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一统后，准确的说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就丧失了“新思想”的诞生！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秦国一统后，尤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就丧失了“新思想”的诞生，这个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但其中蕴含的深刻忧虑，我非常理解。
首先，我们得承认，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确实是思想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无论是儒、墨、道、法、名、阴阳，还是其他零散的学派，都在积极地探索社会治理、人生意义、宇宙奥秘等根本性问题，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多元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互相激辩、碰撞，不断催生出新的观念和视角。
然后，秦朝统一，虽然结束了分裂，但也伴随着严厉的文化管制，焚书坑儒是历史的伤痕，这无疑扼杀了很多非官方认可的思想。紧接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家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中央集权，同时也为了给王朝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
从这个角度看，“丧失新思想的诞生”这句话，抓住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侧面：即那种源头活水般、自由涌现、不受官方束缚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创造力，确实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削弱”：
思想的单一化和官方化： 当儒家成为唯一的正统，其他学派虽然没有被彻底消灭，但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大大降低。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就必须在儒家框架内进行阐释和发展。这使得思想的视角变得相对狭窄，很多非儒家思想的创新潜能被压制或边缘化。例如，法家的实用主义、道家的自然无为、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融入或被统治者借鉴，但其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批判精神却很难得到充分的伸张。
对批判性思维的潜在阻碍：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礼”，强调社会秩序和等级伦理。当它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时，过于激进、颠覆性的思想往往会被视为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从而受到压制。当然，儒家内部也有批评和反思的传统，但当儒家本身被“独尊”后，这种内部批评的锋芒是否能像百家争鸣时那样锐利，就值得商榷了。
研究和传播的路径收窄： 官方的学术机构（如太学）和选拔人才的机制（科举制度的雏形），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这使得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主要沿着儒家的轨道进行。非儒家思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往往要面对更多的社会和制度阻力。
然而，说中国“丧失了‘新思想’的诞生”，我依然认为有些绝对。 原因如下：
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化”与“变”： 历史上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即使在“独尊儒术”之后，儒家自身也在不断地阐释、发展和演变。从汉代的董仲舒到魏晋的玄学，再到宋明理学，儒家吸收了佛教、道教等外来或本土思想的养分，发展出新的理论体系和哲学深度。宋明理学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回应佛教挑战的过程中，对儒家本体论、心性论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可以说是一种重大的思想创新。这些发展，是在“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其内容和形式都展现了思想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
“新思想”的定义与评判标准： 如何定义“新思想”？如果“新思想”必须是颠覆性的、完全脱离既有体系的，那么确实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很难出现。但如果“新思想”指的是对现有思想体系的深化、拓展和重塑，那么在“独尊儒术”之后，我们仍然看到了许多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思想成果。例如，汉代的经学研究就发展出了繁复精密的解释体系和思想流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虽然被看作是儒家衰落、佛道兴起的时期，但其对本体、存在、精神自由的探讨，在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非官方的思想空间： 尽管官方推崇儒术，但民间和非官方的知识领域始终存在。道教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佛教的传入更是带来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和哲学观念，对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空间，并与儒家思想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新思想的诞生”与“百家争鸣”画等号。 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大爆发。而“独尊儒术”之后，虽然失去了那种全面爆发的态势，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滞。它更多地转变为在既有框架内的深化、融合与演变，以及在边缘地带的悄然生长。
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主要形态发生了变化：
从“多元并存、自由竞逐”转变为“主流引领、融合演进”。 儒家成为了思想的显学和主导力量，但它并非完全排斥其他思想，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和改造，并将它们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
思想的创新更多地发生在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辩护上。 知识分子试图在儒家框架内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回应新的思想挑战，从而催生出新的理解和理论。
“新思想”的诞生，更可能表现为对现有思想的微调、重构，或者是某种边缘思想的悄然壮大，而非那种颠覆性的、全方位的思想革命。
总而言之，秦汉以来，尤其是“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确实失去了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空前绝后的思想自由和百家争鸣的格局，这一点毋庸置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使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流派难以获得充分发展。但是，说中国因此就“丧失了‘新思想’的诞生”，我认为过于悲观。思想总是在不断地流变和演进，即使在最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也总会有新的思考和新的理解产生。这种创新或许不再是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而是更加内敛、更加深刻的“化”、“变”与“融”。我们不能因为创新形态的改变，就否定了创新本身的存在。
