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近代和平改良的道路和方法屡试屡败？
一、 根深蒂固的专制体制与顽固保守的统治集团
皇权至上，缺乏制度性改革意愿： 清朝末年，虽然经历了多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统治集团的思维模式依然固守着帝制思维。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改革的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且这些决策者往往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将任何触及自身权力和特权的改革视为威胁，因此对大规模、深刻的改革缺乏内在动力和意愿。
保守派的强大阻力： 清朝内部存在着庞大的保守派官僚和士绅阶层，他们习惯于传统的体制和生活方式，对西方文明和新思想持排斥态度。他们往往占据要职，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挠或歪曲改革措施。例如，戊戌变法期间，慈禧太后联合以荣禄为首的保守派发动政变，镇压了改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许多所谓的改良措施，如洋务运动，其目标仅仅是“师夷长技以自强”，以技术层面的器物改良来维护政治体制的根本。这种“有形之器”的改良无法触及“无形之器”的制度和思想，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改革往往是被动应付外部压力，缺乏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二、 腐朽的政治生态与官僚体系的低效
腐败横行，贪污侵吞： 清朝官僚体系腐败到了极致，改革经费往往被贪污截留，导致许多本应用于发展实业、教育、军事的资金付诸东流。即使有好的政策和项目，也往往因为官员的腐败而无法有效执行，或者变了味。
地方势力与中央的权力博弈： 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某些军事和经济成就，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的推动。这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相对减弱。改革成果的分配和运用也受到地方利益的制约。
改革的朝令夕改与缺乏持续性： 由于皇帝的更迭或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改革的政策往往不稳定，缺乏持续性。一旦遇到挫折，就容易被放弃，或者出现反复，使得改革难以形成有效的积累和发展。
三、 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的落后
缺乏改革的社会基础： 中国近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极低。广大农民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受教育程度低，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参与能力和意愿有限。
民族资本主义的弱小与受压制： 虽然有少部分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但由于外国资本的倾轧和本国政府的压制，以及技术、人才、资金的匮乏，始终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来推动社会变革。改革措施往往无法得到民族工商业的有效支持。
传统士绅阶层的保守性： 传统的士绅阶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改革，但他们自身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对西方思想和制度存在疑虑，更倾向于渐进式的改良，而非根本性的变革。
四、 思想文化领域的滞后与新思想传播的困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性：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保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技术（用）。然而，西方文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技术与制度、思想是相互关联的。脱离了制度和思想的先进性，单纯引进技术往往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并且容易被传统观念所同化和扭曲。
新思想传播的受阻与浅尝辄止： 戊戌变法等改革运动试图引入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但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教育普及，新思想的传播非常有限。保守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如舆论攻击、政治迫害）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使得改革思想的根基不稳。
改革者自身思想的局限性： 即使是进步的改革者，其思想也往往受到时代和自身经历的局限。例如，康有为等改良派虽然看到了制度问题，但其政治主张在很多方面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且过于理想化。
五、 严酷的国际环境与列强的干涉
