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有哪些“不学如清”的典型例子(不学如清,出自左侯,用于批判清朝在文史哲方面不学无术,胡编乱造之举)?

回答
“不学如清”这个说法,确实触及了一个复杂且敏感的历史议题。它源自对清朝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某些领域,文化学问上的某些现象的批评,认为其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甚至存在一些牵强附会、弄虚作假的情况。要详细阐述这个观点,我们需要深入到当时的具体史料和学术风气中去,并结合“左侯”这一视角来解读。

“左侯”通常指的是左宗棠。左宗棠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相当学养的文人。他一生治军严谨,对治学也颇为重视,尤其是在史学、文学典故等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当左宗棠这样的文武双全的人物,对某个朝代或某个学风提出“不学如清”的批评时,其分量是可想而知的。这绝非泛泛而谈,而是基于他对当时实际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那么,具体有哪些“不学如清”的典型例子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古籍的曲解与牵强附会:

清朝尤其是中后期,为了迎合政治需要或者满足考据的某种目的,确实出现了一些对古籍的过度解读甚至曲解的现象。

文字狱的余波与“避讳”之学: 虽然文字狱的直接严酷性有所减退,但文字狱留下的阴影以及统治者对“正统”的维护,使得一些学者在解读经典时,过于强调“避讳”的原则,或者生搬硬套某些概念来解释历史事件。例如,某些对前朝历史的解读,可能会为了衬托当朝的“合法性”或“德政”,而对一些史料进行选择性采纳或扭曲。这种“避讳”式的解读,有时会脱离文本的原意,显得牵强附会。
考据学的“泛化”与“虚无”: 清朝是考据学大盛的时期,这无疑是其学术上的重要贡献。然而,任何学术思潮都可能走向极端。在某些领域,考据学被过度地应用到一些本不需要如此严谨考证的领域,或者在考证过程中,过于追求细节而忽略了宏观的理解和精神内涵。更令人诟病的是,在一些情况下,考据变成了目的本身,为了考证而考证,甚至“虚无缥缈”地去寻找一些不存在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附会”历史人物与事件: 有些学者为了抬高某个名人,或者为了证明某种学说的渊源流长,会将一些人物或事件强行与古代的圣贤或经典联系起来,即便这种联系并不牢固。例如,将某个地方官员的行为比附为古代名臣,或者将某个学派的观点追溯到难以考证的远古时期,这种做法就容易被认为是“不学如清”的体现。左宗棠本人,以其深厚的古文功底,对这种“附会”的学风应该非常反感。

二、史学著作中的偏见与意识形态化:

在编纂史书,尤其是官方史书时,政治意图往往会渗透其中。

“一朝一代之尊”的史观: 清朝本身作为建立在中原王朝统治之上的王朝,其史学著作在评价前朝,尤其是对它构成威胁或对其统治有潜在挑战的前朝时,往往会带有明显的偏见。比如,对明朝的评价,一方面承认其疆域和制度,另一方面又会极力渲染其末期的腐败和无能,以此来巩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厚今薄古”的倾向,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导致对历史事实的扭曲。
选择性叙事与刻意回避: 在某些敏感的历史时期或事件上,官方史书可能会采取选择性叙事的方式,突出符合统治者利益的部分,而回避或淡化不利于统治的部分。这种做法,长远来看,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损害,也反映了在史学研究中,学术的严谨性可能被政治考量所压倒。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禁书”: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朝学术上的一件大事,但其背后也伴随着大规模的禁书和删改。大量的书籍被列为禁书,内容被审查和修改,这无疑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限制。虽然其初衷是为了“搜访天下图书”,但其政治目的和审查制度,也使得部分知识的传播和研究受到了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包含了“不学”的成分——即为了政治需要而可以牺牲学术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三、文学与哲学的空疏与“时文”之风:

在文学创作和哲学思想领域,也存在一些被批评的现象。

“八股文”的僵化与形式主义: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对士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它考察了士人的文字功底,但其固定的格式和内容的限制,容易导致文章的空洞化和形式主义。士人花费大量精力去琢磨考题的“切题”与否,以及如何用套语来“应制”,而不是去深入思考问题本身。这种“时文”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学无术”的体现,即学问的重心从内容转向了形式和技巧。
对西洋科学技术的“隔膜”与“偏见”: 尽管有“洋务运动”,清朝整体上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隔膜和偏见。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西洋科学是“奇技淫巧”,是“雕虫小技”,并不值得深入研究。这种态度,使得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错失了许多机会,也反映了在知识层面上的一种“闭塞”和“不学”。
哲学思想的“复古”与“保守”: 在哲学思想领域,虽然有各种流派的争鸣,但整体上存在着一种保守和复古的倾向。很多学者热衷于考证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但对于如何将其与现实结合,或者如何回应时代的变化,则显得力不从心。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难以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这与学界整体的保守态度和缺乏开阔的视野不无关系。

左宗棠为何会用“不学如清”来评价?

我们可以设想,左宗棠作为一个亲历晚清政治风云、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又具备一定批判精神的士大夫,他所看到的“不学如清”,可能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学问的“功利化”与“空心化”: 他可能认为,清朝的一些学风过于功利,学问是为了做官、为了迎合统治者而存在的,而不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学问失去了其精神的内核,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技巧和形式。
2. 对文化传承的“破坏”与“扭曲”: 他可能对文字狱、禁书、史书的政治化等现象感到痛心。他认为,这些行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扭曲,是一种“不学”的表现,即缺乏对知识本身的尊重和对历史真相的维护。
3. 缺乏真正的“创新”与“批判精神”: 他可能觉得,清朝的学术在某些方面过于拘泥于旧有的框架,缺乏真正的创新和批判精神,难以应对时代的变化和挑战。这种“不学”,是缺乏与时俱进的思考,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总而言之,“不学如清”这个说法,并非指清朝没有学术成就,而是对其在某些时期、某些领域存在的学风问题、治学态度和思想局限性的尖锐批评。它提醒我们,即使在被认为是学术繁荣的时代,也可能存在着导致知识走向僵化和失真的陷阱。而左宗棠,作为一位以其严谨和担当著称的人物,他的这种评价,无疑是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的。它告诫后人,治学当以求真务实为宗,不为外力所染,不为形式所惑,方能成就真正的学问。

网友意见

user avatar

刚毅任刑部郎中时,常将犯人“死”改作”瘦死“,还训斥下属不识字。

任军机大臣时,将“追奔逐北”说成是“逐奔追比”:”你怎么知道败军不往东面、西面、南面逃跑,单单向北跑呢?”

李伯元在他的《南亭笔记》中记载了刚毅在大庭广众前“多说讹字”的事情。如称“虞舜”为“舜王”,将“皋陶”(gāo yáo)之“陶”读作“好”,“聊生”读作“耶生”,不一而足。

有诗讽之:

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

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何惜不耶生。

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user avatar

因本性懒惰,迟到三天,罪过罪过..... 向组织上交我的乳清大字报 @首阳大君

@宁南左侯@叶思泰 两位大兄弟都已经提到了清代《三史语解》。客观来说高宗纯皇帝搞“古人今译”的初衷还算有道理,音译无确字,只会汉语的读者搞不清汉文史籍中的译词一直是个大问题,若能统一译名,贯通古今别译,倒也是极好的......

