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我国都曾经采用过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反而效果不是很好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吊打你机械化？所以建议美国学习保证产量爆炸（狗头）

关于粮食

在20世纪80年代初耗完了70年代的战备储备粮后，中国结束了粮食自给的历史，进入了缺粮时代；经常的情况是每年须进口3000---5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来维持消费，合每人每年40公斤以上，并不比朝鲜的人均缺粮少；而且，储备粮长期达不到联合国的最低标准，直到2005年，才再次恢复到联合国的粮食储备标准。（中国粮食储备超联合国规定_新闻中心_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5-03-07/02125282858s.shtml）

1980年以来，拥有世界最大水浇农业和最大杂交水稻农业的中国，不得不连续25年吃国际救济粮，直到2006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称，明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

那些说对农民好的我建议您去农村种两年地在出来发言吧，您要是找不到地我可以给你一块种两年

以下是我从别人那里翻出来的，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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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宾当久了，其实看看美欧日的农业改革就知道了，核心是农业过剩，线索是农产品价格和信贷，关键在于财政转移。

由于农业的脆弱特性，必须依赖于气候，一旦产出不足就会出现饥荒，一旦产出过剩就会出现价格大跌而破产，所以必须依赖于信贷支持，以平滑时间轴上的波动。但是，农民想要获取信贷就必须要抵押品，这个抵押品一般是农地。一旦农产品价格波动过大就会导致无法支付利息，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丧失自耕农的地位并成为佃农。所以，农民非常惧怕通货紧缩，这会使得实际债务大大增加，进而无法偿还债务而丧失土地。但是通货膨胀又会导致粮价上升，就会消耗政府粮食储备，这样歉收往往就会导致饥荒和农民暴动。

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这里简单梳理下到底美欧日的农业是怎么发展的。

美国

1790年后，以南方种植园主为主的政治势力反对建立货币化的金融体系，坚持金银紧缩的通货，因为没有航道和铁路，不需要和市场发生联系。

随着轧棉机大量应用，南方建立了统一的金融体系，以支持棉花出口。东北部和中西部农业则保持自给自足，北方禁止跨州银行，保证各地拥有银行，以保证农业可以获取稳定信贷。

1825年后，美国通航伊利运河，东北部农业开始商品化。1840年后，中西部开始兴建运河，中西部农业开始商品化。

1850年后，美国开始建设跨大陆的铁路，将中西部农民纳入全国市场。广大中西部的农业从主要自给自足的农业变成商品化农业。

同时，50年代农产品价格大规模上升，农场开始机械化。

1862年，美国在农业政治势力影响下建立公立大学，以研究农业和机械为主，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率。

1861-1864年的南北战争中，联邦大肆发债，物价指数增加了74％。1865年后，出现了长达30年的长期通缩，物价指数下跌了65％，农业利益主导的民粹主义运动出现。

1870年后，商品化的农场主集中精力于商品生产，这就需要买入机械。要求提升农产品价格，也就是要求发行更多货币——当时认为价格由货币数量决定。这要求美国从金银复合本位转化为银本位，这就是自由白银运动。

1878年，美国通过《白兰德·艾利森法》，财政部每月购买200万银币。

1880年后，民粹主义要求制定《破产法》，以允许欠债者破产。

1887年，美国通过《州际商务法》，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限制铁路垄断。因为铁路运营商给予石油等大宗工业品和长途运输低价，并且提高农产品和短途运输价格，民粹主义要求破除垄断。

1890年，美国通过《谢尔曼购银法》，财政部无限量购买银币。美国通过《谢尔曼反垄断法》，拆分大量垄断企业。

19世纪末，美国发现金矿，通缩消失，出现了20年的持续通胀，民粹主义运动暂时瓦解。

1914年中，美国坚持金本位，但禁止兑换，以出售农产品偿还债务。战后坚持金本位，出现通缩。

1920年后，农产品价格大跌，但制造业快速发展，农场主利用最新式的按揭信贷，大规模投资农场。农产品价格自由落体下坠，10年猪肉价格跌了8倍。

1929年后，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崩溃。北方的农产品出现绝对性过剩，甚至低于生产成本。

1931年，南方棉花大丰收，农场主血本无归，路易斯安那州长休伊·朗批评财富集中。发动“共享财富”运动，要求建立累进税，分配财富，建立社会主义式国家，于1935年被杀。

1933年，罗斯福上台，脱离金本位，并且大量宰杀猪肉，倾倒牛奶，掩埋粮食和棉花，以支撑农业价格。罗斯福也推动了1933年《农业调整法》，以限制生产和提供农业补贴。同年，推动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作为和农业利益的妥协，依旧禁止建立跨州银行，以保证农业信贷的可获得性。

1936年，1933年《农业调整法》被高院判处违宪。

1938年，美国通过《1938年农业调整法》。至此，美国农业问题基本解决。

欧共体/欧盟

1870年代，出现持续20年的长期经济萧条(The Long Depression)。因为欧洲的农业生产较美国落后，欧洲各国以农业保护为主。只有英国等少数国家实行自由贸易。

法国依靠小农支持政府，于1881年提高关税；而德国保护容克贵族利益，于1879年对农产品征收关税；意大利则更早，于1878年征税。

在二战后，欧洲农业的生产力落后问题更加严重，以恢复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在1950年末，开始出现生产过剩。

