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描绘有哪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我们得承认《地图集》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对中国古代疆域的系统性梳理和绘制，尤其是在当时历史文献资料相对分散、整理不易的情况下，能做到如此宏观而细致的呈现，实属不易。但正因为其规模宏大，涉及的朝代众多，地理范围广阔，一些细节上的考量和处理方式，自然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出现而受到挑战。
一个普遍被讨论的点是民族分布与政权范围的界定。中国历史的演进，很大程度上伴随着民族迁徙、融合与冲突。在一些时期，国家政权的疆域与实际控制区域、以及该区域内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往往是复杂而动态的。
边疆地区的划分与民族界定： 比如，对于一些边缘地带，例如北方草原地区、西南山地，很多时候是多个民族并存，政权也并非完全的铁板一块。谭先生的地图在绘制政权疆域时，往往力求给出清晰的边界线，但有时可能难以完全反映出当时实际存在的政治真空、部落自治或军事管辖的复杂性。例如，在某些朝代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政策时，地图上划出的疆域是否能完全代表当地民族的归属感和实际的政治联系，可能需要更细致的解读。当时的民族构成研究，相较于今天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些民族的分布和名称的认定，在后来的考古和文献研究中也可能有新的发现。
朝代疆域的“最盛”与“常态”： 《地图集》中的一些疆域线，在很多时候代表的是该朝代势力所能达到的“最盛时期”或“理想化状态”。但历史上的朝代，其疆域往往是有波动的，并非始终稳定。在绘制时，如何取舍，选择哪个时期作为代表，有时会引起讨论。例如，对于一些曾经短暂纳入版图的地区，其归属的稳定性和对当地实际的影响力，如何在地图上体现，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角度。
其次，在一些具体地点的认定与河流、道路的绘制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古代地名的变迁与考证： 古代地名非常复杂，同一个地方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政治中心的转移、甚至民族文化的融合而拥有多个名称。在《地图集》的绘制过程中，对这些地名的考证和取舍，可能受到当时文献掌握程度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例如，一些边远地区的县治、关隘，其具体位置的确定，有时需要依赖考古发现来印证。当考古成果不断涌现，一些过去基于文献推测的地名位置，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河流的改道与水系的变迁： 自然地理环境并非静止不变，特别是河流，其河道变迁、泛滥改道是常有的事。古代文献中对河流的记载，有时也会因为时代、地域不同而出现差异。地图在绘制古代河流时，需要在有限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推断。一些地区，例如黄河下游的故道、长江下游的河网变化，在《地图集》中绘制的河流形态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地理状况，也是学者们进行比对和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对一些已经消失或改变极大的河流，其复原难度本身就很高。
古代交通网络的表现： 《地图集》也包含了一些古代的交通道路，例如驿道、商道等。这些交通线的绘制，往往是基于文献中对相关地点和路线的记载。然而，古代交通网络的真实范围、主要干线的形成和使用程度，以及一些次要道路的分布，其精确性也可能受到文献资料的局限。尤其是一些军事要道、或者在特定时期才兴盛的交通路线，其在地图上的呈现可能需要与更具体的史料相互印证。
再者，地图集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值得考量。
