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内容已经有点老了,不能很好的描述现在的基层官场。
一方面是现在主要县级领导和重要局的干部异地轮换制度很成熟,
另一方面是现在有点头面的地方领导,基本上都想方设法把孩子往省会,至少是市里安排。
不是说现在基层没有大的关系网络了,而是说现在寻求非正常晋升,需要运用比过去更复杂的关系网。
比如,你可能需要求助于个别县的建筑商,因为县长是那里调过来的,他俩以前是铁哥们。
听过一个人说,当官是天底下最简单事,官都当不了,那啥都干不成。
我开始我觉得那还是没那么简单,当官且得有点技术含量,
直到了解了县级治下的生态,
才觉得当官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古代管餐饮业叫勤行,
所谓勤行远不止勤于烹饪,勤于采买,更主要是勤于奉承,勤于招呼,
一个地方达官贵人数得着的,吃得起酒席的,就这么百八十号人,不勤着招呼,不勤着笼络,这饭庄是断然开不下去的,
所以过去宁可厨子本事一般,跑堂的堂头必须有两把刷子,
得记性好,嗓门亮,情商高,会察言观色还得随机应变,把顾客分清楚主次,让请客的有面子,让主宾心情好,不该看什么,不该听什么,听到了装听不到,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说,处处是学问,
就像《中县干部》里说的官场生态,
最后所有事情的出发点,就是围绕顶层中层实权的那一小撮,进行全方位的逢迎,
像什么,
像极了勤行。
这种事不需要高数大物,不需要深谙艺术音乐诗词歌赋,二十年前还有可能需要一笔好字,
现在连写字都省了,
就是一个字,勤,
勤走动,勤琢磨,勤送礼,勤做事,
把自己这一百多斤充分地调动起来,把自尊和清高收一收,一门心思就是勤,这官就不可能当不明白。
太多年轻人腰杆太硬,或者压根就没有类似的社会经验,
影视作品里压根就不教这玩意。
说实话,所有描写服务业,跟什么中介销售工作沾边的影视作品,通通假的一批,
暴假,
剧中人眼高于顶,说话做事都不顺滑不说,还一副比顾客老板牛八倍的样子,因为这帮演员平时也拽惯了,被小助理天天一口一个老师叫的,他们根本低不下去了,
他们的演技里就没有那个勤行的劲。
不信去看电影《卧虎藏龙》
就从一分钟开始看,
出标题后的头一个镜头,
就是江南水乡的一个镖局大门口,镖头在指挥镖头伙计搬东西,他自己当然闲着,什么都不用干,立在画面正当中,显得非常有放松而有地位,
他压了一袋烟刚,烟管刚要叼进嘴里,像是看到了什么,
立刻把烟管放下来,
表情满是笑意,说了声,呦,李爷来啦,
然后回头朝门里大喊一声更响亮的,李爷来啦~,
这时一个身着长衫的文士打扮的男人牵着马入画,
观众立刻对这个人充满了好奇,带着一些敬畏,疑问这是什么有牌面的人呢?
仅仅一个镜头,李安就抓住了李慕白,镖头,镖师这三种人的分野,把李慕白的声势烘托到了一个高度,
这就是古代的秩序感,
镖局武行尚且这么勤有眼力见,
跟别说官场了,
难不成镖头看到李慕白了,还接着抽烟,一火镰咔把烟点着了,猛嘬两口说句,我凑,这不李慕白么!
