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北京人社局副处长体验送外卖的一天，并表示「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而今快递行业困境，恰如美朝金融资本Too big to fail的困境。

快递行业敢于以罚代管的资本，正是其本身虽是“私有”行业，却承担了城市动脉的社会责任，一时找不到更好的更优秀的物流“生产力”，而肆无忌惮的本钱。

诚然，邮政会去偏远山区送件，资本快递不会，然而，运力呢？

80%的“异地”，意味着城市与城市间的货运量很大一部分都依赖于快递业务。

非但普通人的吃穿住行，连药品，甚至部分医疗物资（耗材），都用到了快递行业。

没有院子，没有个人车库和仓储习惯，东亚模式超大城市的是极其脆弱的系统，高楼大厦中的必要物资、水利、电力，或是医疗物资物流出现中断，人道主义危机只会比网友想象的快和严重。一旦局部缺货没有立刻补上漏洞，很难避免发生恐慌和滚雪球效应。（这里 @伏罗希洛夫射手）

而今快递业的发达，除了发快递售货，小超市同样在越来越多的使用批发市场的快递渠道进货，一部分批发货物的成本低于自己起早贪黑往返去拿。（这里 @邓铂鋆 ）

或言，越南防疫破功的教训，很大一部分程度来自于对大城市物流系统脆弱性和时效性的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发生因为缺乏日用品被迫放开防疫措施，导致疫情恶化的问题。

因而，担任城市物流的快递行业，是绝对不可以出现严重问题的。

一个稀烂IT工作室以罚代管，行事过分，程序员集体弃库跑路，劳监部门加着班的工作人员可能在偷偷点赞。

一个饭店以罚代管，行事过分，厨师集体消失了，街道办说不定在偷偷点赞，早恨不得这家惹麻烦的店倒闭了。

而一家庞大的快递行业，快递员集体消失了，面对可能的城市物流震荡，缺货，恐慌性涨价，甚至波及医疗、能源产业的库存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滚雪球效应的风险，怎么办？

连“同行”亚马逊也闹出了让员工尿不湿，尿瓶子工作的997的的丑闻。（这里 @祖国阵线 ）

而现在，快递行业的状况，堪称渐次失去希望却不敢往后看的典型绝望状况。

由于疫情带来的全球消费疲软，以及外向型经济生产的习惯（你怎么都不可能每天拿着10个手机玩，穿10层衣服，但产量是卖给10个外国人的），大量“实体产业”长期不振。

而不愿意，也不敢学美国次贷方式“房地产引擎”（或其他类似泡沫）吸纳就业，不景气的实业向快递和网约车等低门槛输出了大量人员，导致此类产业恶性内卷愈发严重，工作量上升，收入下滑，随着希望逐渐消失，怨气愈发浓重，弃件跑路的新闻，更是层出不穷。

而一如手游市场自净失败，平台对于此类局势的后果非但毫无准备，反而将绑架城市物流动脉，以及愈发恶性内卷的环境当做了垄断盈利，以罚代管的本钱。

而我国的企业家得环境太易，就算有少部分懂点帕累托标准，企业责任，也难逃友商“宁愿自己不赚钱，也要饿死同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内卷竞争。

平台越是Too big，fall之后重组的过程和成本就越复杂。

固然，大多数人并不懂城市物流链的脆弱性和严重性，那么以娱乐举例。假如Steam因为怔治严重不正确被美国铁拳砸碎倒闭了，服务器和存档都没了，PC玩家需要付出多少时间才能找回那么多独立游戏和进度，那些基于Steam生存的小工作室和小厂商，毫无疑问会“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而二线厂商们同样难逃减员增效的选择，只有头部巨头有自建平台，规避震荡的能力。

然而，娱乐毕竟是娱乐，游戏没得玩顶多骂几句，但是如果食品，饮用水，药品，甚至办公必须品出现缺货，未能及时补上，想想历史中，发生过什么故事。

倘若快递从业的环境不受外界干涉的任由“温水煮青蛙”下去，不满爆发，行业剧烈震荡，“北平无战事”的部分情结恐并非戏言，届时沦为代价的，是一条条无辜的生命，无论来自传染病，生产事故，还是争抢物资中的意外事故。

固然长期来看，生产力是一切道德的土壤。但短期中，生产力本身是没有道德属性可言的，社会却需要被赋予道德的准绳和底线，即便在发现新的生产力和模式之前，因噎废食是愚蠢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行为，Oldpaths有史以来都是Deadend……