1958年，《罗马条约》签订，欧洲建立共同农业政策，以建立排他性的共同农业市场，并提供财政支持，提高农业效率和农业收入。

财政支持的工具包括：（1）管理价格：规定农产品价格上下限；（2）门槛价：最低进口价格，保证外国农产品竞争力不高于欧共体内部产品；（3）差价税：对进口农产品征收的税收，即共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的差值。

并且对70％的农产品实行政策干预，即欧共体买入过剩产品以稳定价格，恢复平衡后卖出。

1960年代末，实现共同农业市场。由于财政补贴和生产规模挂钩，农场主无限制扩大生产，欧共体内部的农产品全面过剩，德国都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了。

欧共体和美加澳打小麦战，通过无限制价格补贴，一度价格比关贸总协定指导的最低价格还要低20％，并击败美国和加拿大。

1970年后，欧共体开始农产品净出口，成为牛肉和奶制品的主要出口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出口国。

欧共体内部两个净收入国，法国和意大利开始打葡萄酒战。

至1985年，欧共体农业补贴已经占预算的75％，接近破产。开始第一轮改革，削减补贴规模和控制产量。1984年，对牛奶实行生产配额制，控制牛奶产量；1985年，对所有农产品规定生产上限，并对超出部分罚款。并且对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鼓励农民提早退休。

1992年，欧盟进行第二轮农业改革，将管理价格改为直接支付补贴，从价格支持转变为收入支持，以降低干预价格的35％。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农业协定，要求欧盟废除可变的差价税，采取目前使用的固定关税，从而进一步增强农产品的外部竞争。

2003年，欧盟实行新一轮改革，也就是目前实行的农业政策框架，以囊括低效的东欧农业。主要是逐步降低干涉价格，使得新老欧洲农产品价格接近。并且引入单一农场支付的补贴体系，不再与限定的生产类型和规模挂钩，也就是与生产脱钩，农民自由根据市场决定生产内容。至此，欧洲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

日本

在战国时代末期，日本出现比较接近现代的农村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江户幕府实行五人组制，即在每个村庄形成共同体，并且挑选五个代表，五个代表有连坐责任，并使用公共权力来促进合作。而当时农村共同体有十种相互扶持的责任，仅仅帮助火灾处理和殡仪而不管其他八种，称为“村八分”。

19世纪上半叶，日本农圣二宫尊德活跃，研究了改进农业效率的一系列措施。他还号召组织农村协会，促进合作，修建基础设施和组建基金。

1846年，日本出现报德社，是日本农协的前身，这种共同体组织参与相互扶持的活动，并且提供小额信贷服务。

1854年，日本被迫开国，由于日本金银价格仅仅为1：5，而国际价格为1：15，导致黄金外流。幕府为了避免通货流失产生通缩，只能恢复到国际比例，但白银贬值又产生严重通胀，米价飙升，幕府的粮仓耗尽。

1866年农业歉收，幕府无力赈济灾民，导致大面积农民起义。

明治时代，稻田生产率的增长约为1.7％，农业生产率增长约为2.5％。并非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的改进，也不是来源于欧洲的化肥(没有外汇且不存在重工业)，也不是来源于耕地扩大。

主要来源于交通改进下形成的全国性市场，促进了大量信息流通，政府官员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信息传播，如出资聘请人员巡回演讲、组织农艺讨论小组和种子交换协会等的制度。同时，经济进步后的日本推广了大量新型农具和新型肥料，都使得产量不断上升。

1881年，松方正义实行自由化改革。由于明治政府建立的大量国有企业持续亏损，北海道拓殖事业没有成效，且国有银行大量扩张货币。松方正义出售国有资产并且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政府开始放松对农业的征税。

1918年，战后出现了严重通胀，于是米价飙升，产生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群众运动“米骚动”。此时，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佃农已经占了28％，有自己土地且租借地主土地的占了 41％，共计69％，地租为50％。

而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低价进口朝鲜和台湾粮食，加深了农业危机。

1920年后，佃农运动开始展开，要求降低地租，在整个20年代共有20000起纠纷发生，大多数情况下地主做出让步。

1925年，日本实现普选权。大批支持农业利益的政党出现，要求维护佃农利益，如社会民主党，其中也有秘密成立的共产党。

1929年，大萧条产生剧烈通缩，又开始了农业破产潮，自由放任主义破产。

1931年，高桥是清决定脱离金本位，并且无限制发放国债，并且由央行购买，以全力刺激总需求，摆脱通缩。

1931年，日本开始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军队势力上升，农村作为主要士兵来源，农业问题必须得以解决。主要采取的是隐性改革措施，而制定这个计划的就是“赤色分子”岸信介为首的改革派官僚，建立社会主义式经济。

1939年，日本《价格统制令》和《临时工资措置令，限制所有工资和租金上升。并通过剧烈通胀来降低地租，在1945后，实际地租已经从50％降低到了18％。

1942年，日本通过《粮食管理法》，由政府统一管理大米和小麦等粮食的价格，以及供给需求关系。这个是接近于苏联和新中国早期的农业政策的，很快黑市价格就超过政府标价的20倍。

1943年，日本通过《农业团体法》，建立农业会。进行农业信贷活动，提供给农民低价和低息贷款，以购买农具等产品，并由政府集中销售农产品。

1945年，日本建立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为农业基础设施放贷。

1945年后，军事政府垮台，经济官僚几乎完好无损，开始任由经济官僚操控政权的时代。日本投降仅仅一个月，农林省就拿出来了土地改革法案，官僚们先是把二战中草拟的改革法案保守化，于是麦克阿瑟就否决了这个不彻底的法案。经济官僚第二年又拿出来一个非常激进的法案，和二战中的草拟法案相比内容接近，不过内容更激进，这次实行了。

