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期尽罢塞外诸城的做法是否决定了东汉时期长城防御能力的衰减?
汉宣帝时期：一个强大帝国的“休养生息”与“收缩防御”
汉宣帝刘询（即汉宣帝）在位时期（公元前74年—公元前49年），可以说是西汉由盛转衰前的最后辉煌。经过汉武帝时期的连年征战，虽然开疆拓土，但也耗费了国力。汉宣帝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注重内政，发展经济，与民休息。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对匈奴，汉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匈奴分裂内附，这使得边境相对安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宣帝推行了“尽罢塞外诸城”的政策。这里的“塞外诸城”指的是位于长城以北，汉朝在开疆拓土时期建立的一些军事据点和城池。例如，河套地区、漠南的一些郡县，在汉武帝时期是汉朝经营的重点，驻扎了大量军队，是汉朝对匈奴进行军事存在和威慑的前沿阵地。
“尽罢塞外诸城”并非是放弃长城本身，而是放弃了长城以北的这些深入敌境的据点。其背后有几个考量：
降低驻军成本： 维持这些塞外城池的运转和驻军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在边境相对和平的时期，继续投入巨资维持这些远离核心统治区域的前沿阵地，显得有些不合算。
集中力量防守： 将防守力量和资源从分散的前沿地带收缩回长城一线，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兵力和物资进行防御。这是一种“收缩防御”的策略，旨在巩固长城这一天然屏障。
适应新的地缘政治： 匈奴分裂后，虽然威胁犹存，但已不似汉武帝时期那样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对手。汉朝认为，依靠长城本身，配合边境驻军，足以应对大部分的边患。
这一政策的“善”与“恶”
从当时的角度看，汉宣帝的这项政策有其合理性。它确实为西汉节省了大量开支，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境民众的负担。如果西汉能够一直维持汉宣帝时期的强盛国力，并且边境的威胁也一直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那么这项政策的影响可能就没有那么负面。
然而，历史的演变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汉朝国力在王莽新朝之后逐渐衰落，到了东汉时期，虽然光武中兴，但整体国力与西汉鼎盛时期相比有所不如。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在演变和重组。
东汉时期长城防御能力的衰减：塞外诸城的“缺席”成为致命伤
当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后期，边境的威胁重新变得严峻起来时，汉宣帝时期“尽罢塞外诸城”的政策就显露出其巨大的弊端了。
1. 失去了预警和缓冲地带： 长城本身是一道重要的防御工事，但它是一道“被动”的防线。在长城之外的塞外诸城，虽然在汉宣帝时期被废弃，但它们曾经是汉朝在北方的战略支点，是情报收集、兵力调动和早期预警的前沿阵地。一旦这些据点消失，汉朝就失去了对北方敌情的第一时间感知能力，也失去了在敌人尚未抵达长城之前就进行拦截和消耗的机会。敌人可以更加从容地集结力量，直扑长城。
2. 防线“内移”，防御压力陡增： 当汉朝在北方边境遇到麻烦时，它只能在长城一线进行被动防御。这意味着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长城本身。长城虽然坚固，但其防御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大量的兵力驻守，并且容易被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如果汉朝能在长城之外拥有几个坚固的据点，就可以将一部分敌人的进攻引流到这些据点，从而分散长城的压力，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废弃了塞外诸城，就等于将防线“内移”，让长城成为第一道，也是几乎是唯一的防线，这对于国力相对衰退的东汉来说，是极大的负担。
3. 兵力部署的被动性： 没有了塞外据点作为支撑，汉朝在长城沿线的兵力部署变得非常被动。当敌人从长城之外发起进攻时，汉军只能在长城内部进行反应和调动。这种调动往往会因为距离和地形的限制而变得缓慢，无法及时应对突发的威胁。同时，如果在长城之外失去了战略主动，敌人就可以选择有利的时机和地点发动攻击，迫使汉军疲于奔命。
4. 情报的滞后性： 塞外诸城的存在，使得汉朝能够更有效地收集北方民族的动态信息。一旦这些据点被废弃，汉朝对北方民族的动向的了解就会变得滞后，常常是在敌人已经集结完毕、兵临城下的时候才得知消息，这为有效的防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东汉时期，边境的游牧民族并非铁板一块，有分裂也有联合，汉朝如果能掌握这些民族的内部情况，就可以运用分化拉拢的策略，化解一部分危机。但缺乏了塞外前哨，这种能力就大大削弱了。
5. 心理和战略上的影响： “尽罢塞外诸城”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种战略上的收缩和防御心态。这种心态一旦形成，往往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战略思维，使其倾向于保守，不敢主动出击，也失去了在边境地区塑造有利态势的能力。
总结来说，汉宣帝时期废弃塞外诸城的做法，虽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它剥夺了后世，尤其是东汉王朝，在长城防线上拥有战略主动权和纵深防御能力的关键。 当北方民族卷土重来，并且东汉的国力已不如西汉鼎盛时期时，这种“收缩防御”的后遗症就暴露无遗。失去了预警缓冲地带，失去了战略支点，长城防线就如同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手臂，其防御能力必然大幅衰减。东汉时期频繁的边患，以及最终在边境地区出现的种种危机，都可以看到汉宣帝时期这项政策留下的深刻印记。可以说，这项政策的长期负面影响，在东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对该时期的边疆稳定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损害。
网友意见
看了部分回答，更强烈地感受到，司马光对后人的历史记忆误导何其深刻。
要知道真实的历史，一定要搞清楚：
1，城是干什么用的？
2，“罢塞外诸城”发生的具体时间点及环境。
先讲第一点。
长城绝对不是一条连续不断的单线式防线，职能也非消极防御。
汉的长城是一个纵深国防地带，由一系列互相套嵌的国防区域组成，具有攻守双重职能。
