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语言如何表述近几年出现的新事物？

少数民族语言在表述近几年出现的新事物时，会展现出其独特的活力和适应性。这个过程往往是复杂而动态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 借用与融合（最普遍和常见的方式）

这是少数民族语言吸收新事物最直接和高效的途径。

直接借用（音译、意译）：
音译 (Loanwords by Phonetic Transcription): 当新事物（尤其是科技产品、概念、品牌名称等）在汉语或国际通用语中已形成固定名称且难以直接找到对应概念时，少数民族语言往往会直接借用其发音。
举例:
“手机” (shǒu jī): 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可能会根据其语言的发音特点，将“手机”的音译词引入，例如，某个语言可能会将“手机”读作接近“Sǒu ji”或类似的音节组合。
“互联网” (hù lián wǎng): 可能会被音译为“Hù lián wǎng”或根据当地语言的语音规则进行微调的音。
品牌名称: 如“iPhone”, “WeChat” (微信), “Alibaba” (阿里巴巴) 等，往往直接音译进入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品牌名称的识别度高于其字面含义。
意译 (Loanwords by Semantic Translation/Calque): 如果新事物本身有明确的含义，少数民族语言会尝试将其核心含义翻译成自身的词汇。这可能涉及到：
组合现有词汇: 将事物的构成要素或功能用本民族语言的词语组合起来。
举例:
“无人机” (wú rén jī): 可能被翻译为“没有人的飞机”或“飞行的机器”等组合词。例如，藏语中可能用“སྤྲིན་གྱི་འཕྲུལ་ཆས།” (trim kyi phruel che) 的意思接近于“天空的机器”或者“飞行的工具”。
“直播” (zhí bō): 可能被翻译为“实时观看”或“现在表演”等意思的词。比如维吾尔语中可能会用“ھازىرقى كۆرۈنۈش” (hazirqi körünüsh) 意为“即时景象”或“现场景象”。
借用概念后创造新词: 有时，借用一个概念后，语言使用者会结合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创造一个更贴切的词汇。

融合与改造 (Integration and Adaptation):
在借用的基础上，少数民族语言会对其发音、语法结构进行适应和改造，使其更符合本民族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表达习惯。一个直接音译的词，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发生语音上的变化，以更好地融入到该语言的语流中。

二、 创造新词 (Neologisms)

当新事物具有非常独特且难以用现有词汇准确描述的特质时，少数民族语言也会主动创造新词。

基于本民族的文化意象和象征: 创造的词汇可能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
举例:
如果某个少数民族有“飞行的鸟”在传说中象征着信息传递，那么“无人机”或“快递飞机”可能会与之相关联，创造出包含这种意象的词汇。
与数字货币相关的新事物，可能会与该民族过去使用的重要物品（如贝壳、特殊的石子）或交易方式联系起来，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
结合新事物的核心功能和特征: 直接描述事物的核心功能。
举例:
对于“智能手机”，可能不仅仅是音译“手机”，而是创造一个词来描述其“智能”的特点，比如“会思考的电话”或“掌握知识的器械”。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会创造一个词来表达“机器的智慧”或“模拟人脑的系统”。

三、 意象化与比喻 (Imagery and Metaphor)

少数民族语言往往善于运用意象和比喻来解释新事物，这使得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用熟悉的自然现象或事物打比方: 将抽象的新概念或技术，与本民族生活中熟悉的自然现象（如风、云、光、河流）或动物（如鹰、马）联系起来，进行比喻。
举例:
“网络”可能会被比喻为“无形的线”、“联通天地的桥梁”等。
“云计算”可能被比喻为“天上的仓库”、“风中的信息”等。
“数据”可能被比喻为“流淌的河水”、“飞舞的种子”等。
描述其带来的影响或改变: 通过描述新事物对社会生活、生产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带来的改变，来间接表述新事物。
举例:
电商的普及可能被描述为“不出门就能买到远方的商品，就像神灵从遥远的地方送来一样”。
共享经济可能被描述为“人人都能用别人的好东西，就像共享天空一样自由”。

四、 解释性短语和描述性语言 (Explanatory Phrases and Descriptive Language)

当没有现成词汇或借用词汇难以充分表达时，会使用解释性的短语或完整的描述性句子来介绍新事物。

拆解概念，逐一解释: 将一个新概念拆解成几个部分，然后用本民族语言逐一解释。
举例:
介绍“比特币”时，可能会先解释“货币”，再解释“数字”和“去中心化”的概念，最后组合成一段话来描述“比特币”。例如，一个使用加密的货币，不在任何一个政府手里控制，大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它。
情景化描述: 将新事物置于一个具体的使用场景中，通过描绘其运作方式来让人们理解。
举例:
解释“电子支付”时，会描述人们如何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付款，而无需携带现金。