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釐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窅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釐然有当於心,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四库提要》)

不过啊,至于工作方法嘛

要啥方法?连猜带蒙就行了......

你不要给我说索伦语不是契丹语,谐音对上就完了!

很明显,参与考订《语解》的人员(包括弘历本人)全无语韵知识,用清代语音拼读宋元汉字,亦不作深入考据。其谬误之多,观者无不哽咽无语。

以《元史语解》来说,大量重要的人名、地名甚至都错的一塌糊涂,篇幅有限,仅以几条为例:

“四帝之母”唆鲁禾帖尼的名字,本是蒙古语“身上有胎记的”(唆鲁禾)与阴性后缀“帖尼”组合。《语解》译作“缫勒噶塔纳”(桶珠)一分不得。而且《元史》中所有阴性后缀“帖尼”,《语解》全部当作“宝珠”塔娜处理。

旭烈兀,本意为“多余”,《语解》试探性的提出了(瞎蒙)两个解释,“实喇”(黄)与“锡里库”(选拔)。继续一分不得。

阿里不哥(洁净巫)误作“额埒布格”(男巫),对了第二个词,得0.5分。

元宁宗懿璘质班,本是藏语“大宝吉祥”,强改作蒙语“伊勒哲伯”(明显/箭),又一分不得。

不少错误已到了荒谬透顶的地步。

名城别失八里(突厥语“五城”) ,被解释为“巴实伯里”( 头、腰) 。

赛典赤本属回回语言对圣裔尊称,《语解》强作蒙语,释为好的精壮人“赛音谔徳齐”。麻合没的滑剌西迷(花剌子模人穆罕穆德),被很神奇的改为玛哈穆弟哈喇斯密(梵文Mahamudiharasmi) ,意为“大珠光”,这太不清真了。

裕宗真金,武宗海山,乃蛮太阳罕皆系汉名,语解均强作蒙语解释,武宗海山被改为“哈尚”,释意为迟钝......

你丫才迟钝呢

不过啊,要我说《三史语解》简直是本良心著作...... 因为这本书的角色实际上是“校勘纪”,起码把我改了什么、在哪改的完完全全告诉你。宏观来说,其实除了为今人增加一些笑话外,《三史语解》这本书对后世并没产生什么危害。

《四库》馆臣对其他元代文献译名的篡改,才是对现代元史研究产生深远而不可逆危害的地方。

除了利用宫廷藏书及民间征书外,《四库》馆臣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明清以来亡佚己久,或世间罕见的三百多种佚书,其中元人文集三十种,这些辑本统称为“永乐大典本”,或简称为“四库辑本”。“四库辑本”中的重要元代别集就有:

姚燧《牧庵集》;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张养浩《归田类稿》;仇远《金渊集》;刘将孙《养吾斋集》;胡祇譎的《紫山先生大全集》.....

四库辑本译名妄改之荒唐,只在《语解》之上,谨举一小例。《牧庵集》之《荣禄大夫江淮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中有“将军刘仪、段海、呼延宝叛。”一句,四库版作“将军刘仪、段哈雅宝克叛。”段海、呼延宝本为两人,馆臣误以为汉姓为音译(虽然呼延原本也是音译),遂两人合做一人“段海呼延宝”,再使出联想脑洞大法,改“海呼延宝”为一蒙古名的清代音译“哈雅宝克”。全赖《永乐大典》残卷中尚存《游公神道碑》全文,今人才得以知其原貌,不然鬼知道这个“段哈雅宝克是谁?

“四库辑本”中的其他篡改部分比起《游公神道碑》等文就没那么幸运了,《永乐大典》在清末屡披横祸,经过英法联军、义和团拳民乃至监守自盗文臣的数次重创后,乾隆时还有8000册的《大典》如今只有约400册存世。也就是说,“四库辑本”几乎都是这些数目当今的唯一存世版本......(“四库辑本”之外的四库孤本也有不少)

等等?喂喂喂喂!那大清瞎脊背改的那么多咋办啊!!!

额.....你们自己去别地方慢慢查吧........

幸运的是《元文类》、《中州明贤文表》一类的有非四库本幸存的文集汇编以及各地地方志,都保存了不少四库辑本文集中的文章。有些四库辑本同时还有不全抄本存世(例如首图藏《牧庵集》的清抄本),都可以让我们了解原文的面貌。

没有原文留存者,就只能可以通过史实一一比对,溯源被改之前的情况了,这种尝试常常是大海捞针。

有人会想,大多数元代文献在有《四库》本的同时尚有他本存留于世,对照来看,其中应该能总结出清人改写元人名的规律?

很遗憾,没啥规律。

因为,“改名”这件事是四库馆臣“集体脑洞”的成果,参与脑补人数太多,自然没了规律。拿《元史语解》来说,同样是人名中的“也孙”,也孙脱被改为“约苏图”( 有道理) 。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则解释正确为“九铁”。

当代元史专家陈得芝老师就曾极度无奈的总结道:

元代文献被四库馆臣胡乱篡改的,若无史实相应的其他材料比勘,几乎无法照字面复原......

四库馆臣篡改之名杂乱无章,本想找出其译音用字的规律,可能有助于恢复原名,但试的结
果收获很少,看来仅在其篡改用字上考究是行不通的,如果找不到相应的其他材料,《牧庵集》
等重要史籍的复原整理就很难做到。(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西域研究》2012 年第4 期)

有些文章的还原,恐怕只能等原碑出土,或者长陵发掘时候真的找到了《永乐大典》的那天吧。



不过,今天非要辱清不可吗?四库辑本就没有一点历史贡献吗?

可虑到研究元代文献本身就已经惨极,《元史》因为仓促成书甚至连《艺文志》都没有,《永乐大典》又几乎全失。“四库辑本”得以留存已是不幸中的万幸,实在可称大功一件。

但是,你清从《永乐大典》里抄(救)东西的时候,能抄的对点吗......

这就是“四库辑本”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漏收误收,错讹频频。

以篇幅较短的《双溪醉隐集》为例,栾贵明仅与《永乐大典》残本比对,便发现四库本漏辑了诗文二十四条。更可笑的是,四库本《双溪醉隐集》中,甚至还有多达12条内容系错辑宋人王炎《双溪类稿》与苏籀《双溪集》之内容。原因很简单,四库馆臣将带几本以“双溪”为名的文集搞混了。又以四库本《双溪醉隐集》与元刻本《湛然居士文集》比对,可知四库本中又有三条系误收耶律铸之父耶律楚材之作...... (魏崇武《大典辑本双溪醉隐集误收考》,《文献》, 2011(1):119-123)

我们还能说什么?

四库辑本之文字错漏,也已经到了有时影响正确阅读的程度,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兀得不气死人也么哥!

