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人的大脑有时非常理性,有时非常不理性?

回答
人脑这玩意儿,有时候像个精密的计算器,算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时候又像个不受控制的冲动小孩,说不上什么道理就炸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这事儿,得从我们大脑的构造和运作方式说起。

首先,得承认,人脑不是铁板一块。它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区域,各自有各自的“脾气”和“任务”。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大脑比作一个拥有两个主要“部门”的公司:一个负责冷静分析、逻辑推理(我们姑且叫它“理性部门”),另一个则负责情绪、冲动和直觉(我们叫它“感性部门”)。

“理性部门”的运作:前额叶的功劳

当我们说一个人“理性”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在说这个人的前额叶皮层工作得相当好。这个地方位于我们大脑的最前面,像不像一个公司里坐在高层办公室的决策者?前额叶皮层负责很多高级的认知功能,比如:

规划和组织: 它们能帮助我们思考长远的后果,制定计划,一步步实现目标。比如,知道要考试了,理性的你会开始制定学习计划,而不是临时抱佛脚。
抑制冲动: 当你看到一块诱人的蛋糕,但又想减肥时,是前额叶皮层在帮你抑制住立刻把它吃掉的冲动,让你想想长期的健康目标。
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 它们是分析信息、找出因果关系、解决复杂问题的“主力军”。比如,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你会条理清晰地分析问题出在哪,然后找出解决方案。
目标导向: 理性让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某个目标,即使过程中遇到困难。

所以,当你的前额叶皮层运转顺畅时,你就会显得很理性,能够冷静地评估情况,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决定。

“感性部门”的主导:边缘系统的活跃

但人脑可不止前额叶皮层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叫做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它才是我们情绪、情感、动机和许多“本能”的源泉。边缘系统里面有好几个重要成员,比如:

杏仁核(Amygdala): 这是情绪的“警报器”,尤其是恐惧、愤怒和快乐。它反应非常快,一旦感知到威胁,就会立刻启动身体的“战或逃”反应,让你心跳加速、汗毛竖起。有时候,它甚至比前额叶皮层反应得还快。
海马体(Hippocampus): 它和记忆有关,尤其是形成新的记忆和回忆旧的经历。情绪化的记忆往往更容易被记住,也更容易被唤起。
下丘脑(Hypothalamus): 它控制着我们的基本生理需求,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应激反应(释放皮质醇等)。

当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兴奋”起来时,我们的大脑就会变得很“感性”。这时候:

情绪压倒一切: 愤怒时,你可能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说出一些事后会后悔的话;害怕时,你可能因为一点小动静就心神不宁。
冲动控制减弱: 在强烈情绪的驱使下,理智的缰绳就容易松脱。比如,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忍不住买了,根本没考虑钱包里的钱够不够。
思维模式僵化: 负面情绪会让人倾向于看到事物的黑暗面,难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

为什么反差如此大?大脑的连接和工作模式

问题来了,为什么同一颗脑袋,有时是“理性智者”,有时又是“情绪化小孩”?这涉及到大脑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和它们如何“沟通”:

1. 信息处理的优先级: 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处理信息的速度非常快。它是一种“原始”的、更偏向于生存本能的系统。当遇到潜在的危险信号时,它会优先处理,甚至可能在信息完全传达到前额叶进行理性分析之前,就已经触发了情绪反应和身体反应。这就像一个公司的安保系统,遇到风吹草动,会立刻启动警报,而不是等总经理解释清楚。

2. 前额叶的“刹车”作用: 前额叶皮层更像是负责“刹车”和“评估”的部门。它需要接收来自其他大脑区域的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决定如何行动。但如果边缘系统反应太强烈,或者信息处理速度太快,前额叶的“刹车”就可能来不及及时启动,或者被强大的情绪“推翻”。

