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究竟是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还是柏杨本人是酱缸心态?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对中国文化以及对柏杨其人及其思想的理解。要回答“究竟是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还是柏杨本人是酱缸心态?”,我们需要分别考察“酱缸文化”这个概念的来源、含义,以及柏杨先生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的语境和意图。

首先,理解“酱缸文化”的含义和来源:

“酱缸文化”这个词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在其著作《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出的一个具有批判性的概念,用以形容他所观察到的、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弊端和负面特质。

酱缸的比喻: 柏杨先生将中国文化比作一个盛满酱的巨大酱缸。酱缸中的酱,经过发酵、沉淀,虽然有其独特的风味,但长时间以来,其中的“杂质”(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官官相护、谄媚奉承、虚伪做作、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等)并没有被有效去除,反而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令人窒息的氛围。
核心批判点: 柏杨先生认为,这种酱缸文化导致了中国人性格上的许多负面因素,例如:
伪善与虚伪: 人们为了生存或利益,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功利主义: 关系网和利益交换成为重要的生存法则。
缺乏独立思考: 习惯于依附群体,不敢质疑权威,缺乏批判精神。
麻木与盲从: 对不公不义习以为常,甚至将其合理化。
内斗与互相倾轧: 在有限的资源和机会面前,中国人倾向于互相攻击和排挤,而不是合作共赢。
缺乏契约精神: 人际关系和人情比规则更重要。
保守与抗拒改变: 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固守旧习。

其次,分析“酱缸文化”是中国文化本身的问题,还是柏杨先生的“酱缸心态”:

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化”的定义以及“心态”的范畴。

一、 认为“酱缸文化”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局限性(非柏杨先生个人的心态问题):

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

1. 历史的延续性: 柏杨先生提出“酱缸文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观察到的现象的总结。许多他批评的现象,如官场文化、宗法制度的负面影响、文人的阿谀奉承等,都有其历史根源,并非突然出现。
2. 广泛的社会观察: 柏杨先生是在当时(主要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环境下,结合对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观察,以及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而提出这一概念的。他的观察并非孤立,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也有类似的担忧和批评。
3. 文化的“惯性”: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遗传,具有强大的惯性。即使在社会变革时期,一些旧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也可能以变异或变形的方式延续下来,形成一种难以根除的“文化基因”。“酱缸文化”可以理解为这种历史基因在某些方面的负面体现。
4. 非个人意愿的形成: 大多数时候,文化不是某个个人刻意设计或“制造”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互动和积累中形成的。即使是创造和传播思想的个体,也是在既有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本身也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如果柏杨先生也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他自身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酱缸”的影响,但他的批判行为本身可能是一种试图“跳出”酱缸的努力。

二、 认为“酱缸文化”是柏杨先生个人的“酱缸心态”的解读:

这种解读认为,柏杨先生的批评过于极端、片面,甚至是他自身“酱缸心态”的投射。其理由可能包括:

1. 批判的“角度”和“滤镜”: 任何文化都存在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柏杨先生的选择性聚焦于中国文化的消极面,可能源于他自身的某种负面经历、心理创伤或对现状的强烈不满。这种“负面滤镜”导致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过于严厉和一面倒的批判。
2. “以偏概全”的嫌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除了柏杨先生所批判的方面,也包含了如仁爱、忠诚、孝道、礼仪、和谐、创新等积极价值。将整个文化简单地比喻为“酱缸”,可能忽视了其丰富的内涵和多样性,是一种过度简化和标签化。
3. 心态的“防卫机制”或“投射”: 有时,人们对外界的强烈批判,可能是其内心深处某种不安或自卑感的投射。他可能通过批判整个文化来疏离自己,或以一种“净化者”的姿态来与自己的弱点或过去做切割。
4. 缺乏建设性: 这种解读认为,柏杨先生的批判虽然振聋发聩,但往往显得过于情绪化,缺乏具体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文化进行积极的转型。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有时也会被理解为一种“酱缸心态”的变形——即因为深陷其中而产生极度不满和诅咒,却难以找到真正有效的“解药”。