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还要走江湖,估计活不到结头一年工资就挂了。
所以说不是《中县干部》有多触目惊心或者充斥着厚黑和钻营,
其实这就是社会原生态的忠实写照,
李安都懂,都拍得如此传神,
年轻人要是还当个新鲜事来看,那只能证明,勤行都干不了。
——
ps,我还是有必要讲一下,非得事无巨细地把答案拆碎了摊开给各位老爷上眼才行。
这文章通篇并没有探讨“勤行的高贵或者卑微”这种意图,
只是在用勤行来举例,告诉大家看问题要沉浸到符合周遭环境的视角,
比如一个在餐饮行业的打工者,执意要在周末休息,为此去劳动仲裁,向饭店索要赔偿,
劳动仲裁不予支持,理由是餐饮行业周末忙碌是这个行业的特点,不能用一般劳动者对周末的休息需求来衡量,
换句人话就是,所有商圈的饭店都是周末最忙,你不可能既要进餐饮行业打工,又要周末双休,没这道理。
县级行政治下就这样,自古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陶潜当了彭泽令,俸禄就五斗米,平时清闲得很,代价无非是迎来送往巴结上官,他一不爽就甩手不干了,
只是任何时候,没陶潜那么大本事和祖荫的小吏都不鲜见,在浩瀚历史长河里太多太多了,别说五斗米,就是一斗两斗,几升米也肯干,官字两个口,吏字一个口,都要吃饭。
书里是县治的一种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年轻人腰杆硬有骨气是好事,这也是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一种推力,
只是既不必拿这篇研究当圣经苦心钻研,也不必故作骨鲠一通慷慨激昂,人家作者的目的只是摊开了给大家看而已。
千言万语还是一句话,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要读书。
书实在读不明白,才有必要考虑勤行里的上进之路。
《中县干部》是一篇足以载入史册甚至作为时代切片留待后人品咂的佳作。
它的最大优势就是用详实的数据确凿地支撑起我们往常捕风捉影获知的官场生态的结论,并且具有普适性。这绝非中县一县干部的故事,更是这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双线变化中的缩影。作者在文中具有脉络,将其普适性揭露出来.这足以彪炳史册。
它还是一部前无古人,很有可能后无来者的著作。冯军旗是作为北大社会学博士身份潜入河南新野作为地方官了解地方政治生态之后写作的论文。首先他是北大这个副省级学府的社会学博士(某些领域影响力不只是副省级),他才有能量调动这样的资源来完成论文写作。此外,某些食肉者可不乐见这种文章的出现。最重要的还是交心问题,要找到这样一个官风“淳朴”,不因为他是外来者而猜忌的地方扎扎实实做几年亦官亦学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并且这是一个县级单位,挂职非常容易被发现,一旦发现,技术处理之类就没什么意义,这也是《中县干部》被诟病的最大原因。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社会调查类论文要么只做内参,要么一旦公布就会对当地官场产生影响,这事实上与学术伦理相矛盾,这也是以后类似文本所绕不开的问题。
我很怀疑很多回答是不是真的看过原文,还是只看了一些放飞自我发散过渡的所谓介绍文章。
任意两个人之间有任何亲戚关系,就划为同一个“家族势力”。稍微想想也该知道不对头吧。真当六人定律(六度分隔理论)是胡诌的啊。
FACEBOOK research研究发现FB上每个人与其他人间隔为4.57人。如果仅考虑美国使用者的话,这个数字会降到平均3.46个人。
而区区一县之地的话,公务员有任何亲戚关系(包括退休多年和刚刚考公上岸的),就划为同一个“家族势力”。想想都知道,是有多么偏差的东西。而就是这样他还搞出一个 一个县足有161个“家族势力”,161个家族,这得一个几千万的国家还差不多好吧。
讲道理,这篇论文,如果把这部分偏差到滑稽的部分(大约占论文10%篇幅)删除,这是一篇很好的研究 基层晋升如何困难重重 的好论文。
把“95%的基层公务员终身止步科级”这个研究结论拿来做主命题。也完全可以是以一篇极好的,及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了。
偏差到滑稽的“家族势力”部分,实际上他又没有真正深入研究,更像是作为噱头挂在头上。有亲戚关系不等于是同一派别势力,甚至兄弟阖墙、亲家反目并不罕见,挂职两年时间,如果深入去了解实际的派别势力的分布,那你另外深入写一篇,说不定都够搞10季美剧剧本的篇幅了。但他也没有深入去搞。仅仅停留在喔,XX和XX互相有亲戚关系,就画成一个“家族势力”,然后报菜名一样一股脑儿列了一大堆。
