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学中，语言的上层和底层是什么意思？
底层（Underlying Level）
你可以把“底层”想象成语言最根本、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包含了构成语言的基本要素和潜在规则，这些要素和规则是支撑我们理解和生成语言的基石。
语音层面： 底层指的是语言的音位系统（Phonemic System）。音位是语言中能够区分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例如，汉语的 /p/ 和 /b/ 是两个不同的音位，因为它们能区分“爸”和“八”的意义。底层关注的是抽象的、有区分能力的语音单位，而不是实际发出的具体语音。同一个音位，在不同的发音者、不同的语速、不同的词语中，实际的声学特征（如送气程度、声调的平滑度）会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就属于“表层”的范畴，而抽象的、能够区分意义的音位本身，则是底层的概念。
再细说一点： 语言学家研究底层语音时，会关注音位变化规则（Phonological Rules）。比如，某些语言中，同一个音素在词首、词中、词尾可能会发生轻微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会改变它的音位属性。例如，英语的 /t/ 在“top”中是送气的，在“stop”中则不送气，在“butter”中更像是一个弹音（flap），但它们仍然被视为同一个音位 /t/。这些音位变化规则就属于底层规则。
形态层面： 底层指的是语言的词法（Morphology），特别是词根（Root）和词缀（Affix）的组合规则。一个词的“底层”可以看作是其最核心的词义单位，以及附加在词根上的各种屈折（Inflection）和派生（Derivation）的规则。例如，“unhappiness” 这个词，其底层可以看作是词根“happy”，以及前后缀“un”和“ness”的组合方式，这些组合方式遵循一定的形态学规则，赋予了整个词特定的含义。
更深入一些： 在某些理论中，还会涉及到“抽象的形态结构”。比如，动词的过去式，在底层可能是一个标记，然后根据不同的动词（规则动词、不规则动词）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加ed，变成went，变成ate）。底层的“过去式标记”是抽象的，它下面的规则是决定如何“发音”或“拼写”这个过去式的。
句法层面： 底层指的是语言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这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深层结构表达了句子的核心语义关系和句子成分的抽象组织方式。例如，“John ate the apple”和“The apple was eaten by John”在表面形式上差异很大，但它们的深层结构可能是相似的，都表达了“John”是动作的执行者，“apple”是动作的承受者。
举个例子： “Who did John give the book to?” 和 “To whom did John give the book?” 这两个句子在表面上（也就是我们实际说出来的形式）有区别，一个介词短语在句末，一个在句首。但在深层结构中，它们的“给”这个动作的参与者（施事者John，受事物book，受益者who）和它们的句法功能（施事者是主语，受益者是间接宾语）在抽象层面是相似的，通过一些转换规则（如介词短语的移动）才变成了不同的表面形式。
语义层面： 底层可以理解为语言的基本语义单元和概念结构。这些是构成意义的最基本的“积木”，比如词汇的基本意义、句子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等。即使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其底层语义可能是相同的。
总结一下，语言的“底层”是：
抽象的、核心的、基础的。
具备区分意义的能力。
蕴含规则系统，用于生成和理解语言。
是不同语言表面形式的共同来源或可转换的基础。
上层（Surface Level）
“上层”则与之相对，指的是语言在实际使用中，或者说我们听得到、看得到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底层经过一系列规则转化后，最终呈现出来的样子。
语音层面： 上层指的是语言的声学形式（Phonetic Form）。这是我们实际发出的、可以通过听觉感知的语音。它包含了语音的实际发音细节，比如音色的变化、语调的起伏、停顿、语速的快慢等等。同一个音位，在不同的语境下，会以不同的声学形式出现。
再细说一点： 实际说话时，我们还会加入很多非语言的元素，比如笑声、咳嗽、语气词（嗯，啊），甚至包括语气的“表现”，比如轻描淡写、抑扬顿挫，这些都属于我们感知的“上层”语音信息。
形态层面： 上层指的是词语的实际拼写或发音形式。比如，我们看到“happier”这个词，其上层形式就是这个具体的词语，它由词根“happy”和表示比较级的后缀“er”构成。
更深入一些： 某些语言会有复杂的屈折变化，比如拉丁语或俄语的格变化。一个名词在句子中可能因为格、数、性的不同，有多种“上层”形式。底层的“猫”（cat）这个概念，在俄语中根据它在句子中的作用（主语、宾语、所有格等），会变成不同的“上层”形式（кошка, кошки, кошке, кошку, кошкой, о кошках）。
句法层面： 上层指的是语言的表面结构（Surface Structure）。这是我们实际听到的或看到的句子形式。它是由深层结构经过一系列“转换”（transformations）后形成的。例如，疑问句的语序变化（主语提前、助动词提到句首），被动语态的形成，都是由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生成上层结构的过程。
举个例子： “John ate the apple” 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它的深层结构和上层结构相对接近。而“The apple was eaten by John”是通过“被动转换”从深层结构转换而来的上层结构。再比如，“Are you coming?” 这个疑问句，是通过在“You are coming” 的基础上进行“主语助动词倒装”的转换而形成的。