法案中通过“交付公债”来赎买土地。然而，战时草拟法案其实是打算通过二战中的高通胀来赖账。战后，日本银行买入巨量复兴债券来投资重要产业的恢复，剧烈通胀在三年内使得“交付公债”跌了20倍。

1947年，日本通过《农业协同组合法》，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农协，基本上还是前农业会的体系。日本因此建立了双重价格制，规定了收购粮食的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通过差值，来提高农民收入，来实现隐性补贴。

1950年代初，日本农业生产基本恢复战前水平。

1961年，日本通过《农业基本法》，即旧基本法。因为当时日本的农村劳动力占城市的比例低至64％，要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主要是扩大经营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但是失败了。

而价格支持政策只考虑生产者，不考虑消费者，一方面使得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极高的水平上，造成消费者向生产者的收入转移；另一方面使得农产品过剩，部分农产品在市场上不受欢迎，而且难以把供需状况与消费者需求转达给农业生产者，妨碍了生产者改善农业生产结构、缩小国内外价格差异。

1967年，日本的大米实现自给自足，之后也出现了生产过剩的情况。

1970年，日本出台“减反政策”，通过支付补偿的方式要求农民减少大米种植。同时，禁止进口外国大米。

1970年后，日本农业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使用使用量自战后翻了100倍，达到400万辆。农业劳动不再成为全日制工作，农民参与大量兼职的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大量增加了非农劳动收入。

1973年，日本农民家庭收入超过城市居民家庭。

1980年后，日本迫于美国压力，为牛肉为主的农产品开放外国市场。

1993年，日本通过《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挑选符合农业经营改善计划的农民为“认定农业者”，成为农业结构改革重点关注这些对象。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农业协定，要求日本逐步实现农产品关税化和削减国内补贴。

1995年，日本通过《新粮食法》，以取代1942年的旧粮食管理体制。废除政府集中管理粮食的机能，只负责储备和进口，通过市场机制和供求关系来分配，实现大米自由化流通，米价因此降低了20％以上。

1999年，日本通过了《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即新基本法。新基本法从需求端进行改革，将统一对象的农业支持政策转变为选择性的支持政策，即生产力强、适应市场需求的农民。

2000年，日本通过《针对山区、半山区地区等的直接支付制度》，建立了农民直接补贴制度。此外还通过了“稻作安定经营对策”，这是政府和农户共同出资的保险类基金，用于对冲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

最新一轮的农业改革来源于安倍晋三执政时期。2018年的CPTPP和2019年的日欧EPA都引入了外部竞争，以提高农产品生产率。2018年，日本废除“减反政策”。

韩国其实也类似，不过我没有系统研究过，主要农业政策接近日本。

所以，农业集体化政策只是各国农业政策工具箱的一小部分而已，反而证明苏联和新中国早期的农业政策制定非常僵化，明显落后于时代了。苏联农业潜力本来是很强的，反而大量购买欧共体的农产品，而80年代欧共体削减农业补贴后，苏联的大麻烦就来了。。。

当然，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很可能他们的政策目的是不一样的，只不过用“公共利益”作为借口而已。“公共利益”无非就是利益集团私利而已，正因为他们可以定义“公共利益”，才成为了利益集团。很明显，美欧日的农业势力自身长期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所以制定了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信贷获取的相关政策。而消费者通常来说无法组织起来，因为不过是损失一点小钱，不吃西瓜能死人吗？但是农民少赚钱可能真的会闹起来，所以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消费者，就被更容易被组织起来的农业利益集团所损害了。(想想过去的出租车司机照)

很可能这才是农业集体化的根本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卡特尔”式的工会。而日韩的农协则是垄断组织的最高阶段“康采恩”，他们还设法控制了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和农场机械相关的制造业，中国人往往以“财阀”命名这类组织。

从这种根本性的制度因素来看，反而苏联和当时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更符合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苏联和新中国早期的官僚一点也不蠢，毕竟他们代表“公共利益”。那么苏中官僚们可能反而认为自己，比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和调整农业结构而不断改革的美欧日官僚们，更能代表“正义”吧。

进一步来说，为什么农民无法成为利益集团，无非是农民的政治失语而已，而为什么政治失语呢？

所以，指望政策来维护农民利益是缘木求鱼，农民的政治失语、地位低下和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这些现象应该被认为是派生的现象。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效果不好，当时效果很好的。如果不赶紧集体化，农村很快就出现两极分化，出现新的地主了。以合作社为单位组织生产，个人出工记工分，这些跟工厂管理差不多，无论在集体内还是集体之间，都没有绝对平均主义，也不会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真正造成恶果的是公社化和集体食堂这两件事。集体食堂纯属（s开头的省略词），就不多说了。公社化是个什么呢？它不是更大规模的集体化，公社其实不是经济组织，而是基层政权。公社化是试图在农村实行计划经济，用行政指令指挥农业生产。直到今天，有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市场，几乎一切产品都不存在短缺，这种情况下仍然无法在农村搞计划经济，甚至国有农场都分割承包给家庭了，那么50年代的条件下搞计划经济（实则是命令经济，因为没有数据依据来制订计划，计划中需要的物资也无从获得），农村被折腾崩溃是理所当然的。

别看某些捉刀的回忆录上吹得神乎其神，某些逼乎er写的“承包了当年就从饿肚子变成根本吃不完堆在地里”（那回答拿了大概几千个赞，大概都是信《水知道答案》的cityboy吧），

