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上海语文教材中把作者原文中的外婆改成了姥姥，且教育局在英译汉问题中回复称“外婆”属于方言？

方言对应的是普通话。普通话基本发音以北京——承德地区的流行语为基础，这一点基本无异议。但同样的发音可以用来读不同的词汇。教材编写人员的做法虽然无聊，但引出了一个他们自己也没描述清楚的话题——“姥姥”和“外婆”哪个更“普通”呢？这一点凭“感觉”很难判定，我们还得看看数据。

现代汉族对外祖母的口头称呼可以大致做下面的分划：

第一类称呼为“外X”，包括“外婆”、“外奶（奶）”、“外妈”等，这一大类分布最为广泛，几乎遍及整个南方及西北方言区，其中，长江以南的南方方言区，四川省和陕西大部分区域外祖母的称谓都是“外婆”。“外妈”主要分布在闽东一带。“外奶（奶）”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陕西省。上图用绿色圈出了这一范围。

第二类是“姥X”类，包括“姥姥”、“姥娘”“姥（儿）”等，其中“姥姥”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至河北、山西北部、京津地区。此外，在晋南、豫北、豫东也有分布；“姥娘”在“姥姥”的分布范围之内，主要集中于山东省、豫东、豫南、皖北和冀南、晋北地区。上图用红色圈出了这一范围。

第三类是“家Ｘ”类，包括“家婆”、“家家”等，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自四川、重庆、贵州北部蜿蜒至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对应的是上图的蓝色。

第四类是其他“婆”类复合词，包括“婆婆”、“阿婆”、“姐婆”等，呈不连续片段状分布于广东全省、广西东部、湖南东南部及赣南，苏南、云南中南部、赣闽交界地带北段等区域。这类用法比较分散，图中暂不标出。

从地域来看，显然是“外婆”一系分布更广，但叠加上人口密度地图，外婆的“优势”就不那么“显而易见”。

由下图可见，北方人口密集区如京、津、河北、山东、河南，再加上整个东北，都是“姥姥”区。而“外婆”区面积虽大，却少有红色区域，尤其是长江沿岸人口密集区被“家婆”蓝色区“挖心”，大块的红色区域就只剩下四川和江浙了。更何况第四类用法也要在绿色区域内扣除，总的来看，“外婆”和“姥姥”算是打平，甚至“姥姥”还略有优势。

比传统称呼不分胜负，那么，既然本次争议的起源是当代教科书，能否能比较一下哪个词更“现代”呢？

“姥姥”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汉语词汇。不管是汉代《孔雀东南飞》里的“便可白公姥”，还是唐代李太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其中的“姥”不但非是指外祖母，而且发音也是读作“mu”而不是“lao”。即古代的“姥姥”和现代不是一回事。

今天北方方言中华北东北片区中的“姥姥”一词，最早始见于明代书面文献之中。据一般研究认为，其发音应是来自“嫽嫽”，（据明朝《正字通•女部》记载：“今北人称外祖母为嫽嫽。”），先是由liao转音变成了lao，接着又借用了“姥”的字形（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母之母曰姥姥。”）。在实际书写与口语中，又有姥姥、老老、姥娘、老娘各种变体，而每一种变体除了作为外祖母的称谓之外，也都可以用来称呼老年妇女（多作为敬称），还可以指接生婆（所谓“八十老娘倒绷孩儿”是也）。

如此不统一的风格，读字读半边的发音，都印证了“姥姥”这个词汇的市井出身。18世纪晚期成书的《红楼梦》里，塑造了刘姥姥这个重要人物，虽然刘姥姥确实是板儿的姥姥，但书中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也称呼她为“姥姥”，这就是把“姥姥”作为对老年妇女的敬称来使用的例子了。

仅仅几十年后，成书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被称为“京味京韵”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中，仍然用“姥姥”称呼接生婆，但“姥姥”也成为了书中对外祖母的唯一称呼方式。

总而言之，市井出身的“姥姥”，展现出了后来者居上的强大生命力，在短短一二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词义缩小和固化的过程，成为北京话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现代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范围。从平民文化的角度说，姥姥似乎更适合大众文化的时代，

始见于唐代书面文字的“外婆”，最重要的助力在中国之外。生长于“非外婆区”的各位（当然笔者也是）的各位还能想起，自己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作品接触到“外婆”这一中文词汇的吗？是《小红帽》里的狼外婆，还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出现在火光中的外婆幻象？

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大量文艺作品从欧美翻译而来。而东南沿海作为资本主义列强最先侵略的地区，主导了大多数翻译作品的用词。比如“Holmes”被翻译成“福尔摩斯”，就是因为林纾等福建翻译家的乡音。“外婆”作为苏浙广闽各省的习惯称呼，就是借这个机会进入了覆盖全国的文艺作品。