研究方法的进步： 《地图集》的编纂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的，当时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但整体而言，许多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相较于今天可能还不够成熟。例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运用，后来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得对海量历史文献进行空间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补充和校正以往的判断。
新出土文献与考古发现： 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献（如甲骨文、简牍、帛书等）和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提供了更为直接和丰富的信息。这些新材料的出现，无疑会对一些过去基于传世文献的推论提出挑战，甚至改变原有的认知框架。例如，一些边疆地区早期民族的分布、政权的确立，在简牍和民族志研究的推动下，可能需要有新的地图绘制来体现。
当然，以上这些讨论并非否定《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地图集》所构建的框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参照点。正是有了谭其骧先生的开创性工作，后来的学者们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细致研究和批判性反思。
可以理解为，任何一部伟大的学术著作，都是一个时代的智慧结晶，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面临被超越和修正的可能。学者们在《地图集》基础上进行的商榷和补充，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体现。每一次对《地图集》中某一处细节的质疑和修正，都意味着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描绘中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这主要体现在对复杂多变的边疆民族分布的界定、朝代疆域的理想化处理、古代地名和地理要素的考证精确性，以及受限于时代研究方法和资料掌握程度等方面。但这些商榷之处，恰恰是学术生命力的体现，也证明了《地图集》作为一座学术高峰，至今仍能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
网友意见
本文及图片作者： @Hidarikouji（他的账号已注销）
〇、讨论范围
本文不讨论疆域类问题，诸如唐代疆域是否包括伊朗、元代疆域是否北至北冰洋、明代疆域是否包括西藏之类。事实上由于谭图疆域绘制过程受到严重的外部影响，此类问题也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
考虑到谭图政区界线的绘制主要使用反推法，本文也不打算讨论唐代以前的政区界线问题。
又考虑到谭图最后一次修订时乃1996年，距今已20年有余，本文更不打算对谭图挑错，仅提出一些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在阅读谭图时需要注意或补充的地方。
一、唐代
谭图唐代图集的问题不大，主要在于唐前期都督府的建置无载。
唐前期的行政区划以州郡为主体，州郡之上则同时拥有以监察为主的道与以军事治安为主的都督府两种建制。其中都督府按照唐代官制，皆设有六曹，而六曹的职权包括治安、工事、征粮、兵役管理等等，具有一定的地方政府性质。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道还是都督府，与州郡之间都不存在统属关系，即州郡不是道或都督府下辖的行政单位。以现代制度比喻的话，道类似于中共地方局，都督府类似于省军区，两者都一定程度上指导地市级政府的工作，但只有省级政府才真正下辖地市级政府。
安史之乱以后，都督府改制为节度、防御等使的方镇，道则通过节度使兼其主官——观察使的形式与方镇合流。因此，唐后期的方镇也俗称为道。
谭图唐代图集选取的时点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九（741）年，此时都督府制尚存，但在谭图唐代图例及图幅中皆只见羁縻都督府、边州都督府，而不见于正州县地区设置的都督府。须知都督府是唐后期方镇格局的源头，谭图于总章、开元全图中只绘诸道，而元和全图中只绘方镇，易使读者误解，以为唐代前后高级政区制度毫无关联。
二、宋代
谭图宋代图集的问题主要在于复式路制画法杂糅。
宋代行政区划仍以府州为主体，但府州之上的建制——复式路制则较唐代更为复杂。
复式路制，即宋代高级政区——路的政府职能分割给互不统属、治所分散的多种机构，包括转运司、安抚（钤辖）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等。宋神宗元丰元（1078）年改制以后，各种机构辖区也变得不尽相同。
