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在干嘛？

三国时期民族状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乌桓与鲜卑

汉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与交往较为频繁。汉灵帝时期北方的鲜卑统一草原，“杀掠吏人”“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

汉朝欲北击，反为其所败“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欲与之讲和，不从“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寇抄严重，导致边郡人口流散“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

然檀石槐死后，鲜卑再次分裂“檀石槐死，时年四十五，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亦数为寇抄，性贪淫，断法不平，众畔者半...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小，兄子魁头代立。魁头既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代立。”

很值得一提的是，乌桓与鲜卑，选举首领的方式从部落公选制转变成世袭制的时间相当相近，皆在汉末

• “自檀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
• “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郡，众皆从其号令。”

这代表着游牧民族由原始公社的性质向封建化的性质进行了一定的转变。如果考究原因，这与汉族人民因沉重的赋役逃亡到少数民族部落中，带来较先进的技术与制度是不可分割的。

早在灵帝时期就出现“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的情况（其实西汉这种情况就很严重了），诸侯争霸时又更进一步出现“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相对来说，近乎原始公社的部落制，对于百姓的剥削是较封建帝国轻的，所以往往逃亡到北方游牧民族去。

乌桓在汉末曾与汉族起义将领张纯结合“寇掠青、徐、幽、冀四州”“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河北四州遍地沦陷，兵峰直指东汉腹地，可谓声势滔天。

这场边患最后由上任的幽州牧刘虞解决。刘虞之前担任幽州刺史的时候就是“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这次上任幽州牧后，凭借自己在少数民族的威望“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

这也看出，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不当一味以威服，亦当恩威并施。南宋学者洪迈于《容斋随笔》曾提到：^[1]“乌丸、高车不知礼法，裴、陆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矣。后之人读纸上语，专以鹰击毛挚为治，而不思救弊之术，无问华夷，吾见其败也。”

辽西乌桓丘力居跟随张纯可谓称雄一时，其子塌顿则犹在其父之上，史称其“以雄百蛮”“边长老比之冒顿”

塌顿统合了分散的乌桓诸部“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众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犹秉计策。”并积极参与中原诸侯的争霸，曾跟随袁绍合击公孙瓒，又接纳被曹操击败的二袁与曹操争锋相对。前后掳掠，受纳的汉族人口多达十余万，乌桓在其执掌下达至极盛。郭嘉认为：“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可见中原对此时乌桓的忌惮。曹操因此率众奇袭远征乌桓，于白狼山斩杀塌顿，首虏胡汉二十余万众。此后乌桓走向了衰落。

此外还要提到一人，名为阎柔。大约是在汉末战争掳掠到少数民族部落的汉族。但阎柔在少数民族极具有威望。“为其种人所归信”。乌桓总人口加起来为一万六千落。阎柔在白狼山之战曹操大败乌桓之后“柔所统乌丸万馀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其弟阎志在少数人民中亦有威望，曹魏边地牧守田豫曾与轲比能战而失利，围困在马城，但阎志劝导却能让轲比能直接退军而去。阎氏兄弟的案例似乎也能证明在少数民族部落中，汉族人民并未受到区别对待，或者说可能还受到了更尊崇的待遇。

因为阎柔在少数民族的威望，“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而曹操待其如子“太祖甚爱阎柔，每谓之曰：“我视卿如子，亦欲卿视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讬於五官将，如兄弟。”对于阎柔的厚遇，也可以反映出中原政权对于少数民族重视的态度。

对于乌桓，鲜卑，中央政权采取互惠互利的贸易交融，汉代的护乌桓校尉：“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赏赐质子，岁时互市”，刘虞曾“开上谷胡市之利”，史书视这一政策为改善幽州的重要因素。

曹魏因之，如“阎柔上贡献，通市”“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馀骑，驱牛马七万馀口交市”魏末对于拓跋部“娉问交市，往来不绝”

另设护鲜卑校尉，史书有载洛阳的繁荣为“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反映了曹魏与胡人贸易的情况。

边疆的汉民逃亡至部落的现象有减缓“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招广布恩信，招诱降附。建义中郎将公孙集等，率将部曲，咸各归命；使还本郡。”“诸叛亡虽亲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鲜卑方面也较为配合：“遣魏人千馀家居上谷”。可以说两汉以来亡叛诸胡的现象得到一定的遏制。

当然，曹魏与乌桓、鲜卑的矛盾依旧存在。曹操在白狼山之战大胜后，将乌桓编为自己的部队，成为“天下名骑”。从部落转化为封建国家的兵士，受到的压迫也增多，曹操征汉中时，有乌桓王鲁昔为骑督，其妻子质任，鲁昔思念妻子，亡叛，最后为梁习率军所杀。次年，代郡乌桓再次叛乱，为曹彰率军所击败。田豫镇边时又斩杀了桀黠不恭的乌桓王高进。

鲜卑则更为头痛，曹魏王朝方建立，便是“北狄强盛，侵扰边塞”。田豫提出“构离之，使自为雠敌，互相攻伐。”，后素利，步度根，轲比能三部果互相征伐。田豫自己采取：“摧抑兼并，乖散强猾。凡逋亡奸宄，为胡作计不利官者，豫皆构刺搅离，使凶邪之谋不遂，聚居之类不安。”