别害怕,故事还没完呢。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持的重要工程《全元文》,让四库馆臣篡改元文的阴影卷土重来了..... 《全元文》的部分收集,在非四库本存世的情况下,竟然匪夷所思地选择了使用面目全非的四库本作为底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晓老师在《全元文整理质疑》一文中如此评价: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程钜夫《雪楼集》。《雪楼集》是元代一部重要文集,作者程钜夫(1249-1318年),原名文海,因避武宗海山讳,以字行,在元代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他的文集最初由其子大本所编,门人揭傒斯校正,凡四十五卷。至正十八年(1358年)重订为三十卷,凡文二十五卷,诗、乐府五卷。现在我们最常见且最好的本子为阳湖陶氏复刻洪武本,题为《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这个本子国内曾影印出版过,台湾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汇刊本》亦予以收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全元文》的编纂者竟然放弃这个本子不用,在《全元文》第一六册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以前者为校本。大家知道,清人在编《四库全书》时,有关元代的人名与地名,都经过四库馆臣的大量窜改,难以卒读,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研究元史的人都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是能够找到原来的版本,一般都尽量避免选用《四库全书》本,《全元文》编者恰好触犯了这个忌讳

兀得不气死人也么哥!!!!

user avatar

不学如清共一石,纯帝独得八斗。

当然这并不代表其他人就不扯犊子了,比如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写萨尔浒之战曰“萨尔浒之战,太宗以三十精骑败明兵四十万,载在琅书”,我是不知道这事载在哪本琅书里了。

云南昭通市,在古代一直都叫乌蒙,比如元代乌蒙路、明代乌蒙军民府。乌蒙得名于乌蛮部,而后渐称乌蒙部,本来一直相安无事,直到清雍正五年将此处改土归流的时候,云贵总督鄂尔泰认为这个“乌蒙”的意思是“乌暗蒙敝”,于是上奏请求“举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敝者,易而宣通”,故改乌蒙为昭通,雍正认为嗯这很进步……

当然这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东西,是对是错各有根据,不足为凭。那就说一个纯皇帝下令编纂的奇书——《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这书是一本工具书,类似于词典的用途,用于读二十四史中的五代宋辽金元明诸史的。可能你觉得奇怪:这几本书我都看过,没什么读不懂的啊?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本来这几本书是读得懂的,可后来乾隆把这书改了一下,很多人就读不懂了,于是干脆就把改这个书的依据发表出来,就形成了这本《三史国语解》。

那他是怎么改的呢?我举个例子。

以安班贝勒杲兼领都元帅,伊拉齐贝勒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

不知道的以为是清代什么记载吧?错了,这是《金史》的,原文是“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这个版本的二十四史被称之为乾隆四十六年本,不多见了,巧的是我有幸买着了,拿着其他本子一校对那乐子可就大了去了。

拿《元史》来说,常见的几个人名,成吉思汗铁木真、世祖薛禅汗忽必烈、武宗曲律汗海山、仁宗普颜笃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这个版本的《元史》中被改成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青吉斯汗特穆津、色辰汗呼必赉、库鲁克汗哈尚、布延图汗阿裕尔巴里巴特喇……

这样的话,我有几个疑问。第一,成吉思这个称号是元朝自己称的,也是这么写的,五百年后的后人去改动这个,是否有违史学原则?是否合适?

第二,元史词语是13、14世纪的蒙古语,和17、18世纪的蒙古语在语法、发音上是否完全一致?以后来的音调妄改五百年前的音译,是否合适?

第三,元武宗海山的名字是汉文名字,乃是元世祖忽必烈请正一道天师张留孙为两位曾孙取汉文名字,哥哥叫海山,弟弟叫寿山,那么乾隆以蒙古语的发音,将“海山”强行改为“哈尚”并注明是蒙古语“迟钝”的意思,是否合适?

第四,元仁宗名字本为寿山,后印其兄武宗即位,为表示尊敬,于是改以寿山的梵文读音为名,即爱育黎拔力八达,那么你再以蒙语发音翻译这个为阿裕尔巴里巴特喇,是否合适?

当然这本书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我就用这本书反着翻译过来一位著名人物:豁儿赤大王桑哥亦怜真。是不是一脸懵逼?豁儿赤=科尔沁,桑哥=僧格,亦怜真=林沁……

清代很多书都是沿用了这一本书提供的翻译,比如《续资治通鉴》,我刚才搜到一段“雅克特穆尔与旺沁前军遇于榆河北,奋击,败之,追至红桥北。旺沁将枢密副使阿喇特穆尔、指挥呼图特穆尔引兵会战。”好家伙,差点就没认出来这几位是谁……

除此之外,拿着清代的索伦语强改辽史,拿着满语强改金史,以至于翻开金史满篇的赫舍里、瓜尔佳,先看这书再看其他本的金史宋史,几如无物。再说了,契丹语真要是跟索伦语一样的话,还至于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契丹文?

不过这本书在清代的评价有趣之极,真可谓是大忠似奸、大粉若黑:

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
圣朝考文之典,洵超轶乎万禩矣。

大清天下无敌啊!(笑)

user avatar

乾隆皇帝下令所作的【满洲源流考】,直接把高句丽变成了新罗百济包围圈中的小国。新罗和百济反而统治了半个东北。

这里就先介绍一下“三韩”这个概念,原本是指在汉朝乐浪郡以南,约占如今朝鲜半岛面积一半左右的地区(也就是百济国和新罗国的基本盘)。后来高句丽也曾产生过三韩认同(虽然百济和新罗人不一定认为它是三韩),将这个概念扩展到了辽东地区。

无论如何有两点必须承认:1.三韩这个概念扩展是两晋之后的事情,开始的三韩指的就是朝鲜半岛中南部。2.前三国时代,新罗和百济的领土从未跨过鸭绿江,能跨大同江(平壤附近)都是勉强,在高句丽崛起之后就更不可能。之后的统一新罗和高丽也未曾突破鸭绿江。

可是,,,,在大清高宗(纯)蠢皇帝的指导下完成的【满洲源流考】,新罗与百济的领土是这样的:

自今开原、广宁、锦、义、宁远,南至盖平、复州、宁海,又东
南跨海,极朝鲜之全罗、黄海、忠淸等道者,百济也

新罗之境,东南兼有今朝鲜庆尙、江原二道,西北直至今吉林乌拉。又西近开原、
铁岭,出高丽、百济之间,故百济之东北、东南,皆相隣近,高丽介处其中

就算大家伙不知道盖平(辽宁营口盖州),复州(瓦房店市),宁海(辽宁大连金州)在哪,看明末战争史的,锦州和广宁还有宁远总知道是什么地方吧。

宁远大捷,袁都督的战场,今天的辽宁兴城,居然变成了百济故土。

至于新罗,在【满洲源流考】里,领土被划成直达吉林乌拉城。这个吉林乌拉城又在哪呢?答案是今天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不过最懵逼的应该还是高句丽,辽西成了百济,扶余故地都被新罗抢了,原本三国武力堪称第一的自己反而成了夹缝里求生存了。

当然了。乾隆在把三韩领土全部“考证”到了东北之后,对于三韩这个名词也不忘解释一波:

若夫三韩命名苐列辰韩马韩弁韩,而不详其义意。当时三国必有三汗,各统其一,史家不知汗为君长之称,遂以音同误译。而庸鄙者甚至讹韩为族姓,尤不足当。——【满洲源流考】

乾隆大帝的逻辑是,三韩三韩,肯定有三个大汗嘛。肯定是当时写史的人傻,不知道三汗是君主的意思,误以为是国号,把三汗用音译写成三韩。。。。

你以为人家和你野蛮女真习惯一样,还大汗,辰韩弁韩的流寓秦人,会推个首领叫大汗?