PS最后对我们有用的结论:考公别去基层公务员,真的坑,不到万不得已,别去。
“人不能对自己掌握之外的人或事抱有任何幻想。”这是我读《中县干部》最大的收获。
冯博士这篇论文堪称体制内生存指南,通篇200余页重点阐述几十年中县官场的政治生态图景,对后者有极强的提示和警醒的意义,值得各位同仁深入研究与学习,答主结合全文,提取一些重要的论点撰写如下,如有问题我们共同讨论。
一、关于找关系(找关系要持之以恒、厚脸皮)
1、关系、经济、野心。
2、关系网的连接方式:喝酒、打牌和送礼。
酒场的作用:
(1)建立关系、好办事。
(2)了解更多信息。
(对于本文作者来说,毫无疑问,很多论文资料都是酒场上获得的。)
喝酒的注意事项:
(1)了解谁和谁是一个圈子的。
(2)了解谁和谁有矛盾,避免有矛盾的人在一个圈子。
关于送礼:
(1)中秋节、春节要送礼。
(2)在不同的时刻,也要送不同的礼物。
(比如领导调动时,送罗盘、地球仪等等)
3、一个干部的仕途发展,往往是多次关系运作的结果。
孙XX说,他的仕途的每一次大的转折,都是一篇文章和一个伯乐,正是自己的努力、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赏识,才一步一步走上仕途的顶点。
提拔为副科级两个步骤:
(1)你部门的主任要推荐你。
(2)上面有副处级领导,要抬你。
“我过去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有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只有这样,才更保险。
“从中县干部的仕途关系运作来看,基本呈现“下推上拉”模式,所谓下推就是群众基础要好,考核要好,单位领导也要推荐自己。所谓上拉就是需要找县以上的领导,来给县里的主要领导打招呼。这种“推拉”运作后,再针对县里的主要领导运作,这样三方运作,多因素合力,才能使得仕途通畅。”
“而一位曾任组织部长的县委领导在访谈时说,一到干部调整,他都要在笔记本上记好几页打招呼的关系户。”
4、通过老婆拉关系。
当时的县委书记爱人在中县卫生系统工作,李明仪就比较关照,很快和县委书记打成一片,在县委书记的支持下,李明仪晋升为上县县委副书记。
5、与新闻工作者拉关系。
安全要素-新闻媒体有曝光的作用,让人可升可降。
新闻媒体也有很大的权利,决定县域的人舆论导向,对县委书记的政绩有很大影响作用。
“同时冯南疆的哥哥是河南某报的主编,也给县领导打了招呼。这让县委书记很为难,最后的结果是,两人都没有提拔,等于县委书记一个都不得罪。”
6、领导也需要有能力的干部
“当时的县委书记为了摸底,曾偷偷地到李书平所在的乡镇,考察李书平主抓工作的成效。”
也就是说虽然有这么多的关系运作,但组织上选拔的仍然是有能力的干部。
7、树立长期竞争、长期找关系的观念
(1)“最后的结果是,李书平竞争乡镇长成功,刘艺美则出任某群团一把手。”
李书平说,想想一路走来,竞争太激烈了,每进一步都很难,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
“孙XX说,他的仕途的每一次大的转折,都是一篇文章和一个伯乐。”
(2) 关于调动工作。
当时也可怜,没有东西,我就回来带了4瓶香油,和我表哥去找人家,大约跑了10趟,不断做工作,最后才同意放,才调回中县的学校。
(3)不送礼办不成事。
老父亲也比较正直,在县里威望也高,不可能送礼什么的,结果就一直没有调成。
(4)出身农家也有很多向上爬的机会。
出身农家并不意味着没有背景,亲戚、同乡、同学等都有可能助其仕途发展。
(5)干部子弟成为中等城市以上的就业群体,而这意味着在中县,政治家族缺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也意味着政治家族的衰落是未来的大趋势。
二、关于体制内的几点思考:
1、不要背后议论领导
张南国和几名卫生系统领导到北山市学习,看到路两边作为农业开发系列而栽的苹果树,张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
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陈书记那,陈书记听后非常生气,当即把卫生局长叫来,对他说,限你三天,免掉张南国,不然,你辞职。
卫生局长不敢怠慢,第2天就在公疗医院召开大会,当场免掉了张南国的院长职务。晚上,当张南国到了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问为什么免其职务时,卫生局长痛斥说:谁叫你说陈书记胡球整。
2、对待领导的态度很重要