粮食安全这么走钢丝的时候国家都没让搞传销的去种地说明热情度先进性积极性主观能动性这玩意的牛逼吹破天也不如化肥农药机井和20马力手扶拖拉机。

说一个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意识到的点，所谓集体农庄，大农业，实际上都是一直错误的印象，甚至压根就是一些人脑补编造出来的。

40年苏联境内集体农庄有1800多万户农民，播种面积一亿五千万左右公顷土地，户均几公顷。看到公顷是不是很大？一公顷是15亩，一户125亩左右。

然而……苏联的粮食单产极低，平均一公顷七八百公斤，这所谓的几公顷，产量只能相当于中国现在的几亩地而不是125亩地。

苏联的集体农庄根本不是大农业，跟中国农业一样是典型小农经济而已，小农经济的所有缺点，集体农庄都有，而苏联僵化体制和超超超级剪刀差的所有问题一样有。

真正的大农业，是户均上千亩才算起步，赫鲁晓夫时代很大一个举措就是解散合并集体农庄，同时大力发展国营农场，合并集体农庄还有农民进城提高户均土地，而国营农场才是真正的大农业（虽然很水）。

另外，别跟我扯什么苏联战前取消票证，代表农业成了。取消票证以前一公斤面粉评证购买四十到六十戈比，市场价格2到4卢布，取消以后起步就是2.5卢布还一路涨，实际上是取消了城市工人的部分低价粮食福利，全部按照之前的市场价格卖粮，就苏联人一般三四百卢布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一百多公斤面粉（还不都是小麦，包括黑麦）收入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增长。

如果1是错误的，那么2为什么是正确的？如果2是正确的，那么1就一定不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做到1一定是完全错误的而2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多简单的，同一群人说的不就得了。。。咋说都是他们有理呗。。。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相信把拖拉机拆了你家分个轱辘我家分个汽缸然后回家以后粮食亩产就增加了。。。

1.农业集体化是当时是有一定功劳的。尤其早期，功劳很大。我国建国后修建众多水利工程和土地平整等工作，熟悉农业的人都知道，这些工作对于农业的价值有多大。尤其水利工程，水是农的血，中国至今使用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各级中小水利工程，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建国后前三十年建设的成果，或者在前三十年建设工程基础上改进的。

这种农业、水利工程，依靠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完成的，依靠政府购买服务在当时来说根本不现实。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很穷，必须通过农产品出售换取工业原始积累；但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匮乏又导致农业生产能力低下。这个死循环的打破，必须通过高效的组织手段，在艰苦情况下完成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的修建。这时候，农业集体化是最好的模式。

2.农业集体化的“效果差”，一定程度也是给了当时原始积累阶段“剪刀差”背锅。前文所说，要原始积累，就必须通过农产品的大量出售换取工业积累，所以这时候农业苦农民苦就成了客观现状，实际上农业农民等于为工业积累作出了更多牺牲。这个牺牲的时间，也就是原始积累最快速的时间和农业集体化基本同一时间，所以农业集体化往往为农民的艰苦而承担了责任。

当然，反过来也再次证明，农业集体化确实是与最低成本积累最为匹配的制度。

3.不能否认的是，农业集体化本身确实有严重问题，尤其是进入六十年代，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问题的本质在于农业是一个不易考核的产业，这与集体化劳作模式本身是矛盾的。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土地肥力、气候变化等种种非人力因素，都可能对粮产量造成重要影响，影响甚至远超过个人的努力。为什么中国自古拜龙王？因为对农业来说，尤其是现代机械、种子、化肥没有普及的时候，天真的比人可能更重要的。这种情况下，像工厂那样精确考核每个人的生产效果是不可能的。所以农业集体化只能根据人的出工时间和劳动力程度记工分。一般当时都是青壮年男性出工一天多少分、女性出工一天多少分、老人小孩出工一天多少分。这种记工分模式非常粗放，根本无法精确表现一个人真正干活情况，但是确实能够有效执行的唯一考核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集体化劳作，只能依靠精神改造，让大家思想觉悟提高，努力上进，自觉拼命干活。大寨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代表。但问题是，你不可能要求人人是雷锋，也不能指望个个农村都是大寨。人是有私心的，能偷懒能摸鱼得到同样收益，那就肯定会有人不愿太努力。而如果考核制度不能对努力程度作出有效界定，就客观上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都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这也是农业集体化进入六十年代出问题的根源。

4.农业集体化有其历史功劳，但上述根本问题解决不了，也导致其对生产力不能长期促进，所以后来改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正常结果。如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又提倡规模化生产经营，很多人将这个与当年的农业集体化混淆，认为如果农业集体化直接过渡到现在的规模化生产经营，岂不是少走弯路？这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这二者是本质不同的。

上述农业生产不易考核的问题，即便在机械、种子、化肥都已经普遍应用的今天，依然存在。所谓完全不靠天，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天对农业的影响永远是巨大的，所以百十斤的产量浮动，真的很难定性谁的问题。因此，世界上的农业生产，基本主流都是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最多辅助少数雇工模式。美国、日本、欧洲虽然国情区别巨大，人均耕地面积悬殊，但几乎都是家庭农场制作为主体，一家一户经营若干土地，最多雇佣很少的人来辅助。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考核难题。

