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央军）为何不选择仿制mg13轻机枪而是zb26轻机枪？
首先，让我们先梳理一下MG 13和ZB 26的基本情况，以及国军当时对轻机枪的需求：
MG 13（MG 34的前身）：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规避《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在SPMG（单发或连发轻机枪）领域进行了大量研发。MG 13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型号，它脱胎于MG 08/15，但进行了大幅改进，尤其是采用了可拆卸的枪托、弹匣供弹（早期为30发弹匣，后来也有7.62x57mm的弹鼓），重量更轻，更适合作为步兵班的支援武器。其供弹方式和一些设计理念，已经为后来的MG 34/42奠定了基础。
ZB 26：由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的CZ公司（Československá zbrojovka, Brno）设计，于1926年问世。它使用7.92x57mm毛瑟弹（与德制武器通用），采用弹匣供弹（通常为20发），气吹式自动原理，枪管可快速更换。ZB 26以其可靠性、精确性、相对轻便和易于维护而闻名，在30年代风靡全球，成为许多国家军队的制式轻机枪。
那么，为什么中央军最终选择了ZB 26，而非在MG 13上进行仿制或引入呢？
1. 技术成熟度与实际使用经验的考量：
ZB 26的“近乎完美”： 到了20世纪30年代，ZB 26已经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实际生产和在多个国家军队中的使用检验。它的设计非常成熟，在可靠性、精度、人机工程学（比如枪托的贴合度、握持的舒适性、瞄准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它能够适应不同的战场环境，从雪地到沙漠，表现都相当稳定。
MG 13的“过渡性”： 相较之下，MG 13虽然是德国迈向MG 34/42的重要一步，但在30年代初，其技术先进性虽然不错，但可能还没有像ZB 26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下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实际使用口碑。而且，MG 13的设计也存在一些当时德国武器发展过程中的“试水”性质，为后续更成功的型号铺路。
2. 德国与中国当时的技术合作重点：
德国顾问团的“指导方向”： 汉斯·冯·塞克特将军领导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期间，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指导。在轻武器方面，他们的重点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具有互操作性的武器体系。
“制式弹药”与“标准口径”的匹配： 中国当时已经在步枪上广泛采用7.92x57mm毛瑟弹，这是德国武器的标准弹药。ZB 26同样使用这种弹药，这大大简化了后勤弹药的供应，也使得ZB 26能够与中国陆军的主流步枪（如中正式步枪）形成良好的弹药兼容性。
德国更倾向于“转移成熟技术”： 德国在30年代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时，往往是提供当时“最新、最好”且已经成熟的技术装备，并协助中国进行生产。在轻机枪领域，如果德国顾问团认为ZB 26是当时市场上最优秀、最适合中国军队的选项，他们自然会推荐。虽然德国自己也生产MG 13，但并不代表他们一定会将所有武器的仿制权都优先开放给中国。
3. “仿制”的复杂性与成本：
直接引进与技术转让： 直接引进ZB 26，并由中国兵工厂（如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等）获得技术授权进行仿制，比单纯地“仿制”MG 13要直接得多。ZB 26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资料相对更容易获取和消化。
MG 13的“本土化”挑战： 即使要仿制MG 13，也需要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本土化改造，包括材料、加工精度、部分零件的设计等，以适应中国的工业基础。这个过程可能比直接引进一个已经成熟的体系更具挑战性，也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
成本效益： ZB 26的高性能和相对易于生产的特点，使其成为一个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中国军方需要在有限的预算内，为数量庞大的陆军装备可靠的支援武器，ZB 26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4. 国际军火市场的选择：
ZB 26的“抢手货”： 30年代，ZB 26是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抢手货”，许多国家都在采购。中国能够获得其生产权，本身就说明了其国际竞争力。
MG 13的“德国本土优先”： MG 13虽然是德国的产品，但首先满足的是德国国防军的需求。德国将最好的武器优先供应给自己的军队，然后才考虑出口。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德国更侧重于提供其认为适合中国发展的武器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将所有在产武器的生产线都转移过来。
5. 汉阳兵工厂等兵工厂的实际经验：
巩县兵工厂的“ZB 26经验”： 巩县兵工厂在引进ZB 26后，积累了大量的生产和维修经验。这种经验使得该厂在生产ZB 26方面驾轻就熟，质量稳定，并且能够较好地进行后续的改进和维修。