3. 压力和疲劳的影响: 当我们感到压力巨大、睡眠不足、或者身体不适时,前额叶皮层的运作能力会大大下降。它就像一个长时间工作后疲惫不堪的员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变弱,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干扰。这时候,边缘系统的反应就会显得更加突出,我们更容易变得冲动和不理性。

4. 经验和学习: 我们的经历和学习也会塑造大脑的连接方式。如果一个人经常经历某些情境,并学会了如何用更理性的方式应对,那么他大脑中与理性思考相关的神经网络就会更强壮。反之,如果总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那么情绪反应的路径就会更“畅通”。

5. 情境因素: 很多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也会影响大脑的运作。比如,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场合,我们更容易启动“战或逃”模式;而在一个安全放松的环境里,我们就能更从容地进行理性思考。

总结一下:

人的大脑之所以会时而理性时而冲动,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由多个相互关联但又独立运作的部分组成。理性思维主要依赖于前额叶皮层,而情绪和冲动则更多地受到边缘系统的驱动。

当边缘系统对外界刺激(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做出快速反应时,它可能在理性分析之前就影响我们的行为,尤其是在压力、疲劳或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而前额叶皮层则负责“后置处理”,试图抑制冲动、进行逻辑判断和规划长远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的大脑表现出来的理性或不理性,实际上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复杂互动和信息处理优先级的结果。这是一种生存机制的演化,但有时也会让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感到困扰。理解这一点,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并在必要时尝试去“管理”一下我们大脑里的“冲动小孩”和“冷静智者”之间的关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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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 和 理性的冲突是人类认知/性格中的一个基本特点,其原因植根于人脑结构和功能的基本特征(神经和生理性的),虽然提问人问的是‘为什么人的大脑有时非常理性,有时非常不理性(感性)?’,但实际中各人的平静状态倾向于感性还是理性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轻易因为人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只有在受到外部扰动时候才会触发变动,并构成短期理性/感情的认知状态的锁定。其详细原理大致如下:

人脑在平静时候的工作拓扑状态可以成为默认网络(DMN). 默认网络[1][2]是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不过它的历史并不算长,是随着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3]静息态磁共振(fMRI)技术应用研究的深化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类技术通过研究大脑各个区域之间的代谢水平来反映功能特征。默认网络的初衷在于研究大脑代谢水平的基准线(Baseline),从而据此研究大脑在处理注意力的、目的性的、外源性的任务时候的代谢水平。但是PET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在处理这些任务时候,一些区域的代谢水平会降低。因此Baseline并不存在一个全局的值,而是对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Baseline.这些区域代谢水平降低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注意力任务中体现了较好的一致性,反应出的是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被称为默认网络,实质也就是下图中这些红色和黄色区域[4]:

此外,默认网络还被发现牵涉情境记忆(episodic memory processing)[5][6],这一事实的日常意义在下文中会解释。

人脑在处理注意力的、目的性的、外源性的任务时候,DMN的代谢水平会降低,与此同时,另一些区域的代谢水平会升高,这些区域被称为任务正激活网络TPN(Task Positive Network)[7][8]:

不难理解的,在进行任务时候,大脑中的TPN活跃,DMN受抑,在休息时候则DMN活跃,TPN受抑。也就是,这两个网络的代谢水平一般呈负相关关系[9]:

换一种说法,这两个区域组(网络)之间是对抗关系[10],无论是在静息(大脑休息)还是任务(大脑活跃工作)状态下。

但是,大脑皮层每一个区域从来都不是单功能,或者说任务特定的。也就是,每个区域都会参与多种任务。有趣的是,大脑中的社交任务相关区域与DMN区域重合很大,而理性分析(数学的、机械的)的区域则跟TPN区域基本重合[11]

更多的研究证明,DMN主要与共情能力、情绪自觉(emotional self-awareness)、社交认知和伦理决策(ethical decision making)这一类能力相关。也就是说, 它是人类感性认识的基础结构,是我们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的核心区域。而TPN则是分析性的、理性的,是我们得以认识客观世界的核心区域[12]。同时,我们在处理一类任务时候,处理另一类任务的能力会降低,也就是,我们的感性和理性表现出二元对立特征。