只因过去的书包太沉重，就把书包连同知识一起丢掉，是毫无疑问的自酿悲剧和愚行。但人始终需有容下脚踏实地的方向存在。因为希望与光明的消逝，是整个社会道德不可承受、难以弥补的创伤，悲苦，和绝望……

这是一件好事，是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一次小小尝试。

但能在网络上，尤其是知乎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早在去年青年节时，我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这真的不是标新立异，故作奇语。

在我看来，绝大多数蜗居在城市之中的人们，包括以社畜自称的蓝领、白领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最广泛的基层到底是什么样子。

大家所能看到的，同情的，为之登高一呼，能引起主流舆论的，也仅有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三种。这些群体的特点是，都在城里头工作，能够映入执事的眼帘。

绝大多数媒体工作者，网络社区运营者，编剧，话题制造者，只聚集在一、二线的霓虹深处。

但，数以亿计，户称百万，勤劳、狡黠、愚昧、善良的人们，并不在上述人的眼睛中存在，宛如真空。

但他们是鲜活的六万万人口。

我好多次想这个问题，我察觉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上、中、下层”的感悟大有不同。起初进工地打工，我是最不讨好工头的小工，许薪1500，克扣之后只有900块（当时说包吃住，后来又扣饭钱和保险钱）。后来我开始写东西，租住在200块的房子里，往来于省城最普通的小吃街，我觉得我日子过得挺不错的。

真的认为我就是中层，自我以上的衣食无忧，自我以下的生活困难。毫不夸张地讲，我明确地知道生活远不如我的人太多太多了，有吃不上一把面条上吊自杀的老头，有患了病不敢去医院，四肢厥冷靠自己烧自己取暖的老太，有身上过敏、长期失眠而身体很差没法干重活的妇女，有只能干苦力赚的钱全被儿子要走消费的中年。

能在城里送货、送餐、做买卖，是很多人想做而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

我那时已经快吃不上饭了，想找个来钱多的工作。发现给人送货一月能有2000块，决定当个送货的。打电话给人，那人问我啥学历，上过学没有？

我心说送货还要学历？这么严格了吗？

我说我大学啊。

未料对方嘿嘿一笑，婉言谢绝，说送货的初中毕业就行，你学历太高了，干不下去，你找别的活吧。我只好找了其他活，被骗去卖狗皮膏药，干到年底，说好的底薪1600，结果是一分钱都没有，还倒贴钱修自行车。

大家不要以为初中毕业要求很低，是个人就行。

要知道，即便是1990年生人，现在的平均学历也只能达到初中毕业的程度。

你说，对学习资源、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来说，有胳膊有腿，身体健康，识字解文，年富力强，能送外卖的，不是中层是什么？

在占全国人口四成——以前是五成甚至七成——的农村，这就是典型的高收入者，回家是能有体面的！

也就是几年前，我才知道，原来在很多人眼里，所谓底层，是把真底层的一半人口去掉以后再算的。

我的深入，一是当时确实没办法，二是的确想积累生活。现在的我，可以出入各种较为华丽的场合，有推不完的约稿，收入已然不算低了。但我人生中最为鲜活的记忆，全在卖狗皮膏药的那些年头，在掐桑叶指甲劈裂的记忆里。

人们有比任何人都生动、泼辣的语言，比任何人都自然、淳朴的表情，但也精于算计，碍于面子，揣着心事，愁着前程。

在小韩眼里——如果你读过我以前写的内容，就会知道他是我的工友——读过大学就算官员了，就很难体会普通人的辛酸了，就很难为人民办事了。

他几次三番对我说：“你以后当官，要当个好官。”

听我说我不当官后，他很生气，拿焊条砸我的帽子。

他说，你不当官谁还管我们？

我可以为大家登高一呼。

这位人社局的副处长办的事，是好的，是没有忘记我们建国之初理想者的理想的，是为人民服务中，最为非常重要的一面——真正地感同身受。在绝大多数媒体从业者、影视编导，困在车水马龙中，钢筋水泥里，只能坐想空谈时，执事者万不能步其后尘，要广泛地深入群众。这是国家有前途的前提，人民有希望的根蒂。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想建议一下

能不能在全国推广一下

每个月让公安局局长到基层值一天班

也许这样做了就不会派这种乌龟警了

(￣∀￣)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就是我党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一文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过程及各个环节，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有中心而又有秩序”等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原则，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系统化、条理化。“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我党老一辈的革命家也都是亲身实践我党群众路线的优秀模范。

