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季汉人口为何一直稀少？
一、 起家于流亡，根基不牢固
刘备起兵之初，并非如曹操、孙权那般拥有稳固的基业。他经历了漫长的颠沛流离，从荆州到益州，一路都在招募士卒，聚拢人心。这种“草创”式的建国模式，使得其初期人口基数就相对薄弱。在寄人篱下的过程中，人口的流入往往是权宜之计，而非稳定的人口增长。
二、 战略上的失误与地理的劣势
荆州丢失的重创： 荆州作为刘备集团早期最重要的势力范围，人口稠密，资源丰富。然而，在关羽失荆州后，大量拥护刘备的荆州士族和百姓随之流散，成为季汉人口衰退的第一个重大打击。这不仅是人口的损失，更是人才和税赋的损失。
益州地缘的限制： 季汉最终定都成都，占据益州。益州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易守难攻，但也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大规模的迁徙。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和人口增长相对缓慢，也使得益州的人口承载能力不如中原地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蜀道险峻，交通不便。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季汉一道天然的屏障，保护其免受曹魏的攻击，但也极大地阻碍了人口的迁入和货物的流通。无论是兵员的补充、物资的运输，还是文化的交流，都因这道地理鸿沟而变得困难重重。
三、 持续的战争消耗与高强度的军事动员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季汉虽然以“守成”为主，但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宏愿，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伐。
北伐的巨大消耗： 诸葛亮、姜维等人的北伐，虽然在军事上屡有建树，但每一次出川都意味着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士兵在战争中伤亡，后勤补给也对本就稀少的人口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征兵、征粮、征材，每一次动员都让本已不多的百姓承受重负。
兵源枯竭的困境： 随着战争的持续，季汉的兵源枯竭问题日益严重。不得不从仅有的青壮年男性中征兵，这不仅减少了生产力，也使得年轻人口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口的繁衍受到直接影响，自然增长率低下。
战俘的处理： 相较于曹魏和东吴，季汉俘虏的敌军数量非常有限，也难以通过大规模俘虏来补充人口。
四、 经济发展受限与民生维系的挑战
农业的局限性： 尽管益州土地肥沃，但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受到一定限制。此外，频繁的军事征调也影响了农业生产，使得粮食产量难以大幅提高，难以支撑庞大的人口。
商业的式微： 蜀道之难，贸易受阻，也使得季汉的商业发展相对滞后。这影响了其财政收入，进而限制了政府在民生改善和人口吸引方面的投入。
赋税徭役的压力： 为了支撑连年的战争和政府运转，季汉不得不对百姓征收较高的赋税和徭役。这无疑增加了百姓的负担，降低了生活水平，也可能促使部分人口外逃或选择少生优育。
五、 政治制度与政策的影响
人才外流： 尽管季汉以“仁德”立国，吸引了部分人才，但随着其战略的失利和北伐的受挫，一些原本支持刘备的士人，尤其是荆州士族，也曾因为对前途的担忧而产生动摇。例如，一些荆州人士在蜀汉后期对政治感到失望，选择离开。
社会凝聚力： 相较于曹魏和东吴，季汉作为一个以“兴复汉室”为政治目标的政权，其社会凝聚力虽然在初期非常强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战略目标的遥远，以及人口基数的持续劣势，这种凝聚力也面临着挑战。
六、 繁衍与传承的断层
由于战争的损耗、生活条件的限制以及青壮年人口的减少，季汉人口的自然增长受到严重影响。即使有零星的人口迁入，也难以弥补战争和生活带来的巨大缺口。每一代青壮年的大量损失，都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的出生率和成活率的下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总结来说，季汉人口稀少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从刘备早期起家的根基不稳，到荆州丢失的重大打击，再到益州地理的天然限制，以及持续的北伐带来的巨大消耗，这些都使得季汉在人口数量上始终处于劣势。经济发展的瓶颈、民生维系的挑战，以及政治和军事政策的失误，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最终，人口的稀少不仅限制了季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发展，也成为其无法摆脱的宿命，最终在与曹魏、东吴的较量中，成为了其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意见
这种事咱们就不说虚的了，直接上干货。
蜀汉人口户数确实没怎么增长，可事实上东吴和曹魏也没好到哪儿去，人口一直是负增长的，我们先来看曹魏的。
《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
“（魏氏）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而曹魏当时所掌控的十二州，大致相当于东汉的司隶、冀、并、幽、兖、豫、青、徐、凉等州外加南阳、襄阳一带，而这些地方人口在东汉时是多少人呢，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的计算，“仅由上举东汉诸郡国相当区域内的人口数字，既有五百六十四万八千七百户口、三千一百三十七万一千零九十九口，且扬州之庐江郡，荆州南郡之襄阳户口数不计在内”。
户数六十六万对五百六十四万，口数四百多万对三千多万，差了多少明眼人都能看的出来。
再来看孙吴那边，《三国志·孙皓传》：
“王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孙吴的荆、扬、交、广四州，大致相当于东汉的扬州、交州、荆州等地，而“据《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荆州共有一百三十五九千三百九十四户，六百二十六万五千九百五十二口，即便减去南阳郡、南郡二地户口，大致仍有七十万八千二百七十三户，三百零七万八千七百三十口，仅此数字，就远高于孙吴图籍所载户口总数。”
这还只是光荆州一个地方的，还没算交州扬州那边，由此可见，蜀汉人口户数不怎么增长不是个例，其他两国也都彼此彼此。
（再加一条，根据评论区
@粵蠻寧泊提供的数据，《通典》：赤乌元年，有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与平吴之后的数据对比几乎零增长，更加印证了孙吴户籍人口萧条的事实。）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战乱迭起十室九空是原因之一，吏户兵户单独分立于民籍之外也是原因之一，可这些都不是导致人口锐减的最重要原因。
其实人口户数这种东西，并不是对于全国境内所有人口的最直观统计，这些数字只代表的是国家所掌控的著籍人口，也就是上了国家的户籍，要给国家缴纳赋税的那种，但魏晋时期正好是流民四起、豪强林立的时候，这些因为战乱脱离了自己的土地的流民怎么办呢？大多数都去作为佣客，投充了那些地方豪强，做了他们的依附民，而受到这些豪强荫庇的私属佃农，自然是不需要再向国家缴纳赋税，因此也就不在国家的户口上了。
就说明面上的，曹魏有屯田民，而在曹魏后期，屯田民是可以赏赐给公卿大臣的，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只需要向私家纳租，东吴也有个类似的制度，“领兵复客制”，也是把屯田客赏赐给功臣做客，免除赋役，比如吕蒙受“赐寻阳屯田六百人”之类。
这些还只是国家法律承认的赏赐，至于国家不承认的下层人民，前去投奔豪强的就更多，以至于在司马炎刚登基的时候，不得不“诏禁募客”，灭吴之后颁布户调制，更是严格规定了各级官员能荫庇佣客的数量，这固然是一种限制，但也是国家明确承认这种行为合法的一种妥协，事实上，这个法令并没有太大作用，这种作为封建依附者的客仍然在大量发展。
所以，对于这种大量底层人民都投充豪强大族门下为其雇佣的社会现状，最终导致国家掌握的编户齐民越来越少，而户籍以外的依附民越来越多，因此各国户籍上的人口户数，包括能够收取的赋税也是只见减少不见增加，出现如同蜀汉户籍人口几乎数年不见明显增长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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