然步度根等人非轲比能敌，屡为其所败，轲比能终究渐渐强盛起来，控弦十余万。可见史文对传主多溢美之词。其后对于王雄，称其毁豫乱边，为国生事，也是不实之言。自王雄为幽州刺史，遣刺客击杀轲比能，曹魏边患才稍息。

“涿北接鲜卑，数有寇盗”的情况下，曹魏也不得不采取“屯居，筑京候...吏民相率不督自劝，旬日之中，一时俱成。守御有备，寇钞以息。”的措施。

此后明帝时与鲜卑冲突仍然不少，轲比能诱招步度根叛乱，击败毕轨，寇抄并州，杀掠吏人，蒋济甚至用了“今失并州”的说法，最后轲比能为秦朗所败，亡出塞。再之后为刺客韩龙所杀，鲜卑强者远遁，弱者请服。

但寇抄依旧难免，一直到魏末，“时匈奴王刘靖部众强盛，而鲜卑数寇边，乃以礼为并州刺史，加振武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往见太傅司马宣王，有忿色而无言。”可见治边的麻烦，对于时人来说是件苦差事了。

至于晋代“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由是边境获安，无犬吠之警，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在治边上，其实并无太大瑕疵。引起永嘉之乱的是西晋政治的腐朽，对底层人民的压迫，导致胡汉底层人民联合起来反抗。至于之后才渐渐转变成民族矛盾。

匈奴

和在汉末的乌桓一样，匈奴也采取了和汉族起义军结合的策略“与西河白波贼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此后又依附于袁术“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馀贼及於夫罗等佐之。”，甚至我们还可以在献帝出逃与李傕作战中看到他的身影“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

匈奴在汉代“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而到了曹魏，对于少数民族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梁习至并州后“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於编户。”

可以看到，匈奴不再是“不输贡赋”，而是要逐步承担徭役。此外乌桓有租调“招既教民战陈，又表复乌丸五百余家租调”，羌亦有“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想来匈奴也不例外。

为了加强对匈奴的控制，曹操又将匈奴分为五部，留单于于邺质任，遣去卑归监其国。选汉人为司马，魏末又改帅为都尉，单于虽设，已无多大实权。西晋曾有人感叹：“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

羌、氐及西域

处于凉州的少数民族是汉一直以来的大敌和头痛对象。羌胡一度“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东汉面对羌胡沦陷的土地并不算少。追其原因，内附的羌族往往为汉族豪强与政府所压迫，从而怒而反叛。

• “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
• “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

一直到汉末，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将数万骑入寇三辅，皇甫嵩击之失利而还，张温、董卓、孙坚等诸军击之大败而归，朝野震动，乃至“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

至曹操时期，分化，吸纳，摧毁了韩遂、马超的羌汉混杂的势力，初步平定凉州少数民族。曹丕又遣名将牧守讨破河西。以威恩招怀羌胡。此后羌族叛乱逐渐稀少，虽不能说没有，但比之于汉，可谓大大减少。

此外，曹魏还收复了自汉末断绝的西域。“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西域流通，黄戎入贡”，《楼兰尼雅文书》发现了西域诸国与魏晋的“过所”（通行证），反映了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商贸。此外还有有关屯田的文书，曹魏于西域设戍己校尉，在西域实施屯田。西域都护府的实权逐渐转移到敦煌太守手上。

曹魏于河西取到如此成功的成果。无疑要归功于曹魏对河西的用人政策。据统计，可考的凉州刺史与河西诸郡太守中，有韦康，苏则，杜通，辛机，毌丘兴，邹歧，张既，温恢，孟建，王惠阳，尹奉，徐邈，仓慈，王迁，王浑，赵基，王延，皇甫隆。

其中除去杜通，辛机，邹歧，尹奉无甚作为外，其他或多或少都有治名（即使韦康死后，也是“州人凄然，莫不感愤”），温恢虽未到任，确实为曹魏初期的名臣之一，可见曹魏对于凉州之地的重视。这些名守招怀流民，稳定地方秩序，兴建水利，劝课农桑，鼓励贸易，摧强抑弱，稳定了河西的政局。

及至西晋，晋初晋朝对于河西郡守与刺史多由中央委派，但却多死于边事，于中后期又不得不起用凉州本地大族来稳定政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凉州经济的发展，为十六国时期较为稳定的前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东北诸民族

公孙度是辽东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同郡徐荣荐度为辽东太守。他到任后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馀家，郡中震栗。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可谓一方豪雄。

高句丽于汉时数寇辽东，攻玄菟，焚烧候城，入辽隧，杀吏民。斩杀辽东太守蔡风。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

至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时，乘高句丽内乱“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馀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

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之时，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

