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是否可以与历史学和宏观经济学结合？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博弈论如何与历史学和宏观经济学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应用。
博弈论与历史学的结合
历史学是对人类过去事件的研究，它关注的是“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而博弈论则是一个研究理性个体之间战略互动的数学框架。将两者结合，我们可以用博弈论的工具来分析历史上的决策者如何互动，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导致了历史事件的发生。
核心理念：
理性决策者： 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如政治领袖、军事指挥官、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可以被视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或国家利益、群体利益）的理性决策者。
战略互动： 历史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多个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决定的。这些互动可以被建模为博弈，其中每个参与者的行动都会影响到其他参与者的结果。
信息和预期： 历史中的信息不对称、秘密协议、以及对他人行动的预期，都是博弈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如何结合？
1. 模型化历史事件为博弈：
参与者（Players）： 识别历史事件中的关键决策者或群体。例如，在冷战时期，可以考虑美国和苏联；在一次战争中，可以考虑交战双方的领导人；在政治改革中，可以考虑不同的政治派别。
策略（Strategies）： 定义每个参与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集合。例如，在军备竞赛中，策略可以是增加军费、研发新技术、或维持现状；在谈判中，策略可以是妥协、强硬或退出。
支付（Payoffs）： 确定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的结果，通常用效用函数来表示。这可能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增长、政治权力、民众支持度等。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准确量化支付是困难的，常常需要基于历史证据进行推断和近似。
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 确定参与者对彼此策略、支付和理性程度的了解程度。是完全信息还是不完全信息？是否存在秘密行动？
2. 分析历史上的均衡：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分析历史事件中是否存在纳什均衡。在纳什均衡下，任何参与者单方面改变其策略都不会获得更好的结果。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某种历史局面会持续存在，或者为什么某种决策会成为当时最“稳定”的选择，即使它并非最优。
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对于具有时间顺序的博弈（如战争的进程、外交谈判的阶段），可以使用此概念来分析序贯决策，剔除“不可信的威胁”或“不可靠的承诺”。
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 许多历史互动是重复的，例如国家之间的长期外交关系、商业竞争等。重复博弈理论（如合作的达成、背叛的惩罚）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会选择合作而非零和博弈式的对抗。
3. 解释历史现象和决策：
军备竞赛与威慑： 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或“恐吓博弈”的例子。博弈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两国会不断增加军费，尽管双方都清楚这种竞赛对彼此的总体效用是负面的。纳什均衡可能是在高水平军备上的对抗状态。
联盟的形成与瓦解： 联盟的建立和维持可以看作是参与者之间的一种博弈，涉及到信任、承诺、成本分摊等问题。
革命和政治转型： 分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例如精英与民众、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策略选择，以及信息不对称如何影响革命的爆发和结果。
历史上的谈判与妥协： 理解不同国家或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如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及谈判的策略和可能的均衡结果。
挑战与局限性：
支付的量化：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理解，而非精确计算。将历史上的目标和偏好转化为量化的支付函数是极具挑战性的，通常需要进行大量的简化和假设。
理性假设： 历史人物并非总是完全理性的，情绪、偏见、非理性行为也会影响决策。博弈论的许多模型都建立在理性假设之上，需要认识到这一局限性。
模型构建的敏感性： 模型的具体设定（参与者、策略、支付）对结果影响很大。历史学家需要谨慎地构建模型，确保其能够较好地反映历史现实。
数据验证： 博弈论的预测需要通过历史证据来验证，但历史证据往往是不完整或有偏见的。
案例举例：
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 可以用博弈论分析城邦之间如何选择联盟、何时开战，以及信息（如对方的军事实力、意图）如何影响决策。
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争霸： 可以将两国海军的战略互动视为一场博弈，分析双方在海战、贸易、殖民扩张等方面的策略选择。
法国大革命中的不同派别斗争： 可以用博弈论分析雅各宾派、吉伦特派等如何通过策略选择（如煽动群众、政治清洗）来争夺权力。
博弈论与宏观经济学的结合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总体，关注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变量。博弈论可以为理解这些宏观现象背后的个体行为如何汇聚成宏观结果提供深刻的洞察。
核心理念：
个体行为的聚合： 宏观经济现象是无数微观主体（家庭、企业、政府）决策相互作用的结果。博弈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个体决策如何相互影响，并最终形成宏观层面的模式。