两位译者均来自使用“外婆”的区域，所以在翻译作品中使用了自己更为熟悉的方言词汇也是理所当然。

这类文艺作品多了，在“西学”和现代文艺密不可分的时代，即便是北方知识分子也会用“外婆”而不是“姥姥”。比如老舍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明明描写的是“姥姥”区域的北京生活，还是在作品中更多地使用了“外婆”这个词汇。

“姥姥”借近代市井文化中迅速扩展，“外婆”则接着早期翻译者的地域优势打入书面语。很难说哪个更代表今日中国的现代城市文化。但既然普通话发音完全容得下两种称呼，而全国的年轻人也基本都理解两个词的含义，纠结哪种用法更“普通”就是个无意义的问题。正式书面称呼统一为“外祖母”，口语从习惯即可。

具体到教材的问题，《打碗碗花》作者李天芳家乡是陕西，和上海都属于“外婆”区。而《打碗碗花》本身恰恰是一篇以乡土文化为背景的作品，用“外婆”并无不妥。倒是刻意地把“外婆”改成“姥姥”，的确会让人觉得别扭和生硬。

迫于网络舆论压力，上海教育出版社在6月21号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解释终于给出了改称呼的终极理由——为了给新的生字安排位置。但语言文字并不是数学符号，随意切割会导致词义和文章风格出现偏差，与其对已经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文字做生硬修改，不如多花点功夫找一篇能容纳所有生字的文章。

6月23日，上海教委终于认错：

我委了解有关情况后，要求市教委教研室和上海教育出版社查清事实，向公众说明有关情况，并进一步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是责成市教委教研室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与作者沟通，将该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同时依法保障作者权益。

二是按工作计划，今年9月起，小学二年级将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二年级语文教科书停止使用。

三是要求全市教材编写工作要从中吸取教训，充分尊重作者原文原意，切实依法维护作者正当权益。

上海市教育系统为“省事”，先是乱改几十年前的文章，然后又给自己的懒政乱找理由，挨骂不冤枉。但从另一面说，网民因为对方言分布缺乏全面认识，一定要让“外婆”和“姥姥”分个胜负，也是狭隘的地域文化思想。

相关回答：

谢邀。

此事重点，不在讨论外婆与姥姥何者是方言，何者不是方言。

重点是，即便外婆是方言，谁他妈给的权利，就允许改原文的？作者李天芳已经说了，改这段文字，未获得任何通知。

中国自古改文章，一般是逢忌讳才改。比如蒯彻跟汉武帝刘彻重名，改蒯通；李世民之后，唐朝改民部为户部。

那还是万恶的帝王社会呢。

现代都没碰到帝王忌讳，触个方言，就要改？

还“适当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性”，敢情剔掉方言统一说法，让天下都长一条舌头，还能让语言多样了？

还“姥姥比外祖母更贴近实际接近生活和蔼亲切”，敢情我们从小叫外婆的都是对外婆包藏祸心呗？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

林黛玉一见太君就觉得她是外祖母，就很生分？非得“黛玉便知是他姥姥”才对吧？

要改，好得很，来来来，别只改一处啊！都改啊！

《狂人日记》里说爹娘是娘老子，明显是方言，改呀！

《边城》里翠翠骂二老“你个悖时砍脑壳的”，明显是湖南方言，改呀！

《红楼梦》里“你别嗔着我多嘴”，“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两个儿”，这是河北方言色彩了，“越性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受用一日才算。”，越性这词是江苏如皋地方的方言了，改呀！

《阿Q正传》里“我和你困觉”，困觉明显是方言，改呀！让阿Q说：“吴妈我和你性交/做爱！”快改呀！

《金瓶梅》里一整本对话都是山东方言，改不改？

张爱玲小说《等》里都是上海老阿姨对讲，改不改？

《繁花》和《海上花列传》，对话都是上海话，改不改？

楚辞里的“兮”和“些”都是方言词，改不改？

毛主席诗词里还有韵脚是湖南方言呢，改不改？！

一本本一句句改完了，中国文化焕然一新了，多好！

不敢改吧？没权限吧？怕引众怒吧？只敢在小学生注音课本里抠抠这种字眼，欺负孩子不太识字吧？

按我说，这改的，一没文化，蠢；二胆子小，怂，不敢碰经典和约定俗成的玩意，三又猥琐，想出风头，找犄角旮旯的小地方开刀，显得自己领会了上头精神，不是白干事的。

真真是太妙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