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多个民调机构预测出现严重失误？
首先，最直观的问题就是，很多民调在关键摇摆州的预测上，出现了与最终计票结果显著的差异。 咱们都知道，美国大选的胜负往往就取决于那几个少数的“摇摆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地。当时不少民调普遍显示，拜登在这些州会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甚至一些民调预测拜登能以两位数的差距获胜。结果呢？选举尘埃落定后，这些州的差距却远比预测的要小得多，在某些州，特朗普的表现甚至超出了很多民调的预期。这种“误差”幅度，对以精准度著称的民调行业来说，是相当不小的打击。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遍的预测失误呢？这背后其实涉及几个层面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我们得谈谈“沉默的大多数”或者说“未被充分捕捉到的群体”。 很多人分析认为，2020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人可能不太愿意向民调人员透露自己的真实倾向。这可能是出于对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的不信任，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政治观点“不受欢迎”，担心因此受到评判。这种“沉默”效应，就导致民调在抽样时，可能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率。
第二，民调的“方法论”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可能受到了挑战。 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传统的电话民调（尤其是固定电话）的代表性正在下降。虽然很多民调机构也在转向手机调查，但如何更有效地触达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受访者，仍然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人们的出行和社交习惯都发生了变化，这可能也增加了民调机构在样本收集上的难度。
第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给民调带来了新的复杂性。 如今，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但也伴随着大量的虚假信息和极化的观点。民调机构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别出真实有效的民意，如何避免受到网络“回声室效应”的影响，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候，你看到的网上民调结果，可能并不能代表真实的选民构成。
第四，一些民调的“加权方法”也可能存在不足。 民调机构通常会根据一些人口统计学特征（比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种族等）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加权，以使其更接近真实的选民结构。但如果对某些关键群体的“投票意愿”或“政治倾向”判断失误，那么加权之后的结果自然也会产生偏差。例如，如果民调机构低估了某个群体对特朗普的倾向，或者高估了某个群体对拜登的倾向，那么最终的预测就可能失准。
第五，选举前的最后阶段，选情是动态变化的。 即使民调机构在选举前几周的数据相对准确，但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的选情也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当出现一些重大新闻事件或者候选人的最后冲刺表现时，都可能影响一部分选民的最终决定。民调机构的时间窗口和采样频率，决定了他们能否捕捉到这些最后一刻的变化。
第六，值得一提的是，民调机构本身也可能存在“平台效应”或者“幸存者偏差”。 在一段时间内，如果某一家民调机构的预测一直比较准确，可能会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引用。但当这种模式被打破时，之前的“成功”反而可能掩盖了潜在的问题。同时，一些民调机构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在当下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不再适用，就会出现偏差。
那么，这些民调失误，对美国大选以及未来的民意调查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对选民的信心造成了冲击。 当民调预测与实际结果相去甚远时，人们会质疑民调的公信力，甚至对整个政治预测体系产生怀疑。这可能导致一部分选民在未来的选举中，对民调数据更加谨慎，甚至不再将其作为参考。
其次，对政治竞选和媒体报道带来了挑战。 竞选团队需要依靠民调来调整策略，媒体也需要民调来报道选情。民调失误意味着这些信息来源可能不够可靠，这会增加竞选的不确定性，也让媒体的报道面临更大的压力。
最后，对民调行业本身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改革的契机。 一方面，民调机构需要重新审视和改进他们的方法论，包括样本抽取、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加透明地展示他们的调查方法和局限性，让公众更清楚地了解民调的真实面貌。
总而言之，2020年美国大选的民调失误并非单一原因造成，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这既暴露了传统民调方法在当下复杂政治环境中的局限性，也提醒我们，在看待任何民意调查结果时，都应该保持审慎和批判的态度，理解其背后的方法论以及潜在的误差来源。
网友意见
按理说，中期选举都是比较准的，这次还差这么大不应该。
我有个假设的想法，民调机构故意在选前释放烟雾弹，以便在后续邮寄票的时候留出足够多的合理增加值的空间。
之前操作空间有限，今年因邮寄巨大、这么玩完全有可能。
现在这个情况，老特只要不认输，有的争呢。
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在他的作品《我的自传》中有一段话: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当然，这句话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所有统计学科，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科学，有严谨的学术范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美国人民普遍对各路牛鬼蛇神打着统计学的名义行招摇撞骗之事深恶痛绝。