中国在实行“三权分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后，一度也出现很多人流转大量土地，然后大量雇人耕作的情况，结果这些几乎都以惨赔结束。所以，现阶段我国鼓励的也是土地适度流转。这个适度，目前的摸索来看，依然是靠一个家庭，除去播种收割临时雇用农机队以外，基本能顾及的面积。所以可见，如今的规模化经营，不过是生产力发展后，一家一户实际经营能力扩大的结果，而不是说与当年的农业集体化异曲同工。

非商品化的小农，强制结合起来之后，会感到莫名其妙。茫然之间，随大流偷懒，并非一个坏主意。

集体化、股份化、雇佣化，什么化都不是要点，要点是作为土地业主和劳动力双重角色的广大农民，从未经历过经营土地的训练。

几百年的小农经济，不足以充分认识生产要素及所处市场的回报、风险、投入、成本等，无论作为业主的劳动力，还是劳动力的业主，都会无所适从。

农业发展的根本还是商品化。

各行各业及全社会向工商业化转型，就是现代化，老大帝国要改生活方式，多难哪。

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什么样的农业是理想的农业，估计不少人会人为美澳那种大农场、大牧场是最理想的，很少的人力就能管理极大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工业化的生产和加工方式，提供大量的工业化的农业产品。如果以这样的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么就可以分析一下为啥都是集约农业，中苏搞得不如美澳了。

发展这样的农业肯定需要海量的农机和能源，也就意味着需要一个发达的工业体系作为支撑。那么在没有这个体系的时候或者工业体系不太行的时候，如何提高农业生产？中苏道路基本一致，就是大搞集体农庄，集中人力搞建设，譬如大规模的开荒、平整土地、兴修基础水利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机械和工业资源已经通过集体承担的方式进入农业生产中。这是小农经济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但是，这种集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提升到了瓶颈，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反而下降了，原因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多了，而且这些人的消耗水平也提高了。

随着产量提升，农民收入增长，消费也增长，甚至农民数量也在增长，净产出会增长停滞，甚至还会下滑，中苏两国的集体农业在这儿就走不通了。

体现在农业总产量连年增长，农产品商品率或者净产出增长停滞，农民人均收入基本不变，农民生活质量保持在一个说过的去的水平，与工业人口的差距越来越大。

想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就得减少农业人口，继续加大技术投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减少农业人口的前提是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加大技术投入的前提是农业要有足够的盈利，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就得减少人员生活用地，这三点都做不到。

于是我国的做法就是分田到户，倒退回小农经济的架构，取消集体农业带来的压迫（保障），解放（驱赶）土地上束缚的人口，让更多的人离开农业生产，进入工业，收回这些人的土地交由少数人经营。

如果上述的逻辑都能够理解的话，那么自然会诞生下面这个疑问：为什么要走分散-集中-分散-再集中的道路，而不是从分散到集中一步到位？

这是因为我们的农业不仅承担着保障供给的责任，同时还负责给工业输血，为了尽快发展工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同时尽最大可能压榨农业产出，农业集体化就是最方便、合适的一种办法。

换一种说法就是，工业基础太差，连让农业按部就班走集约化的资本都没有，只能先把农业都抓在一起挤出工业来，再把农业放开走它原本正常该走的道路。

这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乌克兰饥荒和¥#%*^能够发生，经验不足导致对农业的挤压过重，剪刀太锋利，不仅剪毛还剪到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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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不吝赐教。

现在的大型收割机，一台比一百个劳动力还厉害；现在的机械化农业，是目前人类农业的最高峰。

但你不能拿着现在的农业，批评过去搞农业集体化的效果不好。这不唯物也不辩证。

你知道没搞农业集体化的农业产量多低吗？

不搞集体化，俄罗斯和中国的土地，亩产三百斤就是极限了，小麦最高产量有超过三百斤的，多数在100斤上下，也有二三十斤的。

美国加拿大，地广人稀，土地好，气候好，中俄有几块耕地能达到那个程度？

过去，大地主好好伺候的好地，亩产三百斤

好的水浇地，亩产百斤，

普通的地，亩产三四十斤

穷人的烂地，亩产有没有还是个问题。

沙皇俄国，农业肯定不是什么集体化，也肯定没有合作社，那是不是积极性特别高？老百姓吃得饱？

清代和民国，肯定也没有集体化和合作社，是不是生产积极性嗷嗷高，老百姓吃得特别饱？

1951年，华东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稻子亩产1200斤，一个劳动力就分了876斤稻子，290斤玉米，630斤山芋，100000元（旧币）钱

你要是说什么放卫星大吃饱，抱歉，我们没得聊。

你说当时农业集体化的农业不如现在的农业，那是肯定的，当年的拖拉机肯定不如现在的农业机械，当年的肥料肯定不如现在的化肥，当年的种子肯定不如现在的种子。

可在当时，在过去，集体化农业在其他小农和农场主看来都是一个超级怪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在当时，集体化农业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快速发展农业的方法。

等以后，科技发展了，大型农业机械全自动化了，粮种改良到极限了，土地气候改善完全都成功了，交通更发达了，

别说再搞什么集体化农业，都完全不需要农民再辛劳了，真正做到粮食直接长到超市里。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什么叫效果不好？农业集体化时期中苏农业无论单位亩产量、总产量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获得成倍增长。

日韩的综合农协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体化农业，当今世界有不少国家都搞集体化，这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专利。