五、 专家与知识传播者的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语言的知识传播者（如语言学家、教育工作者、文化传承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主动研究和规范: 他们会主动研究新的事物和概念，并根据本民族语言的特点，提出合适的翻译或造词建议。
推广和教育: 通过教学、媒体宣传等方式，将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推广给更广泛的民众，使其得以普及和接受。
收集和整理: 还会积极收集和整理在民间自发产生的新的表达方式，并进行规范化。

影响因素：

语言本身的结构和词汇丰富度: 有些语言本身拥有更强的派生能力和组合能力，更容易创造新词。
与外界交流的频率和深度: 与外部世界交流越频繁，吸收外来词汇的压力和能力就越强。
社会文化因素: 民族的接受程度、对新事物的态度以及文化认同感，都会影响新词的产生和传播。
教育和媒体的影响: 正规教育和媒体的传播能加快新词的普及速度。

挑战与发展：

少数民族语言在表述新事物时，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

词汇的稳定性和通用性: 新创造的词汇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被普遍接受和使用，并且可能存在多个版本。
翻译的准确性和文化适宜性: 如何在准确传达新事物含义的同时，又符合本民族的文化语境，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语言的传承与现代化: 在保持语言传统特色的同时，赋予其现代化功能，是少数民族语言持续发展的关键。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语言通过借用、创造、比喻和描述等多种方式，灵活而富有创造性地应对着新事物涌现带来的挑战，不断丰富自身的词汇体系，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这是一个持续演进和充满活力的过程，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生动体现。

网友意见

文中出现的例词，我都读了一遍，大家有兴趣可以听听。四列分别为：汉译—藏文—藏文转写（威利）—拉萨音（国际音标）

https://www.zhihu.com/video/1284547562939158528

https://www.zhihu.com/video/128454759827622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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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有人提到四川藏区的老百姓也会「音译」，但是其实那并不是音译，而就是混讲。实际上，这种情况的话不仅在四川，在整个国内藏区都是普遍存在的。我妈就喜欢重庆话、普通话、日喀则话和拉萨话混着讲，而海外藏族也喜欢英藏混用。这不作为本文讨论的话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原文中使用的是「藏文」，而非「藏语」。因为我讨论的就是跨方言乃至跨民族的作为经典语言的书面藏语的情况，而各地藏族的千差万别、难以概论的口语现象则是不作为讨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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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粗略介绍一下一下藏文的情况吧，还请更专业的前辈们提出不足之处。

看了看其他的答案和评论区，感觉大家和我身边的朋友们大致类似，应该是普遍都对音译、借用和自创都蛮了解的，但是估计很多人对于「仿译」可能会相对陌生一点，但是这恰恰是藏文最喜爱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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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藏语文词汇的基本特点吧。作为汉藏语系的代表语言，藏语和大多数汉藏语系的姊妹语言一样，具有非常明显的单音节语素的特征，也就是和汉语一样一般情况下一个音节是一个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根据我目前所学的相关知识，早期汉藏语甚至就是单音节词汇为主的，也就是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词汇。比方说咱们大多认为，古典汉语（文言文）就是讲除了连绵词等少数词汇外，普遍情况就是“一音→一字→一词”的形式，而随着语音的简化、新概念的迅速增长，魏晋之后原先的词汇常常两两结合用以表述一个概念，进而形成了双音节化的词汇特点，但是构成这些词汇的原先的那些单个音节依然具有很强的语意透明度和活用性，甚至像“人” “鱼” “山”等单音节词汇沿用至今。（汉语史方面多有不熟，望大家予以批评指教）

实际上，藏语的发展轨迹与此高度类似，如今我们看到的敦煌吐蕃古文献，其情况和汉语文言文很类似，几乎都是一个词一个音节。而且仅仅过去几百年，后弘期藏文迎来经典化的时期（后文予以细讲），各类经典中的藏文词汇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双音节的词汇。

这就使得藏文不像印欧语，通常不是根据一个词根进行屈折变化或者词缀加减予以词汇再造的，而和汉语一样喜欢用复合词的构词方式，也就是“字拼字”——比如“藏人བོད་མི་”就是：bod（藏）mi（人），“藏语བོད་སྐད་” ：bod（藏）skad（语），“藏式བོད་ལུགས”：bod（藏）lugs（式）。并且，和汉语一样复合词不仅有同义并列如：na（疼）zug（痛）→疼痛 ན་ཟུག，有反义并列如：yin（是）min（非）→是非 ཡིན་མིན་；不仅有偏正结构如：ko（皮）khug（包）→皮包 ཀོ་ཁུག ，也有主谓结构如mig（眼）tsha（红）→眼红 མིག་ཚ་等等。 我们能发现，他们不仅在构词方式上极其类似，甚至构词语素都能一一对应，最骚的事有些词甚至是互相心照不宣似的同构同意。