三、 更为综合的观点:文化与个体心态的相互作用

大多数学者和评论者倾向于认为,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问题,而是文化因素与个体心态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结果。

文化提供土壤,个体发挥影响: 中国文化确实存在一些可能导致负面结果的模式和倾向,为“酱缸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土壤。然而,并非所有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都必然持有“酱缸心态”。相反,正是因为存在一些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个体,他们才能够看到文化的弊端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柏杨先生的批判是一种“反身性”: 柏杨先生作为一名身处中国文化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他的批判行为本身,或许也是在试图突破和超越“酱缸”的局限。他的批判,正是对“酱缸文化”的一种直接回应和反抗。从这个角度看,他更像是一个试图“清理”酱缸的人,而不是一个完全沉溺其中的人。他的“心态”,更像是一种“忧患心态”或“变革心态”,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比较激烈。
“酱缸文化”是文化中存在的问题,而“酱缸心态”是个人在这种文化中可能形成的负面心理模式: 柏杨先生的批判,旨在揭示中国文化中存在的导致“酱缸心态”滋生的土壤和机制。所以,我们不能说柏杨先生本人就是“酱缸心态”的代表,更准确地说,他是在描述一种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会导致许多负面心理和行为的文化现象。

总结来看:

“酱缸文化”的提出,是柏杨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某些负面现象和模式的概括与批判。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的问题,是一种需要被反思和改变的文化基因。
认为“酱缸文化”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局限性,这是主流的解读。 柏杨先生的本意并非将整个中国文化一概而论地否定,而是希望通过尖锐的批评,促使人们反思并改变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文化弊端。
认为柏杨本人是“酱缸心态”则是一种“反向解读”或“对批判的质疑”。 这种解读强调了批判的片面性和极端性,可能源于对柏杨先生批评的过度解读,或是一种为中国文化辩护的立场。然而,将柏杨先生的批判简单归结为“酱缸心态”可能忽略了他作为文化批判者的初衷和其思想的复杂性。

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孕育了一些可能导致“酱缸文化”现象的土壤和模式;而柏杨先生则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指出了这些现象,并将其命名为“酱缸文化”。他的批判行为本身,是一种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反思和反抗,而非“酱缸心态”的体现。 他希望通过“揭丑”,来推动一种“去酱化”的文化变革。

因此,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文化确实存在“酱缸文化”的土壤和倾向,而柏杨先生是敏锐地揭示并批判这一现象的代表人物,而非他本人就代表了“酱缸心态”。他通过“酱缸”的比喻,实际上是在呼唤一种更健康、更开放、更具创造力的文化。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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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问题下有个叫 @王哲 的答主说柏杨在反对专制,说我们对柏杨的批判浅薄,其实柏杨本人才是真正的浅薄。柏杨说美国总统辩论颇有风度,那是他活得短,没见过特朗普;而且看书也少,最起码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他肯定没看过。柏杨说中国人缺乏安全感,所以声音大,他做过调查吗?如果想得到这个结论,首先需要把安全感和一个数值变量对应起来,然后去选择各种不同的群体去调查他们的声音大小和安全感,研究这两个量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当然即使这样还是有可能会犯错误,就像全球变暖和海盗减少是同步的,但是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关系。柏杨做过调研吗?他没有,没有调查研究有什么发言权。我见过的德国有的教授说话声一个比一个大,这说明德国人缺乏安全感了?我跟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声音大我的声音也会大,对方的声音小我的声音也会小,那我到底缺乏不缺乏安全感?我见过的一个天才研究员,说话声大的隔两层楼都听得到,这位一路顺风顺水,难道他也缺乏安全感?

哎呀,有人会说,人家柏杨要批评的是专制,你扯声音大干什么?柏杨能够用声音大来解释中国人缺乏安全感,足以看到柏杨缺乏足够的逻辑思维。他是为了论证一个结论而强行找论据。 柏杨的历史著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已有论述,就不赘述了。

什么事情可以让人缺乏安全感?彭宇案的判决可以;麦肯锡主义可以; 1981年沃伦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案(Warren v. District of Columbia; 444 A.2d. 1, D.C. Ct. of Ap. 1981) 和2005年石城镇对冈萨雷斯案 (Castle Rock v. Gonzales, 545 U.S. 748 (2005))可以。

什么行为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约翰霍普金斯外面20分钟转一趟的警车是;约翰霍普金斯校园里几百米就有的警铃是;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在洛杉矶9点以后千万不要去某些地方是。

柏杨说中国人窝里斗,美国人现在窝里斗的恐怕更厉害吧;说中国人不能说真话,那现在美国有几个教授能说自己支持Trump呢?美国又有几个人能在Trump大本营公然说自己不支持Trump呢?