辰韩者,古之辰国也,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郡,弓为弧、贼为寇,有似秦语,故或名之秦韩。——【三国志 魏书】

光是这样还不够, 因为新罗受唐朝册封为鸡林州都督,所以乾隆钦定“鸡林”就是现在的“吉林”的谐音嘛,新罗统治吉林是有根据的!!!

若唐时所称鸡林,应即今吉林之讹。——【满洲源流考】

遇到这种人,,,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辩驳了。。或许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山东德州收回美国德州的历史性问题。

不学如清,不学如清啊!

user avatar

清乾隆初年,日本的“宽永通宝”钱在中国民间流通了多年,被官府知道,怀疑是私铸钱,于是上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一看,私制钱,还另用“年号”,这无异于谋反,慎怒之下,谕令江、浙、闽各总督、巡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各地官员都禁止流通此钱,幸亏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幕僚见多识广,道出来历。

于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庄有恭“会衔上疏”,讲出来龙去脉,乾隆皇帝才又谕令严禁商船携带倭钱,民间使用的,官为收买。

user avatar

本太师前来吐槽《钦定元史语解》也。

元末的大太监朴不花,被重新译作:保布哈。

布哈是蒙古语 ᠪᠤᠬ᠎ᠠ ,没错,可是朴明明就是高丽人的常见姓氏啊!我们的乾隆爷和他的臣子们硬是把他解释成 ᠫᠤᠤ“保,鸟枪也”,鸟枪被钦定成了大元朝的发明。

朴公公,还不谢皇上赐枪→_→

user avatar

中国十大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中,有乾隆皇帝让梁诗正写的一长段跋文。

这个跋文有两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1、古人题画,基本只在卷首或卷末空白处题,空白处不够了可以继续在后面以装裱手艺接纸或绢,但是乾隆皇帝这位爷不然,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名画正中间写没一点艺术含量的一长段废话,书画鉴定大家张珩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吐槽乾隆皇位这么破的一手烂字,为啥喜欢到处丢人现眼?

2、这一副黄公望的巅峰笔意、中国绘画代表作之一,确在跋文里面被乾隆皇帝认定为“笔力纤弱,其为赝鼎无疑”。

要说乾隆皇帝水平不行,但是清朝大臣们的书画鉴定水平可是出了名的出类拔萃,怎么会连黄公望的得意之作都不认识?

实际情况是,乾隆皇帝知道这幅画绝对是真的,大臣们也知道这幅画绝对是真的,但是乾隆不好意思说,大臣们也不好意思说。

因为,前几年,乾隆把一副后人仿的《富春山居图》当做了“十足真金”(也就是常说的富春山居图子民卷),激动到差点生活不能自理。这一副《富春山居图子民卷》,乾隆皇帝一口气在上面写了56首诗,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乾隆为啥被人送绰号“牛皮癣”,看完子明卷你绝对就明白了(密集恐惧症慎入):

可是后来,李鬼没蹦跶几天,李逵出来了,所谓的“赝鼎无疑”的《富春山居图》被乾隆皇帝花了2000两银子买了下来。要知道,前面那个提了56首诗子明卷乾隆也才花了1000两,你说乾隆花一倍的价格买个十足赝品,有可能吗?乾隆只是土豪,不是憨批,他心里明白,2000两的才是真的(乾隆一死,子明卷就被嘉庆皇帝在《石渠宝笈》中被列为了次等,可见,子明卷的真假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为了维护皇帝权威,乾隆只能“指鹿为马”了,于是就有了《富春山居图》真迹被其吐槽为“笔力纤弱,其为赝鼎无疑……下真迹一等”的中国古画名场面。

“不学”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真的不懂,明朝很多读书人是真心不懂;一种是懂了装不懂,清朝从皇帝到读书人,很多是大愚若奸。

相比之下,我喜欢真不懂的,真不懂还有学习的余地,假不懂就真的不能懂了。

故宫博物院余辉老师的《了不起的中国画:清宫旧藏追踪录》类似的名画故事有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参看。

user avatar

乾隆爷中枪的次数居然这么少?大家都黑不动我大清了吗?


乾隆在编四库全书的时候,还命令臣子就辽,金,元三朝史书编纂《三朝语解》,即“以国语解金史,以蒙语解元史,以索伦语解辽史”。表面来看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实际工作是漏洞百出。不说把“孛儿只斤”改译“博儿济吉特”这种匪夷所思的操作,我说一个乾隆亲自操胳膊上阵的。


辽朝有一个制度叫做四时捺钵,简而言之,就是皇帝不会固定的呆在一个地方,而是根据季节的不同在几地之间来回奔波,甚至经常要宿营在野外。春天在黑龙江钓鱼,夏天到草原猎天鹅,秋天在庆州射鹿,冬天去潢河猎虎。这是契丹人游牧传统和中原帝国结合的模式。

捺钵是辽朝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历任皇帝就是在不断的游走过程当中处理国务,而五座都城只不过是临时落脚点。


那么,捺钵是啥意思呢,现当代的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大致提出了宫帐说、行在说、和狩猎说,大多都有各自的语言学依据,但是清代的学者们显然不可能做如此深入的研究,这个时候,乾隆亲自上阵,告诉大家:“捺钵就是我们满语中的巴纳,地方的意思,史官给写颠倒了,变成了捺钵。”


换句话说,乾隆告诉大家,被尊称为北朝的辽朝皇帝处理政务最重要的地方如何命名,是用了臣服于他的一个东北方向小小民族的语言,往自己的军国重地叫“地方”。


完了还写反了。


只能说,你开心就好。


当然,乾隆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现代辽史学家研究捺钵的时候,都会先把乾隆拉出来批判一番,借此证明这项研究是多么困难,还顺便凑了不少论文字数,这也算是另一种贡献吧。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鸿茅药酒必须被惩戒。

user avatar

整体而言,清朝的科学技术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较为落后,在晚期差距更为明显。清初统治者和部分中国学者积极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中西文化技术交流,统治者亦会将习得的新知识实际地运用在治国方面,然而后来由于禁教的原因导致人们对西学日益模糊和隔阂。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明显进展,尤其是在数学、天文、历法等学科方面得到空前发展,而精于此道的学者也是英才辈出且人数众多,从远古到清朝这段期间,有关学者的数量在清代占约44%。清代学者亦对古代技术和文献的复兴和修复也作出贡献。

