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珊亡后无波斯”这句话正确吗？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波斯”（Persia）这个词本身就有着多重意涵。
地理概念： 它指代的是伊朗高原以及周边与之紧密相连的区域。从这个角度看，这片土地的地理轮廓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疆域有所变化，但核心区域大致是稳定的。
文化概念： 它代表着一套独特的语言、宗教、艺术、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这些都是在伊朗高原上孕育、发展并传承下来的。
政治实体概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波斯”也特指建立在这一地理区域上的特定国家政权，比如阿契美尼德帝国、萨珊帝国等。
“萨珊亡后无波斯”这句话，更多的是从政治实体的角度来看待的。萨珊帝国（224年651年），作为中古时期波斯最辉煌、疆域最辽阔的波斯本土政权，它的灭亡，确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伊斯兰哈里发的大军踏破了萨珊王朝最后的抵抗，将这片古老的土地纳入了阿拉伯帝国（后来发展为伊斯兰文明）的版图，一个由波斯人独立统治的强大帝国不复存在了。
从这个层面讲，这句话有其道理：
独立的政治统治终结： 萨珊帝国是最后一批由伊朗人主导的、能够与东西方两大势力（拜占庭帝国和中原王朝）抗衡的强大帝国。它的灭亡，意味着波斯人失去了在自己土地上建立独立、统一、强大政治政权的能力，至少是长达几个世纪的沉寂。
民族与宗教的巨大冲击： 萨珊帝国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虽然宗教信仰并非铁板一块，但其灭亡也意味着琐罗亚斯德教从主导地位跌落，伊斯兰教开始在中东地区广泛传播。波斯人被迫面临文化和宗教上的巨大挑战，许多人改宗伊斯兰教，这无疑是波斯文化基因的一次深刻变动。
然而，如果我们将“波斯”理解为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那么“萨珊亡后无波斯”这句话就显得过于绝对，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文化的延续与演变： 萨珊帝国的覆灭，并没有让波斯文化消失。恰恰相反，波斯文化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适应性。虽然被征服，但征服者（阿拉伯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被征服者（波斯人）的文化所影响。
语言： 尽管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但波斯语（Farsi）并没有灭亡，反而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并在之后发展出更为成熟的文学和书写体系。后来的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等，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波斯语，甚至以波斯语作为宫廷语言和文学语言。
文学与艺术： 萨珊时期辉煌的文学艺术遗产，如诗歌、绘画、建筑等，都为后来的伊斯兰波斯艺术奠定了基础。像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这样的伟大史诗，就是在伊斯兰时代以波斯语写成的，它回顾并重塑了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波斯的地毯、陶瓷、建筑风格等，都在吸收伊斯兰元素的同时，保留了其独特的韵味。
行政与制度： 许多萨珊王朝的行政管理模式、官僚制度，甚至某些法律观念，都被后来的伊斯兰统治者所借鉴和吸收。这是一种“被征服者影响征服者”的典型案例。
民族认同的顽强： 尽管政治上不再是独立的帝国，但波斯人的民族意识并没有完全磨灭。在长期的伊斯兰统治时期，不同的伊朗王朝，如萨曼王朝、白益王朝、加兹尼王朝、塞尔柱王朝（虽然是突厥人建立，但深受波斯文化影响），以及后来的萨法维王朝、阿夫沙尔王朝、赞德王朝和卡扎尔王朝，虽然疆域和性质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在伊朗高原上建立起具有一定波斯特色的统治。特别是萨法维王朝，确立了什叶派为国教，并逐渐形成了现代伊朗国家的雏形，其民族认同和文化复兴是显而易见的。
“波斯”概念的演变： “波斯”这个概念，也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变。在不同时期，它既可以是某个王朝的统治区域，也可以是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民族的统称。即使在萨珊灭亡后的黑暗时期，波斯文化和波斯人的身份依然在延续，只是不再有萨珊那样强大的政治载体。