如果说说话声音小等于安全感,我见过的很多日本人说话声音就不大,但是日本的前辈文化,上下级的依附关系,真的有什么安全感吗?

柏杨说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专制,借此批判2000多年的专制制度;他应该去好好看看马克思,好好想明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道理。再不济好好学习学习历史,看看路易十四时候的法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候的俄国,在生产力不高的时代,除了君主专制,有什么方法能够动员最大的效率?

按照柏杨的逻辑:安全感低是因为专制时间长,美国专制时间够短了吧,那美国为什么拥枪率居高不下,为什么警察精神过敏打死无辜百姓的案例屡见不鲜?如此看来,安全感低并不是仅仅因为专制,而是有更复杂的原因,那么柏杨的书又有什么逻辑呢?把没有逻辑的书奉为至宝的人,他们又是什么呢?



我的观点一向是:柏杨的所有历史著作不要看,一个字都不要看。丑陋的中国人也不要看,一个字也不要看。

柏杨史学功底极其差,属于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基本地理都不明白,最简单的例子,你去看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一开头就写了中国和亚欧大陆交流的几条通路,同时讲了这些通道的艰难和不稳定,柏杨居然意淫帖木儿可以入侵明朝,也真是可笑至极。

其次柏杨不仅史学功底差,学术态度也完全没有。他指责王守仁不反对太监制度,其可笑程度不啻于问商鞅为什么不搞代议制民主,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这不是做学术的态度。

至于丑陋的中国人,首先,站在富裕地区的角度指责贫穷地区缺乏教养是及其无礼和无逻辑的;我们不可能去问贫困山区为什么不实行素质教育,这太可笑了。然而柏杨此书处处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其次,柏杨对比的对象也不对,他是用中上层美国人对比平均值和平均值以下的中国人,当然,以柏杨的视角,主要是台湾。田忌赛马谁都会,托尔斯泰的晚年道德水平堪称圣徒,但这个并不能证明俄罗斯人有多高的道德水平。如果把柏杨放到美国贫民窟,我觉得他能立刻写一本丑陋的美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把习惯、人趋利避害的天性和教育缺乏等问题混为一谈,统统斥之为中国人的丑陋天性,这不是学者应该做的,当然柏杨在我心里从来也不配称为学者。

举某个答主的答案为例: @马浩宁

作者:马浩宁

链接:zhihu.com/question/200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案例:房顶漏了,大家都在等着别人去补,最后没人去补。

哈丁(Hardin):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公地悲剧”。
哈丁于1968年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论文。

奥尔森(Olson):当集体规模足够大时,容易出现集体成员不作为等待“搭便车”的现象。
奥尔森于1965年完成《集体行动的逻辑》著作。

纳什(Nash):博弈的纳什均衡落于“每个人都不作为”这个点时,理性博弈的结果必然如此。
纳什成为博弈论的重要开创者,并因此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斯特罗姆(Ostrom):楼上三位说得都很有道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主张“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
奥斯特罗姆成印第安纳学派代表人物,并因此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柏杨: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懒惰、贪婪,中国人自古如此!!
柏杨将此说收入《丑陋的中国人》

哈丁、奥尔森、纳什、奥斯特罗姆:你TM在说啥??



