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有在哪些方面受到罗马或拜占庭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一个曾经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其崛起与绵延千年，深刻地受到了其前身，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延续）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奥斯曼人在吸收、改造和融合中，为自身帝国构建政治、社会、文化和军事体系的基石。

政治与行政体系：继承与重塑的智慧

奥斯曼帝国在早期就展现出对拜占庭行政结构的精明汲取。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虽然标志着拜占庭的终结，却也为奥斯曼人提供了近在咫尺的、成熟的政治运作模式。

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拜占庭帝国历经千年，建立了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奥斯曼苏丹，尤其是穆罕默德二世，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立即着手建立以他为中心的集权统治。他们沿用了拜占庭式的官僚层级，例如“维齐尔”（Vizier）这一职位，其权力运作和职责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拜占庭大维齐尔的模式。奥斯曼帝国也继承了拜占庭通过层层任命和考核来维系官僚效率的思路。
税收与财政管理：拜占庭帝国拥有详尽的土地登记和税收制度，以确保国家财政的稳定。奥斯曼人将其征服的土地进行重新登记，并沿用了许多拜占庭式的税收原则和征收方式，例如土地税、人头税等。这种对现有财政体系的继承，使得奥斯曼帝国在早期能够迅速稳定经济，并为军事扩张提供资金支持。
法律体系的参考：拜占庭帝国以查士丁尼法典为代表，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虽然奥斯曼帝国最终以伊斯兰法（Sharia）为主导，但在实际运作中，尤其是涉及民事和商业领域，拜占庭法律中的一些原则和惯例，例如契约、财产继承等方面，仍然为奥斯曼的法官和行政官员提供了参考。一些学者认为，奥斯曼早期的法律发展，在处理非穆斯林社群（Millet）的内部事务时，更是间接或直接地保留了拜占庭的一些法律传统。
首都的选址与象征意义：征服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政治象征。奥斯曼人不仅继承了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首都，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君士坦丁堡作为“世界之都”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苏丹将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的心脏，仿效拜占庭皇帝的模式，在那里建立皇宫（托普卡帕宫），修建宏伟的清真寺，并以此来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延续性。

军事与防御：借鉴与超越的战术

拜占庭帝国以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精锐的军队闻名。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方面，既有吸收，也有创新。

防御工事的设计：君士坦丁堡宏伟的城墙，特别是狄奥多西城墙，是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防御工事之一。奥斯曼人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对于这些城墙的结构和防御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也进行了改造和增建，但其早期在其他城市的防御工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拜占庭城墙的设计理念，例如多层防御、壕沟等。
军事组织与纪律：拜占庭军队以其纪律性和组织性著称，尽管在后期有所衰落。奥斯曼的早期军队，如著名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虽然是源于“德夫希尔梅”（Devshirme）制度，其选拔和训练的方式是奥斯曼独创，但其作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的常备军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拜占庭的精锐部队有所呼应。
战略战术的思考：拜占庭帝国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经验，尤其是在面对各种敌人时。奥斯曼的军事领袖们，在与拜占庭的长期交锋中，不可能不学习对方的作战方式。尽管具体细节难以考证，但可以推测，奥斯曼人在围攻战术、攻城器械的使用等方面，在与拜占庭的长期对抗中，必然有所学习和改进。

文化与宗教：融合与转化的艺术

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可能是奥斯曼帝国最深刻的“拜占庭印记”。

东正教社区的管理：拜占庭帝国是东正教的中心，其政教合一的模式深刻影响了拜占庭社会。奥斯曼征服后，虽然将其统治建立在伊斯兰教之上，但并未强制改变东正教徒的信仰。相反，他们沿用了拜占庭帝国管理多民族、多宗教的“米利特”（Millet）制度的雏形，承认东正教会在其内部事务上的自治权，允许其保留自己的教会、学校和法律。这种包容性，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多元化传统。
艺术与建筑的借鉴：拜占庭艺术以其辉煌的马赛克、精美的圣像画和宏伟的教堂建筑闻名。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工匠们进入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拜占庭建筑的巅峰之作，深深地影响了奥斯曼的建筑风格。圣索菲亚大教堂在被改建为清真寺后，其巨大的穹顶、内部的装饰（虽然大部分拜占庭壁画被覆盖，但仍有部分保留或被巧妙地融入）为奥斯曼的建筑师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灵感。后来的奥斯曼清真寺，例如蓝色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虽然带有明显的伊斯兰特征，但在穹顶结构、空间布局以及一些装饰细节上，都能看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子。马赛克艺术的技法，虽然在伊斯兰教不鼓励偶像崇拜的背景下有所限制，但在一些宫殿和陵墓的装饰中，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精湛工艺。
语言与文学：希腊语作为拜占庭的官方语言，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早期，在一些行政和文化领域，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尤其是在希腊人聚居的地区。虽然土耳其语最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语言，但其语言体系中，确实吸收了大量的希腊语词汇，尤其是在一些哲学、宗教、法律以及科学术语方面。此外，一些拜占庭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神话传说，可能也以某种方式融入了奥斯曼的文化语境。
宫廷礼仪与生活方式：拜占庭皇室以其繁复的礼仪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著称。奥斯曼苏丹的宫廷，在建立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后，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宫廷文化。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拜占庭宫廷文化的影响，例如对于仪式的重视、服装的讲究、以及与外国使节交往的礼节。

