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爱抛弃传统，而接纳西方？
这个问题触及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核心，也是历史学家们反复探讨的议题。与其说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爱”抛弃传统而接纳西方，不如说他们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在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或主动地进行了一场关于“何去何从”的深刻反思和艰难抉择。这个过程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绝非简单的“爱”或“不爱”可以概括。
一、 触及灵魂的震荡：古老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虽然内部存在各种矛盾，但整体上仍笼罩在“天朝上国”的自信光环之下。然而，坚船利炮带来的屈辱性失败，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破了这种自欺欺人的平静。
军事上的溃败： 昔日被视为“奇技淫巧”的西方科技，在战场上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这让以“器物”为核心的自强运动先行者们，开始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性。仅仅引进技术，而不在制度、思想层面进行革新，根本无法抵御来自西方的侵蚀。
经济上的冲击： 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沦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让有识之士看到了传统经济模式的脆弱。
政治上的矮化：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丧失关税自主权，西方国家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这些都赤裸裸地展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无力和被动。传统的“朝贡体系”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国在这套秩序中处于劣势。
这种全方位的失败，让以精英阶层为代表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审视自身文化的根基是否出了问题。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先接触到外部世界，也最先感受到时代巨变冲击的群体。
二、 审视与反思：传统不堪重负，西方显露“光明”
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并行的情况下，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剖析。
对传统文化的质疑：
“落后”与“僵化”的标签： 面对西方文明在物质、制度、思想上的勃勃生机，传统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官僚体系等，在许多精英眼中显得保守、僵化，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例如，科举制度培养出的“四书五经”的学者，在应对国家生存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
“德治”的失效： 儒家强调的“德治”和“礼治”，在面对效率至上、丛林法则的西方文明时，显得苍白无力。道德劝说无法阻止枪炮，仁义道德也无法抵御侵略。
“天朝”观念的束缚： 长期以来，中国以“中央之国”自居，对外部世界存在一种优越感和隔阂感。这种“天朝”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部先进事物的开放学习。
西方文明的吸引力：
启蒙思想的传播： 随着西方知识的传入，特别是启蒙思想（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科学、法治等）的传播，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深层的制度和思想根基。
近代民族国家的理念： 西方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高效的政府运作、以及强大的国家机器，让中国精英看到了建立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可能性。他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如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等。
科学与技术的力量： 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文明的飞跃，如工业、军事、交通、通讯等领域，都对中国精英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认识到，科学是改变国家面貌的关键。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在列强环伺的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在中国精英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认为，不改革、不进步，就只能被淘汰。
三、 精英阶层的分化与演进：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
中国精英阶层的接纳西方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深入、不断分化的过程。
洋务派（器物层面）：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最早尝试学习西方的群体。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机器生产，创办军工企业、民用企业、新式学堂。然而，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停留在物质层面，认为中国只需学习技术，而核心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仍然保持不变。最终，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暴露了仅仅学习器物的局限性。
维新派（制度层面）： 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仅仅学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他们提出“变法图强”，主张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改革官制，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提出的改革理念，对后来的辛亥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精英阶层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政治制度。
革命派（思想与政治革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弊端太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他们不仅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开始深入思考西方国家的思想根源，如三民主义，强调民权、民生。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未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彻底推翻了帝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并未解除，反而更加复杂。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落后的国民性，在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因此，他们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儒家思想，提倡白话文，引进西方各种思潮，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时期，精英阶层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层土壤。