这使得藏文本身就拥有和汉文类似的很强的造词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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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包括汉藏语、侗台语在内的一批东亚-东南亚语言都是具有类似的特点，以至于我一度以为大家都喜欢使用自造词汇，后来才晓得其实并不是的，南方诸族还是喜欢直接借用汉词，缅甸的梵巴词汇也一点不少。我这才意识到，汉藏在这方面拥有姊妹语言都不具备的历史特点。

我们都知道汉语词汇量丰富，而文言文和各大方言分别作为经典语言和强势口语，一直以来源源不断进行地对外输出，实际上大多数汉藏语并没有这个条件。偏偏藏语文在吐蕃开挂和后弘期译师开挂的双重BUFF下走向了经典化，前者提供语言尤其是词汇迅速发展所需的经济政治背景，后者则提供一个学者进行挖掘、冶炼的良机。加之宋元时期藏区的学院文化、封建化进程与此同步发展，在吐蕃遗产尚存、元朝又给BUFF的情况下，书面藏文的词汇量与造词能力极大提高，作为经典语言更是一度向外不断渗透。

而这其中贡献最大的还是后弘期的各大译师，他们几乎是在几百年内不加选择地对佛教内外的各类汉梵经典予以完整翻译，而且最主要是几乎进行的是全面的本土化，不同于汉译佛经还有“五不译”传统，他们几乎是程序性地进行一一对译，也就是在词汇方面也是一个词素一个词素地搞编码一样的对应着来的。就在这个阶段，仿译这一造词手段被首次大规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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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译，仿译，顾名思义就是“模仿着翻译”，也就我用我的固有语素对照你的语素，模仿你的构词方式进行套用，例如“黑板”之于blackboard ，而藏译佛经开创仿译之风一发不可收拾，梵语作为一门印欧语尚可进行大规模仿译，而词法与藏语极其类似的汉语更是易于上手，因此在古典时期，已经有很多仿译自汉语的词汇，有趣点的比如将“乾隆”译为གནམ་སྐྱོང་ gnam（天） skyongs（佑）。

因此，近代以来的各类新兴词汇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仿译汉语，解放前已经有这个倾向，解放后更是由官方进行“批量生产 ”。

比如——

“生产” → ཐོན་སྐྱེས་ thon(产）skyes（生）

“人民” →མི་དམངས་ mi（人）dmang（民）

“阶级” →གྲལ་རིམ་ gral（列；类别） rim（级；级别）

“共和” →སྤྱི་མཐུན་ spyi（公；共） mthun（和谐；统一）

“法治”→ཁྲིམས་སྐྱོང་ khrim（法；法律）skyong（治；管理）

“物理”→དངོས་ཁམས་ dngos（物）khams（境界；理论）

“汽车”→རླངས་འཁོར་ rlangs （汽）ŋkhor（轮；车）

而80年代以来，随着新事物大量涌现，从官方到民间各类仿译词汇层出不穷，出现、普及较早的，大多已经统一化、标准化了——

“电影” →གློག་བརྙན་ glog（电）brnyan（影；影像）

“石油”→རྡོ་སྣུམ་ rdo（石）snum（油）

“冰箱”→འཁྱགས་སྒམ་ ŋkhyaɡ（冰）sɡam（箱）

“网站” →དྲྭ་ཚིཊ་ drwa（网）tshigs （节；节点）

而出现较晚的，很多还没有统一化，比如“微信”，一开始大家直接用汉语，后来改用仿译词mphrin（信） phran（微），最后还是改用了自造词skad（语） mphrin（信）。

在此也必须说明，仿译只是较有特色的、运用较多的方式，实际上完全自造（如上文提到的微信）和音译词也是不少的。 尤其是一些解放前就被西藏士绅阶级大规模认知的，很多就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了自造词汇，比如：