因宋代路制多次变化，下面以谭图选取的宋徽宗政和元（1111）年为准，先看典型例子陕西：陕西路转运司为一路，治京兆府；提刑司分为永兴军、秦凤两路，分别治京兆府（注：宋代一些府州等第为节度州，保有军额，永兴军即为京兆府的军额）及凤翔府；提举常平司的分路及治所情况无载；而安抚司则分为六路，名称（治所）分别为京兆府路（京兆府）、鄜延路（延安府）、环庆路（庆州）、秦凤路（秦州）、泾原路（渭州）、熙河路（熙州）。
再看另一典型河北：河北路转运司为一路，治大名府；提刑司分为东西两路，分别治恩州、邢州；提举常平司也分为东西两路，辖区与提刑司相同，但西路治中山府，东路治所史料无载；至于安抚司则分为大名府、真定府、河间府、定州四路，其中大名府路辖境跨越东西两路（下图）。
以上两例当中，路级的政府机构和治所如此分散，是宋代“强干弱枝”政策打压地方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的结果，而这一结果的正、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
谭图宋代图例当中称“只画出转运司的路界和治所”，但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谭图河北西路的治所实际上只是真定府路安抚司的治所。在其他路的分图中，许多治所也并非转运司所在。如河东路转运司治隆德府，但谭图却标在太原府，即提刑司所在；淮南路分设两个转运司于楚州、庐州，但谭图却标在扬州、寿州，而后两个实际上是淮南东西两路提刑司的治所；利州、梓州两路的转运司分别治利州、遂州，而谭图实际上标注的是兴元府、梓州，即两路的提刑司所在……
三、辽金
谭图辽金图集的问题比之宋代图集更加严重，仍然出自高级政区。
谭图在选定各时期绘制时点及结构时，基本是以各时期的正史及权威地理志书为准，如清代以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载的末年，即1820年为准。但问题在于辽、金两代可以作为参考的史料较少，二十四史中《辽史》、《金史》两部更是因编撰过程仓促而错漏百出。
谭图将辽金两代的高级政区，按照两部正史的说法分别定为“五京道”和“五京十九路”。但一方面，除辽史、契丹国志以外，其它史料并无“五京道”的说法，如《武经总要》中以“某京四面”称之。而辽金易代时期史料当中又常见“财政八路”的说法，这使得近来许多学者认为辽代五京道为假、财政八路为真。另一方面，金史地理志开篇提到的“五京十九路”实际上是金海陵王正隆二（1157）年至金世宗大定十三（1173）年的事，这期间会宁府被取消上京称号。但地理志全篇记载的末年居然晚至金章宗泰和八（1208）年，此时会宁府早已恢复上京称号。另外“十九路”的统计标准也存在问题，如上京、东京两路条目之下居然还存在蒲与、胡里改、速频、曷懒、婆速等路，而西京路条目下也存在西南、西北两个招讨司路。从金代史料对这些路官制的描述来看，实际上这些路与上京、东京、西京以及其它诸路是平起平坐的，都属于金代高级政区当中的主干——军事路。至谭图选取的金世宗大定二十九（1189）年，此类军事路共计三十，远远超出地理志所载十九之数。
因此，谭图按照辽史、金史绘制高级政区，自然也存在不少谬误。
另外，辽金两代都延续了唐代的方镇-支郡体系。如辽代中京道兴中府，军额彰武军，领安德州、黔州、南和州；金代鄜延路延安府，军额彰武军，领丹州、保安州、绥德州。谭图未能反映这些情况。
四、元代
谭图元代图集的问题不大，但此处重点提一下元代道、路两级的设置。
元代的道有宣慰司道及肃政廉访司道（元世祖至元二十八（1291）年以前为提刑按察司）两。前者于至元十五（1278）年以后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类似于现代省下辖的地区行政公署；后者则是隶属于三大（行）御史台的监察区划，不归行省。
元代行省的规模极为广阔，而宣慰司道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其使命便是分担行省边缘地带的政务，并保证行省与边缘府州能够顺畅地上传下达。也正因为此，行省的中心地带并不需要设置宣慰司道。肃政廉访司道专司监察，但岭北行省、宣政院辖区（除吐蕃等处宣慰司）、别失八里等地域制度特殊，没有必要设道监察。余下其它行省皆被肃政廉访司道全面覆盖（下图）。
至于元代路的建制，请参考：
五、明代
谭图明代图集的问题主要在于未能体现绝大多数都司与布政司辖区的差异，以及方镇-支郡体系被忽略。
明代在元制基础上撤销行省，于每一地方分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乍一看像是复古，其实是沿袭元代宣慰司道、肃政廉访司道分置的体制，再结合隋唐府兵制及元代千户制，创设卫所制，又设都卫统辖一方卫所，最后发展为（行）都司、留守司等，与布、按平起平坐。不过，明代继承元代诸色户计制度，将世代参军的户口，即军户划归都司卫所管理。卫所同时拥有自身防区以及军户屯田的管辖权，尤其在边境地带，卫所替代州县行使民政职能。
