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山越族对吴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山越族，这个在三国时期被吴国长期关注和处理的南方民族，对东吴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可以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如果把东吴比作一艘承载着汉族士族力量的大船，那么山越族就像是船底潜伏的暗流，时而涌动，时而威胁着这艘船的航向。
一、 严峻的内部威胁：分裂的隐患与军事上的牵制
首先，山越族的存在，直接构成了东吴疆域内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他们盘踞在会稽、丹阳、鄱阳等南方地区，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些地方的百姓，与南方的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人也加入了山越的行列。
起义与反抗的常态化： 在东吴立国初期，山越族的反抗尤为频繁。他们的首领往往利用当地的地理优势，组织部众进行劫掠，甚至公开与东吴的郡县官吏作对。这种此起彼伏的反抗，使得东吴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镇压，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税收，也消耗了大量的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的牵制： 为了应对山越族的威胁，东吴在南方地区长期驻扎着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无疑分散了东吴在中原战场上的兵力部署。要知道，三国鼎立，东吴最大的敌人是曹魏，其次是蜀汉。如果能将这些用于镇压山越的力量投入到北伐或与蜀汉的对抗中，东吴的军事态势可能会更加有利。但现实是，他们必须时刻警惕后方的动荡，这种“腹背受敌”的局面，是东吴战略上的一大掣肘。
内部统治的不稳定： 山越族的频繁起事，也直接威胁到东吴内部的统治秩序。每一次大规模的反抗，都可能导致周边地区人心惶惶，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即使是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如果背后缺乏稳固的统治，也难以安心发展。
二、 经济发展上的掣肘与潜在的劳动力来源
山越族的存在，对东吴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双重影响：
阻碍经济发展： 在山越族控制或频繁活动的区域，正常的农耕和商业活动难以开展。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这都是山越族活动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东吴希望将这些南方地区发展起来，但山越族的抵抗，无疑是一道巨大的障碍。
潜在的劳动力开发：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东吴的统治者也看到了山越族潜在的劳动力价值。如果能够成功地“招抚”或“征服”他们，将他们纳入东吴的统治体系，这些勤劳的南方民族，将是东吴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尤其是当时东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开垦土地、修建水利、发展商业。
“江南之地，本国之沃饶，而山越犹处其间，未能率土之宾。” 这是对南方地区经济潜力的描绘，也暗示了山越族是这片沃土上的“不确定因素”。
“招徕山越，则民日增，耕稼渐充，则食足。” 孙权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表明了东吴统治者对开发山越族劳动力的期待。
三、 政治与军事策略上的调整：招抚与镇压并用
面对山越族的挑战，东吴并非一味地采取强硬的镇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了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吴的政治与军事模式：
“江南之乱，自陆逊破山越，乃止。” 陆逊的赫赫战功，很大程度上平定了东吴早期山越族的剧烈反抗，为东吴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策略，包括招抚和镇压相结合，既展现了军事上的强大，也留有怀柔的一面。
“招徕”与“流民”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吴逐渐摸索出了更成熟的山越族管理策略。除了军事上的打击，更注重“招徕”和“安置”。例如，允许部分山越族百姓迁徙到相对安定、土地肥沃的地区，给予他们一定的政策优惠，让他们融入东吴的社会经济体系。这种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东吴的人口和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瓦解山越族的内部凝聚力。
“移山越”与“服山越”： 在一些关键时期，东吴还会采取将山越族“移”到其他地区，或者通过“服”的方式，让他们归附，成为东吴的兵源或劳动力。这种策略，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稳定和发展南方地区的一种手段。
对士族的影响： 东吴统治者对山越族的管理，也间接影响了东吴的士族阶层。一些士族凭借与官方的良好关系，或者利用自身在地方的影响力，参与到对山越族的“招抚”和“安置”过程中，从中也获得了利益和声望。
四、 长远的影响：南方地区开发与东吴文化融合
山越族问题，虽然给东吴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从长远来看，东吴对山越族的处置，也为南方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南方开发的基石： 正是通过持续的镇压、招抚、安置和同化，东吴最终将原本分散、不稳定的山越族地区逐渐纳入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这使得南方地区能够逐步安定下来，开发农业，修建水利，发展经济。可以说，山越族的“驯服”，是江南地区能够成为东吴富庶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族文化的融合： 在这一过程中，汉族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也发生了碰撞与融合。山越族在融入东吴社会的同时，也带去了他们自身的文化习俗。这种融合，虽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无疑丰富了东吴的文化多样性。
对东吴政权的“磨砺”： 山越族的长期存在和反抗，也对东吴的政治和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种“磨砺”。东吴政权在应对这种持续性的内部威胁时，不断调整策略，积累经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统治能力和应对危机的韧性。