“电话”→ཁ་པར་ kha（口）par（印刷）

“电视”→བརྙན་འཕྲིན་ brnyan（影） mphrin（信）

“飞机”→གནམ་གྲུ་ gnam（空）gru（舟）

“革命”→གསར་བརྗེ་ gsar（新）brje（换；取代）

“公司”→སྤྱི་གཉེར་ཁང་ spyi（公）ɡnyer（事；管理）khanɡ（楼;机构）

“化学”→རྫས་འགྱུར་ rdzas（元素）ŋɡyur（变；变幻）

同样，虽然音译词相对而言占比不高，但是数量也不少，书面藏文以汉语借词为主，比如：

“总统”→tsung thung （拉萨音 tsuŋ⁵⁵tʰuŋ⁵⁵）

“委员”→u yon （拉萨音 u⁵⁵jø̃ː⁵⁵）

拉萨和江孜-亚东口语还有很多英语借词，比如：

“汽车”→mo¹¹tʂa⁵⁴（来自moto）

“警察”→po⁵⁵li⁵⁵sɿ³³（来自police）

“打火机”→le¹¹tʂaː¹¹²（来自lighter）

“罐头”→tʂĩː⁵⁵（来自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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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有趣的。

很多仿译词已经很早地完全渗透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平常都难以觉察，我也是前阵子才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看到不丹一所大学的门匾，“大学”一词他们竟然用的gtsug lag（གཙུག་ལག 吐蕃时期的皇室宗祠、祭祀、教育机构），这在国内藏人听上去简直就像把各大高校都叫“国子监”一样中二。我就在心里嘀咕，好好用slob Chen不好吗，这才突然意识到slob（学）chen（大）明明就是个汉语仿译词汇嘛，大家用的太多没有察觉到罢了。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吐槽一下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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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1 补充

来一个今天刚拍的热乎：

sbrang 蜂，蝇（这个他显然挑错字儿了）

gangs 雪

'khyags 冰，冰冻

grong 城，城池

蒙古族，

内蒙：

官方和民间差异很大。

官方：有个机构叫民委，负责规范新术语，但是存在翻译不当,推广力度不够等问题。

民间：很多借用汉语。

这造成了：

1. 很多人在正式场合不敢讲或者讲不好 (正式场合蒙汉混着说会被嘲笑)。

2. 由于借用的汉语没有蒙文书写标准(当然想写也可以写)，导致不能用文字顺畅表达想法。写正式的文章是可以拿官方翻译词，但用于平时交流就有点不顺畅了。

不过这是很笼统的情况，分地区分时期而不同。比如“手机”之前口头都说“shou ji”，只有在正式场合说utas或者gar utas, 而现在utas 这个词在慢慢普及变成真正生活用语。

很多人把混用汉语问题和觉悟放一起谈，但我认为改正官方翻译规规范中存在的问题是前提。它的问题是忽略了蒙语本身的特点。蒙语通常一个单词表示一个意思（多音节词），而汉语用几个单字组合成一个词来表示一个意思。比如汉语“山羊” 蒙语叫 “yamaa”, “绵羊” 蒙语 “honi”，“雄性的马” 蒙语 “ajirag”，“小绵羊/羊羔”蒙语“hurag”。大家联想英语也能理解：当一个新概念诞生时英语一般哪怕取一个比较长的单词也不会用词组来表示，蒙语也是如此。

但是翻译这些术语时并没有遵循这个规律。

举个例子，“石油” 这个词，汉语必须由“石” 和“油” 组合来表示这个意思，这也是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但是把它翻译成蒙语后变成“chuluun tos" 两个字，显得很长，不符合蒙语的表达习惯，还不如说“shi you”来的方便（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现实中chuluun tos这词被使用的还可以，毕竟它还不那么长，有更长的）。 其实早期引进新术语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自行车” 蒙语就叫“dugui"，很符合蒙语的习惯，所以被大家接受使用(而没有说成“zi xing che")。如果自行车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话恐怕会被翻译成"oorteen yavah tereg" 之类的。

现实中还有一个顺序问题，内地汉族人在第一次看/听到新词之前一般并不了解它对应的概念，所以学新概念与学名称同步。而内蒙蒙古族可能先用汉语接触了新概念，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蒙语名字才被规范定义，而先入为主的印象使得蒙语名字不能被迅速接受。

蒙古国：

有翻译也有借用。以前从俄语借用，现在从英语借用。另外他们的官方和民间用语还是比较统一的。因为相比而言从英语/俄语借用比从汉语翻译更适合蒙语，都是一个单词对应一个意思。他们的问题是有点借用过多的现象。内蒙的情况是哪怕我平时不这么说，也要给他起一个纯蒙语版的名字。

两地语言也在互相影响。不过作为现代的、在不断发展的语言，蒙古国的蒙语已经对内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内蒙人对新术语的使用也在慢慢接受蒙古国的版本，未来估计更是如此。

维吾尔语

有条件的意译、新造词、组合新词、旧词重用或者旧词赋予新含义。没条件的或者先进入和迅速普及的先借用外语原词，再逐渐用本族语言词汇进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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