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 中国近代史本身就是一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历史。列强在华利益的根本目标是维持其在华的特权和剥削地位，任何可能动摇其利益的中国改革都会受到阻挠。
“以华制华”政策： 列强往往乐于看到中国内部的分裂和混乱，他们会利用中国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通过扶植亲己势力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例如，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列强并未强烈反对，反而通过《辛丑条约》进一步巩固了在华的特权。
缺乏独立的国际地位与谈判能力：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国家主权屡屡受损。在与列强的谈判中，中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无法为改革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的成果常常被用来支付巨额的赔款，反而削弱了改革的力量。
六、 改良道路的内在缺陷
期望过高，缺乏革命的彻底性： 和平改良的道路，其本质是希望在不触动根本政治制度和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进步。然而，晚清中国面临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并非局部问题。温和的改革无法解决深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腐败。
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大部分改良运动是由少数精英推动，缺乏广大民众的觉醒和参与。当改革措施触及到某些群体的利益时，如果没有强大的动员力量，改革就容易停滞甚至夭折。
目标不明确，摇摆不定： 很多改良派在改革的目标上存在摇摆，时而激进，时而保守，难以形成统一、坚定的改革路线。这种摇摆也使得他们的改革措施缺乏说服力和执行力。
总结来说，中国近代和平改良的道路屡试屡败，是由于以下几个核心原因的叠加：
1. 内部的保守势力（统治集团、顽固官僚）对改革的强大阻挠，以及改革缺乏来自根本制度和思想上的支持。
2. 腐朽的政治体制和官僚体系，导致改革措施难以有效执行，资金被侵吞，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
3. 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缺乏孕育和支持大规模改革的土壤。
4. 思想文化上的局限性，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片面性，以及新思想传播的困难。
5. 严酷的国际环境，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必然阻挠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改革。
6. 改良道路本身的内在缺陷，如期望过高、缺乏民众基础、目标不明确等。
正是这些复杂而深刻的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中国近代的和平改良尝试，尽管有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最终都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最终历史选择了更加激进和彻底的革命道路来完成国家的转型。
网友意见
如果一个国家的改革那么容易成功，那《Why Nations Fail》就应该改名为《Why China fail》了。以近代英美的视角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经济是失败的，历史上大部分文明的进展是缓慢的，失败才是常态。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数次改革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中国人也是人，只要是人组成的国家，改革与发展时就会面临“诺斯悖论”。
所谓“诺斯悖论”，就是人们的生活从路灯到安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提供服务，可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然也有掠夺百姓的冲动。所以，战乱中的索马里、阿富汗、刚果是贫困的，独裁的朝鲜、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贫困的。
李增刚老师在《Why Nations Fail》的译序中总结了3点国家失败的原因：领导人的寿命有限——因此会短视，掠夺性的制度降低居民生产激励——因此产量低下，领导人之间也会竞争资源——进一步破坏了生产激励。实际上我觉得李的总结不是很到位，阿西莫格鲁分析的基础是政府对创造性毁灭态度，所以首先要分析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不同的政府对“创造性毁灭”的态度不一致。其次，我觉得原著者阿西莫格鲁本人低估了信息与偏见对国家的影响。
百年的中国史太长了，每段历史又有太多的边边角角，没有丰富的细节信息，是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所以以史为鉴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统一的方法论，通过一段史实管窥当年的改革。我下面就结合自己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理解，分析以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新论》等一系列论文提供的史料。