总而言之，山越族对东吴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几个零星的反抗事件。它是一个贯穿东吴政权始终的、深刻影响其内部稳定、军事部署、经济发展和政治策略的重大课题。东吴统治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展现出的策略灵活性，以及最终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东吴的历史走向，也为后来的南方开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可以说，没有对山越族的有效处理，东吴很难在南方站稳脚跟，更遑论与曹魏、蜀汉三分天下了。
一、 严峻的内部威胁：分裂的隐患与军事上的牵制
首先，山越族的存在，直接构成了东吴疆域内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他们盘踞在会稽、丹阳、鄱阳等南方地区，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些地方的百姓，与南方的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人也加入了山越的行列。
起义与反抗的常态化： 在东吴立国初期，山越族的反抗尤为频繁。他们的首领往往利用当地的地理优势，组织部众进行劫掠，甚至公开与东吴的郡县官吏作对。这种此起彼伏的反抗，使得东吴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镇压，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税收，也消耗了大量的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的牵制： 为了应对山越族的威胁，东吴在南方地区长期驻扎着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无疑分散了东吴在中原战场上的兵力部署。要知道，三国鼎立，东吴最大的敌人是曹魏，其次是蜀汉。如果能将这些用于镇压山越的力量投入到北伐或与蜀汉的对抗中，东吴的军事态势可能会更加有利。但现实是，他们必须时刻警惕后方的动荡，这种“腹背受敌”的局面，是东吴战略上的一大掣肘。
内部统治的不稳定： 山越族的频繁起事，也直接威胁到东吴内部的统治秩序。每一次大规模的反抗，都可能导致周边地区人心惶惶，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即使是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如果背后缺乏稳固的统治，也难以安心发展。
二、 经济发展上的掣肘与潜在的劳动力来源
山越族的存在，对东吴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双重影响：
阻碍经济发展： 在山越族控制或频繁活动的区域，正常的农耕和商业活动难以开展。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这都是山越族活动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东吴希望将这些南方地区发展起来，但山越族的抵抗，无疑是一道巨大的障碍。
潜在的劳动力开发：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东吴的统治者也看到了山越族潜在的劳动力价值。如果能够成功地“招抚”或“征服”他们，将他们纳入东吴的统治体系，这些勤劳的南方民族，将是东吴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尤其是当时东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开垦土地、修建水利、发展商业。
“江南之地，本国之沃饶，而山越犹处其间，未能率土之宾。” 这是对南方地区经济潜力的描绘，也暗示了山越族是这片沃土上的“不确定因素”。
“招徕山越，则民日增，耕稼渐充，则食足。” 孙权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表明了东吴统治者对开发山越族劳动力的期待。
三、 政治与军事策略上的调整：招抚与镇压并用
面对山越族的挑战，东吴并非一味地采取强硬的镇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了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吴的政治与军事模式：
“江南之乱，自陆逊破山越，乃止。” 陆逊的赫赫战功，很大程度上平定了东吴早期山越族的剧烈反抗，为东吴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策略，包括招抚和镇压相结合，既展现了军事上的强大，也留有怀柔的一面。
“招徕”与“流民”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吴逐渐摸索出了更成熟的山越族管理策略。除了军事上的打击，更注重“招徕”和“安置”。例如，允许部分山越族百姓迁徙到相对安定、土地肥沃的地区，给予他们一定的政策优惠，让他们融入东吴的社会经济体系。这种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东吴的人口和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瓦解山越族的内部凝聚力。
“移山越”与“服山越”： 在一些关键时期，东吴还会采取将山越族“移”到其他地区，或者通过“服”的方式，让他们归附，成为东吴的兵源或劳动力。这种策略，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稳定和发展南方地区的一种手段。
对士族的影响： 东吴统治者对山越族的管理，也间接影响了东吴的士族阶层。一些士族凭借与官方的良好关系，或者利用自身在地方的影响力，参与到对山越族的“招抚”和“安置”过程中，从中也获得了利益和声望。
四、 长远的影响：南方地区开发与东吴文化融合
山越族问题，虽然给东吴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从长远来看，东吴对山越族的处置，也为南方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南方开发的基石： 正是通过持续的镇压、招抚、安置和同化，东吴最终将原本分散、不稳定的山越族地区逐渐纳入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这使得南方地区能够逐步安定下来，开发农业，修建水利，发展经济。可以说，山越族的“驯服”，是江南地区能够成为东吴富庶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族文化的融合： 在这一过程中，汉族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也发生了碰撞与融合。山越族在融入东吴社会的同时，也带去了他们自身的文化习俗。这种融合，虽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无疑丰富了东吴的文化多样性。
对东吴政权的“磨砺”： 山越族的长期存在和反抗，也对东吴的政治和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种“磨砺”。东吴政权在应对这种持续性的内部威胁时，不断调整策略，积累经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统治能力和应对危机的韧性。