不过，绝大多数都司辖区与布政司辖区都不重合。以谭图选取的明神宗万历十（1582）年为例，湖广地方最为典型（下图）：
而谭图并未体现出明代高级政区的这一特点。
两京及周边府州并未设置三司。京师顺天府及周边府县，原为北平三司，后因迁都北京而撤销。北平三司所辖府州改由京师六部直隶。南京应天府及周边府县则由南京六部直隶。两直隶地方虽不设三司，但仍有守巡道，道员系邻省官衔，卫所则交由京师五军都督府直辖，南京五军都督府只有南京周边卫所的管辖权。注意，两直隶为若干府州的统称，并不是行政区划。
另外，明代府下散州可辖县，府与散州的关系仍为唐代方镇-支郡体系的延续，但谭图并未区分散州与辖县（元代图集则将辖县散州与不辖县散州区分开来，后者与县共用符号），易误导读者。
六、清代
谭图清代图集的问题集中在东省、藩部。在谭图选取的清仁宗嘉庆二十五（1820）年时，盛京将军辖区内实际上还存在者一套正州县区划，即盛京奉天府（同时也是雍正改革以来中国最后保留方镇-支郡体制的政区，直至清德宗光绪三十一（1905）年取消盛京称号）。但谭图却以将军辖区为主体，将奉天、锦州两府界线画在将军辖区之上，而将军辖区之下的驻防城辖区不见踪影；拥有长春厅、吉林厅等正州县的吉林将军辖区，却又只画出驻防城辖区，而正州县界凭空消失，实属杂糅。
在涉及蒙古盟部旗的分图当中，谭图的处理标准也完全不同。漠南的内蒙古六盟，谭图标示出六盟的名称及各旗名称；漠北的喀尔喀四部，实际上每部皆自成一盟，但谭图只标示部名，不见盟名；新疆、青海等地的蒙古诸部成立的乌讷恩素珠克图、巴图塞特奇勒图、青塞特奇勒图、青海左右翼等盟，皆无盟名，其中新疆蒙古仅存旗名。
again——本文及图片作者： @Hidarikouji
对【方镇-支郡】体系的补充和解释：
（1）发端
简单来说，方镇支郡体系脱胎于唐代前期的都督府制，即以某州（驻在州）刺史兼都督，统辖周边诸州（属州）。唐代中后期方镇取代都督府，并发展为实际的一级政区，但无论哪种使职，皆兼任驻在州刺史。驻在州与属州在级别上皆为统县政区，但在等第上前者高于后者。
（2）延续发展
唐代的方镇支郡体系通过两条途径延续，一条是五代十国，不过至宋代已名存实亡，方镇仅保留使职，既不兼任府州主官，也不统辖任何属州。
另一条便是辽、金，及至元、明，终结于清末。
辽、金高级政区格局较为复杂，但方镇-支郡体系一贯延续下来，尤其是在金代，除前代已有的节度州-属州关系外，又新产生了路治府-散府州的关系。金代常设军事路作为高级政区，名义则不一而足。其中都总管府路最为普遍，即以某府尹兼任一路兵马都总管，统辖该路其它府州，该府便称为总管府。凡设都总管府路者，路下府州无不为总管府支郡。而金代凡设府者，等第视同节度州，即可统辖支郡，因此总管府本身另有支郡。
金代府与支郡的关系，或有参照渤海国府下领州旧制，此处不赘。
元代及之前的蒙古国时代，因与金来往更多，因此金末诸多地方官制都为元所沿用。方镇-支郡体系当中的节度州被废除，而总管府不仅保留下来，更随着蒙古疆域不断扩大而推行至宋、夏、大理故地。除总管府以外，前代散府统辖支郡的体制也得到延续。
明代行政区划当中，统县政区一级的一大变化为废路存府，即废除路制，同时恢复被省入路的府。经此变化，路皆改为与前代直隶府相同体制。
清代行政区划改革以雍正、光绪为两大节点。从方镇-支郡体系角度看，雍正以前的顺治、康熙两朝，因开拓战事频繁，无暇顾及行政区划改革，因此大体延续前代格局，包括府下辖散州。雍正时局势趋于稳定，开始大幅度的行政区划改革。散州辖县被剥离，并降为县级政区即在此时。雍正以后除关外之盛京奉天府因作为陪都地位特殊，且人口稀少不宜设省，仍辖锦州、兴京、岫岩等统县政区，关内已不存在方镇-支郡体系。1905年，为东省行省化做准备而撤销各项陪都官制之后，奉天府不再统辖任何统县政区。至此，发源于汉末，成形于中唐，延续千二百余年的方镇-支郡体系宣告终结。
以上。
12月2日再补充：
@左小路通同学新作——741年唐正州县地区政区
明代卫所与州县的处理问题，其实是欠妥的。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都司与布政司的辖区并非一致，而卫所辖区与州县辖区几乎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有些地方会呈现出块状飞地交错的态势，而谭图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仅从布政司州县方面考虑，所以导致有些地区与实际情况不符。例子就是贵州图里隶属湖广都司的那几个卫，以及赤水卫、普市所的归属问题。
我在开车，回去展开了再说。
偶然发现这儿还有一个两年前的坑，今天无事，填上吧。
理论上来说，明朝的行政区划图是很好画的，州县、卫所、土司，很明确，再加上明朝留下来的资料非常丰富，省府州县卫所志非常多，画出详细明朝区划图也不是不可能（我最近就在尝试利用方志画出明朝每个州府的图，颇有成效）。然而，谭图明朝部分的一些描绘，却是有些值得商榷的，这个问题，大多出在土司、州府、卫所三者中任意二者交杂的区域。
