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书中有哪些论点站不住脚？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先生将明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数目字管理”的失效，以及由此导致的官僚体系的僵化和效率低下。他细致地描绘了万历皇帝如何因为财政危机和对官员任免的不满，采取了“不理朝政”的消极态度，从而使得整个国家机器如同一个没有舵手的船。这个论点非常有说服力，它将宏大的历史变迁落实到具体的制度运作层面，也解释了为何在表面上看似正常的万历朝，却孕育着深刻的危机。
但是，如果仔细推敲，这个“数目字管理”的失效论，或许 可能过于强调了经济和财政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相对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非经济层面的因素。 譬如，明朝晚期的思想解放潮流，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思想的变迁，这些都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黄仁宇先生虽然在其著作中也提到了思想文化，但其主线仍然紧紧围绕着经济和制度。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对“数目字管理”的抵触，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也可能包含了对传统士大夫社会价值观和权力结构的维护？士大夫群体在明朝拥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数目字管理”的态度？对这些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惯性的探讨，在“数目字管理”的框架下，可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
另一方面，《中国大历史》试图构建一个宏观的历史图景，解释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内在逻辑，并将这种延续性与“结构性”的因素紧密联系起来。他提出了“技术官僚”在维系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正是这些在制度内运作的专业人士，才使得中国能够不断地应对危机，并保持其文明的独特性。这个论点极具洞察力，它解释了为何中国在经历了无数次朝代更迭后，其核心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然而，在这个宏观的“结构性”解释中，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断裂”和“转型”的描述，或许显得略微有些模糊或过于柔和。 黄仁宇先生的“结构性”解释，似乎更侧重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韧性”，强调的是一种“韧性”的循环，而非根本性的“质变”。但是，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平缓的过渡，也存在着一些剧烈的断裂点。例如，春秋战国的思想大爆发，秦朝的统一，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这些事件都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重塑，甚至可以说是“转型”。如果过度强调“结构性”的延续，可能会低估这些“断裂”和“转型”所带来的变革力量，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独特意义。这些“断裂”和“转型”是否也同样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甚至是比“结构性”延续更具解释力的因素？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再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中，有时会显得对中国古代的“乡绅”或“地方精英”的角色，其复杂性和主动性，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简化”。他将一些基层社会的运作，归结为国家权力延伸不到的“模糊地带”，或者是由这些“地方精英”来填补的“真空”。这确实触及到了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现实，但这些“地方精英”的角色，并非仅仅是被动地填补真空，他们本身也可能拥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动员能力，能够主动地影响甚至挑战中央的权威。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动态的互动，而非简单的“填补”。
总而言之，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具有卓越的价值，他的许多论点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读角度。然而，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对话和修正的过程。当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不妨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去思考他的论点背后可能存在的侧重点、简化，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这或许也是向这位伟大历史学家致敬的最好方式。
网友意见
谢黄sir邀
既然回答了，就陆续把后续讨论都更新到这里吧，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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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万历十五年》为例吧。
对于这本书的观点，我想先提两个意识上的“反差”。
首先， 这本书进入中国后，在历史爱好者和历史学界中的反响有反差，相较于历史爱好者那样的高概率的追捧，历史学界反应平平。
第二，相较于第一个反差，有另一个人们意识上的反差，其实历史爱好者并不真的特别喜欢这本书，他们很多只是喜欢一个所谓的“大历史”的观点，而学界其实对这本书也没有那么无视，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历史学者都很喜欢这本书，但是也不过是“说得好，但是毫无意义”。
原因很简单啊，所谓的“大历史”观点，真的很新颖么？所谓的“数目字管理”，解释力真的有那么强么？完全不是这回事。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以一个年份入手，糅合和经济史，政治事件分析和思想史，还能论述得如此浪漫，说黄仁宇手里没点干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不过黄仁宇的“干货”有几个人知道，黄仁宇专精明史，他的《十六世纪的中国财政与税收》《明代的漕运》几个人看过？如果看过这两本书，哪怕是大致扫过，再去看《万历十五年》，也必然是另一番景象，至少能够知道，黄仁宇为何在分析人物思想和意识冲突之外，如此重视“财政税收”。
所以我才说探讨其细节毫无意义。事实上研究明清史特别是跟财政有关的人，在看书时绝对绕不开黄仁宇，不过在他们的论文中，基本上看到不到引用黄仁宇。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明吧，大家都知道霍金的《时间简史》，大家都知道《时间简史》写得好。
为什么写得好，因为他给人打开了一道门，提供了一个新视野。但这应该是一个起点，如果把新视野本身作为一个所谓的“认识的终点”，那这个视野有何意义？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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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的具体站不住脚的地方，是其对思想史叙述所使用的“文学方法”而非“史学方法”。
引用《万历十五年》中的具体段落来讲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鬲，中外睽携”，如果继续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这种论述方法在《万》书中很常见，对其要分析得人物进行打断的心理描写，而这个心理描写往往是构建在前面对此人物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分析上，而基本上很少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材料去证明。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可以看作是“黄仁宇”自己的想法，是其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自己对时事的分析，有很多真的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但若以当时历史人物的具体思想，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证据所在，所以说是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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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目字管理”，这个貌似关注的人比较多。
在这里先再次申明，历史是“解释学”而非“预言学”。
所以，“数目字管理”本来应该是一种解释方式而已，这本书已经是30年前的书了，“数目字管理”是黄仁宇的解释方式，算是比较有解释力，但是黄仁宇没有继续证明，也没有后续研究，于是就只剩下一个所谓的“猜想”。
相较于其他几个猜想，比如说彭慕兰在《大分流》里提出的多中心向两种道路的分流，还有黄宗智他们一直宣扬的“内卷化”等等模式，包括秦晖老师的“关中模式”，这些都是经过严谨的证明的，并有大量后续研究和讨论的，而“数目字管理”到现在还都只是一个“猜想”。
其实“数目字管理”和其他几种模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说得都是一个民间经济活力和政府经济控制力的问题。比如在《十六世纪》这本书中，黄仁宇证明了明代中国的税收在全世界是特别低的，这样的低税收证明了政府的经济控制力的薄弱，也即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但是民间的经济活力却并不因此而提升，黄仁宇试图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足够切实的资料，只能从人口增加和传统儒家观念入手。
这就是为何黄仁宇反复提“数目字管理”的重要性的原因，他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有更强的“经济控制力”，那么是否可以突破这种模式，盘活底层经济活力？这个不是解读过去，而更像是预言未来，如果可以如何，那么是不是如何的模式。
而结果就是，没有对基层经济的深入研究，没有足够的经济材料，黄仁宇不了解底层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了“数目字管理”理论的缺陷，这个缺陷被“内卷化”理论所弥补，甚至替代，于是史学界不再关注无法证明的“数目字管理预言”，转而研究“内卷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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