语义层面： 上层可以指具体语境下的具体意义，包括字面意义、引申义、比喻义、语用意义等。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其上层意义可能完全不同。
例如： “外面好热啊！” 这句话，在字面上是陈述天气，但在某些语境下，可能隐含着“我想进去空调房”的意图，这属于上层的语用意义。
总结一下，语言的“上层”是：
具体的、可感知的、实际使用的。
是多种因素（语音、形态、句法、语用）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语言实现其沟通功能的直接载体。
两者之间的关系：
底层和上层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是通过一套规则系统紧密相连的。这些规则（如音位规则、形态规则、转换规则）就像一个“翻译器”或“加工器”，将抽象的底层转化为具体的上层。
生成过程： 从底层到上层，是通过应用一系列规则来“生成”语言。
分析过程： 从上层到底层，是通过“逆向”应用规则来“分析”或“理解”语言。
举一个整体的例子：
假设我们要说“我喜欢吃苹果”。
底层：
语义： “我” (施事者) + “喜欢” (状态) + “吃” (动作) + “苹果” (受事者)。
句法： 主语谓语宾语 的基本结构。
形态： “我”、“喜欢”、“吃”、“苹果” 这些词的词根。
语音： /wɔ/ /xi2/ /hwan1/ /chi1/ /ping2/ (声母、韵母、声调的抽象单位)
转换规则/加工过程：
将抽象的音位组合成实际的发音。
词语组合成句子，遵循汉语的语序规则。
可能会有语气的调整，或者为了连贯性做一些细微的语音处理。
上层：
语音： “我喜欢吃苹果” [wɔ xiǎnhuān chī píngguǒ] （具体、可听到的语音形式，可能还包括轻微的语调、停顿）
形态： “我”、“喜欢”、“吃”、“苹果” 这几个词的组合。
句法： 一个主谓宾的陈述句。
语义： 传达了我对吃苹果这件事的喜爱。
为什么区分底层和上层很重要？
1. 解释语言的共性与差异： 很多语言在表面形式上差异巨大，但底层可能非常相似。例如，主动句和被动句的表面形式不同，但底层的语义关系是相通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的普遍性和人类思维的共性。
2. 分析语言的结构和规则： 区分底层和上层，可以更清晰地揭示语言的内部运作机制，比如音位规则、句法转换规则等。
3. 解决语言歧义： 有些句子在表面形式上可能产生歧义，但深层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
4. 语言习得和教学： 了解语言的底层规则，有助于更有效地学习和教授第二语言。
总而言之，“底层”是语言的抽象、基础、规则层面，是构成意义和可能性的根源；而“上层”则是语言在具体情境下的实际表现，是我们直接感知到的、用于沟通交流的载体。这两者通过一套复杂而精妙的规则系统连接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命力。
网友意见
有关语言的“层”（stratum），最早是意大利方言学家Graziadio Isaia Ascoli提出的。在他1881年的散文Lettera Glottologica中[1]，引入了“底层”（意大利语：sostrato，英语：substratum, substrate）的基本概念（但是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术语）。
首先我们用简单的语言讲一下什么是“底层”和“上层”，再稍微看一下Ascoli当时是怎么分析语言的层的。
我们知道，语言的演化并不是孤立的，只要有人类活动，不同的语言就会难免发生接触，然后互相影响。有时候一些剧烈的人类活动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地区和族群所使用的语言。比如说战争、宗教或者政策等因素，很可能使强势语言入侵，并在短期内取代一种语言。这就是Dixon (1997)[2]所说的“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一般情况下，相互接触的语言会慢慢相安无事地互相影响，但有时候会出现人为的重大改变。
虽然说有的语言被消灭了，它们总不会不留下痕迹。改说强势语言的族群总会在其中留下一些原来处于弱势的母语的记忆，毕竟人类学习新的语言时总是有缺陷，不可能所有人都把强势语言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弱势语言被强势语言取代，但又稍微地影响了该族群/地区的强势语言，那么这种弱势语言就像被“盖”在了强势语言之下，仅仅露出了些边边角角，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称它为“底层”（substratum）。与之相反，强势语言大大影响弱势语言，从而取代弱势语言，它就是“上层”（superstratum）。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取代”不一定是让弱势语言完全不被使用，也包括在某些场合的取代，比如在正式的外交场合、行政场合，弱势语言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但在平时的场合弱势语言仍被使用。也就是说，“底层”和“上层”的存在不一定要把底层的语言赶尽杀绝。只不过，我们在历史语言学中讨论底层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会讨论已经灭绝的底层语言。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在多语言地区以及多语人较多的地方很常见。就是每一种语言的实力相当，又或者强势语言虽然有一定地位，但是并没有完全侵入到弱势语言的方方面面，这些共存的互相受到对方的影响。这种情况我们称为adstratum。