1，赤水卫
赤水卫、普市所，地处贵州西北角，属贵州都司所辖实土卫所。这俩卫所以及南边的毕节卫、北边的永宁卫，作用是一致的：保障四川入滇驿路。
元代的时候，上图中的永宁宣抚司、永宁卫、普市所、赤水卫都是永宁路的范围。永宁路是元朝四川行省所辖路之一，地界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交界处，有世袭奢氏土司。后来明初大军从四川湖广两路进攻云南的梁王，北路由郭英率领，走的就是永宁——毕节——乌撒这条线。
正因为永宁是入滇大路上的重要一站，心狠手辣的朱元璋自然不可能将这条云南生命线放任由当地土司管理，于是在平定云南之后指示大军不要急着回来，先在驿路沿途圈占田亩广设卫所，其间甚至还因为圈地而发生了对乌撒土知府的血腥镇压。洪武十五年乌撒设卫，十七年毕节设卫，二十一年赤水、层台、七星关设卫所，二十二年设白撒、摩尼二所，二十三年设普市所，再加上洪武四年设的永宁卫，这条从长江经过滇东北入云南的驿路，就被卫所给保护起来了。而沿途的卫所，为了便于管理，则委任于贵州都司。注意啊，元朝永宁路，以及明朝的永宁宣抚司，都是隶属于四川行省和四川布政司，但是从永宁土司地盘上挖出来的这几个实土卫所，却是属于贵州都司。也就是说，这里算是一地两属，民政属四川、军政属贵州。一开始的时候贵州只有都司没有布政司，贵州都司范围内的个别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仍然是属于四川，换句话说，按照“辽东属于山东”的明朝惯例，此时可以认为“贵州属于四川”。
后来贵州布政司成立，下设黎平、新化、石阡、铜仁、乌罗、镇远、思南、思州八府以及贵州宣慰使司，布政司驻贵州都司城外贵州马驿办公。再后来乌罗、新化二府裁撤，安顺、永宁、镇宁、普安四州来属，又添设程番（后改贵阳）、都匀二府，到万历十年也就是谭图明朝的断代那年，贵州布政司下设八府四州一宣慰司。
按道理说，谭图做明朝图的时候原则是“就布（政司）不就都（司）”：
明制户分军民，以府州县领民户，以卫所领军户。全境府州县分隶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卫所分隶于两京、十六都指挥使司、五行都指挥司、二留守司。与布政司同名的十三都司和四川、湖广、福建三行都司所领卫所皆画入各该布政司幅;山西行都司、陕西行都司、辽东都司各制专幅列于山西、陕西、山东布政司幅之后；大宁、万全二都司入京师幅；中都留守司入南京幅；兴都留守司入湖广幅。另绘洪武、建文时代北平行都司（永乐内徙改为大宁都司）一幅，作为插图附见京师幅。
换句话说，都司是迁就于布政司，作图的时候绘制布政司界线而不做都司界线。所以出于这种考虑，贵州布政司东部的黎平府，虽然范围内的卫所属于湖广都司，却仍然将此地画在贵州范围。然而这种原则在永宁这里却失效了，永宁宣抚司放在了四川，赤水卫、普市所却放在了贵州，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虽然在互联网上谭其骧地图每次出现几乎都是被朝代粉黑用来玩对线比大小的游戏（在此我衷心希望这些斗兽爱好者能使用不那么高糊的图），但是平心而论，谭的分区地图价值高于全局地图，而内地分图的质量又显著高于边区地图。
在绘制边疆地图中会出现很多困难，最大的麻烦在于相关史料与内地相比普遍严重匮乏，且无法利用到近几十年的新研究成果；其次是谭常常需要作为最高指示的传声筒和团队争执的和事佬而要做出妥协；最后一个常被忽略的客观问题是，古代地方行政区划体系往往比现代社会复杂的多，层层架构是一张基本没有图表和注释的单色地图所无法真正表现出来的。
例如，谭其骧的辽金夏地图由于基本参考自各国亡国上百年后成书、可信度较低的《辽史》《金史》《宋史》等汉文史料，因此总体问题显得颇为严重。在此只以西夏为例提一下。谭的贞观十一年（1111）西夏全图至今仍是最为常见的西夏地图，但是因受困于绘制期间可供参考的文献材料与考古成果过少，致使其很多内容都是值得商榷的。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自复旦杨蕤博士的著作《西夏地理研究》中对西夏行政区划的分析
在西夏地图中，西夏的州都被与唐宋各州做了相同的处理方式，我们不难很快的看到“凉州”“灵州”“盐州”“夏州”等熟悉的地名。因此，在很多人非常容易套用中原汉人的思维模式，认为西夏也实行着与唐宋类似的州县体制（比如我就见过有的朋友感慨，西夏的河西也是甘肃瓜沙凉五州，非常有汉唐之风），州就是西夏的一级行政区划。事实上，直到今天“西夏实行类似州县二级制，共计22州”也是中文互联网中对西夏最常见的介绍：
包括我个人也会出于习惯使用“横山七州”“兴灵七州”“河湟四州”“河西五州”之类的说法（当然，以横山山地那种穷山恶水，就算天照大神显灵也不可能养出七个州来）