案例:路人摔倒了,很多路人不去扶。

拉塔尼( Latane )和达内(Darley):1964年在美国发生过类似的Kitty Genovese事件,我们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详细研究,发现了“责任分散效应”。

巴格拉斯(Berglas)和琼斯(Jones):我们发现每个人做出消极选择时都存在极力给自己找借口的心理倾向,我们将其定义为“自我妨碍”。

达内(Darley):继“责任分散效应”后,我又做了“慈善的撒马利亚人”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中大部分喊着口号号召拒绝冷漠帮助他人的人,现实中也不会这样去做。

以上三种理论被收入《社会心理学教程》,被诸多心理学研究领域引用。

柏杨: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冷漠、自私,中国人自古如此!!
柏杨将此说收入《丑陋的中国人》

拉塔尼、达内、巴格拉斯、琼斯:你TM在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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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柏杨的观点就是,这个人的作品,除了文学作品以外(文学作品我没看过,不好评价),统统不要看,有那时间不如去打侠客风云传呢。(为我喜欢的游戏打个广告,我没收钱,也不是软文!谁找我这种小透明写软文啊!)

....................分割线............

柏杨是不是汉奸之类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在我的回答下面争执,这个事情我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不发表任何看法。即使有争论,也希望能够心平气和,逻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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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柏杨的讨论怎么又起来了?


实际上柏杨所谓的“文化问题”,“民族问题”“XX问题”,很多问题不是由于“文明的问题”,而是有钱还是没钱,科技是不是发达到这一步了,亦或者是他国是不是同样有这种问题等等,因为这牵扯到一个定义的问题,所谓的民族问题,文明问题,文化问题,它之所以能以这些名义涵盖,就必须是这个民族所独有的,不会轻易被改变的问题,所以这个定义我们要下好。

如果是全人类的通病,那至少不能把书名叫丑陋的中国人,而叫丑陋的地球人,如果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能够解决的,那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就可以了。

一个能写出“民族问题”的人,必须是能够超越当时的时代,不能被当时时代的经济发展所限制的,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以《丑陋的中国人》为例,来看看书中的言辞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


柏杨说这些,其实特朗普问题我们也知道今天美国的左派和右派能斗到什么地步-----人命都闹出来了,说美国白人和美国黑人,美国墨西哥人,美国华裔能和平相处吗?他们都是同一国人,不可能的,甚至美国白人左右之间都是“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的今天。

所谓的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大概他不会知道白江口和万历皇帝,他说中国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那是因为他没活到现在,没看到日本企业怎么一个一个被中国人收购,被中国人挤出市场的。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什么“窝里斗”“做生意”之类的屁事,实际上我在越南论坛也看到越南人说中国人团结,越南人窝里斗,我在印度论坛也看到印度人说中国人团结印度人窝里斗,好像所有国家的人都看到别人的国家团结,自己国家在窝里斗,这几乎都成了一种随意指责的典范了。

这不是柏杨所说的“劣根性”。


至于柏杨所指责的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

这种习惯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日本企业频繁出事后,大家都习惯日本人鞠躬道歉了----都道歉了,还不行吗?大家嘲笑一下也就算了。这能叫日本的“劣根性”吗?


而有些东西,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比如说

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复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有人说美国这地方很好,生活水准很高,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假如美国人口增加十亿,把中国内地的人口搬过来,美国就有十二亿了,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笑声)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想强大,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有句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馍,就是馒头、面包。在过去的时代,人多的确好干活。而现在呢,人口多了没有用,一百个人不如一个计算机(笑声)。人少好吃馍,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以各位的家庭收入,养两三个孩子,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生了两百个孩子,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哄堂大笑)。生活费、学费、衣服费等,用什么开支?

关于人口问题,在经过计划生育后的今天,又开始想多生孩子,为什么不如柏杨所说的“如果中国要想强大,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今天中国大概也有十三四亿人口,我们没减少对吧,我们一样强大起来了,而且我们在考虑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了怎么办?如果说今天的领导人还听信这一套,说还要死命执行计划生育,还了得?但是人口这个问题它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问题,百年树人,如果按照柏杨这个思路,中国以后因为人口减少出了问题,谁来负这个责?