四、 为什么是“抛弃”而非“融合”？
“抛弃”这个词可能显得有些极端，但它确实反映了那个时期一部分精英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失望和对西方文明的渴求。
生存的压力： 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很多精英会选择他们认为最能救国的道路，即便这条道路意味着要“告别革命”，要“全盘西化”。“抛弃”有时是一种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激进策略。
“激进”与“保守”的拉扯： 即使是那些倾向于接纳西方的人，也存在着对传统的留恋和对西方文化的疑虑。然而，面对现实的残酷，以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一些人认为，旧的框架已经无法承载新的希望，必须“破旧立新”。
“他者”的参照： 相较于自身文明的“停滞”和“落后”，西方文明表现出的“进步”和“活力”，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和学习的强大参照系。
五、 融合的艰难尝试：
当然，并非所有精英都主张“全盘抛弃”。许多人也致力于在接纳西方的同时，保留和改造中国传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早期改良派的口号，虽然被证明有局限，但体现了希望将西方技术服务于中国自身文明的意愿。
“国粹”的辩护： 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人主张保留和发扬中国文化的精华，认为中国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例如梁漱溟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辩护。
“中国化”的探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学习西方（特别是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也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试图将外来的思想和制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总结来说，近代中国精英阶层之所以呈现出“爱抛弃传统，而接纳西方”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在于：
1. 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部的深刻危机，迫使他们对自身文明进行反思。
2. 西方文明在物质、制度、思想上的先进性，为他们提供了解决危机的可能方案。
3. 生存的紧迫感和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促使他们采取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的手段。
4. 不同派别的精英，在接纳西方的深度和广度上，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逐步演进。
这并非简单的“喜新厌旧”，而是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精英阶层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明的经验。这是一个充满痛苦、挣扎和探索的复杂历史过程。
一、 触及灵魂的震荡：古老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虽然内部存在各种矛盾，但整体上仍笼罩在“天朝上国”的自信光环之下。然而，坚船利炮带来的屈辱性失败，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破了这种自欺欺人的平静。
军事上的溃败： 昔日被视为“奇技淫巧”的西方科技，在战场上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这让以“器物”为核心的自强运动先行者们，开始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性。仅仅引进技术，而不在制度、思想层面进行革新，根本无法抵御来自西方的侵蚀。
经济上的冲击： 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沦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让有识之士看到了传统经济模式的脆弱。
政治上的矮化：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丧失关税自主权，西方国家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这些都赤裸裸地展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无力和被动。传统的“朝贡体系”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国在这套秩序中处于劣势。
这种全方位的失败，让以精英阶层为代表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审视自身文化的根基是否出了问题。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先接触到外部世界，也最先感受到时代巨变冲击的群体。
二、 审视与反思：传统不堪重负，西方显露“光明”
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并行的情况下，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剖析。
对传统文化的质疑：
“落后”与“僵化”的标签： 面对西方文明在物质、制度、思想上的勃勃生机，传统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官僚体系等，在许多精英眼中显得保守、僵化，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例如，科举制度培养出的“四书五经”的学者，在应对国家生存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
“德治”的失效： 儒家强调的“德治”和“礼治”，在面对效率至上、丛林法则的西方文明时，显得苍白无力。道德劝说无法阻止枪炮，仁义道德也无法抵御侵略。
“天朝”观念的束缚： 长期以来，中国以“中央之国”自居，对外部世界存在一种优越感和隔阂感。这种“天朝”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部先进事物的开放学习。
西方文明的吸引力：
启蒙思想的传播： 随着西方知识的传入，特别是启蒙思想（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科学、法治等）的传播，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深层的制度和思想根基。
近代民族国家的理念： 西方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高效的政府运作、以及强大的国家机器，让中国精英看到了建立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可能性。他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如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等。
科学与技术的力量： 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文明的飞跃，如工业、军事、交通、通讯等领域，都对中国精英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认识到，科学是改变国家面貌的关键。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在列强环伺的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在中国精英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认为，不改革、不进步，就只能被淘汰。
三、 精英阶层的分化与演进：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
中国精英阶层的接纳西方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深入、不断分化的过程。