因此，准确地说，“萨珊亡后无波斯”这句话，主要强调的是独立、强大的波斯民族政权在萨珊灭亡后的“暂时性”消失，是对政治辉煌落幕的感慨。但它忽略了波斯文化、语言和民族认同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以各种方式顽强地延续、适应和发展。
萨珊帝国覆灭后，波斯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后波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波斯人经历了被征服、文化融合、民族复兴的多个阶段。波斯文明就像一棵被风雨摧残但根基深厚的古树，虽然枝干可能被折断，但生命力依然顽强，并在新的土壤中继续生长，开枝散叶，形成了具有独特伊斯兰色彩的现代波斯（伊朗）文明。
所以，如果要给这句话一个更严谨的评价，应该是：“萨珊亡后，直接的、独立统一的波斯帝国政治实体不复存在，但波斯民族、文化和地理概念，却以新的形式延续并发展至今。” 绝非“无波斯”的彻底消亡。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位曾在中国留学的伊朗妹子，伊朗妹子对此的评价是：
“宗教文化是波斯文化的子集，波斯文化中融入了伊斯兰，但波斯永远是波斯”。
我想大多数伊朗/波斯人的想法也很类似，他们对民族的认同高于宗教，他们认同什叶派伊斯兰文化是波斯人辉煌文化的一部分，对波斯人的独立和发展有重大意义，但自己的民族并不是宗教的附庸。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同样。
另外我们换个角度看，接受伊斯兰的波斯人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波斯是不是“亡”了？
萨珊之前，我们对波斯人的印象是什么？是拜火教，是波斯帝国，是薛西斯、大流失这些帝王将相，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伟大人物呢？可能我们不去百度都不知道，而且此时的波斯文化仅在波斯人内部施加影响。
萨珊之后100多年，波斯人大多改信伊斯兰教，此后波斯开始了人才辈出的时代。不仅科学、文学、哲学领域人才辈出，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学者/诗人大量都是波斯人、或者受波斯文化影响极深的塔吉克人或阿拉伯人，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数学家阿尔·花拉子米（塔吉克人），诗人鲁米、萨迪、哈菲兹、海亚姆，化学家伊本·哈扬（波斯化阿拉伯人），医学家阿维森纳（塔吉克人）、法拉比（波斯血统）等等。
（这是俺最敬佩的阿维森纳）
（大全才海亚姆，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哦~）
与此同时，波斯人将波斯文化输出给了其他周边的民族，表面上波斯人接受了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化，但实际上波斯人成功将波斯文化融入伊斯兰文化中，进而同化了阿拉伯人，波斯的苏菲苦行僧更是将波斯文化和波斯语向中亚等地区辐射。
萨珊之后的波斯人失去了什么呢？波斯人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同化，波斯语仍然是波斯人的语言，只是拜火教信众大大减少，大多数波斯人为什么抛弃拜火教，可以参见这个问题古波斯的国教祆教（拜火教）为什么在伊斯兰教的冲击下迅速衰弱了呢？ - 知乎
所以说，波斯人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交给波斯人自己去判断和继承吧，旁观者一句“萨珊亡后无波斯”，不免一种“崖山之后无中华”的中二即视感。
您说萨珊灭亡、伊斯兰成为主流宗教后的几百年，各类人才辈出，有着海亚姆、鲁米、哈菲兹这样伟大的诗人的波斯亡了？说实话还真不是。
以下是曾经的一个回答，波斯人为什么会改信伊斯兰教？请问伊朗人以数千载古波斯文明为荣，傲视中东，又怎么会信服崛起的阿拉伯人圣人默罕穆德，不是很矛盾吗？ - 知乎
讨论一个文明“是否消亡”的标准本来就有很多，是以该文化所依附的民族的语言是否更替，还是以该民族的文化是否发生改变，也或者是以该民族的宗教是否变化，又或者是以该民族在血缘意义上是否绝了后为标准呢？未给文明的“消亡”与否下一个较为公认的定义之前就在讨论“XX之后无XX”，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荒谬的。
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被“马其顿蛮子”（套用题主原先的逻辑）亚历山大灭亡后，原来的24卷《阿维斯塔》毁了，后来重新整理也只整理出1卷，这一卷和现在通行的并无大的区别，真要说断层，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比萨珊王朝灭亡在波斯历史上的断层更大。