我赞成简体字,而且更赞成应该进一步改成拼音文字。……我一直向往我桌子上有一部中文打字机,能使我打出中文稿件,不再做爬格纸动物。不过汉语拼音化并不容易,主要的是我们有心理障碍,认为我们用ABCD是英文字母,拼出的是英文。其实不是,我们要了解,这个ABCD就是中文字母(笑声),拼出的字,就是中文,就不至于有被同化的屈辱感觉。是的,它们是中文,是华文,不是英文,也不是德文,假如说用ABCD拼出来就是英文的话,德国人可能会气死,法国人也可能会气死。文字完全是工具,就好比车子,你买了就是你的,他买了就是他的。其实,假如拼音文字今天就实行的话,第一个先饿死的就是我,因为我就靠方块字吃饭(笑声)。……假如中国有一天,忽然爆出冷门,威震世界,中国人一咳嗽,地球就发抖,中国话可以成为世界语言,但中国字绝对无法普及,所以必须改成拼音。

电脑输入的问题在今天根本不是问题,正如同各位在电脑上噼里啪啦的打字一样,没必要去拼音化,即便是今天没有汉语拼音,我们还有五笔对不对?根本不依赖这东西,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科技发展的问题,科技发展自然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把它当成一个“民族问题”呢?那不是也挺奇怪的吗?它真的跟什么“劣根性”毛关系都没有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柏杨老大爷当年可能就读了两本关于民主的书,今天去看一下美国政坛,是这样吗?一个通俄门搞的沸沸扬扬,民主党指责特朗普通俄,特朗普威胁要把希拉里送进监狱,到底谁通的俄?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美国最大的两个政党,是牵扯到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不是见了鬼?


  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像里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里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

什么?

大国包容性?双方都表现极好的风度?高度民主品质?

我只能说你活得时间太短了知道不,不给你见识一下特朗普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大国包容性”的。

实际上就算没有看过特朗普,好歹也应该看过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吧。那我除了说柏杨书读的少我还能说什么?


柏杨在前面说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只能说,你活的不够久,不然我能怎么说?


柏杨很多指责“酱缸”“民族劣根性”实际上都是很容易找到解释的,比如说中国人屋子里面是板凳,为什么没有沙发?不会啊,我家里的沙发就够大,那我的祖辈家里为什么没有沙发?因为当年人比较贫穷,人均居住面积小,家里摆不下,也买不起沙发,就这么很简单的道理啊。


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隐私,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大致还是农村为主的社会,串门子,走亲访友的很常见啊,今天我连邻居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当然“注重隐私”了,再说了,公共媒体狗仔队这些东西可是西方人的发明,这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一个转变,等大多数人居住进城市,不再像农村一样走亲访友的时候,就必然开始“注重隐私”起来。


柏杨关于“劣根性”“酱缸”的说法其实还不是最可笑的,柏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今天我们有沙发了,可以用电脑随便打字了,我们经济还不错,做生意也可以排挤日本人了,收购美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也经常上新闻了,也看到美国总统选举各式各样的骂娘了,可是就在今天,就在2017年,就在知乎,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去怀念八十年代,你说这个事情好笑不好笑?柏杨所要的愿望今天我们可以实现,而今天的部分国人又去怀念柏杨所痛恨所“劣根性”的八十年代的中国人。


如果说一个所谓的劣根性因为经济发展就变了,因为科技发展就变了,因为社会发展就变了,这玩意能称之为“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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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五城”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一个官方、统一的界定,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影响力。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过,在讨论中国城市发展时,一些城市经常被提及在“第五”这个位置上,并且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几个比较主流的维度来分析,看看哪些城市有可能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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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议题,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数字来概括。这不仅仅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更关乎一个人在历史、文化、政治以及个人经历等多方面的感受和选择。历史的沉淀与身份的变迁香港的身份认同深受其殖民历史的影响。在英国管治的150多年里,香港逐渐发展出独特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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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天海俱乐部最终的结局,很多球迷心头都涌起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这个名字,曾承载过多少中国足球的希望与梦想,如今却以如此黯淡的方式谢幕,不由得让人发问:究竟是金元足球这个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还是我们这项运动的根基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就能回答的问题。天海的消亡,是金元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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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最近这几天对中国频频发难,这背后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可以说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战略考量的综合体现。他之所以这么做,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 国内政治需求:巩固基本盘和转移国内矛盾首先,不能忽视的是特朗普的政治策略。他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对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感到担忧的选民,对中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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