敬爱的周总理就曾和北京群众一起，为志愿军炒面。

也希望其他部门的领导干部能够学习北京人社局副局长的做法，比如卫计委的领导们，完全可以到首都的大三甲医院去跟一晚上急诊，不用干别的，就负责患者的接待和转运，相信会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医患关系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不是追求某些指标上的完美，才能真正制定出能经受实践检验的方针政策来。

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好卡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等的合法权益。

这是几天之前的新闻。快递小哥的位置一直比程序员优先。

前几年还在接管理架构方面的咨询单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

企业决策一定要让一线基层业务骨干参与，办公室的领导们看的是远，但只能看到远方目标，看不到脚下的路能不能走，所以领导决策大多看上去好，执行的时候念歪算好的，踩到坑里的不少，甚至直接掉水里的都常见。

而一线基层业务骨干，会把达成目标的可行路线给画出来，至少能画出一部分。如果连他们都画不出来，那说明这个企业走不了这个路。

政府是一个更复杂，责任更重的管理体系，但来自基层，至少是充分了解基层的人也必须要有。

处级干部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决策层了，推动处级干部下基层(一周即可)体验的确是很好的办法。

支持这种体验。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句：外卖员委屈还需要自己去体验了才知道？这位副处长是不是不上网的？

ps：我当然知道实践出真知。但是你们是不是真的认为当官都要实践了才有能力制定正确的政策？

北京市出现了一群CP。

1927年412大屠杀前，CP在武汉主要工作有：帮女性离婚、逃婚，帮失业工人、失业学生找工作，帮车夫打官司降低份子钱。这些工作并不需要伟大的战略天才，而只需要平淡无奇的艰苦工作和枯燥乏味的计算。

就是通过这些淡无奇的艰苦工作，还不懂得武装斗争的CP就能把蒋记匪帮逼得走投无路，以至于这群陋鄙法西斯要靠黑帮手段、当街杀人才能翻盘。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当年的CP又出现在北京街头。组织这样一个节目，只有宣传部门是搞不起来的，没有人社局支持，他们找不到出镜人员，没有交警支持，王林同志的无牌小摩托跑不起来。

就冲这群CP的工作，我介绍下我ID的来历。

看完上边这段，各位观众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个部门。那我为什么对他们有怨气呢？

因为宣传工作是现阶段成本最低的工作。

以《我》片为例，它表达了官僚集团（此处为中性词，非贬义）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拉近了人民群众与相关部门的距离，暂时改善了相关部门的形像，鼓舞了人民群众的信心。在4月27日播出时，生产这个节目所需要的经费已经使用完毕，不需要再追加费用。有限的经费实现了不错的宣传效果，在微博上发布后引发热烈讨论，而且还可以在以后重复播出，也不需要再追加费用。

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其他部门实打实的持续付出，不是播完节目就算了。以该片第一集为例：

需要人社部门督促资本平台拿出真金白银为一线职工提升保障，这需要持续不断的钱。

需要交通部门加强管理，保障运营高峰的出行安全，这需要持续不断的钱。

需要教育部门加大教育资源投放，保障一线职工的子女教育，这需要持续不断的钱。

除上述三项外，还很多工作需要更多部门参与，在此不再赘述。

与上边那些持续不断的钱相比，一次制作完毕就可以重复使用的宣传作品所耗费的资源，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可就连这种“九牛一毛”的工作，在以前都看不到。十年的微博上乌烟瘴气，做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微博上居然以赞美中国人民为耻，连官宣工具二流报纸都加入其中。那些年，正面的宣传效果少得可怜，负面的宣传效果如日中天，以至于有些人连国家解体的小说都写好了。这对想灭亡我们的“人”来说，简直是巨大的宣传胜利。这种现象也从反面说明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我才说它们“尸位素餐”。

值得欣慰的是，死不投降的中国人民挺了过来，咬紧牙关走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进步，到了2021年，居然连宣传工作也开始出成绩了。希望北京市能够再接再厉，为其他地区做好榜样。因为北京市的形像宣传工作对全国影响极大，2003年，北京搞招牌统一风格，全国跟着风，希望这次《我》片也能推遍全国，让全国的干部走进群众。真正的CP不怕深入群众，不怕群众批评，而是勇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夏季多雨，当天一个炸雷，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的驴也被雷打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姓毛的，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驴！”