总而言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对前代文明，尤其是拜占庭文明的深刻理解和改造之上。这种影响是多层面、系统性的，从国家治理的宏观架构，到社会生活的微观细节，拜占庭的遗产在奥斯曼帝国的新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塑造了奥斯曼帝国独特的文明特质。

网友意见

在16世纪奥斯曼与波斯对抗的大背景下，奥斯曼的一些作者开始用罗马和萨珊波斯对抗的历史来论证自己相对于波斯的优越性。比如古兰经中有这么一段：

罗马人已败北于最近的地方。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于数年之间。以前和以后，凡事归真主主持。在那日，信道的人将要欢喜。在那日﹐信道的人将要欢喜。这是由于真主的援助，他援助他所意欲者。他确是万能的，确是至慈的。真主应许他们胜利，真主并不爽约，但人们大半不知道。^[1]

这一段的背景是这样的

当罗马在叙利亚、埃及、也门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领地相继丢失的时候，麦加的贵族们预言，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将拥有全世界，而基督教将随着拜占廷帝国而消亡。麦加人到处宣传，制造罗马人和基督教必败的社会舆论，真主降示了启示，对他们的妄加猜测给予嘲笑······基督教学者们对《古兰经》这段经文的评论说：这是穆罕默德（先知穆圣）的猜测，表达了他个人对波斯人的不满，而且在麦加社会中打赌，标新立异，吸引人们的注意。真主启示的预言对当时穆斯林的处境极为重要，伊斯兰在麦加不信道者压迫下，力量薄弱，而真主启示的预言证明《古兰经》是真主降示的奇迹，教导人们相信﹐天下大事都由真主掌管﹐因为真主只“援助他所意欲的人”。历史的事实是，过几年之后，罗马人转败为胜，最后彻底击败波斯帝国。^[2]

这一段经文被16世纪的奥斯曼作家当作罗马国将永世长存的论据，也被拿来论证伊斯兰正道已经转移到了罗马。在一篇献给塞利姆一世的文章中，引用了这么一段传说：希拉克略秘密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的经典传说），而波斯沙阿直球拒绝，撕毁了先知劝其皈依的书信。先知因此为罗马人祈祷：“愿真主让他们的王国延续到时间尽头”，而诅咒波斯人“愿真主烧毁他们的王国，永远不归还给他们”。在15，16世纪奥斯曼苏菲思想的观念中，这段“历史”就是罗马历史上就比波斯更清真的证据。比如在 Sarı Saltuk 于1480年献给杰姆王子的一篇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穆斯林们！一切的恶行与压迫都来自于波斯 (Acem) 与巴比伦 (Babil)，而所有的先知都来自于阿拉伯。直到末日，恶棍将继续自波斯而来。他们是不吉祥的民族。并且，我们的先知诅咒了东方。而罗马人是和谐的民族 (sulh taifedür)，他们确是忠诚的。^[3]

参考

^ 马坚译本，第三十章
^ 马坚译本中插入的 Shaykh Muhammad Al-Ghazali 所作的导读
^ Caliphate Redefined: The Mystical Turn in Ottoman Political Thought，P248

早期的奥斯曼执着于经略巴尔干，而对同文同种的小亚内陆不屑一顾，即使是实际吞下去的领土都能主动吐出来。

原因就是这些突厥小国不够“拜占庭化”，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之前无论是塞尔柱还是伊儿汗国，很大程度上都选择波斯化，但是只有在他们强盛时期才可以控制小亚。

而自由散漫的突厥贝伊国没有受到太多中东传统文明的浸染，甚至伊斯兰信仰也不正宗，他们始终抗拒强大的中央政权，所以它们也无法成为小亚细亚的统治者。

直到安卡拉之战后，因为关乎国本的问题，奥斯曼才逐步摆脱拜占庭的影响，而不是全盘接受。

东罗马作家尼塞塔·柯尼亚特所撰的编年史《O city of Byzantium》记载，

科穆宁王朝安德罗尼卡一世的兄长John Tzelepes Komnenos改宗伊斯兰并且娶了罗姆苏丹的女儿。

根据穆罕默德二世和奥斯曼几百个家谱专家的一致研究决定，这位先生就是奥斯曼家族的祖先。

虽然奥斯曼建立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之上，但总体来说，奥斯曼自上而下的各种制度很少有直接继承于拜占庭帝国的，这些制度，在之前的各伊斯兰王朝已经十分普遍，比如耶尼塞里禁卫军制这种用奴隶作为禁卫军，缺乏背景，理想状态下绝对忠诚于苏丹的制度，阿巴斯王朝、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使用突厥奴隶的古拉姆制，以及埃及阿尤布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的马穆鲁克制度都是其先驱。而奥斯曼在地方推行的蒂玛尔制，即在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以服兵役为条件，授予军事采邑，允许对采邑里的农民进行收租和管理，以提供西帕希骑兵的制度，在塞尔柱等王朝就有伊克塔制这种军事采邑制度。