然而事实上，看到西夏境内有州就认为西夏是州县二级制只不过是汉地思维模式下的想当然而已，就跟通过嵬名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而认为西夏人有多么深厚的儒学信仰一样，仅仅是幻象而已。西夏所谓的“州”实际情况是：
在西夏国，真正符合汉制州县制标准的县，可能仅有京城地区的几个县。绝大多数的州也不具有汉制中中级政区的内涵，而已蜕变为城、堡一类的军事要塞。 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在西夏的法典中，同为州府，地位却相差悬殊，而许多县寨则高于州郡。这是自唐中期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演变的结果，是少数民族进入并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夏王国所拥有的十余个汉制州，仅表明其所控制的疆域范围，而不能认为是其行政区。西夏王国自有一套符合其民族特色的地方行政体制，这就是以监军司为主体的地方行政体制。
说夏人的州连行政区还不是，可能有些过分；但是指出其地位甚低，空有唐宋的旧州名仅仅只是城堡村寨一级，可以说是非常准确。西夏之“州”粗陋不堪、形制可笑，其实看宋人资料也有很多记载。例如，宋军五路伐夏期间，深入西夏本土，沿途所经，并无一县。在唐古特人的龙兴之地横山夏州，居民居然只有“城中居民数十家”。宥州稍多，“城中居民五百余家”。而李自成的老家，一个米脂寨却高达“城中老小万四百二十一口”之多，其规模已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州。宋人所谓夏国百姓“散居于沙漠山野之间，无城郭之固”，诚非虚言。这从夏国本土文献《天盛律令》中更是看的一清二楚：夏州绥州仅仅是和常威寨、西明寨一个等级的末等司，龙州甘州仅仅是和寺庙山孤山一个等级的下等司....给诸州委派的官员也往往只是寨主之流人物。
一般西夏地图绘制参考的都是《宋史·夏国传》，但其中的内容与原始西夏资料有较大差异。《宋史》记载夏国有22州，但是夏国的记录中却只有10个州；有些情况是宋史里的州在夏人记录中不是州（如灵州被称为大都督府），而有些宋史里记录的州，比如胜州洪州乐州廓州等——在夏国干脆就没有记载。实际上，种种“夏国22州”之类的说法只能表明这些唐宋旧州所在地区被党项人占领，而完全不能证明夏人在该地有也设了什么州县，或者说有建置但已跟旧日大为不同（如宋人所谓盐州被夏人改为五原郡）。
根据《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记载，西夏有五府、十州、两郡、九县、二十六城寨、五军、十七监军司，这才是西夏中后期真实的政区状况。
西夏境内传统汉地州县制的名存实亡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西夏全国，基本都是安史之乱后的吐蕃占领区和党项事实割据地区，两个民族的很多风俗习惯较为接近，而对汉地州县的处理也颇为相似。唐朝实行的州、县、乡、里制，在吐蕃王国时期全面退化为部落制。各地城内仅有少量汉人居住，氐、羌一般都生活在野外。例如，在天宝年间有十二万汉人的凉州，到了宋朝初年仅有“汉民三百户”，不久又被李继迁“攻陷西凉府，逐出其居人”，州县制度更加不存了。李显忠的老家绥州（绥德），“自唐末蕃寇侵扰，所管五县并废，或陷在蕃界，亦无乡里，其民皆蕃族”。而这些问题随后愈发严重。西夏与吐蕃类似，都常有攻破州县后毁弃城垣，废而不居的现象，
李继迁叛宋后，有意识地发展这种状态，早在宋太宗淳化五年（994），继迁就“徙绥州民于平夏”，咸平六年，又将“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将“夏、银、宥州民之丁壮者，徙于河外”，集人力、财力于兴、灵地区，以充实“王畿”之地。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一方面是所谓的汉制即州县制在西夏王国内名存实亡，另一方面是所谓的蕃制即部落制却充分地发展了起来。譬如灵州，该州原领六县，宋初则领一县、七镇。各镇仅管蕃部数族，以本族酋长为巡检使。
西夏的行政区划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夏人的政区层级颇为混乱，粗略的看分为五府-五军、十七监军司-普通州县、边地城寨等层级。五府居次等司；五军和十七监军司居中等司；一般州县、城寨居下等司和末等司。但同样是州/郡/县，却位列不同等级，未知其规则究竟如何，完全不能用中原思维来套用。且夏人的突出特色就是府县政区与监军司等军统政区杂糅在一起。不过总的来看，西夏最重要的地方行政体制还是其监军司。其既是一级地方民政机构，也是有部落性质的军事组织。其可能源自原吐蕃王朝使用的五茹六十一桂东岱体制。