其次，从语言的角度，且不说波斯语的书写系统本来就是次生的，不论是楔形文字、巴列维文（借自阿拉米人和亚述人用的阿拉米字母）还是阿拉伯字母，都是从西方的民族借来的。再者，巴列维字母和阿拉伯字母都是早期阿拉米字母（就是现在希伯来文用的字母）->叙利亚字母派生的abjad，不写短元音等设定都是一致的（值得强调的是，后来的粟特文、回鹘文、老蒙文的字母都是叙利亚字母一系的，阿拉伯字母到底是经过纳巴泰字母还是直接派生自叙利亚字母还有争议）。所谓“废除旧文字”，只是换了一种形体不太一样的同一体系的字母罢了，况且波斯人还沿用巴列维字母的部分特征发明了阿拉伯字母的悬楷体（Nasta‘liq，naskh是楷体，ta'liq是悬挂体）。你只要看一下巴列维字母名称就能发现它和希伯来字母名称的共性了：
这种变化程度和线形文字变希腊字母、古埃及文字变科普特文相比，小得不是一般的多。那么问题来了，可以说“迈锡尼之后无希腊”吗？
补充一下，关于书写系统的问题，阿拉伯字母可以区分波斯语的每一个辅音，然而在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巴列维字母m,q不分，w,',r不分。
至于语言本身，为了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请看一首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诗歌和其现代波斯语译文的对比。
这是中古波斯文：
Dārom andarz-ē az dānāgān
Az guft-ī pēšēnīgān
Ō šmāh bē wizārom
Pad rāstīh andar gēhān
Agar ēn az man padīrēd
Bavēd sūd-ī dō gēhān
这是现代波斯语译文：
Dāram andarz-ē az dānāyān
Az gufta-yi pēšēniyān
Be šumā be gozāram
(
Be rāstī andar jahān
agar īn az man pazīrēd
Buwad sūd-i dō jahān
总结一下，在语音上，现代波斯语相对于中古波斯语发生的主要的变化有：
- 起首复辅音中间插入了元音（如“兄弟”brādar变成barādar）
- 结尾的g消失（如形容词后缀-ig(与拉丁语-ic同源)变成了-i）
- 起首w一般变b(如“市场”wāzār变bāzār)
相比于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语音的差别，算是小多啦。
再者，在宗教思维上，阿拔斯王朝的波斯贵人们迫害摩尼教的的理由是他们是zindiq，这个词来自于巴列维语Zandeg“异端”，在萨珊王朝的时候这个词就已经是祆教贵族加在摩尼教徒身上的罪名了。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阿拔斯王朝受迫害的是摩尼教徒而其他宗教则受到宽容，因为这些波斯贵族在潜意识里仍旧是祆教的意识形态。
还有需要补充的是，祆教是一种比较封闭性的宗教。被人们误认为是“民族宗教”的很多宗教，如犹太教、印度教都有在别的民族广泛流传的历史，如也门的阿拉伯人和突厥可萨部都曾经皈依过犹太教，而马来人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也主要信仰印度教，都是跨民族的。反之，波斯帝国的边疆地区的百姓，尤其是非波斯人基本上没有祆教徒，波斯的阿拉伯的殖民地的阿拉伯人信仰的是基督教的异端派，而东部原来贵霜王国的疆域则流行佛教，塔巴里斯坦则有许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摩尼教先知摩尼的父母（父名Patrik,母名Maryam,都是典型阿拉米语基督教徒的名字）也都是基督教徒。这并不是因为祆教有多宽容的缘故，而是外族人即使想加入祆教也不被允许（不然希拉王国的国王早就加入祆教了，何必和死敌加萨尼王国信仰同一个宗教呢）。所以祆教也不能完全代表“波斯文明”。
我就给几个最直观的例子吧。
这是6世纪萨珊王朝银盘，上面雕刻的是月神马哈（Mah）。
这是5世纪银碟，描绘的是巴赫拉姆五世的宫廷，下面两头狮子是传说中他与兄弟竞争王位时徒手打败的雄狮。
这是11世纪伽色尼王朝银碟，同样描绘巴赫拉姆五世登基，只不过换上了突厥服饰。此时距离萨珊王朝灭亡已有四百余年，统治者是波斯化突厥人。
同样是阿富汗出土的11世纪伽色尼王朝银碟，看王冠的形状这位爷应该依旧是巴赫拉姆五世。
巴赫拉姆五世行猎银碟，5世纪作品，不出意外依旧是巴赫拉姆五世。骆驼后是他的爱妃阿扎黛（Azadeh）。
到塞尔柱王朝瓷器上，巴赫拉姆五世“与时俱进”，骑上了突厥人偏爱的中亚双峰驼。
19世纪卡扎尔王朝末期地毯，没错，这也是萨珊王巴赫拉姆五世行猎图。
萨珊王朝灭亡后，伊朗系民族受全面打压的时间仅持续了大约一百年，而且此时位于里海南岸的大不益王朝仍由本土民族统治，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直到公元760年才被阿拨斯王朝征服。
而阿拨斯王朝本身的波斯化程度也比较深。阿拨斯革命的根据地在伊朗高原东北的呼罗珊，依靠新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才取得成功。虽然波斯人开国元勋阿布·穆斯林很快就被冤杀，可他们还是借此行动取得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波斯人与波斯化各伊朗语支民族（这里统称伊朗系民族）开始充斥阿朝的官僚阶层，比如阿朝早期的三世权臣巴尔马克家族，祖上就是巴克特利亚地区的佛教僧侣。
