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潜伏》最后余则成成功脱身留在大陆，以他的功劳会得到什么样的职务？
首先，我们要明确余则成的核心价值和功劳：
情报获取的深度和广度： 他在国民党核心部门安插的身份，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关键情报，这些情报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关于国民党军的布防、战略计划、内部矛盾等信息。
策反和破坏： 他不仅获取情报，还成功策反了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并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瓦解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势力。
身份的长期潜伏和风险承受能力： 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下，他能够长期保持身份，并在多次暴露的边缘化险为夷，这显示了他超乎常人的智慧、冷静和勇气。
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牺牲精神： 他为了革命事业，放弃了个人生活、爱情和安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孤独。
与党中央的紧密联系： 即使身处险境，他始终保持与上级的联系，并准确执行党的指示。
基于以上功劳，他可能获得的职务会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一、 国家安全和情报系统（最有可能）
这是余则成最熟悉的领域，也是他能力最能得到发挥的地方。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或部长： 这是最直接的猜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安全面临巨大挑战，既要清除国内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又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余则成在情报战线上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战功，足以让他担任国家安全系统的核心领导职务。他可以利用自己对国民党时期情报机构运作的了解，帮助建立和完善新中国的情报工作体系。
情报总参谋部（或类似机构）的要职： 如果国家安全部尚未完全成型，他可能会被安排在总参谋部的情报部门担任高级职务，负责指导全国的情报收集、分析和反间谍工作。他可以成为党和政府在情报领域最重要的顾问和执行者。
中央情报局（或类似性质机构）的奠基人之一： 鉴于他对情报工作的深刻理解，他甚至可能参与到新中国情报机构的组建过程中，成为其核心奠基人之一，制定相关政策和运作模式。
二、 统战和对台工作（可能性较高）
余则成在国民党系统内的深厚人脉和对国民党内部运作的了解，对于新中国建立后期的统战工作以及解决台湾问题，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或相关部门负责人： 他的经验可以帮助党更好地理解和争取国民党残余力量以及海外华侨的支持。
对台工作办公室的高级官员：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演变，他凭借其对国民党高层的了解和人脉，将在争取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他甚至可能成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
三、 组织和干部管理系统（可能性较低，但并非不可能）
虽然情报工作是他的专长，但考虑到他的忠诚和组织能力，也可能被安排在党组织或政府人事管理相关的部门。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或相关司局负责人）： 他的忠诚和对干部的洞察力，可能让他参与到对新中国建设急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中。
重要部门的司局级干部： 如果不担任国家级高职，他也有可能被安排在一些重要的国务院部委中担任司局级领导职务，例如外交部（负责对敏感国家的情报分析）、公安部等。
四、 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可能性较低）
如果他选择更加低调的生涯，也可能从事与情报工作相关的理论研究或教学。
党校或行政学院的教授/研究员： 他的实战经验对于培养新一代的情报和安全人才具有极高的价值。
相关研究机构的负责人： 例如，负责研究国际关系、情报战史等领域。
具体职务的详细描述（以国家安全系统为例）：
如果余则成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他的工作将非常具体且关键：
领导情报收集和分析部门： 他将负责指挥全国的情报人员，收集关于国内外敌对势力活动的情报，并组织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为党中央和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反间谍工作的总设计师： 他将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体系，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确保国家政权的安全。