谭其骧在绘制西夏地图监军司时，基本采用了《宋史·夏国传》的所谓“十二监军司”的说法，即左厢神勇、石州祥祐、宥州嘉宁、韦州静塞、西寿保泰、卓啰和南、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瓜州西平、黑水镇燕、白马强镇、黑山威福。而《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却明载西夏足有十七监军司：
石州、东院、西寿、韦州、卓啰、南院、西院、沙州、啰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肃州、瓜州、黑水、北地中、南地中。
其中不可考者八。如果考虑到大都督府，则大概能有十八监军司。因此，西夏监军司远比谭图中给人的感觉更为重要（单看图很容易以为监军司只是个和州平级的边防军驻所），数量也要更多。譬如，谭图中河西走廊仅有黑水甘肃瓜州卓啰四个监军司，但除此之外夏人可能还有凉州的右厢朝顺军司（被谭图标到了内蒙古乌达，此地监军即仁多保忠）、啰庞岭监军司、甘州的北院监军司（谭图画在甘州的甘肃监军司应在山丹县）等，后套也不止一个黑山军司，从榆林窟看应该还包括弥峨州监军司。当然，关于监军司的总数和实际位置，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和疑难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的是，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谭图、图集），先后有一百多人参与编绘，整个图集按区域分成不同的人负责，由冯家昇负责西北边疆，韩儒林负责漠北地区，方国瑜主导西南部分，谭把关全局。这些专家的观点不见得统一，陈可畏（史稿地图集的修订者）就认为蒙元、明朝时东北界含有勘加察半岛。方国瑜亦曾因同谭的意见不合，表示自己“死不瞑目”。有些争议处，主编谭其骧是做折中处理，像唐安南都护府的北界，方国瑜认为以今中越国界为限，谭本人的观点是比现在画法更靠北。
图集耗时三十余年，中间因“温格”停工三年。1969年复工后，谭其骧一度被“主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贬成普通编稿，以致其间图稿质量不佳。图集完稿后曾开会九个月时间审核图稿，有些奇怪的画法不见得是学者的意见，蒙元北界便是审定的结果。实际上在公开发行后也遇到某些ZZ原因，后两册暂缓出版，谭其骧表示，宁愿停止出版也不愿图稿被随意更改。也正是谭的据理力争，台湾岛才在清以前不列入中央政权境界。（详情可见葛剑雄《悠悠长水》上下两册关于历史地图编绘的部分）
从地图体例上讲，符号图例不够丰富，不能很好的区分羁縻地区等要素，这点可对比顾版《中国历史地图：古代史部分》、中国文化大学版历史地图。当然也要注意到，羁縻地区并非能够笼统区分，有些只是名义而已，有些甚至是处于敌对状态，还有些则是中央能控制而未设为州县。并且限于史料原因（《辽史》甚至记载有个日本国王府），严格区分并非易事，图集后记也承认，完全不作区分难免属于缺陷。此外，谭其骧以1820年的疆域为线，凡都城在此线内的，都属于历史政权一部分。但如此也造成一些小小话题，像高句丽早期属于历史政权，后期因迁都，并不算了（战争史研究WHS老师另有答案，）。黑汗早期列入，后因东西分开，西支不算。
有些要素，主要是河川，虽未于某时期的图中标出，实际却已经存在，陈桥驿说虽未载其名，但那些湖泊河流不是突然出现的。比如西汉朔方图幅中，河水附近有名为屠申泽的湖泊，在战国、秦分幅图未绘，详情可见辛德勇《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辨析》。再比如经流今南阳市区的白河，汉以前称淯水。
如图，截取于图集西汉卷的荆州刺史部图，注意标注为育水的河流
下图出自秦山东南部诸郡图，绘出，未标注名称
下图为战国楚、越分幅图的一部分，没有绘出
对比这几幅图会发现古今河道的画法是完全相同的，可以排除掉河道变迁的因素，要么是漏绘了，要么当时觉得这条水道并不重要。
谭图的边疆画法，也不能简单说是往大了画，有些地方可能相反。例如，对朝鲜（当时不承认有韩国）的处理，唐朝时新罗属名义上的鸡林羁縻州，蒙元时设高丽为征东行省，皆未表示。如果联系图集对越南的处理方法，可能，是因为朝越属于友好国家。葛剑雄在悠悠长水中记载，五代十国全图的时间特地选在安南分出以后。而明朝全图（一）最终也未选在永乐年间。
有些图幅其实是不同年代的疆域叠加，为了反击苏联“中国疆域以长城为界，西至于嘉峪关”的论调，明朝全图一的标准年代虽为宣德十年，其（东、西）疆域却是极盛时期的。总章二年的唐朝全图（一）属于“追溯”，主要反映的是总章元年形势（葛剑雄语）。
北方游牧政权的北界偏随意，有些历史时期的北族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审定要求与蒙元、明时期的北界保持一致（由此可知目前所见的蒙元北界后来又改过）。（葛剑雄《悠悠长水》下）。
谭其骧自己讲（忘了是在图集前言还是在《长水集》），不少历史地点的位置没有考古依据，只得在大致方位定点。