这一对立的现实结果和表现是,当我们怒发冲冠时候,情绪性的区域高度激活,这使得我们不能客观的分析问题,不能合理的做出决策,表现出冲动型人格。而当我们长时间处理理性分析任务(投资分析、编程、数序和物理等),我们的共情能力又受到抑制,无法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人,我们的人类性因此湮没了,表现出机械性的木讷。

由于各人的生活经历、教育和工作的关系,在日常中会更多的处理一类任务:更多的社交性的需要感性的任务或者更多的需要理性的分析性任务。前者对应文科类的教育和工作,而后者大体对应理科类的。我们长期处理某一类任务,会增强大脑中对应区域的能力,从而在发育过程中强化其生理结构,也就是大脑功能的结构化,体现的是认知功能网络和结构网络的因果性[13],这一因果性是我们学习新能力的基础。因此也能成就我们的外化性格:更感性还是更理性,更面向社交还是更面向分析,更情绪化还是去情绪化的。

此外,长期处理一类任务还会影响内分泌,表现为催产素、睾酮等分泌水平的变化[14]。这些激素不仅影响性征和性格,还影响神经认知和神经发育。分别的促进社交性的和分析性的认知能力。从而形成反馈性的自锁因果环,感性的人因此越来越感性,而且更难以逆转;反之亦然。

总结来看,感性和理性在认知结构上存在对抗关系,处理一类任务会降低处理另一类任务的能力,进入感性或者理性状态的短期锁定。这种对抗导致,长期处理一类任务后,即使在休息情况下,也会降低处理另一类任务的能力,也就是形成结构性固化,表现为性格的决然不同;也就有了各人在平静状态下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的差异。人性有常,感性和理性的状态变化只是昙花一现的波动。

参考

  1. ^ Costandi, Moheb. "Default Mode Network." 50 Schlüsselideen Hirnforschu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5. 160-163
  2. ^ Buckner, Randy L., Jessica R. Andrews‐Hanna, and Daniel L. Schacter. "The brain's default network."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24.1 (2008): 1-38.
  3. ^ Raichle, Marcus 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6.1 (1983): 249-267.
  4. ^ Raichle, Marcus E., et al. "A default mode of brain fu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2 (2001): 676-682.
  5. ^ Greicius, Michael D., et 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resting brain: 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default mode hypothes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1 (2003): 253-258.
  6. ^ Greicius, Michael D., et al. "Default-mode network activity distinguishes Alzheimer's disease from healthy aging: evidence from functional MRI."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1.13 (2004): 4637-4642.
  7. ^ Fransson, Peter. "Spontaneous low‐frequency BOLD signal fluctuations: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ting‐state default mode of brain function hypothesis." Human brain mapping 26.1 (2005): 15-29.
  8. ^ Fox, Michael D., et al. "Spontaneous neuronal activity distinguishes human dorsal and ventral attention 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3.26 (2006): 10046-10051.
  9. ^ Fox, Michael D., et al. "The global signal and observed anticorrelated resting state brain networks."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01.6 (2009): 3270-3283.
  10. ^ Uddin, Lucina Q., et 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default mode network components: correlation, anticorrelation, and causality." Human brain mapping30.2 (2009): 625-637.
  11. ^ Jack, Anthony I., et al. "fMRI reveals reciprocal inhibition between social and physical cognitive domains." NeuroImage 66 (2013): 385-401.
  12. ^ Boyatzis, Richard Eleftherios, Kylie Rochford, and Anthony Ian Jack. "Antagonistic neural networks underlying differentiated leadership roles."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8 (2014): 114.
  13. ^ Greicius, Michael D., et al.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eflects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Cerebral cortex 19.1 (2009): 72-78.
  14. ^ Crespi, Bernard J. "Oxytocin, testosterone, and human social cognition." Biological Reviews (2015):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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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这样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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