战略性互动： 在宏观经济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战略互动。例如，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和决策，反过来也会影响央行的决策。
预期与协调： 宏观经济中的预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预期本身就受到其他经济主体预期和行为的影响。博弈论可以分析预期如何形成、如何传播以及如何影响经济结果。
如何结合？
1. 央行与市场主体的互动：
货币政策博弈： 央行（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主体（如企业、家庭、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央行宣布货币政策目标（如通胀目标），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预期和央行的行动来调整投资和消费。央行需要考虑市场如何解读其行动，并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或承诺来引导市场预期，以实现其政策目标。这被称为“央行信誉博弈”或“货币政策承诺博弈”。
相机抉择与规则决策： 央行是选择灵活地根据经济状况相机抉择（可能存在“时钟不一致”问题，即央行可能为了短期利益而超发货币），还是坚持预设的货币政策规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博弈论问题。
2. 财政政策与债务可持续性：
政府与债权人的博弈： 政府发行国债，债权人购买国债。政府在未来如何偿还债务，债权人如何预期政府的偿还能力，这构成了政府与债权人之间的博弈。例如，政府可能面临“债务货币化”的诱惑，即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但这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 在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可能存在协调或冲突，这也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
3. 产业政策与国际贸易：
战略性产业政策： 国家为了发展本国产业，可能会采取补贴、贸易保护等措施。这些措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反应，从而引发贸易摩擦或产业政策的“军备竞赛”。这可以建模为国际贸易中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博弈”。
关税博弈： 国家之间互相加征关税，既是保护本国产业的策略，也可能损害对方经济，同时也会对本国经济造成反噬。
4. 金融市场与系统性风险：
“挤兑”博弈： 银行的存款者在担心银行倒闭时，可能选择尽快提取存款，这种集体行为反而可能导致银行破产。这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协调博弈。
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与监管： 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可能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而监管机构则试图限制其风险行为。这构成了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博弈。
5. 经济周期与预期形成：
理性预期学派： 这一学派强调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认为他们会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博弈论可以用来分析在这种预期形成的背景下，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
学习与适应： 经济主体并非总是完美理性的，他们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和适应。重复博弈和学习博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动态过程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走向。
挑战与局限性：
微观基础的复杂性： 宏观经济模型通常涉及数百万个行为体，要为所有这些行为体构建精确的博弈论模型是不现实的。通常需要进行大量简化和假设，例如将经济主体分类为几类，或者使用代表性主体（representative agent）的方法。
非理性行为的普遍性： 在宏观经济决策中，情绪、恐慌、认知偏差等非理性因素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使得完全依赖博弈论模型进行预测变得困难。
动态模型的构建难度： 经济系统是高度动态的，要构建能够准确捕捉经济主体在不同时期如何相互作用并形成宏观结果的动态博弈论模型非常复杂。
案例举例：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政策的“时钟不一致”问题，可以被看作是央行在最优政策选择上的博弈论困境。
国际间的贸易协议谈判： 例如WTO的谈判，各国如何在关税、补贴等方面进行博弈，以达成协议或陷入贸易战。
2008年金融危机： 可以用博弈论分析金融机构如何利用杠杆过度冒险，以及监管机构在监管中的失误如何加剧了危机。
总结
将博弈论与历史学和宏观经济学相结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强大的分析工具：
对历史： 博弈论可以帮助我们从决策者的视角审视历史事件，理解互动中的战略逻辑、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如何塑造了历史进程。它能解释为什么某些历史选择会发生，以及为什么某些局面会持续。
对宏观经济： 博弈论可以揭示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理解个体决策如何通过战略互动汇聚成宏观结果。它有助于分析政策制定者（如央行、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理解预期形成机制，以及解释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战略性行为。
然而，这种结合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在量化支付、处理非理性行为以及构建复杂的动态模型方面。但即便存在这些挑战，博弈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分析框架，能够深化我们对历史和宏观经济世界的理解，帮助我们更批判性地审视历史叙事和经济模型。它鼓励我们超越简单的因果关系描述，去探索深层的互动机制和潜在的均衡状态。
网友意见
您好，可以的。