主要观点：
1、人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大家都很复杂，都依据利益最大化做决策，这有时会造成李增刚所说“领导之间竞争造成国家损失”。
2、创新往往会蚕食一些旧势利 ，遭到旧势利的抵抗。
3、信息与偏见造成的成见，严重影响人们的决策。
《辛丑条约》后，痛定思痛的慈禧与光绪帝都抱定了改革的决心，可没多久两人双双归西。这是清朝最后一次改革机会，而在这个宪政改革的关键时刻摄政王载沣执掌了清帝国。在大部分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个历史的反面角色，光绪是正面角色，因此载沣罢免袁世凯就是一件简单的奥特曼打怪兽的故事，而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袁世凯被免有两个主要原因：1、载沣想报当年袁世凯出卖光绪之仇；2、载沣害怕袁世凯做大。罢免袁世凯还有两个导火线：1、财政改革中，袁世凯的意见和载沣不一致；2、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上，袁世凯太过霸道。最后，还盛传袁世凯沟通日本卖国。如果仅仅看主要原因，再加上谣言，载沣罢免袁世凯显得情有可原，可如果仔细分析两条导火线，那么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清朝立宪改革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成立“度支部”，统一全国的税收，由新成立的度支部审批各地的开支。这个新成立部门的领导是皇室载泽。对于这个问题，袁世凯的站在地方的角度，提出这个议案过死，应该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载泽作为度支部的领导，自然想要加强自己权利，因此否定袁世凯的提议。同为皇室的摄政王载沣肯定自己弟兄，因此也支持强化度支部的权利。94年中国准备分税制改革时，朱镕基亲自到各地说服地方领导支持分税制改革，并保证以后地方自收自支的资金不会低于94年，正因为此分税制极大的强化了中央权力，又提高了地方积极性。再看载泽、载沣与袁世凯，显然后者的意见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袁世凯为地方的权利据理力争，载沣等人则想进一步集权，没过多久的辛亥革命地方实权派会支持谁是显而易见的吧。
所以说人是复杂的，载泽为了自己的权利，想强化度支部。载沣为了拉拢高层的支持，强化自己的权利，选择支持载泽。载沣罢免袁世凯有着充分的道义理由，因为袁当年伤害了戊戌变法的光绪帝。袁世凯在地方拥有巨大利益，然而在具体的财政问题上他的观点是符合改革的，却由于当年戊戌变法的占队问题在道义上吃亏，于是被罢免。汉人最高权力者被罢免，一时缺乏有资历者替代，这样皇族内阁不可避免，那么中低层的北洋汉族官兵就看不到爬升的希望了。问题就在这里，你选择袁世凯，还是支持载沣，上到更高的层面就是“你支持不支持光绪”？所以大家都为了权利，结果选择了一条有悖国家发展的道路。
这便是改革的第一难。每个官僚都首先追求自己的权利最大化，至于百姓、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这个过程和国家的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自然是好的，但不一致却更为常见，不一致的官员竞争导致国家的损失。
除了财政问题，载沣和袁世凯在外交问题上也有巨大分歧。袁世凯主张中国应该和国外互派大使，提高外交级别，以中美互派大使为突破口，而载沣则反对。载沣和其他军机大臣反对的首要原因是，袁世凯派唐绍仪去没谈判前居然没通知自己，显然有点觉得袁世凯把自己和军机处架空了。大使相比于公使，有着更大的外交自量的权利，加上中美大使级建交是唐绍仪促成，那么袁世凯责任在外交上会获得更多权利。
外交改革自然是一种创新，但只要是创新就牵扯到分权问题，军机处、总理衙门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外交权让渡给大使，而大使是不是自己的人，旧势利必然考虑。所以创新的难就在这里，新事物的诞生，旧势利必有一些削弱，这就会导致抵制。
载沣等人反对外交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外交惯例，大使在无法和所驻国外相打成一直意见时，是有权要求觐见他国元首的。即便是输了60年的大清朝，当时的官员还是普遍认为外国人是蛮夷，不能随便觐见皇帝，因此载沣反对袁世凯的提议。不要以为这是载沣一个人的问题。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调适》等一系列研究中都反映，即便是距辛亥革命不到15的戊戌年，清朝从上大小各个官员都还是天朝上国的心态。德国亨利亲王来访，慈禧不愿赐坐，甚至觉得如果德方坚持要求赐坐，那么就干脆不接见了。这在现在看来就是笑话。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反对光绪帝的的种种外交礼仪突破，比如光绪想在琉庆宫接见外国使者，而不是之前接见外藩的惯例地点紫光阁，以降低各国外交官的不满。翁同龢这一系列反对，是招致他被罢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改革的第三个难点就是成见。戊戌变法距离清朝灭亡还不到15年，立宪改革距离灭亡甚至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可是清朝的最高官员们仅仅因为成见就阻挠改革。