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咒骂教员的农民。教员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

教员“挨骂”可不只一次，同年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民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时，不幸雷击身亡。伍兰花悲痛之下大骂“世道不好”、“姓毛的带着官僚横行”等。

保卫部门闻讯后，把伍兰花押到延安，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教员知道后叫来保卫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他了解到：伍兰花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1935年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两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梁柱就没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

教员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连续两次“挨骂”，教员在群众的骂声中深刻反思，在当年11月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

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同时为了改变干部作风，进一步减轻边区压力，教员在当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他形象地把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并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相关回答

正实践了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也侧面应证我们活在一个割裂的社会。
有人，一天赚41元。
有人，一天赚200多万。

适当的差距，可以刺激人们更好的去努力。
但过大的差距，会让人们失去奋斗的欲望。
因为任凭你再怎么努力，一辈子的收入，也抵不上别人一天的收入。

明星是达到了某个行业的顶尖，可以拥有高收入，但不能拥有过高的收入。

应该有个度，超过这个度，是抹杀其他行业同样努力的人。

这位领导这次的体验很棒，让上面的人看到了平凡人的疾苦，真正的到群众中去。

而有些人，凭借老百姓给的热度，赚了超过自身能力的钱，却忘了自己曾经也是小老百姓。

真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可以公平的衡量一个人的努力，合理的分配报酬，别让公平这杆秤失衡。

事情本身倒还实在，但关键是以后。

如果他体验了（或别人看他体验了）民间疾苦，能激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社会公平，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热潮，那肯定是好事。

怕就怕有些人体验过了（或是看别人体验过了），懂了，这不是人受的罪。然后拼命跟老百姓“划清界限”，打死不肯不愿也不敢当老百姓，贪赃枉法追求享乐，死活把子女塞进去卡位子，只求上，不能下，堵死阶层流动通道……

那样就表错情，会错意，歪了。

很多时候，模范带头作用，不仅看模范，也取决于观众。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副处长到群众中去才体会到群众之苦，民心所向就是施政方向，为这个副处长点赞，“这个钱太不好挣了，真的太不好挣了”，他是发自内心的感叹，外卖小哥的不容易。

之前张大大在自我心疼的时候，杨幂就说过：“送外卖的人不辛苦吗？刚才他出去帮我们焯排骨不辛苦吗？他们今天蹲在这儿不辛苦吗？对半天稿子不辛苦吗？”所以你凭什么要别人了解你的辛苦？因为每个人都辛苦。

副处长离开了办公室，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亲自去体验了外卖小哥的生活，这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其实政策的制定就应该这样，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群众路线绝对是一大法宝，像外卖小哥一样，很多普通老百姓都是这样不断的为生活而奔波，希望国家多关心这样一些特殊群体，未来会更加美好。

世界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但是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被温柔以待。

interesting

人社局副处长，外卖骑手，有意思的组合。

一个掌管社保体系的部门领导，尝试了一个不给社保的职业。

表面上是体验生活，实际上无论他喊不喊累，都得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劳动关系处】

现在快递员在马路上出的事，不比工厂少。

挣的钱呢？

抱歉我没法精确计算。

你因为一系列的现实细节无法按时到。扣60%配送费。

都说快递小哥被困在算法里，究竟怎么困的？困的是人吗?

不，是收益和是风险，收益平台要稳的，风险个人全拿走。

所以当然会委屈。

无论你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什么曲折，回应你的都是冷冰冰的算法。最后的收益是算出来的。

而人社局的职责之一，就是想办法把人再“算进去”。满厅的用工退工业务，都是为了谁呢？

别看12小时42块钱看上去很拖后腿。我要是他领导我非常欣赏这样的下属。一天如果挣三百块，这个节目的意义是什么？国家正在敲打美团，难道你上节目是替他们做广告的吗。

不怕丢人，心有分寸，既识大体又豁的出去。他当然不会尝试同时接十几单，更不会商量着打电话要求提前点单。因为这些细节微操，都是平台逼出来的。

要为弱势群体发声，这时就绝对不能资本暗示你的潜规则。

话外音才是最强音。就是要告诉你，如果一个新手老老实实送，会面对什么。

外卖不好送，我也算是送过。

送外卖给我的感觉，有点抹杀时间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说，甚至辛苦二字不足以形容。