除了军事体制外，像行政管理采用迪万制度，也就是在中央设立分工明确部门的官僚制度；司法上卡迪制度，也是源自伊斯兰教法；还有乌里玛宗教学者对于行政管理、进谏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地方上经营瓦克夫宗教土地，用于赞助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服务的制度，也都是伊斯兰教各王朝很常见的制度，这证明了奥斯曼帝国也是历史上伊斯兰各帝国的一员。

但是，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统治过拜占庭故地，多民族多教派的帝国，有许多制度是在与伊斯兰王朝的制度结合下的基础上，延续、或是发展了已有的制度。

比如，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奥斯曼一世、奥尔汉、穆拉德一世等统治者统治下，在拜占庭自第四次十字军后衰落，罗姆苏丹国被蒙古打垮，小亚细亚分成各个贝伊国的情况下，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索古特一隅，征服了拜占庭、塞尔维亚、小亚细亚的突厥各贝伊国的大片领土，其中许多城市是从拜占庭手中夺取的。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力量虽然来自宗教号召下在边境作战的加齐，但是奥斯曼早期苏丹没有满足仅仅是劫掠，而是很快适应了城市的统治，首都从索古特迁到布尔萨、埃迪尔内最后是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故地下，生活的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等民族，被纳入奥斯曼的统治范围。为了更多征税，和利用他们在工商业的技能，适应统治城市的需要，奥斯曼帝国实行米利特制，希腊人等东正教徒被允许保持自己信仰的自由，但是需要交纳非穆斯林的人头税，还在服装、建筑、习武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在基层的组织被保留了下来，希腊人的村庄依然由希腊的地方贵族Archon所统治，他们控制地方的农业和手工业，奥斯曼通过他们摊派赋税和劳役，作为奥斯曼苏丹与地方农民的中间人；塞尔维亚等斯拉夫人的传统村社Zadruga也一样，直到19世纪巴尔干各国独立或自治后，采取自由主义的改革后这种村社土地公有制才让位于私有制。还有希腊人、斯拉夫人的东正教会也获得了合法资格，东正教的教堂依然是希腊人、斯拉夫人的宗教、文化中心，继续经营着教会土地，包括建筑、农田和葡萄园，东正教神父依然履行着对于当地人的教育、医疗、社会救济、节日庆祝，以及调解纠纷甚至进行行政管理的职责。

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故地，拜占庭在科穆宁王朝时期开始实行的军事采邑，普洛尼亚制，许多也在奥斯曼征服后，原封不动地土地和农民一起转让给奥斯曼分封的蒂玛尔领主，继续提供军事义务。

在城市里，奥斯曼迁移希腊人到一些特定社区，或是保留原有社区，使得希腊人得以在重要贸易口岸发展工商业，拥有自己的行会，并且有领袖来处理内部事务。在一些铁矿等矿产丰富的地区，奥斯曼帝国也迁移希腊工匠、矿工到那里开采奥斯曼的国有矿山，为奥斯曼交纳一定数量的矿物和资金，成为奥斯曼军事工业的有力保障。

有趣的是，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把拜占庭衰落后支离破碎的巴尔干和小亚细亚逐步置于统一控制下，加上奥斯曼相对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下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视，进行有组织的迁移，授予特权；外加上奥斯曼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进行战争，迫使后者失去曾经在拜占庭勒索的特权，自科穆宁王朝后期，希腊人在拉丁人特权下，日益萎缩的城市和工商业，反而在奥斯曼统治下的15世纪中期-17世纪前期蓬勃发展起来，希腊手工业的商品再次有了竞争力，希腊的商人再次在地中海扬帆起航。

除了未改宗者，还要提到那些改宗的贵族，许多拜占庭皇族成员，在奥斯曼帝国担任要职，管理行政或海军。甚至有人与奥斯曼皇室通婚，融入苏丹的世系当中。

而地方上，安纳托利亚的改宗则从罗姆苏丹国开始，当地的民间宗教传统与苏菲派结合起来。在拜占庭治下，安纳托利亚的当地人尊崇各种东正教的圣徒，与当地民间传统结合。而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由于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影响很大，不像在城市里的乌里玛学者重视经书，他们更多在乡下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解释，在乡下农民、牧民中间进行传播；由于苏菲派也尊崇圣人，尊崇东正教圣徒的安纳托利亚人许多很容易接受了苏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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