所谓积极性就是利润问题，收益高谁的积极性都高。

这就要明白两国农业集体化很成功，从产出来看成果很好。苏联农村在四五计划开始推动农村电气化，农村工业化推动粮食产量高速增长，有回答列图了我就不列了。

同样我国粮食产量建国后一直在增长，一五计划结束后经历三年减产后快速恢复，到改开前十几年增加了1亿吨，不可谓不成功。

注意上图从五一计划到改开前，人均粮食始终是在300公斤上下浮动，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直接抵消了相当程度的粮食高产量。

这就要清楚工农剪刀差，任何国家工业化都避不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不能对外殖民掠夺的时候就只能向本国农民获取资本发展工业。

农业集体化本身没错，问题在于政府为了搞工业化把工业发展成本强行摊派到农村身上。因为分散小农的交易成本过高，只有集中起来进行统购统销才能方便城市积累。

这在苏联也是一样，最初苏共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控制物价把工业品价格定高，农产品价格定低来积累。后来发现农民干脆不买了，就认为是有敌对分子强制推广集体农庄和镇压。

原材料除了集中起来搞工业化和喂养城市人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业国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国工业品和技术。

比如苏联30年代大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提取农村粮食剩余对外出口，毕竟西方大萧条给了苏联一个极其良好的吸收技术的时间窗口，苏共也就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了。

对我国也是这样，抗美援朝和一五计划的苏联援助不是无条件的，四三方案美国援助也不是无条件的，都是以贷款形式的贸易往来。我国工业品不可能卖到美苏。有的就是农产品和矿产，这也是斯大林点名要的。

更麻烦的是90年代以前经常遇到贸易逆差，这就得加倍从农村中提取来还债。回到前面那张图，我国人均粮食长期不变的情况下还要挤出来对外贸易，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由于是农业国，工业化是一个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过程，苏联援助的还是以军重工业为主，缺少轻工业和消费力的中国只能把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强制卖到农村。我国山地多平原少，许多地区不适合拖拉机，结果还要完成任务硬买，这些都是直接成本压在农村身上。

拖拉机总要修理，大型重工业总要小型工业配套。镇一级建立了五小工业，行政村一级就建立起修配厂，这些也是都是直接建立在农村成本之上。

正如我前面说的工农剪刀差，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二产依附于一产，一产提供原材料给二产，价格叠加使得二产价格天然高于一产，正常买卖就能积累。但国家等不了那么久，就强制超级加倍，短时间内以牺牲农村快速积累。

那么农民身上负担这么重，又要低价卖农产品，还要高价买工业品。注意越是现代农业越是高成本的，农机具化肥农药除草剂种子，哪一个是免费的？不得是花钱购买。

这些往往都体现在财政上，因为前三十年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国企以拨款为主。如果工业品在农村卖不出价格，加上各种事业单位和基建支出，财政很容易赤字，就只能从农民身上拿。

业经济比重很大，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据国家经委估算，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收入，大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当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中有工人创造的价值。所以，不能说农民向国家的缴纳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只是说明，国家收入与农业有很大的关系。。。。。。每年新增加的购买力和增加出口的很大部分，就要依靠这二十多亿元农产品去抵补。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将来会增加，农业生产也要发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就是冷战时期面临的外部压力，体现在三线建设上，这种大规模工业转移和建设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大规模投资。

这就必然挤压正常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投入，配合每年新增的大量青壮劳动力，这就是巨大的社会压力，结果就是上山下乡，这也是把城市成本往农村转移。

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那么这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农业集体化。否则把那些城市青年安置到哪儿，放你家放我家。

先是农业互助组，然后初级社，再者是高级社，最后是人民公社，把农民从小资产阶级变成农业无产阶级。充分占有全部农村生产资料，充分占据农民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这只是积累阶段，工商业发展最终是靠投资消费循环形成的。工业建立以前是高积累高投资，建立以后就变成高投资高消费，这一点在工业体系建立前都是有意抑制消费的。

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农产品提价多了，便要减少建设投资，同时增加市场供应和货币回笼的困难。

一般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业化完成标准是农村电气化，苏联在四五计划中开始推动农村电气化，初步完成了工业化。正好赶上赫鲁晓夫上台，推行的改革实质上就是放管服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能力。通过城市反哺农村，政府补贴农业，以消费带动工业化深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剥削农村阶段结束。

这个过程在我国也发生，只不过选择的方向不同，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当然分地其实是一个被动选择。经过四三方案引进西方技术，70年代末我国也初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由于长期工农剪刀差农村成本负担极重，缓解农村压力释放农村消费能力就很重要。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指出：“要注重农村问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我国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百分比为约25%~30%，工业品高于价值的百分比约为15%~20%。
最终形成了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方案：“建议国务院做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时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
实际执行结果：国家农产品收购牌价比调价前上升19.8%，其中粮棉油猪等18种农产品提价28.3%，全国提价总额72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增收8元，商品率高的农村每个农民增收二三十元。
1979年，全国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全面发展。同1978年比较，农业总产值增长8.6%，粮食产量增长9%，棉花产量增长2%，油料产量增长23.3%，生猪存栏数增长6%，羊的存栏数增长8%。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农产品收购总额大幅度增加，比上年增长26.2%(不包括提价因素为增长5%）

1978年农产品大涨价才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原因，联产承包也很重要，毕竟是让农民从无产变有产。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认识到必要性，1982年才在全国推开，所以和集体化没关系，当然之所以在大好局势下重搞土改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有意思的是现在又开始提新型集体经济，现在比较火的发展好的农村恰恰是当年没有分地的。

总结就是两国农业集体化效果很好，让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并在历史使命完成后开始重视民生。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制度。