在公元811年-813年的哈里发继位者战争（Fourth Fitna）中，亲波斯派的马蒙以呼罗珊为根据地，入侵伊拉克地区并战胜了亲阿拉伯派的阿明。波斯人将军塔希尔受封为呼罗珊总督，这个职位被他的后代世袭了超过半个世纪。在860年代阿拨斯内乱期间，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自治权。在塔希尔家族的统治下，伊朗语系的各民族开始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中亚大量的土著伊朗语支语言如粟特语、巴克特利亚语等开始逐渐消亡，新波斯语（达利语）开始普及。
塔希尔王朝衰弱后，取代他们的是其他的伊朗系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与“精神阿拉伯人”塔希尔家族不同，这两个家族一方面是虔诚的穆斯林，一方面又以自身的伊朗血统为荣。新波斯语在这个时期取代阿拉伯语成为宫廷与官僚体系的语言。与此同时，新波斯语的文学创作开始井喷，鲁达基、巴尔阿米与达齐齐等波斯语大文豪诞生。波斯民族的史诗《列王纪》也是在萨曼王朝末期编著的，这本书记录了从远古神话到萨珊王朝灭亡这数千年期间波斯帝国的神话与历史。
西伊朗与伊拉克地区到9世纪末也开始出现伊朗系民族的王朝。其中粟特裔将军阿布·萨吉在阿塞拜疆佣兵自立并建立了萨吉王朝。影响更为深远的是里海南岸的吉兰人和附近山区的德莱木人，他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波斯人，波斯帝国对这里也仅限于羁縻统治，可当地领主几乎都认《列王纪》所提到的历史或传说人物为祖先。这里由于地形原因一直都比较封闭，主流逊尼派穆斯林的文化在当地影响较弱。东吉兰-德莱木一带的民众一部分信仰什叶派的宰德支派，另一部分仍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
到了公元920年代，这些里海南岸的土军阀开始海外雄飞。马尔达维季在短短1-2年期间征服了整个伊朗高原的西部，并扬言要进军巴格达，废黜哈里发并恢复伊朗人的传统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可由于他对手下的突厥古拉姆军事奴隶过于无礼，导致他在935年被手下刺杀。不过“复辟波斯帝国”的行动并没有就此终止，马尔达维季手下的白益三兄弟（阿里、哈桑与艾哈迈德）继续东征西讨建立了白益王朝，并于945年攻入巴格达。此时的哈里发已经沦为手下古拉姆军团的傀儡，根本无力反抗艾哈迈德·本·白益的进攻。白益王朝没有主张复辟琐罗亚斯德教，也没有强行推广什叶派，而是在宗教方面持包容的态度。阿拨斯哈里发也没有被废黜，而是以“高级囚犯”的状态苟延残喘了下去。
白益王朝君主法纳·胡斯鲁（阿语称号阿杜德·道莱，936年～983年）在统治期间重建了波斯帝国的很多要素。他将领土扩张至西达地中海，东至锡斯坦的广大地区，并恢复了前伊斯兰时期 的“沙汗沙“头衔（Shahanshah，意为众王之王），还在琐罗亚斯德教教士的陪同下拜访了波斯波利斯的遗址。
闪含系民族文化与宗教的辐射，以及王室的“生伊朗蛮族”出身并不影响白益王朝的“波斯性“，因为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帝国在很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个王朝的问题在于繁荣时间过短，给后世留下的遗产太少，因此历史地位不高，没有被近代波斯民族主义者大书特书。
相比阿拉伯帝国的扩张，突厥语系民族自公元10世纪末开始的西进对伊朗系民族的地位打击更大。在此后的接近一千年期间，他们成为了几乎所有穆斯林政权的统治阶级。不过，由于突厥系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根基尚浅，他们仍然依赖波斯人文官来维护统治，并大力赞助波斯文化的创作。突厥语系则成为宫廷与军队的通用语言，波斯语为官僚机构和普通民众的通用语言，这种共生模式被如今的史学家形容为突厥-波斯-伊斯兰传统。
总结
- 伊朗系民族在西亚一直保持很强的存在感，即使在打压最严重的640年-750年期间，前伊斯兰的波斯文明也由里海南岸的一系列政权延续着。阿拨斯王朝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伊朗系民族把持的。
- 我们没必要把琐罗亚斯德教与波斯文明绑定得太紧。实际上，当伊斯兰教剔除”阿拉伯沙文主义“的成分后，伊朗系民族对这个宗教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排斥性。马尔达维季“复辟琐罗亚斯德教“的大旗也没有很多人响应。
- 突厥系民族入侵并未导致波斯文化的衰弱，反而通过对外武力征服，扩大了波斯文化的辐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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