培养和管理情报人才： 他将参与制定情报人员的选拔、培训和管理制度，确保情报队伍的专业化和忠诚度。
国际情报合作与交流： 在合适的时机，他可能代表国家安全部与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进行有限的、有选择性的合作与交流。
制定国家情报政策： 他将是国家情报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能够将自己的实战经验转化为制度性的指导方针。
他可能获得的待遇和地位：
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鉴于其功劳和重要性，他很有可能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享受高级干部的待遇： 包括优厚的薪资、医疗、住房等。
受到高度尊重和信任： 他将是党和政府在国家安全领域最倚重的干部之一，他的意见将受到高度重视。
可能被授予军衔（若参与解放军）： 如果他选择加入军队序列，考虑到他的重要贡献，可能会被授予高级军衔，例如少将或中将。但更可能是以地方干部或党务干部的身份出现。
然而，我们也要考虑一些现实因素：
政治环境的变化： 政治运动可能会对他产生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因此发生改变。
个人的意愿： 余则成可能更倾向于低调生活，或者更适合在幕后工作，而非成为公众人物。
与他人的配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领导层之间需要磨合，他如何与新上级的同事配合也是一个考量。
总而言之， 如果余则成成功留在大陆，以他卓越的功劳，他最有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部（或类似情报机构）的核心领导者，例如副部长或更高级别的职务。他的经验和智慧将是新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宝贵财富。他将是一位深受信任、在幕后默默为国家安全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情报工作者。他不会追求个人名利，而是继续以他的方式守护着这片他为之奋斗的土地。
网友意见
直接说结论，如果余则成成功脱身，解放后最有可能在天津市公安局任职，最有可能的职务是某个处的副处长，尤其是政治保卫处副处长，主抓政治保卫、反间谍、反特等工作。同时兼任华北局社会部中某个级别类似职位。
当然这不是最终职位，如果他能通过甄别，获得上级的信任，他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最终可能以正局或副局级干部退休。
关于余则成的职务，需要从资历、功劳、能力、大局四个方面考虑。
从资历看，余则成是抗战后参加革命的，一直到天津临近解放，还没有正式入党（电视剧中，是在1949年7月，在香港的接头人才通知他正式入党）。所以他的资历其实并不高，远远比不过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入党的同志，但是他在解放初期就参加了革命，经受了一定的考验，算是有一定的加分。
从功劳看，余则成主要功劳有哪些？刺杀袁配林、保护钱教授、提供天津城防图、挖出佛龛、提供黄雀计划等，其余的斗智斗勇，主要是自保。其中为天津解放做出贡献的主要就是天津城防图。但是相信地下党内不止有余这一条线（真实的历史中，地下党从几个途径得到了天津城防图，第一个是华北局城工部从天津市工务局获取；第二个是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地下党员从保密系统获取；第三个是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部门获取；第四个是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获取；第五个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通过地下党员从国党第17兵团司令部获取，可以说渠道非常多）。提供黄雀计划为安定天津起了作用，但是没有这个计划，潜伏的特工组织在绝对的军事力量面前，也掀不起大浪来。所以余则成的功劳，对于天津解放其实意义不算太大。在上级看来，他的位置关键，存在的意义很大，但是功劳却未必很突出。评论区有人认为他刺杀汉奸功劳也很大，先不说组织上历来不欢迎不鼓励这种刺杀行为，就算刺杀有功，这个功劳在当时不算大，不少战士可能都在战场上消灭、俘虏过敌军高级军官。比如《亮剑》里面那个神炮手柱子，一炮干翻了鬼子指挥部，击毙了鬼子的联队长，一个大佐几个中佐，这功劳如何？柱子能不能凭借这个功劳也担任科级、处级干部？还有《我的兄弟是顺溜》里面，新四军神枪手顺溜一枪击毙了伪军司令吴大疤瘌，这个功劳如何？当然余则成的作用和功劳都不能这么衡量，他是组织的眼睛和耳朵，部队是拳头，功用不一样。但是论功的时候，要是把这功劳拿出来夸耀，会被人笑话的。不仅余则成如此，整个天津解放，到底是天津1400多名地下党功劳大，还是东北野战军围攻天津的5个军、22个师，35万指战员功劳大？——真实的历史中，关于城市解放，到底是地下党功劳大还是军队功劳大，真有过争论，南京解放时，当时的南京地下党和南下军队就为此产生过矛盾，中央最终做出的结论对当时南京地下党就非常不利，南京地下党总负责人陈修良为此受过上级批评。