刘石田对陈书记说:当时上马时,很多干部群众就反对,提出污染问题,结果县委命令必须上。现在刚磨合好,见效益了,又让关闭,投资怎么办?怎么对干部和群众交待?两人不欢而散。
而陈书记到六月镇做工作时,六月镇党委书记郑重社表态说:陈书记,没有问题,坚决按照县委的指示办,工作我们来做,遗留问题我们妥善解决。
3、只有把忠诚和政绩很好的结合,才能有较大的晋升机会
政绩型干部体制,需要以政治忠诚为基础,需要听话服从,而政绩也是围绕上级中心任务产生的政绩,是需要上级认可的政绩。
4、作为领导人,不要逼迫下属
(1)作为一把手,部下利益复杂,很多事不能自己出面,否则没法收场。
(2)作为领导,在不了解下属秉性时,不要总是逼迫下属!没事找事!否则最后难看的还是自己。
三、关于高学历无法混的更好的问题
第一学历是本科的干部,往往在工作以及提拔任用方面比不上师范、中专毕业的。对此,郑州大学毕业的航运局局长江道琼说:
“县乡比较看重实践能力,而不是理论能力。中专生发展好,一个他们分配有固定的单位,本科生往往分配不对应。一个呢,县乡很多事情,本科生往往进行价值判断,这样很多事情,中专生能干,本科生就干不来,这样领导就认为你工作能力不行我们当年高考的一个同学蔡礼宇,我考的郑大,他考的中专,郑州水利学校,这你就能看出来,当时他都是镇长了,我还是副镇长。张国际、陈谷允,都是水校回来的,都发展的不错,还有林校、农校都发展的不错,等于本科生干不过中专生。
你身上知识色彩太浓,很多人把你看作另类,你必须把知识色彩磨掉,和他们一样。再一个,你看这些中专生,其实能力素质不差,他们一些人阅读量很大。”
总结:
1、要适合当地风俗,特别是与低学历的人群打成一片。(如需深入了解,可阅读侯卫东官场笔记)
2、不要小看任何人!
3、既然选择了体制,就要摆脱知识分子的清高,不要认为很多事情做得没有意义。
四、学习改变命运
对于中县为什么有六成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来自于农民家庭,中县政府办主任邢浩中说:
“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要干,要革命。穷则思变,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改变自己的命运,啥法啊,好好学习。你想想,就咱们政府办的主任、副主任,除了陶泉是干部家庭,其它都是考学出来的,都是好好学,革自己的命,改变自己的命运出来的。”(邢浩中访谈,2009)
对于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有二成多来自于干部家庭,邢浩中说:
“这些都是来自于领导干部家庭的优秀分子,你看干部家庭招工、转干的很多,但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少,因为他们被淘汰了。但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成长有优势,你看这一回,四大家领导的子女竞争乡镇长,一般人你都别想,有特权,所以县领导没有办法,就搞公选,谁也不得罪。”(邢浩中访谈,2009)
副科级领导干部一般是要求中专以上学历,正科级和县处级领导干部一般是要求大专以上学历。
学历文凭在某些阶段时候,就是出入证,你没有这个学历,这个文凭,你就到不了这个级别。它是进门证,出门证,比如这次提拔副科都必须大专以上,你没有这个学历你就进不了门。
这就是智商决定你的平台,而情商决定你能走多远的道理。
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
总结:
1、农业劳动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苦,城乡差别的刺激,这些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不竭动力。
2、野心。
3、升职对学历有要求。
码字不易,如果帮到了您,麻烦点个赞!
逆向春秋笔法罢了。
比如“政治家族”。一个县180个“家族”?全日本有没有这么多政治家族都不好说
仔细一看,哦,还有“二人家族”。
如果连家族和家庭都分不清,那这部分很明显就只是噱头。
而且倒推干部们的成长时代,一个小县也就1.2所中学。能读到高中的人从小互相认识是大概率事件。干部不从这些中学生中专生里选,难不成小学毕业的来?所以干部们互相认识,是很正常的事情。
城市有大量的“外地人”涌入官场,河南的县里面可没有。
那些如丧考妣的,不如你去报名一下河南安徽山西的县公务员?
书里所谓的“政治家族”关系网,不过是曾经中等教育不普及+二三产业不发达,导致的现象而已。
把这个县开饭店的,和当厨子的、卖菜的、卖调料的、杀猪的人放在一起统计,也能统计出个“厨子家族”,几十个“厨师家庭”:不好辣!黑暗料理界控制这个县辣!