利益的不一，改革对旧势利的冲击，已经观念的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点在光绪帝与翁同龢的关系上最为明显。在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说他不是不想改，而是改革可能连自己的皇帝位置都保不住。显然此时光绪需要有人支持他。翁同龢的父亲、哥哥都是清朝大官，可以说是官宦世家，可是翁也和李鸿章有世仇，不是一个派系。翁同龢作为帝师，不可能不得到慈禧的支持，但李鸿章又是长期支持慈禧的重臣。对慈禧来说，她也没必要对翁和李打击一个，拉拢一个，因为她有能力和资历平衡他们。但是对急切想要变法的光绪，改革注定会严重损害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实权派的利益，他更需要翁同龢的支持。
所以光绪帝肯定知道翁主管户部的时候刁难李鸿章，他只是睁一眼，闭一只眼罢了。光绪帝也知道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是促成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他不可能处理翁。只是这样，其他的大臣又是怎么看的？放着你是大臣，你会支持光绪帝么？同样，翁在外交方面是保守的，但为了投光绪所好，引荐了康有为，可以说翁是戊戌变法的推手之一。由于打听到，六王爷奕䜣临死前，给慈禧与光绪帝的政治遗言是翁同龢、康有为这样的人不可用，以道德君子著称的清流派领袖翁同龢第二天立马骂康有为，结果光绪开了翁同龢。
一切就是闹剧：为了改革，光绪帝不得已选择了一个保守派支持者；为了权利，一个保守派选择了引荐更为激进的改革派给皇帝；为了权利，道德君子出卖了改革者；为了改革，光绪帝罢免了为数不多支持自己改革的人。
为什么中国数次改革失败？因为历史远比我提供的边角料还复杂，历史中的人——光绪帝、翁同龢、袁世凯也远比正反派复杂。
行政成本高昂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一切不能适应这个国情的改革，不仅带不来任何正义与自由，还只会导致秩序的崩溃。
一个面积巨大，人口众多，又绝大部分散居在农村的国家，担不起因扯皮而增加的行政成本。除非根本不要基层行政。。。。。
大象为了承担体重，脊椎骨都会愈合成拱桥式的结构。如果给大象配上猎豹的脊椎，不仅不能让大象跑的更快，反而会立刻脊椎骨折而死。。。。。。
管理学有管理学的规律，就算是极致追求效率的军队，仍然无法避免规模越大时，机关占用资源越多的定律。管理，也是要成本的。。。。。
最后，从历史上来讲的话。社会在平稳阶段之后变得更糟的例子，远远多于变得更好的例子。大多数改良都在一个社会运行周期的后段，失败率本来就是非常高的。
我的史观比较倾向于中国式历史轮回主义，而不是西方式历史进化主义。
何况，恒星越大，寿命越短。动物越大，灭绝越快。以中国这个体量。。。。。
参见:
有很多原因，但一个被忽略的很重要问题，就是观念问题。
近代中国搞过清末新政、袁世凯时期的议会选举（真正的选举）、陈炯明的选举自治和蒋介石的国大选举，这些照搬西方的现代宪政式统治方式，都无一例外的加剧了混乱。比如说，清末咨议局建立后，地方管理往往失控；袁世凯时期的议会选举瘫痪了政府；陈炯明就更不用说了，毁灭了粤军本身；至于蒋介石的国大选举，反而使动荡愈发加剧，最终招致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终结。
很多人说，中国应该以西方宪政式的方法来统治，以法治的方式来管理。
这句话从道义上来看，至少在我眼里，是对的。但是，一旦这种思维落实到地方，特别是基层，肯定会出问题。
问题就出在观念上面。
多年来，内地省份为了修正内地乡村的官僚人治作风，引入国内名校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来地方担任乡镇普通干部或者当地一把手，然而，却收效甚微。
为何？
我亲眼目睹了很多实际案例。几位北大、复旦的博士生有相当学生管理经验，被任命为地方乡镇干部（后续提拔前景无限），被大家寄予厚望。结果在处理民事上却一塌糊涂。
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应付乡村之中因为缺乏法治观念而极其普遍的得寸进尺心态，他们以为跟老百姓打交道，就是讲法制、谈道理，但实际上这个价值不大。为什么呢？
很多老百姓即便现在生活不错，但由于是苦出身，习惯被人看不起，所以他们极其看重实际利益，极其不在乎脸面，按照一位老赖皮的话说，就是“俺就是屁民，都是个屁了，还能丢什么人？”
所以，你以法律精神、契约道德处理乡村民事问题，肯定会被那些胆大的老百姓玩得死死的，工作干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干部的工作作风慢慢变得粗暴、残酷、野蛮，不讲法律讲拳头了，但工作成果反而增加了。
就像我所看到的那样，部分北大、复旦的博士，由于经验不足，标榜法治，不能转变思路，其治下的乡镇往往一团糟，结果这些干部慢慢地就会被视为无能而被冷藏。对应的是，那些粗暴但能够办事的干部，则增加了提拔的机会。在这种观念引发的逆淘汰下，所谓人治、官治、黑社会化治理，就会慢慢出现。
与之相反的是，在上海这种大城市，当地干部为什么比较尊重法治？因为当地与西方的商业文化往来较多，当地民众的法治意识比较强，干部只有按照法律管理老百姓，推行政策才能不受阻挠，才能有效率，法治就慢慢会出现了。
这实际上就是当年大英帝国逐步民主化、法治化的过程。就像在穆斯林聚居区，当地基层政府如果不以伊斯兰的方式进行管理，行政效率就会受到影响，这是一样的，观念迫使党的干部在与教民老百姓打交道时向伊斯兰的思维靠拢。
为什么西方很多高大上的理论并不能适用实际治理？很多真正的治乱之理，只有作为干部与民众的长久实际接触中，才能体会、感受到——是民众的观念决定政府的统治形式。空想者不能理解统治的逻辑，一纸条文也改变不了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东北的吏治改革，还是其他地方的吏治改革，都需要从观念着手。
同样，在缺乏相应观念改良的情况下，盲目模仿西方的激进改革必然失败。
（内容源于小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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