多图

中国集体化农业发展的怎么样，您自己判断。

以下三个事件均为80年代前后发生，请问其中哪一个对中国粮食生产正面效果最大：

1，杂交水稻等优质种子的培育

2，引进化肥厂投产，化肥产量暴增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苏联的农业搞不好，我觉得跟是否采用农业集体化没有太大关系

必须要反驳一下最高赞 @张义潮 的答文，不知道他哪来的的数据，把苏联吹上天，说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均粮食量、人均肉食量远不及苏联时期---如果真的是这样，解体后的俄罗斯每次选举，俄共得到的选票并不多呢？俄罗斯民众应该很怀念苏联、希望回到苏联体制才对啊？

1 打击富农，农户为了避免被划分为富家消极耕作，导致粮食产量暴跌 节选自 乌克兰大饥荒 - 搜狗百科：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

2 农民大部分粮食被苏联收走，用于发展工业和外交，农民生产粮食再多也不是自己的，怎么可能积极性？节选自 价格剪刀差_百度百科：

剪刀差一词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俄国。最早对这个概念进行明确表述的是И．Β．斯大林。他指出，“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这种超额税“我们还把它叫做‘剪刀差’”(《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5页)。此后,人们就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量交换现象。

关注三农问题的人肯定会知道，目前国家正在农村推行“三变”改革，所谓“三变”，就是农村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相当于把农村盘活成集体公司，让农民既做员工又做股东，既有收入又有分红。做得好的地方，还可以打包上市，甚至发行债券，搞搞期货，把城市过剩的资本吸纳到农村来，让资本和金融的力量也充分释放出来。

咦？这不就是集体经济吗？

对啊，这就是集体经济。

这能行吗？在中国搞集体经济不是已经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了吗？

事实是，目前很多乡村的集体经济，搞得风生水起。

所以啊，并不是集体经济在中国行不通，而是当时的集体经济，和我们的固有印象不太一样。

过去20年，国家比较重视三农问题，在三农方面投入的总资金达20多万亿，想想当年4万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多大，你就知道20多万亿是什么概念了——这些资金中有很多转换成农村基础设施固定了下来，也就是有形资产，三变改革的“资产变资本”，其中很重要的内涵就是把这部分资产整合、盘活起来。

说白了，现在国家提三变，是觉得投入了那么多，现在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时候了，可以通过三变，把农村变成农民富起的平台。

三变里的每一变都很重要，是不分割的整体。

而且，国家的要求是农民应该是自愿参与，并且可以自由退出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机制是靠让农民切实能得到好处来激励农民加入的，而不是靠强制的行政命令让农民加入。

承包到户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要搞“三变”？

因为承包到户只能释放单个家庭的最大潜能，让能力一般的家庭解决温饱，能力稍强的人进入小康，但要让农村农民的生活再上一个水平，承包到户就会显现出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过于分散的弊端，对发展形成制约。

所以这时搞三变，发展集体经济，能够进一步释放生产力。

明白了现在三产之所以行得通而且必要，再来看历史上那次集体经济，就更清楚了。

首先，那时的中国，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工业。工业要发展，一方面需要农业提供原材料（比如纺织需要棉花、食品加工需要粮食），另一方面工厂和城市市民都需要吃喝，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只能是农村啊！要向一个个农民征收这些东西，就相当于从人家口袋里掏钱，难度太大了，建立起人民公社就会好很多，因为只需要对接公社就好了，有了公社，只要留够能保障农民不饿死的食物就行，剩下的可以全部供给城市，支撑城市和工业发展——这叫城乡剪刀差。

其次，如果不搞人民公社，让百姓单干，别说两年，一年不到，基层干部就会利用自己手里的特权，搞土地兼并，马上又形成新的地主阶层，好不容易搞的革命，分分钟又被革回去了，两极分化马上出来，所以得通过人民公社的建立，避免这个问题。

以上两条不是我分析的，而是目前已经公开的当时决定搞人民公社的相关文件里说的，原始原因。

那问题来了，既然城市那么好，我陈奂生也想去城里进工厂可以吗？——国家想让你进工厂也没条件啊，整个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工厂总共就那么几个，城市的劳动力都用不完，还怎么能让你进城？所以通过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农民锁定在农村，进不了城。

甚至后来和苏联闹掰了，苏联撤走大量专家和机械，就业岗位进一步萎缩，城市青年也没工作机会，闲在城市得出大问题，就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胆大的农民进城还被各种遣送、收容，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投资建厂招工，劳动力需求激增，中国农民才大规模进城做农民工，以前只是小打小闹。

总结起来，那时搞集体经济，并不是为了让农民富起来，而是为了剪羊毛以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所以农村不可能通过集体经济发展起来。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很多人，自然灾害并非主因，而是因为全国到处吹牛逼，把产量虚报了几十倍，既然你产量这么高，当然按照新产量交粮食了，粮食都被收走，自然要饿死人——历史证明，政绩工程真的会害死人。

而到了改革开放前后，虽然文件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但那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已经不错了，剪农村羊毛可以不用那么狠了，所以才放开承包到户，允许农民单干的，这是农民单干政策的历史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单干能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农民的羊毛不再被过多修剪；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工业慢慢起来了，能够为农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工业品了，反过来让单干有了实现的经济基础。

而到了现在，曾经把农民锁定在农村的户籍制度，也在开始慢慢废除，并非觉得亏欠农民太多要开始补偿，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城镇化已经接近尾声，逆城镇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已经没必要再拦着不让农民进城。