据统计,清代禁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次数上都远胜于明代,也远超于中国古代以往的任何朝代。其中,违碍书籍的数量是明代的约29.2倍,科举时文是明代的约27.2倍,剧本小说是明代的10.2倍,妖书是明代的约8倍,禁书总数为明代的约12.6倍。明代的统治时间为278年,清朝自天聪年间开始禁书,到道光年间,共224年,比明代还要少50多年,而其禁书的数量却比明代多了不止十倍。虽然这只是一个概数,但却能很直观地反映出明清两朝在禁书数量上的巨大差距。

鲁迅在批评明清以及民国文学时对《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作出批评:“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user avatar

@首阳大君

看了一下大家的回答,主要还是集中在清人写元/金/辽等别人的史系列。要洗还是能洗的,比如说评价清代的元史研究,假设有个人叫某毛(仅为代称,请勿对号入座),就可以跳出来说“大清好歹仔细研究过了,你明呢?”紧跟着又是一串“无人区、殖民地、甘肃是叶儿羌领土”等一大堆复杂难懂的话,于是评论区处处洋溢着快活的气息。

所以今天我不谈清在文史哲方面别的黑点,就谈谈满清自己给八旗修的史,记录各类八旗体系下典章制度和英模事迹的《八旗通志》(四库全书版),也叫《钦定八旗通志》。

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钦定八旗通志》是什么玩意,通俗地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八旗典章制度+开国以来人物传记。属于雍正、乾隆两位大大钦点的国家重点编纂丛书,由鄂尔泰领衔编纂了初版,第一版编写的比较仓促,乾隆中期重修了一次后还是不满意,于是最后由乾隆大大钦点纪晓岚带着修《四库全书》的人马重新校核,直到嘉庆年才最终完工。

编纂前后费时几乎一个世纪,从投入的时间和人力来看,并不比《明史》少多少。整体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并没有特别敏感需要加以隐讳的地方,照理说整体质量应该还成吧,然而对于我这种只对人物传记部分感兴趣的半桶水爱好者都发现了不少错误的地方,谈几个供大家一笑。

想了想,还是把原来的第三部分提前了,前面的段落,不感兴趣的可以不看了


如果上述这些错误还可以用校核失误,细节问题不要在意来洗,那接下来这个绝对是“不学如清”最好的例证,前方高能:

3、英灵的复仇——死者的苏生(以下全部出自贵清自己的《忠义传》)

(1)鄂莫克图满洲正蓝旗人姓 勒佳氏世居哈逹,国初来归任䕶军校康熙十三年从征福建海贼郑成功力战阵亡

(2)富喀满洲镶黄旗人任前锋校康熙十五年随康亲王杰书征福建海冦郑成功与贼将刘国轩力战阵亡

(3)塔喀布满洲正蓝旗人任骁骑校康熙十六年从征福建海贼郑成功攻厦门大败之进至澄浦岙力战殁于阵

(4)巴希泰满洲正蓝旗人任䕶军校从征浙江败伪总制陈六御伪英毅伯阮思等于舟山康熙十六年从征福建海贼郑成功攻厦门力战殁于阵

(5)观音保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八年以従征福建海冦郑成功于侯官县战殁

(6)费扬武蒙古镶黄旗人上驷院牧长墨尔根托克推之次子也任二等侍卫在銮仪卫内行走康熈十四年随贝子傅腊塔征海㓂郑成功至浙江将渡钱塘贼统兵四万拒战

(7)阿纳䝉古正红旗人任叅领康熈十三年从征海贼郑成功至浙江遇贼力战殁于阵

(8)噶尔玛蒙古正红旗人康熈十三年从征海贼郑成功至浙江击贼殁于阵

(9)纳墨户䝉古镶黄旗人任恭领驻防荆州败贼郭甲王嘉等于泸溪康熈十五年随大兵征海㓂郑成功攻澄浦岙乘胜进逼厦门力战阵亡

(10)何特赫满洲镶白旗人父喀尔他喇从征湖南阵亡自有 康熙二年正月以世职三等男随将军逹赛征海贼郑成功与伪提督伪总兵凡六战俱败之进攻厦门追贼至盖峙山力战阵亡

请大家自己用心感受,我只提一点,国姓英年早逝是在1662年(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总之我读到这些记载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海的男儿

郑经:我再听了父亲,鞑虏果然是不可以和谈的存在,至少现在,请把您的力量借给我吧。

伴随着郑经的召唤,一艘幽灵船从海下破浪而出,船上的大将军炮依然崭新且威猛,船头立着一个英俊而伟岸的身影,随着他长刀一指,幽灵船咆哮着向满清的军队冲去。

“那个人是....这怎么可能”“天哪,那个男人回来了”“长生天在上,救救我啊”“不,厦门的回忆,绝对不要来第二次”“大家快跑啊”

伴随着一阵哭爹喊娘,清军被打的抱头鼠窜,国姓看了一眼自己不成器的儿子,和自己的爱船随风消逝在了大海上。

萨斯噶大清,提前一百多年致敬暴雪,太NB了。

那么正经的说,有没有可能是满清方面把所有的郑明势力统称为郑成功了?然而并非如此,满清自己的记载里,同样出现了郑经(锦)的名字——

(1)沙赛满洲正红旗人姓李佳氏世居扎库木地方任员外郎康熙三年随定西将军图海征湖广流贼李来亨等奋勇力战两败之于茅麓山是年从征福建攻海贼郑经于厦门阵亡

(2)伊色尔图满洲镶白旗人姓兀扎拉氏世居黒龙江萨尔察康熙十五年以䕶军校出戍荆州连败吴逆兵于姚皇口时守澧州把总张昻率兵叛逃擒杀之复随征海冦郑经于厦门岛之澄浦

(3)海三岱䝉古镶蓝旗人姓波尔和罗氏世居巴禹特地方初任副理事官授骑都尉驻防荆州时把縂胡章昻叛海三岱率兵击败之康熙二年随将军达赛征福建以舟帅败贼郑经于厦门

(4)习岱包衣镶白旗人任䕶军校康熙十八年随宁海将军喇哈达征海贼郑锦至福建厦门力战阵亡

(5)塞勒满洲正蓝旗人任三等䕶卫康熙十七年従征福建海贼郑锦与贼党郭新战扵厦门阵亡㤙赐云骑尉世职

我还能说什么,不学如清啊!连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楚!