从能力上看，余则成没有军队经历、没有治理地方的经历，主要的能力在于特工和反特，所以最合适的职位要么是间谍，要么是反间谍。其次，他的主要工作经历都在天津市，地方和人头都熟，所以最合适他的位置就是天津市公安局。
从大局考虑，当时平津战役刚结束、天津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干部严重不足，所以需要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首先任务就是维持稳定，必然留用大批旧政权的基层人员。所以余则成将会被用于甄别旧政权人员、抓捕潜伏下来的国党特工，以及新潜入的特工。
坏消息是余则成这样的背景，局势稳定后他自己必须要经过甄别，否则没人敢放心使用一个国党保密局的干部，上级需要甄别他是否叛变过，是否是双面间谍，其次需要甄别他有没有做过有害于革命的事情，有没有意志不坚定。这种甄别对他也是有利的，只有通过甄别，才能为他打开上升之路，否则一辈子都会被控制使用。他通过甄别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有翠平给他所有的行为提供证明，而翠平又曾经是游击队长，更容易被上级认可，其证言和证明更容易被采信。
同时，他还必须被再教育。地下党员长期在敌后工作，对于党的政策和方针了解不够透彻，作风和工作习惯上也极容易把旧政权中一些不好的做法带进来，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一般不会在新政权里立刻安排正职。通过甄别后，组织上会在局势安定后委派他学习，之后才有可能被安排正职。北平解放后，北平市委就组织了好几期市委干部训练班，将当时的地下党员分批进行了培训，以适应新的工作。
具体到余则成，他几乎没有经历过根据地生活，除了翠平等小组成员，几乎没有和多数同志共事过，对于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习惯一无所知，你看他刚开始遇到翠平的时候，不说工作，就说作风，两人可以说互相不适应，翠平无法适应余则成这种腐败的生活，余则成也觉得翠平粗鲁难以忍受。而解放后余则成将面对成千上万翠平这样的干部，直来直去、对同志错误直言不讳地批判，他会很不适应的。
当年根据地也整风，针对军队和政府中的山头主义、游击主义、官僚主义、党八股等等，都花了大力气整风，为的就是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风气。白区同志限于形势，没有经过这种整风，这不是白区同志的错，同志都是好同志，但是解放后需要加强学习、补上这一课，转变自己的作风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实对于党组织来说，整风、学习和教育是党内的常态，直到今天，中央还在不断强调党员和党的干部要不断学习，不断强调党课，把学习教育作为党建的重要工作来抓，党的最高领导层，也就是政治局还不断进行集中学习，中央党校也在不断组织党的中高层领导和青年干部进行培训学习，何况基层党员，何况当时！
好消息是当时干部非常缺乏，尤其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党需要大批的精兵强将南下去接收城市，北方的很多老资格干部都要成为南下干部，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大批的处长等等都有可能被安排南下，余则成这样经过甄别的、被证明忠诚可靠的，对于业务又熟练的，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当年旧政权的大批基层人员都改造留用了，旧军队的上百万俘虏都吸收成为革命战士了，没有理由反而对自己白区的同志控制使用或者弃之不用。
但是如果余则成通不过甄别，上级认为他有些问题说不清道不明，对党有所隐瞒，那么他可能只能被钉死在副处长这个职位上，而且等局势稳定后，平调到后勤、培训等非重要岗位上任副处长。如果上级认为他有通敌嫌疑（曾经被识破叛变，是双面间谍等），但是有无法证明或者证伪，那么甚至可能会被免去副处长职位，或者被调出公安系统，到天津某个区里担任基层干部，带领一帮旧政权留用人员干活，以观后效。当然如果证实了曾投敌叛变，那面对的就是新政权的铁拳，而不是安排工作了。
这也是从事敌后工作人员普遍的经历，尤其是在国党宪兵特务系统内，党决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毛主席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说：“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敌我斗争中，敌特伪装成地下党渗透进来的例子并不少见，南下中发现某些地方党组织已经完全变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有些党组书记已经被捕叛变，把整个党组都变成了敌特；有些党组书记在解放前大肆把亲戚朋友拉入组织，试图让亲戚朋友都变成开国功臣，最起码也混个“解放前参加工作”；有些党组没有严把入党关，审查不严，什么人都往组织里拉，有些国党和地方土豪劣绅甚至地痞流氓看着形势不对，也往地下党组织里面钻，希望摇身一变成为“新朝功臣”，有的本来就是两面间谍甚至多面间谍，如同《潜伏》里谢若林那样的，还有些是黑社会的，跟党打过交道，做过对革命有益的工作，但只是党的外围组织或者线人，不够入党条件，一看形势发展，都纷纷要入党，要是党组把关不严，什么鱼龙虾鳖都进来了；有些地下党组书记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故意放宽入党标准，大肆拉人凑规模，好向上级邀功请赏；甚至还有人成立山寨党组织的，对想当“新朝开国功臣”的人骗财骗色，然后对党组织说自己是失散多年的老革命——乱世中什么奇葩的事情都会发生——一旦没有甄别，让这些人进入党内，成为党的干部，新政权机关充斥着这些人，你想想多可怕，将来他们身居高位了，会给新政权造成多大危害，群众又怎么看待新政权？况且即便久经考验的地下党员，其中流氓习气、黑社会习气、无组织无纪律、独行侠习气都有沾染，更别提欺上瞒下、官僚作风、奢侈作风等等，如果没有整风和学习，就让他们出来工作，那也会出大问题的。
