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说，明朝的中国是“潜水艇夹肉面包型的社会结构”，真实按不同阶层的人口分析未必是“潜水艇夹肉面包型”吧，应该是金字塔型的吧？
咱们先拆解一下黄仁宇先生的比喻：“潜水艇夹肉面包”。你可以想象一下，最上面是一层“面包”，就是少数的皇室、勋贵、高官；中间是厚厚的“肉”，那就是数量庞大、但相对来说结构比较松散、活动范围也相对有限的普通民众，包括士农工商；最下面可能就是底层的贫苦大众，他们是被压在最下面，甚至连“面包”的边缘都够不着。黄仁宇先生强调的，更多的是一种权力、资源分配和利益格局上的“夹层”感。
在这个比喻里，最上面的“面包”是指那些掌握国家权力、享受着优厚待遇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少数。而中间那厚厚的“肉”，是构成社会基本生产力，同时也是被统治、被税收的群体。他们的数量是最大的，但他们与“面包”层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制度性的隔阂。即使有些人通过科举等方式能够向上流动，但整体上看，这种“夹”的状态是稳定且明显的。
他用这个比喻，其实是为了说明明朝社会在制度运行上的僵化和缺乏弹性。官僚系统层层叠叠，效率低下，很多时候是“上面”和“下面”之间各自为政，中间层（也就是所谓的“肉”）在夹缝中生存。上层的权力难以有效地渗透和管理到底层，而底层也难以真正地影响到上层。这种结构使得社会失去了活力，一旦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现在咱们再来看看“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这个说法更偏重于人口数量的分布。一般来说，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底部人口最多，是社会的基础，然后层层向上，人口数量逐渐减少，最顶端是极少数的精英。
如果从明朝的人口比例来看，确实可以画出一个金字塔。最底层，比如佃农、雇工、无地农民、流民、乞丐等，他们的数量绝对是最大的，构成了金字塔的基座。往上是一些自耕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数量也相当可观。再往上，就是中层官员、士绅、富商等。而最顶端，也就是黄仁宇先生比喻中的“面包”，皇室、亲王、高级官员、国公侯伯这些，他们的数量无疑是极少的。
所以，从人口数量的分布来看，“金字塔型”是更准确的描述。
那么，为什么黄仁宇先生会选择“潜水艇夹肉面包”这个比喻呢？我想，他更想突出的是明朝社会在权力运作、利益分配以及社会流动上的“夹层”和“隔阂”，而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堆叠。
“夹肉面包”的重点在于“夹”——中间那层“肉”，它被上下两层“面包”给“夹”住了。这层“肉”虽然数量庞大，是社会的实体，但它在政治和经济上，并不像“面包”那样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很多时候是承担义务、接受指令的角色。而“面包”层，虽然数量少，但他们掌握着权力，制定规则，享受着资源。
可以这么理解：
金字塔型：描述的是“有多少人”。底层人最多，顶层人最少，是个数量上的层级。
潜水艇夹肉面包型：描述的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力结构”。它强调的是一种“隔阂”和“利益的层层传递与损耗”。上层（面包）与下层（肉的底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信息传递不畅，权力难以有效渗透，利益在传递过程中被损耗。中间层（肉）虽然数量多，但既不拥有最高的决策权，也往往难以完全摆脱底层生活的束缚，被夹在中间，既要承担上层的压力，又要顾及下层的生计。
打个比方，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国家，金字塔型就好像把这个国家的国民按照身高排个序，最高的人最少，最矮的人最多。而“潜水艇夹肉面包型”则更像是描述这个国家里的各个部门的权力分配和沟通方式：最上面有一个决策部门（面包），下面有很多执行部门（肉），但这些执行部门之间，或者执行部门与更下层的执行者之间，沟通不畅，效率低下，信息在传递中失真，导致整个国家的运作像一艘“潜水艇”，虽然看似庞大，但内部的协同和反应都非常迟缓。
黄仁宇先生选择这个比喻，是为了强调明朝晚期那种政治上的失灵和经济上的停滞。这种“夹”的状态，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积累，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结构就难以有效地自我修复。底层的民众生活困苦，但他们的不满很难形成有效的反弹，因为中间的层层阻隔，使得他们的声音难以传达。而上层官员则沉溺于既得利益，也无力也无意去真正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所以，与其说黄仁宇先生否定了金字塔型，不如说他是在金字塔型这个人口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明朝社会内部的“断裂”和“僵化”的运作模式。这个比喻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肌理的洞察，而非单纯的人口普查数据。
总结一下，从人口数量分布来看，说明朝社会是“金字塔型”是没错的，这是事实；而黄仁宇先生用“潜水艇夹肉面包”来形容，则是更侧重于揭示那个时代权力、信息、利益在社会结构中的传递方式和存在的隔阂，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性弊病。两者是不同维度的描述，各有其合理性。他的比喻，更具警示性和批判性，点出了明朝社会从根本上失去活力的原因。