平心而论,八旗通志有着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它的很多记述都能解读出相当多有价值的信息,甚至明末清初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八旗可动员的人数,历次战役的伤亡乃至满清历次军事行动的部署和兵力都能够从中得到部分的解答,是满清立场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几类史料之一。

但另一方面,以考据著称的清代,自己给自己修史都能修出各种令人捧腹的低级错误,足见满清史料编纂体系中部分人员是多么的不学无术。这还是并无多少立场问题需要隐晦的自家史,而一些预设了政治立场的历史著述(例如明史),在既定指导方针的引导下,能被“不是蠢就是坏”的“大清专家组”写成什么样子,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因此对清代史料的引用和分析,尤其涉及到敏感史实的分析,要注意原始资料因为水平或立场可能带来的问题,顾先生编写《南明史》时的原则——“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谓是过来人极有价值的经验之谈了。

相关文章:



有兴趣的可以继续往下看:

1、突然的死亡——错误的人物归类

大部分人都听说过鳌拜,部分人知道他来自显赫的瓜尔佳家族,我在内的少数人知道他有个侄子叫“瓜尔佳.多颇罗”,以一等轻车都尉官至副都统,死于晋王李定国对满清的最后一次伏击战——磨盘山。

在鳌拜堂弟索海的传记里也记载道——“子多颇罗,太宗文皇帝时授佐领顺治元年以入闗从破流贼功授骑都尉世职寻任都察院理事官九年八月加一等轻车都尉任䝉古副都统,十四年十二月随信郡王多尼进兵滇黔至云南磨盘山争先击敌遂殁于阵”

而在忠义传三里的记载为“多颇罗满洲镶黄旗人姓 勒佳氏二等轻车都尉索海之子。任佐领顺治元年从入山海闗同 领傲徳歩战破流贼追至望都以功进骑都尉世职七年三遇恩诏加至二等轻车都尉又叙其祖费英东扎尔固齐之功加为一等轻车都尉仕至副都统阵亡”

看起来没毛病,然而忠义传三的收录范围是“顺治元年至八年共七十四人”,如果不是多颇罗恰好还算有头有脸被附在了前面索海传的后面,那面有大概率他会被后人认为在顺治八年(永历五年)的不知道哪场战役中突然阵亡,而不是死在磨盘山,于是晋王人头减一,这个绝对不能忍!(其实也不会,顺治实录清廷在磨盘山战后总结时提到过多颇罗阵亡,但肯定会造成相应的困扰)

不仅仅是这一个人的错误,通志《忠义传》中相当一部分人物从生平上来看是和他所待章节的收录范围相冲突,但总的来说,这个错误跟后面几个比起来还不算特别离谱


2、薛定谔的战场——混乱的战役时间

对于三藩之乱,大部分都知道吴三桂在长沙顿足不前然后被反推,部分人知道吴清其实在湖南附近打了两年的拉锯战,我在内的少数人知道清军在湖南永兴被吴军打的大败(骄傲)。

吴昭武元年,清康熙十七年,吴军大将马宝在永兴附近的岩山岭设下埋伏,一举消灭了向永兴解围的清军,随后沿河冲击清军在永兴城外设置的大营,两战两胜,消灭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署护军统领郭色,三等男爵巴查尔,一等轻车都尉噶尔都,三等轻车都尉噶思海,护军参领觉罗代衮在内30余名八旗将校。清军在湖南南部的战线几乎崩盘,若非此时吴三桂突然去世,吴军上下人心浮动后撤围,胜负依然难料。(此战的详细情况如果有机会未来会详细写一下)

由于死人太多,以及最为慌乱时满清从君主康熙到前线指挥穆占间相互甩锅的奏折已经闹得人尽皆知,所以这一仗并未讳败为胜,可在发生时间上,就极为混乱了。

同一本书 ,有记叙这一仗发生在康熙十三年的:

1、阿思虎...康熙十三年随宁南靖冦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征逆藩呉三桂至湖广遇贼将马寳胡国柱引兵三万馀据永兴县岩山岭阿思虎奋勇进击殁于阵

2、萨郎阿,满洲正黄旗人姓瑚锡哈里氏世居卦勒察,康熙十三年以七品官随宁南靖冦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征逆藩呉三桂至湖广永兴县击贼阵亡

有记叙这一仗发生在 康熙十五年的:

1、图福纳,满洲镶黄旗人署䕶军校,康熙十五年从征南将军穆占击吴逆伪将马寳胡国柱等于永兴战殁

2、吴喀达,满洲镶红旗人姓松顔氏世居尼雅满,署䕶军校康熙十四年随信郡王鄂扎征察哈尔布尔尼有功十五年九月复随将军图海败叛逆王辅臣于平凉十一月从征南将军穆占征湖广至永兴击伪将军马寳胡国柱等殁于阵

有记叙 这一 仗 发生在 康熙 十六 年 的,倒不如说 这才是 清方的主流说法:

1、阿尔喀,满洲正白旗人姓完顔氏世居诺图,康熙十六年以前锋校随征南将军穆占征逆藩吴三桂至湖广永兴县之岩山岭击贼阵亡

2、西扎布,满洲镶黄旗人任骁骑校,康熙十六年随征南将军穆占征湖广至永兴与贼将马寳胡国柱等力战阵亡

3、玛海,满洲镶黄旗人姓章佳氏世居札鲁特地方任骁骑校,部委㕘领康熙十六年随征南将军穆占征逆藩吴三桂至湖广永兴之岩山岭击伪将军马寳胡国柱等力战阵亡

等等 等 ,由于太多了我就不录了

甚至记叙这一仗发生在康熙十八年,这个时候吴军都退到差不多贵州了,这位老兄是死于吴军的空降兵吗?

阿兰满洲正白旗人任前锋校康熙十八年随征南将军穆占征湖广至永兴沿山岭与吴逆伪将胡国柱等力战殁扵阵

真正把时间写对的记载可谓少数,我是不大明白把永兴之战阵亡的各位仁兄摊到 从康熙十三到十八年这五年有什么意义,改得好像贵清在永兴被 吴军 连续 几年 打爆,明明更丢脸了好吗

user avatar

乾隆三十二年冬至,乾隆皇帝刚吃完饺子,忽然间就学术顿悟了。

悟了个啥呢?


原来乾隆皇帝小时候读《礼记》,里面写道:

仲冬之月……麋角解。《礼记·月令》

就是说冬天时候,麋鹿的角会脱落。这事一直让乾隆耿耿于怀,「明明皇家园林里的麋鹿是夏天脱角的!」

于是这天,乾隆特意让人去看南苑的麈——麈也是一种鹿,发现麈正在脱角。乾隆拿着脱落的麈角,「爽然自失」...

不能再忍!几千年的错误该是自己挺身而出,以正视听的时候了。于是乾隆在这根角上,题写下了其学术大论文——《麋角解说》。

《麋角解说》的主题就是说:麈冬天脱角,麋夏天脱角,古人把麋和麈搞混了,所以才说冬天「麋角解」。其论证方法也很简单:「糜和鹿北方人能辨别,南方人一般搞不灵清,古人弄不清楚麋和麈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曰:《月令》之误,误在以麈为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兽也。盖鹿之与麋,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则有所弗能。麋之与麈,亦如是而已耳。……夫鹿也、麋也、麈也,迥然不同,亦不相共群而处,实今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为鹿、孰为麋、孰为麈。《麋角解说》

还感慨一番,教大家做人:

曰:天下之理不易穷,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麋角解说》

但显然古人比乾隆懂动物。

乾隆眼里的麋鹿其实是驼鹿,乾隆认为的麈其实才是麋鹿。所以乾隆拿到的所谓麈角,其实就是冬天脱落的麋鹿角,《礼记》记载无误。

......