你得有想当程度的自欺，并且忘记自己正在浪费生命。自己只是在一单单挣钱，假装在奋斗，这样才可以送得高效。不然就要直视自己时间被贱卖的感觉。别人上下班用的交通工具，自己要一直不停的使用，像一匹永远在奔波的马，像一只永远不落地的鸟。

我在国外留学时开汽车送过外卖。山高路远，有时还需要上高速，也要去没路灯的乡村。

熟能生巧并不会让我开心，我认识的地方越多，业务越熟练，我越会感叹自己的青春不被珍惜，配送范围的家家户户被我送得如数家珍，到了傍晚却没有一家灯火属于自己。拿着热腾腾的餐盒，弥散着肉与奶酪的味道，脚踩着饭点儿来到别人门前。这个时候本该是自己和家人用餐的时候。我除了假装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很难说服我自己站在这里而没跑回家。

天气越不好活儿越多，天气越不好路也越危险，偶尔觉得这份风险像是有人花钱买我的命，我的命就是送餐的消耗品。后来我差点被车撞死那天也穿着工作服。虽然是下班回家出的事，但医生说我好几天可以不上班了的时候，我几乎出病床上跳起来。

从那以后，至今有车和我交错迎面而来，我手心都会下意识出汗，无法自控。

中国的快递员每两天半伤亡一人。

而绝大部分平台快递员没有社保，也不用汽车送。风险已经被资格隔绝在门外，由个体独自承担。

迟到少拿钱，差评还要反扣一份儿钱，全天不知多少单白干。如同砌好了一面墙被人推倒了让你重来。

为什么快递员讨不到薪会那么愤怒？

因为一直压抑自己的工作重复性带来的枯燥，压抑得很好。总能骗自己的青春有价值，更不敢告诉自己为了几块钱才跑那么一趟。

当他受伤得不到赔偿，干了那么多单却得不到工钱。他会把每一单里对人生的浪费记起来，在记忆里层层叠叠涌现，再也无法骗自己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他可能记得这个城市所有的路，但在回家之前都是迷失的。

话说，最应该来体验的，不是美团那些高管吗？

处长，或者其他非美团人员来体验，可以提供一个外部的佐证。但如果仅评价这个处长，那请问和前一阵子的“是否愿意多等5分钟”有什么区别？

5单挣41元，确实是十分苦逼。但请问是谁造成的5单只赚41元？点外卖的人吗？饭店吗？还是北京人社局或者底下的某个处？还不是美团自己定的这个价格？

不追根溯源，只是说外卖小哥真辛苦，然后呢？然后又开始呼吁，下次外卖超时，不要给差评啦。毫无变化，毫无新意。

美团作为一家因垄断而被立案调查的企业，拿着垄断带来的高利润，给员工如此低的报酬，请问钱到哪里去了？

四十一块钱的副处长也就这一天罢了，还不如四块五的妞好找。

没事儿整几次这种活儿给你们感动感动，也挺好的，有益公众心理健康。

说别的可就多余了。

有些话不能说的太明白，美团如果不想体面，那自然会有人让他体面。

哎，美团的觉悟还是不行，比老油条差远了。就不说77块钱的月租了，起码不能让人家觉得“委屈”吧，不然还怎么欺上瞒下？

好了，不抖机灵，其实这就是最近一系列动作之一。这些动作共同表现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要抽XX的耳刮子，告诉他们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在马爸爸思想的指导下，马爸爸被抽，马爸爸被抽，马爸爸也被抽，信号已经很明显了。

原以为近几年最主要目标是靠民族复兴理论凝聚一下国内免得动员力下降太快，没想到却做到了这一步。只能说超额完成了任务，也可能意味着上面嗅到了危险的气息。高，实在是高。

不敢多说了，多说估计又要小黑屋了。

12小时完成5单，这个工作效率低于外卖员的平均水平。

处长来体验生活，管理人员不会批评工作速度太慢；晚上没有挤过群租房（人均不到10平米的）；没有赶上极端天气风雨中送外卖............

也就是说，处长体验到这一天的辛苦，要小于外卖员一天经历的辛苦。处长只体验了一天，外卖员却每天如此。

真正的生活，比报道里的还要辛苦。

什么叫榜样？

这就是榜样！

建议这种名为群众路线的“文艺复兴”能推广开来

让各地官员都学学这位处长是怎么做的。

听过一期翻转电台的节目。

主持人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辨析了，送外卖不管挣钱多少，甚至比之很像的送快递，都更加是一个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