洋务派（器物层面）：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最早尝试学习西方的群体。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机器生产，创办军工企业、民用企业、新式学堂。然而，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停留在物质层面，认为中国只需学习技术，而核心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仍然保持不变。最终，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暴露了仅仅学习器物的局限性。
维新派（制度层面）： 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仅仅学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他们提出“变法图强”，主张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改革官制，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提出的改革理念，对后来的辛亥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精英阶层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政治制度。
革命派（思想与政治革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弊端太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他们不仅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开始深入思考西方国家的思想根源，如三民主义，强调民权、民生。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未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彻底推翻了帝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并未解除，反而更加复杂。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落后的国民性，在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因此，他们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儒家思想，提倡白话文，引进西方各种思潮，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时期，精英阶层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层土壤。
四、 为什么是“抛弃”而非“融合”？
“抛弃”这个词可能显得有些极端，但它确实反映了那个时期一部分精英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失望和对西方文明的渴求。
生存的压力： 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很多精英会选择他们认为最能救国的道路，即便这条道路意味着要“告别革命”，要“全盘西化”。“抛弃”有时是一种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激进策略。
“激进”与“保守”的拉扯： 即使是那些倾向于接纳西方的人，也存在着对传统的留恋和对西方文化的疑虑。然而，面对现实的残酷，以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一些人认为，旧的框架已经无法承载新的希望，必须“破旧立新”。
“他者”的参照： 相较于自身文明的“停滞”和“落后”，西方文明表现出的“进步”和“活力”，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和学习的强大参照系。
五、 融合的艰难尝试：
当然，并非所有精英都主张“全盘抛弃”。许多人也致力于在接纳西方的同时，保留和改造中国传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早期改良派的口号，虽然被证明有局限，但体现了希望将西方技术服务于中国自身文明的意愿。
“国粹”的辩护： 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人主张保留和发扬中国文化的精华，认为中国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例如梁漱溟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辩护。
“中国化”的探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学习西方（特别是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也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试图将外来的思想和制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总结来说，近代中国精英阶层之所以呈现出“爱抛弃传统，而接纳西方”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在于：
1. 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部的深刻危机，迫使他们对自身文明进行反思。
2. 西方文明在物质、制度、思想上的先进性，为他们提供了解决危机的可能方案。
3. 生存的紧迫感和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促使他们采取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的手段。
4. 不同派别的精英，在接纳西方的深度和广度上，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逐步演进。
这并非简单的“喜新厌旧”，而是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精英阶层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明的经验。这是一个充满痛苦、挣扎和探索的复杂历史过程。
网友意见
不是近代中国精英阶层抛弃传统，接纳西方；
是近代全世界的新兴阶级都在抛弃传统，接纳现代文明。
一个800年前跟着十字军出征的法国骑士穿越到现在的巴黎，和一个800年前在临安准备科举的书生穿越到现在的上海，惊讶程度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0.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辟除两个错误认知
1.不是什么东西起源于西方，就是西方的。
小麦起源于西方，大约5000年前传入中原。我们能不能说，现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人以小麦磨成的面粉为主要食物，他们是抛弃传统（饮食以小米为主），接纳西方的？
其实就是因为搞好了农田水利和烹饪方法之后，小麦产量高，面食口感好。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馒头面条这些，可是中国的。所以又引申出来一个问题，怎么看这些其实不能简单用东西方来衡量的事物。当然，这是另一个更大的话题，不适合在这里展开讨论。
2.有些东西没有东西方属性
比如环境观，人类只要面对的是地球，那人与地球的关系，只要目标是共存共荣，那观念就会趋于一致，具体方法可能有所区别，因为不同国家的自然地理面貌是不同的。
3.由此再分析近代以来的中西观念
2.的领域，虽然我不喜欢打比喻，为了说明问题，只能不恰当的形容。
你和一个武林高手某甲，都以追求《九阴真经》的武学为目标。某甲比你练得好，你怎么办。
正常的想法是：努力超过他。
文艺的想法：天行健君自强不息。
2*的想法：我偏逆练。当然，逆练的精神非常可贵，但是下场往往可能是：疯球了。
1.的领域，需要我们自己的创造，并不是能抄作业抄会的。
就拿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清末立宪，整出皇族内阁；北洋时期，弄出贿选事件；国民政府，“ 先总统蒋公”。学了个一塌糊涂。
品一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吧，王明告诉我们，这类事物没有中国化必然行不通。
Σ.我再多嘴一句印度，你以为印度精英叫“有保留的效仿”，其实印度精英要比中国精英西化得多，要么中国码农老抱怨宫斗不过印度码农，交不到西方女朋友呐~！
学术一点的表达，请去看阿尔君·阿帕杜莱的人类学著作，可能会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清醒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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