这片题写了乾隆论文的麋鹿角,据说现在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放着。


不过回到问题本身,清朝皇帝的学问是一回事,清代的学术是另一回事,清代在文字、音韵、训诂各个方面的成就远迈汉唐,段玉裁的《说文注》,高邮二王的四种,至今还是搞中文绕不过的经典。


参考:單育辰《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麋”》

user avatar

清末有个钦定大清“宪法”世界第一的人

早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未回时,御史刘汝骥上奏讨论“立宪”

这位御史强不知以为知,胡诌中国早已是立宪国家。

夫我国立宪之祖国也

夫我国固立宪之祖国也,臣虽祷昧,亦尝搜讨而细绎之矣。二典、三谟之记载,夏书、商誓、周礼六官之典要,世阅数十纪,文成数万言,其授受心法大旨,不外乎民为邦本,君为司牧二语。孔子虽不得位,而春秋一书,扶周室抑僭窃,尤为宪法精义。 自轩辕至今,其破坏我宪法者,惟祖龙、高洋、朱温数人耳。

扯完这个还不够,还要吹一波梦里的“中华宪法”

乃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第一国也

接着说明不可以仿效西方

不可舍我之宪法以模仿彼之所谓宪法

以上出自《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P107-109 的《御史刘汝骥奏请张君权折》

还有在北宁之战还在迷信抬枪的徐延旭

“一把抬枪顶几门开花炮了解一下”

user avatar

康熙的庙号『清圣祖』,那真是相当相当相当没文化,要多没文化,就有多没文化。

为啥给康熙庙号『清圣祖』就是不学无术呢?

很简单,『圣祖』不是给正常人的庙号!

『圣祖』是给道教神仙的庙号!

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圣祖』,贴出除康熙外的三个人就知道『圣祖』这个庙号是多么奇葩。

唐圣祖:太上老君李耳

钦承降鉴,载深兢惕,谨上加尊号曰圣祖大道元元皇帝。伏惟昭膺盛典,永贻休烈。

太上老君的原型李耳是春秋时期的人,为啥唐朝皇帝要给他追封一个『唐圣祖』的庙号呢?

当然是因为太上老君也姓李,自认为李耳后人能够为李唐的合法性建构添砖加瓦。于是,在一次唐玄宗李隆基拜访太上老君庙之后,太上老君就成了大唐圣祖皇帝。为此,李隆基还亲自写了一篇《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加号册文》。

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

所以,『唐圣祖』是道教太上老君。

前蜀圣祖:仙人王子乔

五年,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

前蜀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国,经历了王衍、王建两代。王蜀政权所攀附的祖先是道教神仙王子晋。

王子晋其实姓姬,不姓王。王子晋是周灵王的太子,因为字子乔,所以又被称为『王子乔』。王子乔非常有名,在《古诗十九首》中就曾出现。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根据道教传说,王子乔曾驾白鹤吹笙,七日而飞升成为神仙。之后乘白鹤驻立山头,数日而去。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所以,『蜀圣祖』王子乔,还是位神仙。

宋圣祖:道教神仙赵玄朗

闰月己巳,上圣祖尊号。辛未,谢太庙。壬申,立先天、降圣节,五日休沐、 辍刑。乙亥,诏上圣祖母懿号,加太庙六室尊谥。

宋圣祖赵玄朗,也是一位传说中的道教神仙。据说,他还是财神赵公明的原型之一。

『宋圣祖』也是宋真宗造神运动的产物。宋真宗先是声称梦到了神人,然后,经历了“异香”“黄光满殿”“黄雾起”一系列超自然现象,神仙降临。神仙自称是赵家的始祖,说完话后乘云而去。经过这一系列扯淡的过程后,宋真宗追封赵玄朗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

五鼓一筹,先闻异香,顷之,黄光满殿,蔽灯烛,睹灵仙仪卫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雾起,须臾雾散,由西陛升,见侍从在东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
闰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号曰元天大圣后,遣官就南郊设昊天及四位告之。

所以,『宋圣祖』还是道教神仙,神仙赵玄朗。

清圣祖:康熙皇帝

我们再来回顾,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圣祖皇帝?

1.『唐圣祖』太上老君

2.『蜀圣祖』仙人王子乔

3.『宋圣祖』神仙赵玄朗

4.『清圣祖』康熙皇帝

很明显吧,混进去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历史上四个『圣祖』,三个神仙,一个康熙。

雍正想说康熙『虽曰守成,实同开创』,把康熙庙号定成『祖』完全没有问题,历史上有的是守业皇帝庙号是『高祖』或『烈祖』。就算像朱厚熜那样为朱棣发明一个『成祖』,虽然奇怪,但也谈不上多么不学无术。

但康熙这个『圣祖』,用了一个神仙庙号,那真是相当相当相当的没文化。


相关答案:

user avatar

以乾隆十六年开始至乾隆二十六年由乾隆下令编纂的《皇清职贡图》为例。这一本“风土地理类”著作记述海外诸国及国内各民族,卷一专记域外,其余卷记述国内各民族。编写方法是绘制不同地区的民族和人物图像,每一种图像皆描绘男、女二幅,配以文字说明。

朝鲜:本朝崇德年间,太宗文皇帝亲征克之……封为朝鲜国王……王及官属俱仍唐人冠服。

安南:本朝康熙五年……因封为国王……其夷目冠带朝服多仍唐制。

把前面几句摘抄一下是为了说明这里的主语就是指与清朝同时期的朝鲜、安南,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冠服都是沿袭自明朝,安南还有一副绘画,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是明朝冠服。(不知是否故意如此编写?)



大西洋:明永乐间,有古里、琐里、忽鲁谟斯凡数十国来朝贡,后多不复至。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航海来中国,自称意大里亚国人。本朝康熙六年通朝贡,雍正三年意大里亚教化王来贡,五年博尔都噶尔亚国来贡,乾隆十八年复来。其人奉天主教,善行贾,多富厚。肌肤白晳,鼻昂而目深碧,不畜须发,别编义发蒙首,以黑毡折三角为帽,短衣革履,裤袜束迫如行縢。妇螺发为髻,领悬金珠宝石,上衣下裳,用锦帕覆背,谓之巾缦。俗重女轻男,相悦为婚,有侨居香山县之澳门者,统以夷目,岁输地租。

配图:

从配图和主要描述来看,这里说的大西洋国应该是欧洲诸国(不得不说配图还是挺逼真的),意大里亚即意大利,教化王即教皇,博尔都噶尔亚国即葡萄牙。这里的问题是,竟然把古里、琐里、忽鲁谟斯也归到大西洋国里面,古里在印度南部,琐里为南洋岛国,忽鲁谟斯即伊朗霍尔木兹。


英吉利:亦荷兰属国。

法兰西,一曰弗郎西,即明之佛郎机也。自古不通中国。正德中遣使请封贡不果,后遂阑入香山之澳门。其人强横,精兵械,屡破吕宋、满剌加,与红毛中分美洛居,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故澳门市易为大西洋所据。其酋居吕宋者,近与红毛之英吉利争雄长,而法兰西亦稍弱焉。夷人冠白巾,加黑毡帽,亦以脱帽为礼。其服饰与大小西洋、吕宋略同。夷妇妆束亦颇与荷兰诸国相类。