公孙氏于辽东及东北各民族可谓威名赫赫。“有扶余、濊貊之用。”至景初二年，方为魏所灭。

再此后，魏对辽东也进行不断的开拓

• 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馀人。...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韩。
• 正始六年，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濊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其八年，诣阙朝贡，诏更拜不耐濊王。居处杂在民间，四时诣郡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
• 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句骊沛者名得来，数谏宫，宫不从其言。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举国贤之。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
• 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馀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馀口，论功受赏，侯者百馀人。穿山溉灌，民赖其利。

其他方面，大月氏，倭国等国家与曹魏也有朝贡外交的往来

我们可以看到，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汉末，曹魏进一步融合，但也逐步加重了负担，要承担赋役，甚至一些少数民族沦为了依附民“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去当了汉族豪强的奴婢，佃客。最终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了晋末之乱。而长期的征战，又让阶级矛盾逐步转化成了民族矛盾。

吴蜀方面

蜀汉面对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南中的少数民族叟族，僰族，濮族以及羌族。

诸葛亮征南中，南人不复反的故事赫赫有名。然细考，史书终有溢美之词。

• 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
• 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
• 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安上县，去郡八百馀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寻考诸书，郡守，中领军等高官死于南中之叛的远不止一名。诸葛亮对于南中是怎么样的呢？史书称诸葛亮有三不留，然周一良先生考证，三不留亦是溢美之词。诸葛亮分其羸弱配大姓，又令大姓世掌部曲，这其实也加剧了蜀汉人身依附性的加强，与东吴，曹魏的给客，复客的制度相似。

诸葛亮没后，南中又叛，但邓芝依旧采取与诸葛亮一样的措施“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可见此事绝非一例。又“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赋役还是较沉重的。

当然，并不能否认诸葛亮对于南中经营的贡献。诸葛亮对于南中文化的促进与生产手段的提升，也是不容抹杀的。

对羌一方面，蜀汉按战略“西和诸戎”，汉中之战以甚得羌胡心的马超，安排他进行作战，得氐雷定羌万余落的帮助，姜维北方时，又有胡王白虎文等来助。应当承认，蜀汉的北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羌胡的人力与物资的支持。

孙吴方面主要面对山越，吴越之地自古即出铜铁，山民能铸造兵器，食物以粮谷为主。

《诸葛恪传》叙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与务农为生的汉民并无二致。正因为这样，所以史书上经常不称越民而只称山民。山民与汉民的区别，主要在于山民不给孙吴统治者当兵纳粮。由于山民已基本丧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胁到孙吴政权的生存，往往被具有军事知识的将领所征服。如采取了“强者补兵，弱者补户”的策略，一定程度上给江南的开发带了了利处。

五溪蛮夷归属吴。钟离牧此后历任公安督、濡须督，又“以前将军假节，领武陵太守。死后，家无余财，士民思之”。说明武陵各族人民对于清官还是乐于拥护的。

此外孙吴在荆楚曾与曹魏争夺过梅氏夷王的支持，柤中夷的归属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魏吴对于襄阳的控制。

南越方面，先以士氏割据交州，“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此后孙吴对岭南采取羁摩政策，这是由于越民经济落后，无何产品可供榨取。至岭南山海珍物，则多被秦、汉、越、吴统治政权及当地官吏豪族掠夺以去。

孙吴岭南官长当以陆胤为最有特色，《三国志》卷 61《陆凯传附弟胤》载中书丞华核上表推崇陆胤在为交州刺史时的政绩说：

• 胤……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到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影从。众无携弍，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

从以上华核赞赏陆胤的话中，可知从汉末到吴的官长率多贪暴，不得民心，所以交州各族人民一得到陆胤这样好的刺史，都感恩顺从。说明交州民众拥护好官长，至于民族界限，并不是主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对于少数民族，有怀柔的一面，但也有掠夺的一面，曹魏曾掠夺羌族“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蜀汉曾掠夺南中“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这些少数民族的战争，并不是正义的。

少数民族在汉末多参与诸侯征战，如董卓麾下“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公孙瓒“胡夷健者常乘白马，瓒有健骑数千，多乘白马，故以号焉”，袁绍自夸军事实力有“长戟百万，胡骑千群”，曹操有“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零、屠各、湟中羌僰,霆奋席卷,自寿春而南”蜀汉“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孙吴据统计更是二十万兵中，出自山越者居半。

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所构成的军队在各军阀中占据较为重要的部分。成为中原政权征伐所驱驰的先锋。

参考

1. ^ 《容斋随便.卷十三》：曹操以裴潜为代郡太守，服乌丸三单于之乱。后召潜还，美其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从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驰；既驰又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单于反问果至。元魏以陆俟为怀荒镇将，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复请前镇将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过期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世祖切责之，明年，诸莫弗果杀孤而叛。帝召俟问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车不知上下之礼，故臣治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诸莫弗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悦其称誉，专用宽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骄慢，孤必将复以法裁之，众心怨怼，必生祸乱矣！”帝然之。裴潜、陆俟，可谓知为治之道矣。郑子产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宽，是以致萑苻之盗，故孔子有宽猛相济之说。乌丸、高车不知礼法，裴、陆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矣。后之人读纸上语，专以鹰击毛挚为治，而不思救弊之术，无问华夷，吾见其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