硬要说有什么借鉴意义,那就是必须严格限制北上和部委公务员中,“本地985”高校出身的学生比例,必要时应对本地985高校额外设立上限,避免大学里的“一心会”影响带到政府里
《中县干部》是冯军旗撰写的一篇长达25万字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于2010年。该论文以河南省“北山市”下辖的“中县”为原型,对当地的政治生态进行考察和研究。研究自2008年开始,持续了两年之久,在“中县”共采访了161位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
冯军旗将该县化名为“中县”,寓意“中部某县”[2],也寓意“县里的中国”[3]。
虽然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进行了技术处理;但冯军旗2008年前往“中县”挂职,其挂职安排中第一年在中县“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中县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故可以通过政府公开信息查知,“中县”的原型就是河南省新野县,由此则显然可知“北山市”指的是南阳市。
论文以批判性视角和参与式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中县官员从1978年以来的政治生涯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展现了一个县级政府的人员结构、升迁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揭露了整个中国官场运行方式和中国基层政权的“上贡体制”、“买官卖官”以及权力世袭的“政治家族”的恶性政治生态。同时,作者也在论文中提到:如果一个干部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处级公务员,则其大概率将不再得到提升;女性获得升迁的机会很少,且多依靠家人的政治资源;秘书、办公室主任等官员提升较快,体现了“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而官员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在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治现状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作者本人也直言从中县官员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所有县级官员的影子。
参与冯军旗博士论文答辩的于建嵘认为,该文章“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冯军旗的导师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评论员雷钟哲认为,冯军旗《中县干部》的很多调查结论可以和政坛的经验相互印证,对政治体制做出了深入的诊断。但旅美学者程海华则在《环球时报》刊文,质疑本文卧底采访的研究手法是否符合美国的学术伦理规范,并认为在中国大陆建立学术伦理机制刻不容缓。
2015年4月,冯军旗撰写的一篇名为《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的课程论文在网络上走红。澎湃新闻记者杨珊、周哲在提及这篇有关湖南省新化县的论文时也提及了《中县干部》,并认为冯军旗的研究喜好更偏重于“关系型”社会研究,并认为由此他的研究贴近普通百姓,易于贴近实际生活。《钱江晚报》记者李晓鹏也不约而同提及了这篇论文,认为冯军旗的论文具有创新精神,思路、方法和费孝通《江村经济》一样贴近现实生活,少见专业术语;并认为这样的文章十分稀缺且可贵。
陕西《华商报》指出,“中县”的政治生态很不健康,“政治家族”的现状实际上瓜分了县内的政治权利,并对其家族化、私有化,垄断了公共资源;更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政治生态会加剧阶层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应该加强对权力的制衡监督。
原回答(已删改):
一篇博士论文,从写作到答辩,是需要经过多次评审的。这其中既包括公开评审,也包括无数次的私下讨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篇论文是未经过匿名化处理的。它之所以会让人认为没有经过匿名化处理,我想主要是因为:
第一,影响力太大了,不管是圈内影响还是圈外影响,都十分巨大。尤其是在《南方周末》刊文之后,媒体很快找到了作者的调研地点,并一一对应地深挖了论文中的每个人物,导致大批人员失去了饭碗。这个结果与这篇博士论文有直接关系,因此,长期以来,我都以为它没有经过匿名化。
第二,就是当年看到了它的附录——一篇让人无处藏身的附录(图2)。这篇长达三页的附录,详细记载了该文的所有人物的信息,以至于,只要知道作者是谁,就一定能查出来文中的人物对应关系。当年还在读研的我,看到这篇即便匿名了也相当于没匿名的人物对照表时,对作者的勇气赫然起敬。
也许作者非常相信这篇论文会永远安全地躺在社会学系的资料室里不会被泄露出去——有传言,这篇文章并不是作者主动交给媒体的。但最后,负面影响仍然发生了,书中涉及的大量人员失去了工作,其中不乏曾与作者交心的好友。
这件事曾经对整个社会学界的实地调研工作造成过巨大影响。很多早已建立信任的实地关系都变得尴尬无比。很多地方政府因此而不愿与学界交流。
在十几年前,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大量学术作品在人物、地名等引证问题上都没有做匿名化处理。导致他们被暴露在相处多年的熟人关系里,暴露在由信任搭建的人情社会里。设身处地地想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为致命的“社死”呢?
追求学术精神不应以牺牲他人的生活世界为代价。
下面是我对该事件所引发的学术伦理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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