瑞国:瑞亦荷兰属国,贸易于粤。

荷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明万历间,常驾大舰泊香山澳,求贡市不果,已而入闽,据彭湖侵台湾地。国朝顺治十年,始由粤通贡。康熙初,助大兵征台有功,嗣后贡市不绝,其贡道改由福建……其地有咖喇吧,为南洋之会。又析其名曰瑞、曰英吉利。

吕宋:居南海中,去闽之漳州甚近。明初朝贡,万历中为佛郎机所并,而仍其国名。佛郎机在占城西南,先是灭满剌加,又与红毛中分美洛居,至是破吕宋,益富强,多侨居香山澳门贸易。

嘛六甲即满剌加,在占城南。明初服属暹罗,永乐中,其酋遣使入贡,封为国王,并勒碑文于其国之镇山,后为佛郎机所侵夺。嘉靖时敕还其地,迄无应者,今则为荷兰所属。

这一连串介绍西洋诸国及殖民地错误甚多,首先英吉利和瑞典怎么是荷兰属国?法兰西怎么就是明代的佛郎机?而且,介绍法国的时候用佛郎机,又把西班牙和葡萄牙混在一起,正德年间遣使和破满剌加的是葡萄牙,破吕宋的是西班牙,又说与红毛(荷兰)中分美洛居(亚美利加,美洲),与红毛之英吉利争雄长,倒是稍微摸清楚了一点世界形势——当时美洲属于西葡英法荷,而当时英法又在进行七年战争,法兰西稍弱也是符合事实的。——另,清朝对荷兰还是有一点深入了解的,知道就是康熙年间助清征郑的那个。南洋之会咖喇吧(Kelapa),即雅加达。以及知道荷兰从“佛郎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海峡。


注:关于为什么清朝会认为英吉利是荷兰属国,评论区有人认为与同时担任尼德兰执政和英王的威廉三世有关,查威廉三世1672年当尼德兰执政,1689年当英格兰国王,1702年死亡。但是,明末清初也用“红夷”、“红毛”称呼英国。明末“红夷”本指荷兰,如天启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抚商周祚奏“红夷自六月入我澎湖”,(似乎是沈有容还是谁记载荷兰人“双瞳深碧,举体洁白,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另还有《沈有容谕退红毛夷麻郎碑》)而到了崇祯十年英国船队在广州与明冲突时,当地官员也把英国人叫作“红夷”,冲突解决后海防同知解立敬等人通知前来广州的英国人“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而日后清朝编《明史》时,还把这一冲突挂在荷兰名下(《明史·和兰传》)。康熙五十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奏:“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诸国,最为奸宄。”

因此,似乎清朝这种认知来源于广东省地方官员沿袭自明末的混用荷兰、英国叫法。我怀疑可能是倒推——把一些前来广州贸易的都叫成“红毛”/“红夷”,然后溯源这个词最初的意思(荷兰),再想当然认为余下的都是荷兰属国。当然只聊备一说,我没有深入考证了。

另外发现明代也有人把西班牙叫作佛朗机:

何乔远《请开海禁疏》:

自我海禁既严, 泉州彭湖之外, 有地名台湾者, 故与我中国不属, 而夷人亦区脱之。于是红毛番入据其地, 我奸民为接济 。而佛郎机见我禁海, 亦时时私至鸡笼、 淡水之地, 我民奸阑出物, 官府曾不得其一钱之用, 而利尽归于奸民矣 。

同一个何乔远又说:

台湾者, 其地在彭湖岛外, 于夷人无所属, 而我亦以为海外区脱, 不问也 。今则红夷入据 其处, 其地广衍高腴, 可比中国一大县。我中国穷民俱就其处结茅刈菅, 苫盖家室, 而奸民将 中国货物接济之, 于是, 洋税之利, 不归官府而悉私之于奸民矣 。吕宋见我不开洋税, 亦来海 外鸡笼 、 淡水之地, 私与我贸易, 奸民又接济之如红夷 。而洋税之利, 又不归官府而悉私之于 奸民矣 。夫以中国税额大利, 悉闭绝以与奸民, 此舛之大者也。

这里的佛朗机就是指占据台湾的西班牙,因为按照他的叙述吕宋=佛朗机。清修明史佛朗机条说“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万历中,破灭吕宋”,很明显是把二者混在一起了。

总之,不管清朝这个乱七八糟的认知是不是沿袭自明朝的,清朝不学无术搞不懂那就是不学无术,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好转进的。


苏喇国:即回回国,在西南。或云本苏门答剌,为汉条枝、唐波斯大食二国。

苏门答剌即唐之波斯大食?


汶莱国即唐时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明永乐间常入贡。相传夷目系闽人,随郑和往,因据其地。负山面海,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犯者至死。

柔佛国在西南海中,其地有东西竺山,覆茅为屋,列木为城,地不产谷,常易于邻壤。俗尚释教,持斋累月,见星方食。

鄂罗斯地有八道,称为斯科,每一斯科又各分小斯科,俱设官管辖。其民聚处城堡,居止有庐舍,水陆有舟车,服毡罽,喜饮酒,屑麦为饼,不饭食。性矜夸贪得,尚浮屠,自国王至庶民有四季大斋数十日。

都知道文莱不吃猪肉了,还说崇释教?柔佛在马来半岛南段,也不是什么“尚释教”。俄罗斯这个就太可笑了,康熙年间就有俄罗斯东正教使团来到北京了,此后一直驻北京,清人称驻地为“喇嘛庙”,实在不行找个满洲八旗里面的俄罗斯人问下吧,这幅图中可是有专门介绍“大西洋国僧、女尼”(即传教士)“奉天主耶稣教”的,前面也说法兰西“初奉佛教”,这就说明了清朝认知里东正教跟天主教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反而是一种“佛教”。


另外关于法国的还可以一提:从康熙年就有路易十四派遣的“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到北京了,“组成一个中国科学院,即巴黎科学院的分院”,第一批包括洪若翰、著名的白晋、张诚等,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来华的法籍神父有86人。康熙还反过来派白晋出使法国,白晋回来又把路易十四的画集册转赠康熙。1765年即乾隆三十年(当然这个在职贡图编完以后了)路易十五派了两个中国人、天主教徒高类思、杨德望出使清朝。但是编书时并不是没有法国派遣的传教士,比如给圆明园建造了一座西式喷泉的蒋友仁。


关于蒋友仁我又查到一点东西。首先他是1743年(乾隆八年)抵澳,1745年(乾隆十年)抵京,此后一直在北京直到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老死。

1747年即乾隆十二年蒋友仁就跟乾隆对过话
1760年还向乾隆呈递过世界地图
并且有一些详细说明

1760年是乾隆二十五年,职贡图最终定稿是什么时候?

也就是说,乾隆二十六年也就是1761年乾隆在《职贡图》前面御题,那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他扫过一遍。毕竟乾隆不是最爱表演自己的学术水平么。可是这图里面该错的照样错。

提这个是因为看到很多清吹“学者”拿乾隆和传教士的交流来说明乾隆并不是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问题是这样的“求知欲”到底有几分能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乾隆究竟是把它们当成对自己有趣的故事还是一些值得整个政府班子学习的大事来看待?我表示非常怀疑。

这次交流当在1770年,因为其中提到距离荷兰屠华有30年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