去年De La Croix、Doepke和Mokyr三人在QJE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不同地区工业革命前夕的经济增长与学徒制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欧洲经济之所以能在18世纪超越中国、印度和中东，正是因为欧洲有发达的行会制度，而后三者则是以宗族制度为主。故事的核心在于行会制度比宗族制度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宗族组织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延伸式家庭，而行会是由同一行当里的从业人员所组成，人员之间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
作者在模型里引入了学徒制，师傅和学徒之间存在moral hazard（道德风险）问题。在孩子支付学费、成为学徒后，师傅可以有两种选择：向徒弟传授手艺，与此同时师傅会承担传授成本；或者不传授手艺，而只让徒弟给自己打下手。两种情况下，徒弟的产出是一样的。
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需要有某种制度来保障师徒契约的正确履行，即学徒支付学费后，师傅会如实传授自己的手艺。
作者认为，在中国、印度和中东，宗族起到了规范契约的作用，在欧洲则是由行会来规范契约。在宗族制度下，家长把孩子送到同宗族的师傅处学习手艺，如果有师傅违背与徒弟的契约，那么宗族的所有成员都会对师傅实施惩罚（注1）。在行会制度下，徒弟从行会成员处学习手艺，契约的履行依赖于行会对成员行为的规范，违规的师傅会被逐出行会。
注1：宗族成员不能对非宗族成员实施惩罚，因此契约规范只存在于宗族内部。
和宗族相比，行会有一个优势和一个劣势：优势是，由于徒弟可以从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师傅那里学习手艺，知识的传播会更加广泛；而劣势在于，处在垄断地位的行会会收取更高的学费，减少学徒的数量。
作者发现，如果师傅的数量在两种制度下是相同的，那么行会制度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原因在于，给定师傅的数量，行会制度下的师傅-学徒关系更加高效，学徒从师傅那里学到新东西的概率更高，知识的传播面也更加广。而在宗族制度下，学徒只能从同宗族的师傅那里学习，接触到的知识的种类更加不丰富，因此效率也会更加低下。
您好，可以的，但是在经济史上效果其实并不好，而且原因很本质很无解。
Game theory或者Contract theory本质上只是给历史上的行为提出一种基于理性的解释方式，也就是说讲了个很有道理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绝大多数时候都无法直接验证。以这个领域上最为经典的Greif那个地中海研究来说，不知道有多少人细读过，我当时看完觉得固然契约理论的模型用在这里很巧妙很精彩，写Bellman function很高端很开心，但是其本身却不是论证的核心。导致那个长期信用系统成立的是当时海洋贸易的物理条件以及那个社区全体成长起来的宗教背景，这些是靠历史证据。后面的一些证明主要说明那个环境下各个经济参与主体的或者payoff或者行为符合模型设定，靠的也是各种历史证据。
也就是说在用充分的历史事实来给定设定的情况下，我们虽然的确能用博弈论给一些个人群体行为某个经济合理的解释，但是通常历史事实越充分这个解释会越直觉，导致你感觉这个故事不需要Game theory其实也能大概讲的通，而后者只是把这个故事讲的更逻辑更公式更合理一点。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设定了解不充分的话，或者搞错设定的话，或者选择设定有过强偏向的话，哪怕还是给出了某个看上去很合理科学的解释，但这次就真的只是讲了个故事了。经济学对一个事实现象讲很多个故事都无所谓，但是历史学就不是了。举个例子，RC Allen著名的理论，英国高工资低资金成本所以大量引进机械替换手工业所以工业革命了，听上去的确很有道理吧，但是最近有经济史研究说英国工资其实并不高，那无论你的labor/capital理论有多合理，和历史上发生的就是不是一回事了。
然后这还可以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博弈论本质上是ahistorical的。Game theory的本家之一IO领域有不少以历史上的公司和市场来做的研究，但大都是为了验证一个算法或者一个通用结论。也就是说问的其实是个经济问题不是历史问题。为了解决前者通常历史被大幅简化细节从而可以把数据套进模型，这几乎是不会也不可能会被历史学接受的。
Greif的研究虽然很出名但是其实感觉并没有多少人跟，经济史的经济学化这二十年来基本原地踏步甚至可能退步了。然后经济学这边现在可是实证identification为王的年代。想想理论IO八十九十年代多发达，什么模型没有，现在实证IO有几个人会去用。Mokyr能发QJE真的不一定代表你也能做，虽然我也很想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文章，但是就一个方向来说我还是不太看好的了。
博弈论当然可以和宏观经济学相结合，而且是很早就结合了的。
例如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是通货膨胀问题。现在的共识是，通货膨胀在长期和产出没有关系，但是短期有可能提高产出。这里的关键是公众是否形成了关于通货膨胀正确的预期。
那么政策的制定者就得想办法“欺骗”公众，他如果可以提高通货膨胀率，但是公众没有发现，那么产出就会提高。但是如果公众发现了，那么产出并没有提高，社会还要承受通货膨胀的痛苦。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两个参与人的动态博弈。首先在第一期政府要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率，然后在第二期公众要确定一个通货膨胀预期，政府在考虑到第二期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之后，在第一期修订它的通货膨胀率，从而最优化它的目标函数。这个目标函数应该同时考虑产出和通货膨胀率——产出要提高，但通货膨胀率不能太高。
这里就有一个博弈论里的“子博弈完美博弈”的概念，也就是一个子博弈完美的均衡，应该在任何一个子博弈里都是最优的。但是通货膨胀的政策有可能无法满足这个条件——我一开始制定的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一旦让公众形成了预期，就不再是最优的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政府一开始制定的通货膨胀率为pi1，公众也形成了pi1的通货膨胀率预期，这时候政府稍微提高通货膨胀率，提高到pi2，那么产出就会稍微提高，因此政府有动机偏离一开始承诺的通胀率。而如果政府改变了通胀率，公众就会改变预期，预期也变为pi2，这个时候产出就不会提高，但是通货膨胀率确实提高了。也就是我们既没有享受到产出提高的好处，还遭受了通货膨胀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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