每个国防区域都充分利用了地理形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
同时更要“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其中，外城就是塞外诸城。建筑始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
这些外城兼有攻击前出基地的职能。日后随着汉军机动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些外城日趋演变为打机动战的屯兵所。配有相辅助的侦察、预警体系（亭、障、烽、候），一旦发现敌军，就可以主动打击。而非消极防御。（附注：后来唐朝名将张仁愿就是效仿汉军策略，力主在主防线之外建立塞外诸城，包括三座主城和一千八百所烽候。张仁愿还拒绝为三座主城修筑防御设施，因为：“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
接着看第二点，“罢塞外诸城”。
这句话出现在哪里？《资治通鉴》。
但是——
《汉书》宣帝纪里没有这句话，只在匈奴传里出现了：
“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
这句话虽然出现在汉宣帝地节二年部分，但说的恰恰是之前的事情。
汉武帝晚年，出于策略考虑，暂时放缓对外用兵和西域屯田的节奏。同时封富民侯，改善民生。目的是为了新一轮的万里远征做储备。
到汉昭帝时代，汉就开始重新启动对外经略。傅介子、常惠、郑吉、赵充国，都是这一时期活跃的英雄。
汉逐渐在西域站稳脚跟，同时对匈奴和西羌都取得了军事优势。“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但匈奴并未服输。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
这说明当时汉军在塞外仍有军事存在，匈奴也仍能形成机动战的压力。
四年后（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汉匈角力逐渐延伸到乌孙。
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军大举出塞。匈奴不敢正面迎击，一路退避。这年冬天，单于亲自率领万骑击乌孙，却：
“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
接下来：
“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
“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
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汉已经占据了巨大优势地位。基本处在随时可以反制匈奴的状态。
紧接着，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匈再次开战。
“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
匈奴一路败退，又赶上大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第二年（公元前67年），又发生了西域城邦国家组成联军打击匈奴的附属国车师。接着，汉开始在车师屯田。匈奴也前来屯田，但却在随后六年间连续遭遇军事挫败。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单于呕血而死。
接着就发生了匈奴内部的大分裂，因此引发出元帝朝陈汤“虽远必诛”，斩杀郅支单于的经典战例。
可以说，此时汉与匈奴的较量已经逐渐偏移到西域。最终以汉的大获全胜告终。
所以才有了昭君出塞的故事。后人多以此为悲剧，殊不知汉初和亲，汉公主远嫁且不受待见。现在单于来长安拜见汉天子，领个宫女回去当老婆。恰说明大汉扬眉吐气，彻底逆转双方关系。
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呼韩邪单于主动申请替汉守卫边塞，“请（汉）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对此，很多中央官员从单一财政尺度认为可以接受。只有“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
侯应深入分析了边疆形势，指出要立足长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时省钱，“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只能花更多钱，而且未必有功效。他还特别强调了，之前已经“罢外城，省亭隧”，但仍保留了塞外的侦察警戒圈（候望通烽火）。现在竟要全面废弃边防体系，实在不能接受。接受了就是违背了“安不忘危”的古训。
汉元帝深受触动，力排众议，否决了撤除边塞国防体系的建议。
由此可知，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恰恰是积极国防和优势地位的展现。只是撤除了攻势野战的基地（因为已经无野战可打），但仍保留了前沿预警系统。
将之理解为汉武帝晚年策略性撤轮台之戍的延续，是上了司马光历史剪辑法的当。完全忽略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多故事。再将之与后汉撤除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治系统相联系，再把这个撤除理解为汉的衰颓，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要知道，一辆车固然是既要有发动机还要有倒车和刹车。因此国家战略也是有进有退。但进退有各种情况。近代百年耻辱，让我们习惯了用弱国心态看问题，从而忘了两千年前，我们恰恰是一个大国、强国、文化上位国。西汉宣元时期的所谓“收缩”，绝非因弱而缩，苟延残喘。而是强悍的表现，和后来李世民不修长城大致类似。
但是，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开拓河湟，写历史时就不断强调中原王朝的败仗，无限夸大拓边的风险。以至于很多数据前后矛盾，超越常识。深刻误导了后人对历史尤其是两汉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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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杰，喜欢做白日梦的历史拓荒者。凤凰鼎力推鉴主讲人。著有《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李鸿章时代》。策划：《地缘战略经典译丛》、《二战东线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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