底层语言对上层语言的影响可以是各方面的。可以是音系上的（比如混淆了某些音位）、发音上的（比如在没有混淆音位的情况下带有本地口音）、也可以是词汇上或者是形态句法上的。我们在这个回答主要围绕其提出者Ascoli的原本意图，讨论他所看到的底层现象，而这些现象大多是音系和发音上的现象。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看看其它语系中词汇层面以上的底层现象。
当年Ascoli提出三种测试方法，帮助我们确认底层语言的影响。这三种方法分别是地缘法（Prova corografica）、内部叠合（Prova di congruenza intrinseca）和外部叠合（Prova di congruenza estrinseca）。
地缘法（Prova corografica）
最常用的例子就是高卢语作为在法国一带的罗曼语的底层，对当地罗曼语的影响。Ascoli举出了拉丁语的长ū音在高卢罗曼语中变成[y]的变化。我们知道，现代法语的字母u，基本都念成[y]，这就是反映了拉丁语的ū。比如dur [dyʁ] '硬'，对应拉丁语的dūru-。而拉丁语的短ŭ，则与ō混淆。比如说ursu- '熊'，在法语中是ours [uχs] < [ours]。长ū变成[y]的这个情况，在罗曼语的子语言中都不常见，比如意大利语的'硬'，duro，西班牙语的duro，加泰罗尼亚语的dur，罗马尼亚语的dur，都没有发生这个变化。唯独在古代高卢人居住的地区，如今天法国的北部、意大利的伦巴第地区，包括瑞士讲罗曼什语的地区，发生了这个变化。注意，罗曼什语的'硬'是dir，中间的[i]显然必须经过[y]才可能从原来的ū变来。这一奇特音变与讲凯尔特语的高卢人的地理分布如此重合，让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个变化是高卢人学习罗曼语的时候，就习惯用[y]这个音对应罗曼语的ū。
内部叠合（Prova di congruenza intrinseca）
内部叠合的意思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疑似底层现象，应该直接传承自该底层语言，即涉及到的变化在新语言形成之前已经发生。比如说，拉丁语重音下的长ḗ音，会双元音化成为ei。比如mē '第一人称单数宾格'，在法语中变成mei（现代法语是moi）。这个变化是在高卢罗曼语时期就已经发生（大约公元三到四世纪）。这个音变也是当年人们学习拉丁语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发音习惯发音而产生的，其痕迹一直留到了今天的法语中。这也应算作高卢的底层。
外部叠合（Prova di congruenza estrinseca）
外部叠合，即一种底层现象可能在两种不同分支的语言中出现。也就是说，假设讲底层语言的人当年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包含了现在的语言分界线，那么如今这个地区的多种关系较远的语言都有可能产生同一种底层现象。比如说早已消失的奥斯坎语中发生了拉丁语-mb- > -mm-的变化。过去使用奥斯坎语的人曾经居住在今天的意大利南部，因此现在的那不勒斯方言中，拉丁语的palomba会变成palomma '鸽子'。意大利语本身则没有发生，还是palomba。但我们同时也发现，西班牙语以及周边几种语言的'鸟'也发生了这样的音变：paloma (< *palomma)。这就让人很怀疑西班牙语的这个现象是不是也属于奥斯坎语的底层，尽管西班牙跟意大利南部的奥斯坎故乡根本不接壤。Lloyd (1987)[3]中提到了这个现象，并猜测这正是奥斯坎语使用者在今天伊比利亚定居时留下极少的痕迹之一。不过这么少的例子，我们很难知道当年这些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究竟是否有成规模的社区。之所以选这个例子，是为了把外部叠合跟地缘区分开，专门找一个不接壤的情况（尽管存疑）。
跟“底层”“上层”有关的语言接触研究现在越来越多，但是问题是它们的理论化程度都不是非常高。语言接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课题，我非常希望能看到有更好的理论框架可以作出科学的预测。有许多历史语言学家也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发现我们有时候在讨论底层影响的时候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作出的猜测没有办法验证。比如说Crowley and Bowern (2010)[4]就举了一个例子，还是有关法语的。今天的法语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大方言，而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这两种方言的分野也是来自古代高卢人的南北方言，然后南北两种高卢方言被分别带入了当地的罗曼语中，这就是现代法语方言的成因。高卢语已经消失了很久，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能够看出高卢语究竟有哪些方言，作出这样的猜测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方法验证它，因此这样的猜测没有更多的用途。只可惜，受材料和证据所限，大部分有关古代底层的研究多多少少都停留在类似的阶段。
参考
- ^ Ascoli, G. I. (1881). Una lettera glottologica. Ermanno Loescher.
- ^ Dixon, R.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Lloyd, P. M. (1987). From Latin to Spanish: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of the Spanish language (Vol. 173).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 Crowley, T., & Bowern, C.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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