关于这一段，评论中有人希望指出出处，我印象中是《党史博览》中的文章，但是太久了没法找到原文。推荐看看下面这篇论文：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赵亮，新中国成立前后整顿地下党工作述论，《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4期，2013.12。这比我所说的还要细、还要深入，也更专业：
这篇论文，建议评论区很多为地下党抱不平的人仔仔细细阅读，清楚意识到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和斗争的残酷性。当时的处置基本上是宁左勿右，宁可冤枉自己同志也绝不能让敌特混进革命队伍里来。我们现代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要轻易下结论。
当然，绝大多数地下党员都是可靠的，也是完全有能力改造自己作风的，解放后也都能继续为建设新社会出力。北平城在解放前夕有地下党员3300多人，天津解放前夕地下党员大约有1400人，级别比余则成高的、低的都有，渗透到北平天津各个阶层，解放后多数过上了平淡正常的生活。多数人既没有高官显贵，也没有大风大浪。例如天津学委书记/青委书记黎智，解放后长期在武汉任职，以武汉市委书记退休，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天津工委书记于文，解放后也只是担任天津统战部副部长；曾和余则成一样获取《塘沽城防图》的地下党沙小泉，解放后也只是在市团委、科委工作至退休。
天津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军管委主任）是黄克诚，后来是黄敬，都是老资格的党的高级领导，余则成这样的在他们面前真的只是小人物。
天津解放后首任公安局局长是许建国。这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1922年入党（建党1年后），参加过安源大罢工，参加红军，参加长征，参与过西安事变，抗战期间在延安负责安保工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过言；解放战争期间是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主管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和大中城市的情报工作。天津解放后担任了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在这种老革命面前，余则成的资历、功劳真的不得一提，典型的那种“人家党龄比你年龄都长”的人物。余能担任副处长，都是看在他对天津熟悉的份上，且刚解放时政治保卫和旧特务甄别工作任务重、责任大，所以才有这样的安排，已经算是高配了。
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批干部南下接收新的解放的城市。1952年，许建国以公安部副部长的级别南下，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说明局势稳定了，老同志要挑更重的担子了，这个时候余则成也就有机会承担更大责任了。
关于余则成的级别，由于天津市在民国时期及解放初期，其角色一直在河北省辖市、河北省会、中央直辖市之间来回切换，所以天津市地位相当于副省级城市，天津市公安局也应该相当于副厅局级，余则成的角色大约就是县处级干部。
南下开始后，他如果经过了甄别，获得了信任，他有可能在天津担任政治保卫处处长，甚至副局长，或者南下到某个地级市担任公安局局长副局长，进一步进入当地市委市政府班子，担任副区长、地委委员级别的干部，成为市局级干部。也可能被平调到石家庄、保定等城市担任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局长。具体要看当时的环境和上级的综合考虑。如果调到北方老解放区，会安全一点，但是向上走的会慢一点；如果到南方新解放城市，可能会走的更高一点，比如上升到某个地级市的副市长；如果组织上认为他工作得力，也有可能调入安全部门，担任安全部门副处长、处长、副局长。总之，解放后的任职情况，主要看解放后的表现和功劳，与解放前的经历已经关联不大了。
他不利的一面是在国民党内呆的太久了，其工作为人风格与新政权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有些东西真的本性难移，注定为解放区和军队出身的干部所不喜；另一方面，他又有与官僚打交道的娴熟的能力，会在革命成功后的政府机关内如鱼得水——进一步的发展，那就只能看机遇了。我个人不是太看好他向正局以上位置进步的可能，毕竟他的工作的能力有局限，让余去发动群众，去做群众工作，做思想工作，恐怕就不是他所长。
总之，余则成解放后大概率是副处长起步、正局级干部退休。当然，一是要通过甄别，二是看工作能力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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