所以啊，别被名词束缚，别以为集体经济一定行或一定不行，也别以为一承包到户一私有就万能了，没那么绝对，你所看到的每一项制度，背后都是具体的利益在驱动。

现在大力发展三农，是因为“不让一个人掉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吗？

只有小孩子才谈主义，大人只看利弊。

之所以大力发展三农，是因为农村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希望、新战场。

为啥？

一方面前面说了，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接近尾声——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有的学者鼓吹80%的城镇化才是拐点，中国还有20%的空间。

但中国官方认为，能达到80%城镇化率的大部分都是历史比较短的国家，像中国这种历史传统悠久，大多数人有浓厚乡土情结的国家，城镇化率的最最顶峰也就是70%。

所以未来的财富机会，在乡村。

另外一方面，中国目前的工业化生产能力，200多个工业门类产量都做到了世界第一，生产严重过剩了，再想着靠工业化赚钱，根本就不现实。因为现在的工业品，已经够用了，所以接下来需要做的，是让你制造的商品更高级些，这样人们才有弃旧用新的动力。

再就是当物质生活被满足以后，当城里的居民手里有点闲钱的时候，会开始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也就是乡村生活。浙江的农村，早早就嗅到了这一转变带来的商机，在乡村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充分挖掘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生态资源，一方面为城里人造点特色轻奢农产品，更重要的则是提供城里人可以来小住、休闲甚至办公的优质场所。

现在你去到浙江的很多农村，不仅景色怡人，看得见山、望得到水、觅得到乡愁，而且快递可达、宽带到家，不说买个房，对于那些自由职业者，一年去小住两三个月也是种享受，这些农村就是通过满足城里人的这些需求，赚到了钱。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说的，20多年来，国家在三农方面投下了20多万亿的资本，其中的很多资本通过公路、森林等形式变成了固定资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如今中国不仅工业产品过程，资本也严重过剩，过剩的资本如果都挤在城市，结果就是造成投资回报率下降。对于资本而言，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乡村，便是下一个优质的投资场所，要不然你以为京东、阿里那帮无利不起早的商人，会一个个跑去农村布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轮乡村的振兴，并不是每个乡村子都有同等机会成为财富集散地。就是刚刚所说的，只有那些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乡村，才会受到资本的青睐。所以资源禀赋好，有矿有煤的就不去说了，我只说其他三种情况：

一种是地理位置好，比如靠近城市，或者直接就在城市当中。以苏州为例，苏州不少城区，其实有很多集体性质的土地，也就是归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他们通过三变改革，在集体土地上建起了村级工业园，有的1平方公里不到的样子，配套比市里面的工业园差很多，但租金便宜，所以聚集了不少给大企业做产业链配套的小企业，每年可以收到不少钱；再就是盖公寓，出租或者卖给周边城市上班的白领，虽然没有国家认可的产权证，但因为价格比同地段的商品房便宜很多，所以也有市场；再或者直接建写字楼，商场，出租出售，比如桐泾商务广场，就是村集体建的——所有这些资产，都是村民参与投资和分成的。

如果你们村没那么幸运，只是在城郊，那也有机会，像浙江湖州、江苏溧水一样，搞高端山居酒店，一个房间一晚的售价能到3000多，最便宜的也要七八百，去搞团建、开会的企业不要太多；再不济，搞点农业、弄弄大棚种种菜，供应给城里，也是致富之路。

第二种是有可供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个不用多说，当然是好好整饬整饬搞文化旅游。但请注意，不要一提到旅游，就想着圈起来收门票，或者变着法宰客，这种观光游只能算是入门级的旅游产品，放在20年前骗骗没出过远门的人还可以，现在还这么搞，等于自寻死路——活路是，除了提供看的，还得提供有意思的玩的，让来的人不是看看就走了，而是愿意在这里住几天，一旦住下了，需要消费酒店是GDP，需要吃饭也是GDP；如果你还有本事让人家爽到还想来第二、第三次，你还愁赚钱吗？

第三种是有优质的自然资源。比如漂亮的河、神奇的洞、可供探险的原始森林等等，好好保护，再像上面刚说的，好好做好配套和服务，让来的人愿意留下来小住、来了还想再来，那你的生态资源就变成经济资源了，你只要做得足够有特色，放心，酒香不怕巷子深，巷子越深，就越容易招徕高消费能力的客户。

以上说的这三种蕴含着财富机会的农村，不仅会成为未来财富的集散地，也会成为富起来的中国人精神的回归地，但请注意，通达的交通，是实现这个判断的前提。

如果你所在的乡村正好是其中的一种，恭喜你，属于你发达的机会来了。

如果你所在的乡村，不靠近城市（市场），没有文化资源、没有自然资源，甚至连成片可供搞集体农业的土地都有不起，路又不通，那建议你赶紧逃离，不带一丝犹豫那种。

以上。

祝愿农民能过上好日子，共和国欠他们的太多了！

也祝愿资本能找到好去处，中国的发展需要你们继续加油！

【补充】中国之所以能一次次挺过经济危机，而不像巴西一样是遇到几次经济被打趴下，其中很重要的是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有广阔的农村作为缓冲地带，遇到经济危机大量下岗的时候，农民就回到农村自谋生路，而不是只能缩在城市贫民窟。

农村的这一作用，是国家层面的认识。

那些不尊重农民意愿，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揠苗助长，强行让农民洗脚上楼的地方政府，肯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如何看待山东的合村并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