美国的相当一部分民调机构，是有各种政治派系，利益团体，企业公司，国会山头，乃至宗教结社的资金甚至人事背景的，他们搞统计，做民调，目的是通过制造数据从而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发声造势，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和经济诉求的，他们麾下有大批正儿八经的统计学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尤其善于通过设计数据的统计方法，遴选数据的统计口径，加权不同的数据采样，从而引导统计数据的结果向着统计方希望达成的目标前进，以此为其政治和经济诉求提供理论依据。
只要你出钱，什么数据都可以给你做出来，而且保证具体程序完全合规合法。
尤其有趣的是，这些五花八门的民调机构和统计组织，往往善于通过九曲十八弯的做账游戏和档案魔术，来掩饰自己真正的幕后主使，它们个个都声称自己客观中立第三方非盈利无立场，实际上屁股没一个干净的。
实际上，美国民众对于这些民调机构和统计部门做假账的本事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和这些北美做账家之间的斗智斗勇已非一朝一夕，早在50年代，美国作家达雷尔·哈夫的作品《统计数字会撒谎》里就用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讲述了做账家们是如何使用数字魔术坑蒙拐骗的。
当然，做账家与民众间的这种交锋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战争一样，交战双方都在战争中竞相升级自己的“军备”，当代做账家们的武器早已不是达雷尔·哈夫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水平了，当代做账家们的武器是不断改进的算法和数据采样，更先进的统计工具，更缜密的数学模型，大数据，互联网，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更先进的数据挖掘，采样，分析。
民众也没有束手待毙，他们的方法是以静制动，以拙破巧。他们用欺骗，隐瞒，沉默，不参与和拒绝相信一切统计数字来抵抗，这些方法看似没有做账家们那么先进高明，但“人心隔肚皮”是一种甚至能够令三体人都感到畏惧的武器，做账家们可以引导数据，但没法引导人心。
这样一来，统计数字和现实出现偏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过分去指责美国一般民众的反智和愚昧，这实际上是美国民众在残酷的对抗环境下选择的自保策略，是一种人择定理下进化出来的防卫机制。
在美国，政治不简单的是政治，而是一门产业。
这门产业有无数的公司围绕其中，民调公司，游说公司，智库，军火商，石油商，工会，协会等等。
民调公司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以所谓的智库为例，不也如此吗？传统基金会搞过什么“经济自由度指数”，特朗普在位的时候，66个基金会的雇员被授予行政管理岗位。
导致传统基金会把自己的首页都改了，首页公然给特朗普唱赞歌，说特朗普“抽干沼泽”，而且这一干就是四年，前段时间才换的首页。
什么布鲁金斯学会，什么兰德公司，外交关系协会，都差不多。
统计学能做出任何想要的数字，很简单，只要在问卷问答稍微动点手脚即可。
《是首相》不是已经说过了这种伎俩了么。
支持兵役的民调
你担心无业青年增多吗？
是的
你担心青少年犯罪上升吗？
是的
你觉得学校缺少纪律吗？
是的
你觉得年轻人欢迎权威和领导吗？
是的
他们喜欢迎接挑战吗？
是的
你支持恢复兵役吗？
是的
反对兵役的民调
您担心战争吗？
是的
您担心军备竞赛吗？
是的
您觉得年轻人持枪学杀人是否危险？
是的
你不同意强迫人们拿起武器吗？
是的
您反对兵役吗？
是的。
美国大选无论最终什么结果，都有一个额外的大输家
这次美国大选无论最终什么结果，都有一个额外的大输家，那就是美国的民调机构。它们反复发布的民意调查都说拜登在全国的支持率高于特朗普约10个百分点，但拜登的全国得票率只比特朗普高了2.4%，双方的实际选情非常胶着。围绕战场州，有民调说拜登支持率在佛罗里达州领先特朗普5个百分点，在俄亥俄州领先4个百分点，结果特朗普在这两个州都赢了。
批评的矛头一时间对准了民调机构，然而美国主流媒体应当对这一虚假民意的构图承担更大责任。那些主流媒体很多直接参与并发布了失真民调，另外它们长时间在国内问题上立场先行的报道构建了美国民意的一些假象，破坏了民意调查的社会环境，加剧了民调的失真。
整体看，美国的舆论机构、而不仅仅是民调机构出了问题。他们的价值观比较激进，开放和包容性不足，在美国两党政治的环境下不够超脱、独立，与其中一方事实上结盟太深，这严重削弱了他们报道国内事务时的客观性。在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很多时候更多成了站队的斗士，而不像是中立的报道者。
我们相信，立场和大选中的好恶倾向也会对一些民调的问卷设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很显然，美国舆论机构的立场先行已经不是孤立的表现，而是在该行业内被广泛合理化了，成为了从业者对专业性和行业标准认识的一部分。很多人那样做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可能脱离了实际，更不认为自己在偏离真实性原本应有的标准，他们所炫耀的真实和客观实际上经过了他们价值观的严重折射。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展现国内民意方面出了很大偏差的这些舆论机构，当他们针对中国时会出现大多少倍的错位。在国内，他们报道的偏离度会受到目标受众的制约，但说中国的事情时，他们影响、引导国内受众的能力要大得多，与受众在对华问题上利益和价值的大体一致性使得他们的报道可以任意发挥，即使的确错了也不会受到追究，想想这个时候他们会干出什么来！
所以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对华报道上有了极度的自我放纵。他们集体向美国人构建了一个几乎有反人类倾向的古怪中国。这个国家在他们的描述中恶意侵犯人权，有着压迫本国人民的天性，而且对外蛮横好斗，随时准备发动战争。而实际情况是，中国这些年的民生面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连为一体，中西人员交流十分频密，而且中国是全球没有对外发生任何战争时间最长的大国，如此不同的两个中国怎么能对得上号？
美国舆论机构对国内的讲述出了问题，一次大选就像给一个黑屋打开了窗子一样，做了检验。其实对中国的报道也是可以检验的，这一次新冠疫情，中国与美国和西方的表现截然不同，美国和一些西方人的对华偏见受到中国抗疫和恢复经济成就的巨大挑战，这难道不足以让美国和西方舆论机构针对他们的对华偏见做一次反思吗？
一个欣欣向荣、在改善本国人民福祉方面成绩斐然的国家怎么可能像西方舆论机构和精英们所描述那样在实施残酷的“暴政”呢？这个国家对本国人民的关心怎么可能还不及美国政府送来的“政治慈善”呢？这个世界如何会存在这样的奇葩逻辑？
希望美国舆论机构从云端回到大地上来，收敛自己的傲慢，对照行业应有的专业性和道德准则做一些自省。这是他们对道义和责任应有的一份遵从和敬畏。
社评原标题：美舆论机构应受大选触动做些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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