网友意见
谢药
比较定义之前一定要厘清定义具体指的是什么。
金字塔型社会很好理解，既各个阶层自上而下匀称地递增。高层的人数最少，中层的次之，底层人数最多。然而黄仁宇口中的金字塔结构指代的不是社会结构，而是权力结构。
submarine sandwich比喻的是一种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它拥有自成一体的底层（农村）和紧密结合的上层（朝廷），但是中间的管理层却是松散的。中国古代的集权体制消灭了一切分享权力的贵族和领主之后，就抹除了这个自治的中间阶层。在中央机构与庶民之间形成了一道真空。
为了填补这个权力真空，文官制度成为了唯一的选择。然而行政技术和财政力量本身又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其结果是只能用低效的官僚系统接管中间层，以维系着上下两大群体。于是就形成了这种三明治的结构，两片结实的面包夹着一坨松散的食材，既地方政府。
中国古代所谓庞大的官僚机构与近代化的政府相比，其实是规模很小的。哪怕是清代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较，也不过是个“小政府”而已。
据缪全吉从《清会典》中统计的数字 ,胥吏额数总 计 :经制京吏 1247 人(攒典 31 人) ;外吏 23 743 人(攒典 5 268 人) 。其中 ,总督衙门平均有 37. 63 ,巡抚平均 24. 56 ,州平均 10.75 ,县平均 11.29 人。[1]
一个人口过亿的大帝国，维系政府运作的中间层不过数万人而已，可见其中间结构是多么的脆弱。基层政府根本政府无力承担其职能，官员面对中央任命的责任，最终只能依靠自身的威望与财力组织幕府与家丁以维持基层政府的运作。但增加编外人员是要花钱的，它的必然结果就是贪腐。
与封建制不同，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并不拥有地方的所有权，他只是代皇帝管理而已，对地方有权无责，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而财政无法满足中间管理层的实际需求，低薪甚至义务当官更直接地助长了这一行为。地方官往往要自己解决维持政府运作的经费，于是就出现了“火耗”这种揩油行为，逼着官员搜刮民脂民膏。而面对这种局面，中央政权除了强调道德的自我约束以外，束手无策。
由于没钱支撑这种结构，政府机构就变得非常简单。由中央任命的官员和地方的胥吏两部分组成。在明代，真正的政府雇员只有“官”而已，而胥吏只是编外的“临时工”。然而自明代开始，官员阶层与胥吏阶层的分裂则使得这种结构充满了矛盾，内耗使得的政府运作更为低效，以致于最终不得不向地方自治妥协。
明代的官员是有薪俸的，尽管钱很少；而胥吏则没有。没有钱又要逼着政府运作该怎么办？明代就依靠一种徭役的形式来实现（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代粮长制度，民运制度等等，都是用近乎奴隶制的手段强迫庶民承担政府的职能等等）。胥吏往往是地方居民以服役的被迫当“公务员”，而对于考试不中的廪生，有时也会被划拨到胥吏队伍中去，而这就近乎于一种贬谪了。
为什么会是贬谪呢？因为从明代开始，官员与胥吏群体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阶层分裂。为了确保免费的地方公务员供给，胥吏在明代逐渐成为了一个世袭的身份，他们永远也无缘科举。因为没有俸禄，缺少利益维系，他们对政府的效忠是十分有限;但又身在公门，只对官员负责，面对民众亦毫无责任。这使得中饱私囊，钻营舞弊成为了他们必然的出路。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只懂圣贤书玩儿几年就向上爬的官员，和只懂技术永世不得翻身的胥吏，根本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群体，价值观是完全割裂的。他们代表了三明治的上下两层面包。而由他们组成了的地方政府，则往往难以磨合，官难驭吏，吏敷衍官，营养不良，贪腐丛生，效率低下。
面对中央的责任，官员要想办法维持政府运转，除了自己刮钱组织领导班子外,空降的官员必须和地方缙绅合作，因为只有这些地方精英才能有效地影响胥吏，应对官员。他们就是三明治当那新鲜的蔬菜，增加了营养，丰富了口感。而这种合作也意味着与基层自治的妥协，有违了官僚制度设计的初衷。
由此可见这种集权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充满了矛盾。精致的中央政府，与无序的底层政治之间，杂糅了各种势力，使得权力的中间层异常的脆弱，它既不完全效忠国家，也不完全属于基层。
依靠这种制度维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足以勉强地维持帝国的运作，但无力面对剧烈的冲击。一旦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基层的文官系统就实际上覆灭了，丧失了权威的中央亦无力重建秩序，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被切断后，这就为军阀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因此，庞大的帝国看似一个肥硕的大包子，而实际上只是一块松散的三明治罢了，使劲一拨拉，就散成了一地烩菜。
[1] 缪全吉. 《明代胥吏》.附录《清代胥吏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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