总而言之，山越族对东吴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几个零星的反抗事件。它是一个贯穿东吴政权始终的、深刻影响其内部稳定、军事部署、经济发展和政治策略的重大课题。东吴统治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展现出的策略灵活性，以及最终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东吴的历史走向，也为后来的南方开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可以说，没有对山越族的有效处理，东吴很难在南方站稳脚跟，更遑论与曹魏、蜀汉三分天下了。
网友意见
绝大部分人低估了山越等异族对于南方六朝政权的影响。举个直观点的例子，时间比孙吴晚两百年的刘宋政权所登记在编人口为517万，而宋书里记载当时在江汉以北、庐江以南的蛮族人有数百万。
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
凭这段记载，足以认为江南地区的异族人数目甚至不亚于汉人。刘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程度要高于孙吴时期，可以想象孙吴时期的异族人占到多高的比例。
我简单总结一下三国志里记载的吴国将领讨伐异族的成果，并列出其中的数字。
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馀汗。军讨汉兴，经馀汗。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长丁蕃留备馀汗。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於是军中震栗，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陈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二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
建安八年（203），贺齐得六万户，斩首六千，得兵万人。
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馀人。
建安中，陆逊得部曲两千余人。
出补馀姚长，召募精健，得千馀人。
建安中，吕岱得精健千余人。
比县建昌起为贼乱，转领建昌，加武猛校尉，讨治恶民，旬月尽平，召合遗散，得八百人，将还建业。
建安中，潘璋得八百人。
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楯，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军住经日，将吏患之。齐身出周行，观视形便，阴募轻捷士，为作铁弋，密於隐险贼所不备处，以弋拓堑为缘道，夜令潜上，乃多县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数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齐勒兵待之。贼夜闻鼓声四合，谓大军悉已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大破仆等，其馀皆降，凡斩首七千。
建安十三年（208），贺齐得两万户，斩首七千。
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馀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馀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
建安十八年（213），贺齐得万余人。
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命敕属城，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统素爱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馀人。
建安中，凌统得精兵万余人。
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建安二十二年（217），陆逊得精卒数万人。
后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馀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
建安中，全琮得精兵万余人。
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遗散，期年之间，得万馀人。
建安中，朱桓得万余人。
是时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馀人。
黄武中，全琮得万余人。
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
黄武中，张承得精兵一万五千人。
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黄龙二年（230），卫温、诸葛直得数千人。
五谿蛮夷叛乱盘结，权假濬节，督诸军讨之。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
嘉禾三年（234），潘濬斩首获生数万人。
六年，中郎将周祗乞於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降，逊料得精兵八千馀人，三郡平。
嘉禾六年（237），陆逊得精兵八千余人。
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馀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馀分给诸将。
嘉禾六年（237），诸葛恪得甲士四万。
以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馀家皆出降。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馀人，民五万馀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将军。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馀人，以充军用。
赤乌十一年（248），陆胤得五万余户，兵八千余人。
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赤乌后，钟离牧讨叛充兵役若干。
合计：得十三万户，三万零八百人（不算潘濬的数万和卫温、诸葛直的数千），兵十万四千（不算陆逊的数万）。
以上数字全部为去尾取整，户口、人口、士兵之间互相独立计算，且只计算有明确表示得到了人口兵力补充的记载，不计算其他讨叛记载。外加没有被记录在内的情况和被我遗漏的记载，保守估计吴国在各种讨叛行动中获取兵力在二十万以上。
吴国灭亡时登记的兵力为二十三万，外加实行的是传承性较强的部曲制，因而可以估计孙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兵力都是来自于讨伐异族。由此可见，讨伐山越对于孙吴的重要性可以说不亚于联蜀抗魏，只是由于史书的指向性问题，令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点。
孙吴帝国仲谋一世大帝：北伐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让我的皇家海军探险队出去搞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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