首先，我们得承认，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确实是思想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无论是儒、墨、道、法、名、阴阳，还是其他零散的学派，都在积极地探索社会治理、人生意义、宇宙奥秘等根本性问题，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多元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互相激辩、碰撞，不断催生出新的观念和视角。
然后，秦朝统一，虽然结束了分裂，但也伴随着严厉的文化管制，焚书坑儒是历史的伤痕，这无疑扼杀了很多非官方认可的思想。紧接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家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中央集权，同时也为了给王朝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
从这个角度看，“丧失新思想的诞生”这句话，抓住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侧面：即那种源头活水般、自由涌现、不受官方束缚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创造力，确实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削弱”：
思想的单一化和官方化： 当儒家成为唯一的正统，其他学派虽然没有被彻底消灭，但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大大降低。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就必须在儒家框架内进行阐释和发展。这使得思想的视角变得相对狭窄，很多非儒家思想的创新潜能被压制或边缘化。例如，法家的实用主义、道家的自然无为、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融入或被统治者借鉴，但其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批判精神却很难得到充分的伸张。
对批判性思维的潜在阻碍：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礼”，强调社会秩序和等级伦理。当它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时，过于激进、颠覆性的思想往往会被视为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从而受到压制。当然，儒家内部也有批评和反思的传统，但当儒家本身被“独尊”后，这种内部批评的锋芒是否能像百家争鸣时那样锐利，就值得商榷了。
研究和传播的路径收窄： 官方的学术机构（如太学）和选拔人才的机制（科举制度的雏形），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这使得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主要沿着儒家的轨道进行。非儒家思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往往要面对更多的社会和制度阻力。
然而，说中国“丧失了‘新思想’的诞生”，我依然认为有些绝对。 原因如下：
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化”与“变”： 历史上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即使在“独尊儒术”之后，儒家自身也在不断地阐释、发展和演变。从汉代的董仲舒到魏晋的玄学，再到宋明理学，儒家吸收了佛教、道教等外来或本土思想的养分，发展出新的理论体系和哲学深度。宋明理学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回应佛教挑战的过程中，对儒家本体论、心性论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可以说是一种重大的思想创新。这些发展，是在“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其内容和形式都展现了思想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
“新思想”的定义与评判标准： 如何定义“新思想”？如果“新思想”必须是颠覆性的、完全脱离既有体系的，那么确实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很难出现。但如果“新思想”指的是对现有思想体系的深化、拓展和重塑，那么在“独尊儒术”之后，我们仍然看到了许多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思想成果。例如，汉代的经学研究就发展出了繁复精密的解释体系和思想流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虽然被看作是儒家衰落、佛道兴起的时期，但其对本体、存在、精神自由的探讨，在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非官方的思想空间： 尽管官方推崇儒术，但民间和非官方的知识领域始终存在。道教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佛教的传入更是带来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和哲学观念，对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空间，并与儒家思想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新思想的诞生”与“百家争鸣”画等号。 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大爆发。而“独尊儒术”之后，虽然失去了那种全面爆发的态势，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滞。它更多地转变为在既有框架内的深化、融合与演变，以及在边缘地带的悄然生长。
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主要形态发生了变化：
从“多元并存、自由竞逐”转变为“主流引领、融合演进”。 儒家成为了思想的显学和主导力量，但它并非完全排斥其他思想，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和改造，并将它们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
思想的创新更多地发生在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辩护上。 知识分子试图在儒家框架内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回应新的思想挑战，从而催生出新的理解和理论。
“新思想”的诞生，更可能表现为对现有思想的微调、重构，或者是某种边缘思想的悄然壮大，而非那种颠覆性的、全方位的思想革命。
总而言之，秦汉以来，尤其是“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确实失去了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空前绝后的思想自由和百家争鸣的格局，这一点毋庸置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使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流派难以获得充分发展。但是，说中国因此就“丧失了‘新思想’的诞生”，我认为过于悲观。思想总是在不断地流变和演进，即使在最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也总会有新的思考和新的理解产生。这种创新或许不再是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而是更加内敛、更加深刻的“化”、“变”与“融”。我们不能因为创新形态的改变，就否定了创新本身的存在。
网友意见
有一道题，一个班的同学做出来十种答案。最后老师讲题，确认了答案。这个过程对同学来说是进步还是退步？
这时一个同学跳出来，你这是扼杀了我们的思想。1+1凭啥就等于2？
脑子有病。
出现好几种答案，到只剩一个答案是进步。弄不清这个道理的都该多读书。
百家争鸣凭啥强于独尊儒术？
思想多元凭啥优于思想统一？
天天在那吹秦皇汉武，又跟那骂儒家禁锢思想。就跟吹老虎威猛，又骂豺狼吃人一样。
一个人，确实很好，讲义气有能力守信用，骂他的人就是少，夸他的人就是多。那说明这个人不行？非得一群人骂他，从不同的方向骂他，这人才是好人？
所以万古一帝隋明帝，只会改史李世民？
那如此说来快递和管理是不是也该换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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