杨宽负责的战国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中，越国拥有淮北大片领土的表示法不一定符合史实。史料实际是记载句践将淮北归还给楚国，如此则越都琅邪成为飞地，杨宽为避免此种情况出现，做出一番推测，详情见辛德勇《越王句践徙都琅邪事析义》。
唐睿宗景云二年析陇右黄河以西置河西道，唐时期全图（二）与分幅政区图都未绘出。
清末新疆建省前，今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巴里坤一带类似山西的长城以北地区（详情可见山西、直隶、内蒙古三张分幅图），有两套建置。
乌鲁木齐等地也类似这种情况，下图截取自《大清一统志·甘肃》，
下图截取《大清一统志·新疆》乌噜木齐部分
用示意图表示差不多如下：
再有，由于时代原因，新出成果与考古发现没法采纳，图集有些观点已属陈旧。图集的原始社会部分明确表示由于本图组编绘时间较早，已经不能反映出版时的考古研究成果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里耶秦简证明秦朝设有洞庭郡，谭图便无法利用上。历史水系与古代海岸线也没能反映出稍晚出版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成果（陈桥驿语，他亦另文指出图集对长江、淮河和珠江河道变化描绘得不够）。
图集完成后，编者们又写出一百多万字的释文，至今只有东北部分得以出版为《〈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其他地区因无释文，往往不知其所出，上文已提到西南疆域部分由云南大学负责，奇怪的是图集中大理政区与方国瑜本人出版于1987年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大理建置不同。未知是方国瑜后来修正过观点还是采取其他专家的意见了。谭其骧在图集总编例里讲，边地定点太释，无法勾勒的，允许中断，不强求连接。秦象郡南界的直线画法，也由于没有释文，不清楚依据是什么。
此外还有所依据史料本身的原因，图集主要参考正史，但正史不见得就正确（谭其骧语）。比如辽的五京道是依据《辽史·地理志》，同《亡辽录》的记载有很大差别，目前的研究发现后者更能反映辽的实际区划。详情可看相关论文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新旧两唐书地理志对唐朝区划的记载并不一致，也导致有些州的归属存在争议。
最后，可能有太多人关注全图的边疆画法，谭图的真正精华其实是分幅政区图，详细的历史河川走势、统县政区的边界、县级政区点、中原地区甚至标出聚邑。比较遗憾的是，南北朝与五代十国原本计划绘出的县级政区，因“分裂时期是退步，需要与统一时期区分”被迫去掉了（见邹逸麟的回忆文章）。唐朝部分原本有大中二年全图，出版前临时换成新绘制的元和藩镇图。被毁去的民族分布图组也很可惜。
都说羁縻地区的问题，其实划进来也没啥啊。因为就算是半独立，也是没有独立啊。而且再补充一句，假如将羁縻地区视为非领土，那全世界所有的古典帝国都是假的了，这还不算啥，因为古典帝国至少都有中央控制的核心领土。
但游牧帝国怎么画？游牧帝国就没办法画了，因为游牧帝国基本上全境都是类似羁縻统治的。
历史地图和现代地图不一样，少不了误差，都是有问题的，就看问题多还是少。谭其骧的地图肯定是有问题的。
古代国家的疆域总是在变化的，所以谭其骧的地图会在角落标注这是哪一年的，每个朝代基本只有两三张图，笼统上能理解这个朝代的疆域，但要细究就没办法了，还得查阅文献。但要是要求人家每年画一张……那不要人命嘛……
但到底都哪儿有问题……
这个就很难搞了。
目前而言，我都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随便从谭其骧的地图里截个图出来，然后忽然还真就发现了两个问题：
这是在回答明朝新疆的一个问题时发现的，标注时间是明万历十年1582年，但1582年土鲁番汗国已经被叶尔羌汗国和瓦剌灭掉了，所以这里不应该存在土鲁番汗国。
这张是在回答宋朝新疆的一问题时发现的，标注时间是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当时葛罗禄已经完全归附回鹘，回鹘在葛罗禄部落设置了五个都督予以统治，按照谭其骧地图集羁縻地区在实际掌控时划入宗主的惯例（譬如唐时期全图一，总章二年的中亚划入唐朝），这里葛罗禄应该划入回鹘，和回鹘一个颜色，标注个名字就行了。
其他地方肯定都有一些这样的瑕疵，但在没有更好的地图前提下，谭其骧的这套历史地图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几乎全部值得商榷。
谭图培养了国内一大群扩张主义者，流毒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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