农村里的一切，生活在乡村壳子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都应该为他的创作服务。
至于生活在这套壳子里，每一个有血有肉、生来就天真淳朴的小生命，天性会在将来如何被塑造、压制、绑定，肉体会如何被轻贱、交易和视作工具，他是完全不关心的。
他常住西安，遥望再也不会回去生活的西北农村，却一直打着同情农民、同情女性的幌子，不仅希望农村女孩，更希望城市女性，按照《极花》的构想，永远禁锢在穷山恶水中，在封建糟粕的吃人仪轨里，传宗接代、完成一代又一代的轮回。
贾平凹自己，生活在现代城市，不愿意将现代文明的好处，让农民、乡村分享，而宁愿远远地观望，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喟叹落后农村的原始之美，却对他笔下农村深处血腥、残酷的人际压迫，视而不见。
如果如此乡村里的男人们，由于贫困、野蛮和落后，在女娃小的时候轻贱、遗弃，等到想要娶妻成家的时候却找不到媳妇，读过书见过世面的女孩远赴他乡的大城市，导致村庄人丁萧条，在岁月里的年轮下逐渐凋零，他是看不下去的。
他不和正常人一样，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必然发展趋势，却认为是对于乡村的背叛。
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说白了，他不关心这片土地上女人的命运，不关心文明、法治等现代元素为何无法普照这片土地，只在乎这个农村、农村里的男人们，以及盘旋在农村上空的封建糟粕、宗族规则。
只要能够留住农村，别说是买外地媳妇，哪怕就是让女人成为他们传宗接代的子宫工具，绑架在这片黄土地上一辈子不得自由，又有何妨呢？
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妻子，而是一件附属品工具，是一个会行走的子宫，一个任劳任怨的女奴，一个毫无人格和自尊的物件。
正如他们窑洞里的任何一件农具一样。
在《极花》小说中，他不仅将被骗的胡蝶，归罪于她自己：你不需要怪她吗？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更要把她树立为反面人物，结尾以她心灵忏悔、回归圪梁村、找到人生归宿来为他的创作初衷，换上圆满的句号。
是啊，广大的读者们，连你们眼中被诈骗、被强迫、被生育的女主角，都良心发现，回归那片黄土地了，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谴责这里的落后、暴力、犯罪呢？
你们都应该向这片土地里发生的一切，脱帽致敬。
这就是贾平凹在《极花》中传递出来的中心思想。
3
古语讲，一个有文化的人，应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什么？因为：
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
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
但凡有悲悯之心，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有法治文明的底线，都一眼就判断出来：《极花》中女主角胡蝶遭遇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其人生被人口贩子、农村买家，给彻底地改变、毁灭了。
换做是一个正常的作家、文艺工作者，手上碰到了女孩被诈骗、被拐卖、被拘禁的新闻素材、田间故事，如果有良知，他可以预设很多种结局，通过主角人物的不同抉择，来表达对落后、野蛮、犯罪的无声控诉，给读者、观众们向上、向前的希望。
他可以写：胡蝶带着孩子们，在无声的黑夜里，独自远走高飞，誓死要离开枷锁，获得新生；
他可以写：胡蝶的良知未泯，天性尚存，绝对不向黑恶势力妥协，最终在一尺白绫下选择安静地自尽，控诉遭遇到的黑暗；
他可以写：胡蝶坚贞不屈、一直相信家人在寻找自己、公权力机关在奔走破案，最终坏人得以严惩，她获得了自由；
他可以写：胡蝶逃离深山之后，最终无法融入原生家庭和城市生活，传给了行尸走肉，甚至患上了精神类疾病，无奈只能返回乡村，麻木地活下去……
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唯独选择了最不可思议的结局：胡蝶自我忏悔、良心发现，悔恨自己错怪了买主男人、冤枉了圪梁村这片土地，最终投向了他们的怀抱！
在他的笔下，一心向往城市美好生活、渴望现代文明的天真女孩，用自己的心路历程，昭告天下、面向所有正在读这本书的女性读者：哪怕被拐卖、被强暴过，经历过暗无天日的被拘禁生活，我们最终也要原谅他们，理解他们，心怀向往地接纳曾经强暴她、凌辱她、拘禁她，将她视为生育工具的人、农村、土地，哪怕对施暴者产生了依赖与爱意，也不为过。
如果天总也不亮，那就摸黑过生活；
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别去照亮别人。
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鲁迅说过：
悲剧，是将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亲自毁灭给读者看。
贾平凹在《极花》中，把美好毁灭之后，不仅不希望世人警醒并反思，反而通过他的笔锋，大肆宣称：这才是美好的最终归宿，并自鸣得意，不以为耻。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作家的基本良知，只看到一个旧时代乡土文化的既得利益者，枉顾现代文明和法治，枉顾每一个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泣血长歌，鼓吹落后的、野蛮的、犯罪的封建糟粕。
与他同样落笔于大西北农村的作家路遥，在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小说中，也深刻描绘了这片土地上的落后、荒谬，但是重点描绘了男女主角们，在落后和现代、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挣扎，最终向着文明、人性、进步的时代方向，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写下注脚。
我劝你不要看《极花》。
全篇流露出贾平凹与生俱来、灵魂深处的封建男权顽症，不可抹杀、难以修复，让人觉得无限悲凉。
属于贾平凹的时代早就过去。
逆文明、向落后，把玩着那套封建乡土糟粕文化的盆景，自娱自乐还不够，非要写小说来满大街兜售。
这种作家，早就应该被岁月的长河，冲刷到历史的垃圾堆里，永不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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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公号的名字读音是：青驿（yi），第二个字发音是：驿站的驿
最近刚想说这个问题，没想到就看到了，写占了坑，有空来写。
@刘镇锐 的回答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村庄的消亡”尽管不意味着“组成村庄的人的消亡”，但是意味着“因村庄存续而得利”群体的消亡。这个群体就是所谓的“乡贤”。
这恐怕也很好地解释了一些人“过分赞美”“过分执着于”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组织方式的原因。
这一批人不死，中国难以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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