“实践出真知”： 实际上，国军的军械部门也并非闭门造车，他们会参考国际上的先进武器。在接触和试用过多种轻机枪后，ZB 26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相对容易的仿制性，最终赢得了军方的青睐。
总结来说，国军（中央军）选择仿制ZB 26轻机枪，而不是MG 13，是基于以下几点综合考量：
ZB 26是当时一款极其成熟、可靠且性能优越的轻机枪，具有广泛的国际使用经验。
ZB 26使用的7.92x57mm毛瑟弹与中国军队制式步枪弹药通用，有利于后勤保障。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指导中国军队现代化时，更倾向于引入成熟的、易于整合的武器体系，ZB 26符合这一需求。
ZB 26的技术转让和仿制相对直接，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接受能力。
从成本效益和实际作战效能来看，ZB 26都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因此，不是国军“不选择”仿制MG 13，而是ZB 26以其综合优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了中国军队更适合、也更优先的选择。而ZB 26的成功仿制和大量装备，也为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提供了重要的火力支援。
网友意见
南京政府曾经考察过这种改进自MG1918的气冷机枪。和捷克式对比后，主要有以下几点缺点。
第一，他是一款从水冷重机枪改造而来的气冷机枪，因此设计理念相对落后，重量较大不易东亚中国士兵携行。
第二，这种武器多使用一战库存配件，难以大规模获得生产订单。
第三，国内工厂刚刚完成捷克式的仿制培训工作，如果生产这种机枪，还需要从新低产量培养熟练工人。
第四，这种武器由于是侧面装弹，操作重心偏移导致普通士兵难以像捷克式一样迅速掌握射击要领（比如歪把子）。而且虽说可以兼顾弹链供弹方式，但射击准确度稳定性并不如传统的水冷重机枪。
第五:德国已经有更加先进的MG34，南京政府自然不想去买人家的淘汰货。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机枪的仿制零件比捷克式多，导致成本上升难以大规模装备。
大致情况是因为中国内战的关系，国联在1918年到1928年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才解除了禁运，得以正式引进外国的军火生产技术。
而捷克在1926研发1927年入役的ZB26在当时乃是新锐的轻机枪，而且结构简单，性能优良，可靠耐用，国内使用后评价极高，因此在进口同时各大兵工厂都采用逆向工程仿制生产，1934年国民政府决定未来步兵用轻机枪将全面换装ZB vz. 26后，由兵工署在1934年藉赴捷克监造枪支之际确定生产公差细节参数，并由兵工署统一绘制生产图纸交付国民政府所辖兵工厂制造。
至于MG1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凡尔赛条约的威玛德国在军备配备上受到许多限制，但是由于库存武器多半被收缴赔偿，威玛防卫军配备的机枪并未达到凡尔赛条约上限。为此，威玛德国计划配备一款新式机枪取代MG08/15，为了充实基层火力，新型机枪择定以气冷式枪管设计降低全枪重量，以利步兵携行。 囿于条约限制，德国国内厂商不能开发机枪，因此德国在引进新型轻兵器的途径分成两条路：挂瑞士苏罗通（德国在一战后在瑞士入资的协助厂商）的牌子利用莱茵金属的设计团队研制出MG30通用机枪，后来改进成为MG34通用机枪；同时，莱茵金属在德国则是将德莱赛（Dreyse）M1918机枪改造，将原先水冷式枪身替换为气冷式枪身作为应变方案，原型枪在1928-1929年间测试。成品定名为“MG 13”，以一战武器伪装代号蒙蔽协约国审查。
德莱赛m1918重机枪，一款三脚架基座的水冷弹链式重机枪。
因此我们知道这款枪乃是莱茵金属在德国则是将德莱赛（Dreyse）M1918机枪改造的通用机枪应变方案，在1932年才入役，在“真正”的理想通用机枪MG34在1935年“问世”后这款应变的临时机枪也就淡出了。所以这款枪不但比ZB26出现的晚，而且错过了国民政府轻武器定型的关键阶段，不被考虑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且由于改进自M1918且本身是作为通用机枪开发的，该枪的空枪重量超过12公斤，比ZB26重了两公斤，而又因受制于凡尔赛条约初期并未配弹链而只能使用25发弹匣，这就使得这款通用机枪显得高不成低不就，既无重机枪的火力持续性，也没有轻机枪的轻便可靠，由于是一款重机枪的底子导致内部结构过于精密不利于国内仿制，性能上与ZB26相比也没优势，再加上当时德国因为条约影响也非常低调没有对该枪作过多宣传，业界理解也就是一款从一战老枪改出来的通用机枪而已。在这种定位下，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对此枪有过特别的关注。
当然在后续的中德军事合作中，作为车载武器的MG13是有过少量进口的，中华民国在1936年订购了150辆一号坦克A型，该坦克配置两挺MG13机枪，实际上到货的只有16辆一号坦克A型，编成了陆军装甲兵团第三连（团长杜聿明），参加了淞沪会战。
约40-60辆 Sd.Kfz.221/222/223 被改装后，在1936年至1939年被出售给了中国，该车装备1挺MG13机枪。装备于第200师的战车搜索营第3连（此连拥有SD.KFZ 221搜索车12辆），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和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役，并大部分损失于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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